性、女权和避孕药

小蓟·夏静好
2018-03-09 11:38:47
几年前,与一位伟哥发明者的学生谈话,对方很谦虚地说,即使在影响人类私生活的药物中,伟哥也只能甘居第二,而排名第一的,毫无疑问是避孕药,是这种药片儿使得性脱离了生育,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愉悦。

而在《魔丸的诞生》这本书中,避孕药的影响却远不止于性。那药片儿是一种有效工具,也是一种符号,它改变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人际关系和女性角色,改变了现代女性的家庭、事业的选择。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说:“女性除非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解放。”口服避孕药赋予了女性这种权利。自避孕药出现后,家庭规模得以缩小;平民阶层的受教育水平得以提升;女性第一次彻底拥有了控制自己孩子数量的权利,不需要考虑身边的男人……

最初的最初,一位男性科学家在无意间发现了某个赋予女性性自由的秘密。与那位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伟哥的那位男性发明者不同,发明避孕药的那个男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说“片面的”真话为自己的研究寻找资金或是寻找参加临床试验的女性,以及,试验更小的剂量,以使避孕药减少副作用,降低价格。在毕生追求的那种“抑制排卵”的药物得到FDA正式承认7年后,他因胃癌去世。

那人叫格雷戈里•平克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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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与一位伟哥发明者的学生谈话,对方很谦虚地说,即使在影响人类私生活的药物中,伟哥也只能甘居第二,而排名第一的,毫无疑问是避孕药,是这种药片儿使得性脱离了生育,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愉悦。

而在《魔丸的诞生》这本书中,避孕药的影响却远不止于性。那药片儿是一种有效工具,也是一种符号,它改变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人际关系和女性角色,改变了现代女性的家庭、事业的选择。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说:“女性除非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解放。”口服避孕药赋予了女性这种权利。自避孕药出现后,家庭规模得以缩小;平民阶层的受教育水平得以提升;女性第一次彻底拥有了控制自己孩子数量的权利,不需要考虑身边的男人……

最初的最初,一位男性科学家在无意间发现了某个赋予女性性自由的秘密。与那位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伟哥的那位男性发明者不同,发明避孕药的那个男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说“片面的”真话为自己的研究寻找资金或是寻找参加临床试验的女性,以及,试验更小的剂量,以使避孕药减少副作用,降低价格。在毕生追求的那种“抑制排卵”的药物得到FDA正式承认7年后,他因胃癌去世。

那人叫格雷戈里•平克斯,是个俄裔犹太人。今天,人们把平克斯称作哺乳动物排卵研究的奠基人,甚至“性学家”,而在那个年代,研究兔子的交配与排卵,称量母鼠子宫这类工作并不是体面事,更遑论这种工作时常因为对“生命”这件神授事物的挑战而备受非议。平克斯不能理解为什么生理学研究者不能与他们所处的世界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在他哈佛的实验室,他尝试了让兔子的胚胎在体外受精然后植入母兔子宫中长大,正在尝试把兔子的受精卵放入试管中,使得它们在试管中长大,实现真正的试管婴儿。

平克斯的工作引起了很多主流媒体的关注,《泰晤士报》在评论中说,“如果那些生物学家所言不虚的话,爱将与为人父母毫无关系”——这话在今天听上去没问题,然而在当时,将性爱与生育分开,必将导致的是性爱只与欢愉有关,这已经无疑是对这项研究的隐晦批评了。更直接的批评者则认为,如果婴儿可以在试管中产生,“那将摧毁女性”,根据这些批评者,怀孕不仅让女人变得美丽,还能改善其神经系统。最终,这些评论与喧嚣的效果是悲剧性的,哈佛大学决定停掉平克斯的资助,而他的各种求职申请都如石沉大海,最终只能依靠一位老友的帮助,在克拉克大学拿到了一个薪水微薄的职位。

在克拉克大学所在的伍斯特,平克斯的实验室曾是一个老旧的地下室,附近的煤仓飘来的尘土经常污染他的试验品,还曾是居民区的一栋被称作“老年妇女之家”的爬满常青藤的砖瓦房。在简陋的实验室,平克斯找到了他的最佳合作者,刚刚从中国来到美国的年轻人张民觉,后者很高兴有一个实验室肯接受自己,并提供住处——一张搭在实验室一角的睡床。张民觉不会抱怨实验条件的艰苦,反而会会自豪地宣布,一次非常重要的实验中使用的兔子受精卵是他用厨房冰箱储存的。事实上,那些年,平克斯的家人同样从一家廉价公寓搬到另一家廉价公寓,甚至有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一家人居住在精神病院的一个房间里,当时的伍斯特正在精神病院研究精神病人。

每一分经费都发挥了充分的作用,然而,这点儿钱仍然完全不够完成平克斯的梦想,他不断去申请来自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生育控制经费,来自教会的反堕胎经费,来自制药厂商的投资……

在那个简陋的实验室中,这位科学家发现黄体酮可以抑制兔子排卵,正当他需要大量的钱去购买兔子和试剂进行进一步研究时,两个女人找到了他,她们能搞到钱。

反淫秽法与女权运动

根据1873年通过的,旨在净化社会风气和防止某些疾病传播的《反淫秽法》,以公共邮政散播“任何淫秽、淫荡、下流或猥亵的书籍、传单、图片、报纸、信件、写作、印刷品或任何其他不雅刊物”都是非法的。很不幸的是,避孕相关的出版物与药具也列在《反淫秽法》的禁止目录中,根据那条法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播避孕的药具是非法的,女性大多数时候只能偷偷地使用秘密途径流传的或真或假的方法进行避孕。(这事儿看上去是不是有点眼熟。)

1923年,一位女士带着塞得满满的八个大箱子横渡太平洋,从美国到欧洲,箱子里是精美衣物,衣服夹层中密密麻麻藏着包装得更精美的一千个避孕膜,“够避孕诊所用上一年的”。这个故事里的女士是凯瑟琳·德克斯特·麦考米克,首位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学士学位的女毕业生,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之一。

1932年,美国海关关员没收了寄给一个女人的一箱来自日本的试验性避孕膜,这次没收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诉讼,最终美国州立法院裁定:只要是医生,用公共信函传播关于避孕的信息或者寄送避孕用品,即为合法。这个故事里的收件人是玛格丽特·桑格,一位传奇式的社会改革家、女权主义者,以及全美有史以来最直截了当的性欢愉提倡者。

出生于一个有11个孩子的家庭的女孩桑格曾在纽约开设了美国的第一个计划生育诊所,几天后,诊所被关停。34岁那年,因创办的《叛逆妇女》杂志触犯了《反淫秽法》,桑格被迫流亡欧洲。从欧洲回国后,桑格骨子里的激进主义日益复杂精妙,她开始明白,这场运动如果聚焦于性爱乐趣,将永远得不到支持,但如果聚焦于健康,也许还有一线希望。桑格开始试图说服医生、科学家和企业领袖参与她的斗争,她开设避孕诊所,关注于那些饱受生育之苦的女性,“养育三四个孩子跟养育7个孩子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她经常提到自己不断收到的那些生孩子生到绝望的女性的来信——她们在糟糕的环境下因为生育过多子女而体力不支,或是因为使用原始的避孕方法而受感染,甚至死在堕胎的手术台上。桑格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可怜的的、脸色苍白的、悲惨的人妻,男人们打她们,她们在拳打脚踢下畏缩,但仍要抱起那个脏兮兮的婴儿,又回去为他服务。”

桑格与麦考米克相遇时,两个女人都已经意识到了一点,避孕这件事情,不仅仅让女性可以更自由地追求性的愉悦,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把女性的人生从怀孕这件繁杂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当时的人们说,是桑格使得“避孕”成了美国的流行词,但桑格自己却对此很不满意。在当时的避孕方法中,无论是安全期还是避孕套的使用,都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男性的配合,桑格写下的自己在纽约贫民窟的经历说:只要岁时满足性欲,男人们根本不介意有六七个孩子,而女人是真正承担后果的一方,怀孕的是她们,抚养孩子的也是她们。1950年,会见平克斯时,桑格已经71岁了,她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寻找到一种药丸,“一个女人可以每天早上搭配她的橙汁,或是在刷牙时顺手服下而不需要征求她枕畔那个男人的意见”。

第一个生产避孕药的西尔药厂为开处方的医生们准备的经典礼物是一个精致的镀金塑料镇纸,镇纸前面是个赤裸而丰满的立体女人,她的头向上仰起,双手正从一副沉重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镇纸的后面印着:“无拘无束”——这是第一种全面调节女性周期性机能的药物,在此以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作为其象征:挣脱桎梏的安德罗墨达。

美国的计划生育委员会

对于避孕,桑格精心地使用“生育控制”进行了包装,她把自己在寻找的这种药丸描述成一种神器,其效用足以改变命运、改善文化,解决饥饿、贫困和过度拥挤这些世界性难题的良方。在二战后婴儿潮的年代,对人口过多的担忧正当流行。

虽然隔了没几年,回看过去,上世纪的50年代是个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的朝气蓬勃又乐观向上的年代,在那个老龄化尚未冒头的年代,在人口问题上,人们讨论的问题与今天的中国类似,而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结论却今天的中国完全相反。

譬如,人们爱说:“学校的短缺,老师的短缺,工作的短缺,住房的短缺,护士的短缺,电力的短缺,道路的短缺,劳工最低保障工资的斗争工业过度机械化的争论,还有关于工资水平、农业收入、养老金、健康保险以及国家资源的开发等话题的争执,都起源于美国严重的人口过剩问题。” (这结论。。。)

另一方面,二战期间的人口短缺,刺激了大量职业女性的诞生,而二战后的婴儿潮,女人们被一个又一个的孩子拉回家庭的现实催生了女性自身对避孕的需求。对疲惫的已经尝过了自己赚钱味道的妇女而言,减少生育和增加生育间隔成了最迫切的需求。

于是,与中国当年的国家意志不同,一个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美国的民间通过自发组织出现,这个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包括:女权运动者、优生学家、担忧人口问题的政治家……

如果说,美国的人口过剩问题只是精英阶层的一种抱怨,到了发展中国家,比如波多黎各,节育几乎成了一种刚需。在波多黎各,55岁以内的妇女平均育有6.8个孩子,那里有如此多的人口,以至于来自波多黎各的移民成了令美国头疼的人口问题。那里的一位妇女说:“很久以前,女人们会因为生不出孩子而感到耻辱,然而现在,有些女人宁死也不愿意多生孩子。”

就在波多黎各,依靠着本地的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平克斯对他的避孕丸开始了人体实验——没错,没有伦理委员会,闭口不提这种药物只在动物身上试验过的事实,他招募那些做梦都想着不需要生孩子的育龄妇女,让她们服用药物,然后检查她们的排卵是否得到了抑制。那是只有在临床试验尚不规范的年代才能够完成的“违规作业”。

不断地有妇女因为副作用的不适感或是教会的宣讲而退出,许多退出试验的妇女很快就又怀了孕,而这些孕妇几乎是为这次试验做活广告,一方面,怀孕是一个可怕的结局,另一方面,这也证明了,这种药停药后可以马上怀孕。

在波多黎各、精神病院,以及自己的亲友——譬如平克斯的女儿——平克斯总共招募了221位有效的女性被试者来参加他的临床试验,而在递交给FDA的文件中,这场临床试验被描述作:在1300多个生理周期中……

意外怀孕比避孕药的弊处更大
 
1957年,平克斯的避孕药恩那维德作为“不育和月经不调”的治疗性药物推出的,在药物的不良反应说明中,它们说:这种药物可能会抑制排卵。而通过各种宣传攻势,医师们和部分女性都知道,如果你想避孕,可以吃这种药。

1959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获准出版两天之后——西尔公司正式要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公司将那药片儿作为避孕药出售。对于FDA的审查员来讲,避孕药是个难题,“其他所有的药物都是为了治愈某种疾病,忽然有那么一种药要给健康人长期服用”,要证明它的收益大于风险是件很难的事情。他们想了个办法,给全国著名的妇科医生去信,了解自两年前这种药物被批准后,女人们的服用情况。

在收回的问卷中,一位来自计划生育委员会最大诊所的所长泰勒的回信尤为详细,这位医生指出:在尝试避孕药丸的他的病人中,有2/3放弃了服药,主要原因是副作用过甚,他还提到了自己的怀疑:这种药会不会导致更年期提前?曾经服用过这种药物的女性,生出的女孩中出现过“阴蒂肥大和阴唇粘连”的情况。最终的听证会上,泰勒做了一些简单的计算,其中包括当时所有避孕方法的利与弊。避孕膜、避孕套也许并不会引起恶心或其他副作用,但它们未能实现很好的避孕,失败率太高。最终,一个戏剧性的反转情节里,泰勒力荐FDA通过这次申请——考虑到怀孕和生孩子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意外怀孕比避孕药的弊处更大。

1960年5月9日,FDA通过了恩那维德的说明书中增加避孕效用的申请,正式通告中这家机构提到,“批准基于其药物安全性,我们对于其中或可涉及的道德问题不进行评判”。

1965年,桑格在距87岁生日仅差几天时去世。她去世后,昔日对她批评最激烈的美国全国性天主教徒周刊《圣母颂》写道:桑格的“目标是让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一出生就有被哺育、照顾、受教育、被爱的机会…… 不论我们对于她节育的目的和方法有何等保留意见,我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够如此坚毅,立下同样的目标。”

避孕药被广泛使用后,一些妇女抱怨体重有所增加,也有人抱怨感到恶心,许多妇女的胸部都变大了——其增长规模甚至导致C罩杯的销售额在1960到1969年间增长了50%。而所有这些“不良作用”都抵不上这药的效果,一位妇女曾激动地亲吻杂志上平克斯的照片,“她是如此地感激这个人,因为这是她结婚八年来第一年没有怀孕”。

粉色小药片儿的中国遭遇

在中国,对避孕药的接受程度却没有那么高。激素、发胖或者导致血栓,来自各种渠道的“坏消息”总能在第一时间传入中国目标使用者的耳中。目前,在美国和英国,短效避孕药在避孕方法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6%和28%,而在中国,这个比例只有2%。

一位业内人士曾与我讨论时提及过这种情况出现的诸多原因。

在60年代的西方社会,女性的家庭话语权逐渐提高, 她们渴望真正拥有决定家庭的规模和自己生活的权力,避孕是那些女性的自发需求,节育是当时的女权群体的主题之一,而避孕药则是这场轰轰烈烈的争取生育自主甚至性自由的运动的一项胜利果实。而在中国,因为一些历史原因,避孕与节育隐隐带了一丝强制与不情愿的味道。

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之前,只有少量的精英女性在私底下寻求节育,等到计生政策出现后,节育与避孕变成了一种义务,在广阔的中国农村地区,这更是意味着强制的上环甚至结扎,是一种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作为一种需要女性主动使用的避孕方法,计生政策的推行过程中,避孕药显然不可能是主流方法,从而得不到大力的宣传和推广,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种药物的起效原理,只能将之臆想成一种“让人生不出孩子的毒药”。

在西方,人们认为,这种把生育的自主权交回了女性手中的小药片儿提升了女性的受教育水平,缩小了两性间的收入差距……粉色小药片儿改变女性未来的说法深入人心——1970年,女性占法学院新生的10%,商学院新生的4%;十年后,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了36和28。达成这一系列变化的不仅仅是那个年代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一位哈佛经济学家的研究显示,避孕药对此有最直接的影响。

在中国,从将伴侣出轨的原因归结为女性阴道松弛的缩阴手术,到“为他生一个孩子”,整个社会舆论很少将女性视为性与生育这件事情的主角。这里的女性几乎从未深刻感受过避孕为自己带来的重大收益,尽管她们心里明白,避孕失败后果的主要承受者正是自己,在避孕实践中,却仍是更倾向于把主动权让渡给身边的男性——在2016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进行的一项中国避孕方式调查显示,男用避孕套的使用大概占了所有避孕方式的73%。

即使是这种失败率不低的“主流”避孕方法,在实践中也时常被忽视,当谈及不带套(并不采取任何措施)的原因时,在知乎上,有女性认为,“破坏气氛”;有男性则表示,“激情来了呗”。 2016年,根据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那项调查,有36.3%和33.4%的被访者还在使用体外射精和安全期避孕这些几十年前就被判定为不靠谱儿的避孕方法。

而生育的另一面,堕胎,在这里并没有太多来自宗教、道德与法律的约束,即使避孕失败,后果也不会怎么样。这里每年的人流手术量是1300万,大约是世界人流手术量的1/6。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流行的“无痛人流广告”中,一个经典的款型是一个男孩(或男人),欣慰地陪他的女伴进行那场“无痛三分钟,烦恼去无踪”的手术。大有“爱他,送她一次无痛”之感……这其中的深意,也许值得玩味。
(本文以发布于微信公号:偶尔治愈 。我在文中略去了书中的另一个主角:洛克医生,他是个伟大的医生和行为得体的君子,然而,实在写累了,大家去书里看老帅哥洛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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