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CWW
2018-03-08 23:17:59

在巴迪欧此文中,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假说,理想,或者普遍性,而要理解此种普遍性,就必须从把握“共产主义失败”开始。

开篇,面对资本议会体制麾下的博学家与煽动家以及自我标榜中立学术的“政治哲学家”几十年不懈地妖魔化共产主义的努力,巴迪欧作为一名数学家,用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表达他对失败的积极态度。他说,费马大定理由提出猜想到最终给出证明历经三百年的尝试,而这三百年中的失败尝试何尝不是为最后的证明所做准备的漫长铺垫,在这些失败中,行不通的被发现否定,新奇的成为后续进展的启发,最终通向胜利,就是说,这三百年的努力无非是确证真理正在发生这一事实的完美证言。

巴迪欧试图在三个标志性的“共产主义失败”中理清脉络,发掘事件中的联结点与潜在内涵,为失败启发积极意义。这三个事件分别是:五月风暴,文化大革命,巴黎公社。显然作为法国人的巴迪欧有缘由选择两个发生在法国的事件作为论述的根据,同时他又对文革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中发挥的指导意义作出了极高评价。

他称文革为“全世界所有战斗性运动最鲜活最持久的参照点”,是“毛主义是潮流的历史基础”,而“毛主义潮流”在他眼中则是“六七十年代唯一真诚的政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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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迪欧此文中,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假说,理想,或者普遍性,而要理解此种普遍性,就必须从把握“共产主义失败”开始。

开篇,面对资本议会体制麾下的博学家与煽动家以及自我标榜中立学术的“政治哲学家”几十年不懈地妖魔化共产主义的努力,巴迪欧作为一名数学家,用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表达他对失败的积极态度。他说,费马大定理由提出猜想到最终给出证明历经三百年的尝试,而这三百年中的失败尝试何尝不是为最后的证明所做准备的漫长铺垫,在这些失败中,行不通的被发现否定,新奇的成为后续进展的启发,最终通向胜利,就是说,这三百年的努力无非是确证真理正在发生这一事实的完美证言。

巴迪欧试图在三个标志性的“共产主义失败”中理清脉络,发掘事件中的联结点与潜在内涵,为失败启发积极意义。这三个事件分别是:五月风暴,文化大革命,巴黎公社。显然作为法国人的巴迪欧有缘由选择两个发生在法国的事件作为论述的根据,同时他又对文革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中发挥的指导意义作出了极高评价。

他称文革为“全世界所有战斗性运动最鲜活最持久的参照点”,是“毛主义是潮流的历史基础”,而“毛主义潮流”在他眼中则是“六七十年代唯一真诚的政治创造”。文革所传达的理念在法国遍地开花,“为人民服务”,“交换经验”“斗私批修”不一而足,而毛的“红宝书”则为法国毛主义者在面对崭新情势时提供了别样的洞见。

面对当今普遍妖魔化文革的叙事,他称“这是1976年后那些成功逃过文革审判的掌权者对文革的复仇”。而对常见的十年文革的时间线,他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以大众运动为评判标准,能被称之为文革的充其量是65年11月到67年7月这段时间,由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激烈批判开始,在“武汉事件”的虎头蛇尾中结束。

在前面的溢美之词过后,巴迪欧话风一转,开始以“党-国体制的本质上分裂的状况”这一假设为基础,以“文革是矛盾的历史发展”为这一假设的核心,同时以“大众运动对党-国体制的否定性意义”为终点,试图理清文革中纷乱复杂事件中的核心矛盾,发现文革众说纷纭叙事背后的启示性意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巴迪欧以类编年体形式,逐一分析了文革中转折性事件,用“反常识”的视角来为事件的内涵做脚注。下面就是巴迪欧式的对文革不同寻常的切入。

“十六条”的的自我矛盾是文革内在矛盾的体现。“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首先在第三条和第四条明确了群众作为运动主体的地位:“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决定“又在第七条中赋予学生青年免受打击的豁免权:“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对于青年革命派解放自己的必然结果—形形色色独立于党的新组织形式,在第九条中,”决定“也有自己的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决定“不仅在最大程度上肯定了群众在党外自我组织的成果,还要把这种模式长期化,民主化。而对学生主体的豁免则刺激了青年革命者本已高涨的革新热情。 然而,尽管“决定”反复强调群众自我组织的重大意义,但是却在国家暴力机关上给这些运动上了一个紧箍咒,在第十五条中:“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尽管群众运动自由展开,但是每一个真诚革命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却被一笔带过了:谁来控制国家暴力机关?而在第十一条中:“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理应受到批评,谁受到赞扬?在斗争中如此核心的问题上“决定”也是没有多费笔墨。但如果我们熟悉任何如何去阅读任何一个共产党文件的门道的话,在这两条就不难看出,暴力机关的控制和敌我的最后辨别仍然落在传统的党-国体制下,也就是说,这两个事关矛盾发展根本走向的大问题,完全不在群众组织的讨论范围之内,国家的性质仍牢牢地由党来决定,而在这个党中,持革命态度的毛和他的支持者是绝对的少数派。因此,对群众的完全信任和党-国体制保有核心权力的事实无疑是这一“决定”所引领的文革中冲突不断的主要原因。

“上海公社”后的“三结合”政策是对文革引发的群众自我组织热潮的一种压制手段。群众自我组织的高潮集中体现在“上海公社”中,在当地官僚和老工团主义成员的阻挠下,毛主义的少数派夺取了地区权力,成为青年革命者的夺权典型,在全国引发了广泛的斗争热情,而这种自我组织方式与党-国体制的内在矛盾几乎预示着内战的到来,因此在中央小组的干预下,各地夺权组织纷纷被改组成革命委员会,而委员会这一称呼巧妙暗示了新生革命力量被整合到党施展权力的既定框架中的这一模糊信息,旧官僚,分裂边缘的军队与造反青年,就在这样一个模糊了自身属性的权力机构中结合了起来,就像阅读党的文件一样,用新视角审视“三结合”的内容,同时联系“公社”到“委员会”的微妙转变,不难看出“三结合”中干部军队造反派的和稀泥的权力分配方式就是在党-国体制中规训革命性力量的基础。

保守派始终是文革中的强势一方。“武汉事件”中保守派携军队,官僚以及部分工人,主要是老工联主义者,通过暴力手段逮捕当地造反派,甚至抓捕了中央派出支持造反派活动的中央小组成员王力。而在造反派与其他派别的军队成功夺回当地控制权后,王力和戚本禹所代表的“极左”派别要求清理军队的呼声石沉大海,王立本人则在回到北京受到江青以与百万革命群众热烈欢迎后被逐出领导圈。保守派虽然没有完全夺取武汉,但是他们在全国直到中央不可撼动的地位可见一斑,毛与他的支持者始终是以一种少数派的姿态与其周旋。

毛作为一个符号是文革中矛盾的集中体现。一方面他是党的最高领袖,是党一切合法性的来源,另一方面,又是毛指出活跃的走资派就在党内,是他以少数派的姿态向世人宣布:“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他作为“代表的代表”是党的化身,是党的象征,然而在文革中,他以个体的形式向党无情地开炮,这就让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化约为党的官僚主义,这种矛盾性未曾体现在之前的社会主义国家领袖身上,而巴迪欧则把毛这一矛盾性称为“个体(singularity)向再现(representation)的复仇”。他总结道:“毛就是一个悖论,是掌权中的在野党,是受辩证运动约束的辩证法家,是寻求克服自身的党-国象征,也是鼓励士兵不服从的军事长官。”毛自身所体现的矛盾性与文革中矛盾的历史发展如出一辙。巴迪欧在最终论断中强调,“这个矛盾就是党-国体制与无产阶级寻求新政治路径,再次革命,并且建设新形式的工人斗争的矛盾,党-国框架内对稳定和秩序的需求时刻与群众自我组织的不可控制性的冲突在文革期间被完全暴露出来。”这样,巴迪欧丢给我们一个问题:究竟要怎么做,我们才能避免一党或者多党的党-国体制,创造出一种无党派的政治,同时又不滑落到无政府主义的粗暴无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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