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 白鹿原 9.1分

礼教和欲望

清芷
2018-03-07 12:16:07

一、谈礼教之演变

谈到礼教,大多会和“封建”二字扯在一起,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始终把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任务。

礼教之说在古老的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可究竟何为“礼教”?这个概念涉及的时空太过辽远,我才疏学浅,只能略说一二。礼教礼教,最初的样式是作为一种行为、关系上的规范,一种等级秩序。儒家就极力推崇”礼“,对个人而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时候的礼教,更多是针对个人修身养性以及社会的行为规范提出的。可以说,并不具备”吃人“的威胁性。

不过当“礼教”被作为一种工具为统治者所用时,它的面貌必定大相径庭。礼教所涵盖的范围似乎越来越广,可它对人(尤其是精神方面)产生的果效是越来越压抑,越来越禁锢。宋代甚至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等奴役人民的教条。

所以,“礼教”的面目变得越来越狰狞,惹人憎恶,到最后摇身一变为“吃人的礼教”,这就不足为奇了。

传统封建礼教在中国大地绵延千年,它的根不可能不根深蒂固。而1915年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就是明确喊出反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旧道德,打倒孔家店!随后的文学革命,更是大力提倡白话文运动,以鲁迅、蔡元

...
显示全文

一、谈礼教之演变

谈到礼教,大多会和“封建”二字扯在一起,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始终把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任务。

礼教之说在古老的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可究竟何为“礼教”?这个概念涉及的时空太过辽远,我才疏学浅,只能略说一二。礼教礼教,最初的样式是作为一种行为、关系上的规范,一种等级秩序。儒家就极力推崇”礼“,对个人而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时候的礼教,更多是针对个人修身养性以及社会的行为规范提出的。可以说,并不具备”吃人“的威胁性。

不过当“礼教”被作为一种工具为统治者所用时,它的面貌必定大相径庭。礼教所涵盖的范围似乎越来越广,可它对人(尤其是精神方面)产生的果效是越来越压抑,越来越禁锢。宋代甚至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等奴役人民的教条。

所以,“礼教”的面目变得越来越狰狞,惹人憎恶,到最后摇身一变为“吃人的礼教”,这就不足为奇了。

传统封建礼教在中国大地绵延千年,它的根不可能不根深蒂固。而1915年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就是明确喊出反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旧道德,打倒孔家店!随后的文学革命,更是大力提倡白话文运动,以鲁迅、蔡元培为代表的新文学阵营和以章士钊、林纾为代表的封建复古派展开激烈论辩,誓死让新文学站稳脚跟。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以激进的态度批判所有“封建余孽”如今看来有失偏颇,就像有人会觉得鲁迅的一些文章写得太过于“尖刻、恶毒”。但就像面对一屋子在黑暗里沉睡的人,最先觉醒的那几个人必定是痛苦万分的,在一个连“搬动一张桌子,移动一个香炉”也是要流血”的社会,有时候必须彻底,必须决绝,必须连根拔起。

二、礼教与人性、欲望之复杂性

从文学革命前后的作品,到新时期文学,甚至在当代文学,“礼教”仍是个绕不开的主题,百写不厌。当然,它可以以多种姿态呈现出来,在《白鹿原》中,惹人注目的“传统文化”就浸透着礼教的汁液。而传统文化又和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紧紧缠绕在一起,共同谱写一出出礼教压制下人性与欲望翻来覆去的哀歌。

下面以《白鹿原》中的人物:白嘉轩、田小娥为例,分析礼教与人性、欲望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白嘉轩

《白鹿原》写了“最后一个地主”——白嘉轩,他和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某种程度上,白嘉轩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化身。他凝聚了礼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负荷,可以说,正是存在像白嘉轩这样的栋梁和柱石支撑着不绝如缕,封建社会才得以维系千年。

小说借黑娃的口,多次提到白嘉轩的身形特点是“腰板挺得太直太硬”。虽然后来被土匪们打折了腰,只能“像狗一样”佝偻着腰仰面看人,但在精神上,依旧“太直太硬”。这里说的“直”和“硬”,自然指的是白嘉轩所恪守的传统文化,丝毫不敢逾越和怠慢的祖传家训,不论是否压抑人性、摧毁人伦。

白嘉轩所恪守的传统文化,侧重于宗法文化,因此对政治有一种天然的疏远,更多靠近人伦。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内省、慎独、仁爱上面,他密集地注视着每一个可能会破坏道德秩序和礼俗规范的行为,自觉地捍卫着宗法文化的神圣。控制他人格核心的东西,是“仁义”二字。

“做人”,是他的毕生追求。

由于宗法文化是具有两面性的,所以白嘉轩的人格中也包含着多重矛盾:不是一昧地吃人,也不是一昧的温情,而是贯穿着一种人情和人性的不可解的矛盾——注重人情又抹杀人性。

注重人情方面,首先就在白嘉轩和长工鹿三间的“义交”上,虽是主仆,却真诚相待,毫无故作矫情或颐指气使之气,完全发乎真情。他不止一次地在自己子女面前郑重宣告:“记住,你三伯是我们的家人!”此外,在家庭内部,他把教育视作头等大事,言传身教,用心良苦。他深夜秉烛给儿子讲解“耕读传家”的匾额,唯恐失传;强令儿子进背粮食,为的是让他们懂得“啥叫粮食”。

可所有的“仁义”在面对任何“逾缴行为”时,立刻换了一副面孔。以冰冷、决绝甚至残忍的长鞭挥斥,显示出其“抹杀人性”的一面。

长子白孝文新婚后出现“贪色”,被他警觉后,及时遏制;女儿白灵是他的掌上明珠,百般骄纵,但当白灵表现出拒绝包办婚姻,自主选择共党等“离经叛道”的举动时,他不惜将她囚禁,逼她降服,最后甚至断绝父女关系,“只当她死了”。不惜葬送亲情来维护纲要的姿态,是令不少读者觉得白嘉轩太过“冷漠”的一大缘由。

维护宗法文化的行动,集中体现在对待被视作“淫妇”的田小娥身上。一开始他不准田小娥和黑娃进入白鹿原的祠堂完成合法的婚礼仪式,直接剥夺了其在原上生存的合理性;当田小娥和鹿子霖偷情的事儿被披露后,白嘉轩更是毫不留情地当众用刺刷作为刑法,抽得田小娥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甚至当田小娥被公公鹿三刺死后,传说其不散的魂魄给原上“引来“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瘟疫,昔日鄙夷轻视田小娥的村民为求自保,无不给这位“婊子”、“淫妇”烧香磕头,还许愿要“抬灵修庙”。

人命当头,还有什么不可抛弃的呢?还有什么值得墨守成规的呢?

白嘉轩就不这么想,不管田小娥活着还是死了,甚至不管这场瘟疫夺取了他妻子仙草的生命,他依旧不顾众怨、沉静如铁,说:“我不光不给她修庙,还要给她造塔,把她烧成灰压到塔下,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他果然在小娥的旧居上造了塔,连同荒草中飞起的小飞娥一并烧灭。

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同时是最冷血的食人者。

他身上所有的血液都为“仁义”而流动,他所有的血管都为“祖宗家规”而喷张。他的人性,他的欲望在礼义显得微不足道,但并不表示没有,只是以一种变相的方式含蓄地传达出来。比如小说开始不久,他就精心策划了一场买地戏,内心欲火中烧,外表上显出可怜和无奈,可谓深谙人心之道,目的则在把鹿家的风水宝地弄到手,保佑白家福运绵长。还有为了家族的传宗接代,他默许孝义媳妇和鹿三的小儿子兔娃睡觉的乱伦行为。

从中可以看出,白嘉轩恪守的“仁义”,不乏有维护自身利益而损害真正道德的封建因子,或者为了达到最终的“纲常伦理”,其过程便可以含糊其辞。礼教和欲望彼此掺杂,仁义文化和吃人文化并举。

(二)田小娥

如果说白嘉轩是恪守礼教的忠诚族长,那么田小娥就是与其相对的礼教叛逆者,不顾一切地要挣断礼教这条令人窒息的铁锁,飞蛾扑火般地寻求生命刹那间的绚烂,随后燃为灰烬。

田小娥不是潘金莲式的人物,在她身上有着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年纪轻轻,就被迫嫁给了年迈的郭举人,做一个小妾,实际地位连“狗都不如”。肉体享受着锦衣玉食般的生活,灵魂却无时无刻不在呐喊、叫嚣。

难道在日复一日的劳累琐事中,在索而无味地沦为“性奴隶”中衰残吗?她不甘,她压抑。所以,和黑娃的相遇和偷情,注定是杜丽娘的初次游园:“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虽然带有过分的肉欲色彩,但不失为一朵在暗夜中绽放的人性之花,举行“性”的武器向传统礼教反抗。

从大胆追求自由的生活,为自己而活来看,田小娥是勇敢的,甚至是无畏的。从现今看,其实她的愿望很简单,简单到只是想当个名正言顺的庄稼院媳妇罢了,可这点微末的希望也被白嘉轩的“礼”斩绝了,不准她进祠堂因而也不被白鹿原社会承认。

不论田小娥和黑娃是如何两情相悦且与世无害,他们的结合仍然遭到世人的鄙视和反对。相反,不论田小娥和郭举人的婚姻是如何的不和谐不人道,人们也视为理所当然,没有丝毫惊奇。扭曲的“礼教”孕育出荒谬无情的伦理道德观,可悲又可叹。

黑娃出逃后,独自在破窑中的田小娥仿佛被遗弃了,她始终被白鹿原这个宗法社会所不容,丈夫的离开更是让她形影相吊。在这个空隙,鹿子霖趁机占有了她,她虽不甚愿意,出于无奈还是抓住了这根稻草。

“性”再次成为扭转她生命的工具,只是这一回,她带着被孤立的委屈,带着被世俗不容的愤怒,开始想要戏弄社会,报复社会。悲哀的是,这个女子成为了鹿子霖的一颗棋子,成为宗法斗争的牺牲品。

鹿子霖借田小娥想要给白嘉轩的儿子白孝文“泼污水”,他达到目的了。白孝文禁不住田小娥的诱惑,成为人人唾弃的“不肖子”。可是,田小娥却没有欣喜,只是沉重。原本对白孝文充满敌意的田小娥面对倒向她怀抱的男人,又顿时心生爱怜。她出于好意给白孝文吸食鸦片,却引得更加沉沦,这里头孰是孰非?

当鹿子霖在诡计得逞后的“狂欢之夜”纵情声色时,田小娥却“尿了鹿子霖一脸”!这个奇举无疑是对鹿子霖卑贱人格的辛辣讽刺和厌恶,是一笔绝唱。鲁迅先生谈到陀斯妥耶夫斯基时指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到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而且还不一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他们活得长久”。

作家写田小娥,真也近乎这样的人性深邃程度。

田小娥的毁灭是必然的。她被自己的公公鹿三所杀害。但鹿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凶手,鹿三代表着笃信礼教的劳动者,是礼教活活把一个女子吞噬了。

田小娥的一生是一个可怕的困境:顺从传统礼教就得接受非人的屈辱的境地;要想反抗非人的屈辱境地以获得人的生存境地就要得罪传统礼教,被传统礼教视为罪不可赎的罪人,并最终沦于被传统礼教吃掉的命运。

和被礼教这把桎梏狠狠铐住一生的女人相比,田小娥是幸还是不幸呢?诚然,她在世的年日是如此迅疾,遭人鄙夷,被骂为“婊子”。转眼间在屈辱和不平中香消玉殒。但与此同时,她是否也拥有过其他女子无比期待却不曾拥有的生命的极致自由和爱情的绽放,在某一刹那感受到作为一个脱去奴隶外衣,成为堂堂正正人的价值感和尊严感?

三、五四后礼教之演变

首先,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正大光明地向传统礼教展开抨击。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矛头就直指封建伦理。“重新固定一切价值”的口号在青年们中间沸腾。

《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新”成为觉醒之人热烈追求的太阳光,要照亮所有的尘埃,驱散一切的黑暗。学术思想、风俗习惯、政治制度,通通需要改头换面。

在这个过程中,外国的文艺思想大量涌入进来,成为五四思想巨变的一大动力。进化论思想成为推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利器,承载着腐朽铺张的载道书籍被贬值。此外,人道主义大力宣扬人的价值,人的个性,成为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

文学不能是统治者控制民众的手段,不是游戏消遣的工具,而是如实地描绘劳苦大众的真实境况,记述世间男女的喜乐和悲哀。文学不再是政治的附庸,而是一种独立的艺术,表达社会人生,探讨心灵的艺术。

当时,《新青年》上印刷了易卜生的戏剧,《娜拉》《国民公敌》《玩偶之家》更是掀起了全社会对妇女问题的讨论,引发了一系列对婚恋家庭、对妇女儿童、对教育改革的探讨,问题小说、问题剧风靡一时。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自由恋爱,废除裹脚,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等逐渐风行,并在改革开放后自然地接受西方的后现代思想,性自由、性解放似乎成为另一种景观。在新时期文学中,身体写作,女性写作大量充斥着性的描写和自怜的呓语,看似解脱礼教的背后是否是欲望无节制的泛滥和失去控制?礼教和欲望,是否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与和平?在新时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与深思。

0
0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回应(0)

添加回应

白鹿原的更多书评

推荐白鹿原的豆列

提到这本书的日记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