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小结

青衣未依
2018-03-06 17:02:20

谈论思想,那么我们必须要了解思想产生的土壤。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萌发地,必然是以氏族血缘为联结的小生产方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出发点就是前者氏族血缘,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的出发点则是后者小生产劳动者。 以氏族血缘为出发点,就必然要强调“礼”的作用,以此来维护氏族对内的稳定,对外的权益。但是,随着外在环境——氏族社会逐渐向地域性国家转变,礼崩乐坏,孔子不得不“以‘仁’释‘礼’,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希冀君臣民的内圣,来达到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不得不说,正是这样的思想极大的塑造了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但我们也清楚认识到,这样的思想在当时的环境是不可行的,法家的盛行也刚好印证了这一点。 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仁学”的血缘因素和心理因素,而荀子则在残酷的现实中不得不寻找更加有力的思想武器,“制天命而用之”最能体现荀子思想的精华以及儒家思想的转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则深刻地揭示了荀子或者说中国人内心深处“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并非空穴来风,是来自于在小农生产背景与科学技术落后的现状下对天的顺应。 在这里,我不得不插叙书中孙老韩这一条线。这一从军事经验中提炼出来的辩证法在 《老子》的作用下提升到政治以及社会层次,再具体到法家的“重刑”治国思想,看似脱离了中国思想的原生土壤,实则正体现了这原生土壤的巨变——从氏族血缘统治到地域性国家体制,再到大统一专制帝国。法家在乱世兴盛,而在大一统后迅速被儒家取代吸收,成为其“外王”、“治法”路线,一如贾谊所言“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二则表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元结构——家庭,具有深厚的基础。 孟子“内圣”、荀子“外王”,构成了儒家内部的二律背反,在其后的千年里,倒有一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即视感:秦汉重外,魏晋重内,宋明治人,明清治法,中国古代思想在这种内在系统中越发根深蒂固,最后竟然到了国破家亡的地步,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再说墨家,以小生产者为代表,其地位相比儒家,更接地气,因此,“节用”、“重力”、“交利”的思想呼之即来。也正是墨家脱胎于从事现实生产的小生产阶级,所以带有浓厚的朴素浪漫主义思想——“兼爱”,以及原始的宗教人格神思想——“天志”。现实的需求、宗教的痕迹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望构成了墨家思想的三大支柱。 如果说儒家代表着中国古代思想的正统,那么墨家则是底层劳动人民思想的凝练。在政治极大的迫害底层人民时,我们总能在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中发现墨家思想的痕迹。依我看来,墨家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更多地起“政治上的反抗”作用。 本书非常有趣的一条线是“壮玄禅”,庄子、魏晋玄学,禅宗的哲学共同点在于以本体论的角度展开。庄子追求理想人格、玄学家不仅注重养神还服药以求长生、禅宗则更多的是追求“神秘性质的心灵体验”,三者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消极色彩,但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它们起到了引导“个体上的反抗”作用,即出世的精神。 当然,构成中国古代思想的类别还有很多,但是构成中国古代文化—心理结构的主干还是这“一正两分”“一正两反”,也正是这两个特性在根本上保障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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