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与律法:复仇的演变

熵山早行
2018-03-05 22:16:04
《基督山伯爵》是本很侠气的书。

当年一贯读起来最快的书,就是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其他的小说,多少要慢一点;人物太复杂(如红楼梦)或者思想太缥缈(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就更长。而基督山伯爵,我是用读武侠的速度读完的——上百万字的厚书,仅仅四天一气读完;由于有段时间没看武侠,已经很久没有这等畅快爽利的体验了。

所谓侠,伸张正义而已。但这侠客心中的正义究竟算不算得公认的正义,就不一定;于是侠有好有坏。要说好,郭靖讲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要说不好,当年也有古话讲“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复仇,永远是有关侠的一个大话题:为己复仇也好,为人复仇也罢,常常既算得伸张正义,却又违背法理和宽恕的原则。而基督山伯爵书中的矛盾和焦点,就在这儿。

主题之外,甚至连文字,都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大仲马的文字描绘生动,但干净简洁;不该解释的地方绝不多做一句解释,读者自可揣度。且说书中有这么一句:

“凡是睡眠,只要不是唐格拉尔害怕的那种睡眠,总有醒来的时候。

“唐格拉尔醒来了。”

这么两句话简直让人产生错觉:读过的都清楚,这可是地地道道的古龙啊!这种酷中带拽的文字,一向是古龙的招牌(传说最初是为了赚稿费);却能在一本翻译过来的小说中得见(这儿大概说反了?毕竟大仲马在先),实在是难得。于是从内容到文字,都难免从中国“侠”的概念来观照基督山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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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勾画一下情节。水手唐戴斯因为原来船长死去要升任船长,遭到同僚唐格拉尔的嫉妒;因为要迎娶美丽的梅塞苔丝,遭到情敌费尔南的恨。两人合谋陷害唐戴斯阴谋帮助拿破仑(那个时代正是拿破仑和波旁王朝斗法,政治犯遍地皆是);却偏偏赶上检察官的父亲卷入阴谋。于是检察官为保父亲烧毁证据,将唐戴斯投入死牢。

唐戴斯在绝望中,得遇隔壁牢房的神甫,帮他分析他是被谁、如何陷害,教了他各国语言、种种知识与礼仪;临终前还告诉了他神甫所知一笔巨大财产的埋藏地。唐戴斯历经万险成功越狱,取出财宝,着手复仇;十余年过去,他的三个大仇人已经分别发达,费尔南与他绝望的未婚妻成了婚、参军成了将军,唐格拉尔成了富有的银行家,维尔福成了巴黎的首席检察官。而当年为他奔走的恩人、船主莫雷尔,却入不敷出、濒临破产。

于是四条线,一条报恩、三条报仇,彼此交织:他利用巨大家财和知识、换名基督山伯爵打入巴黎社交圈,成为人人敬仰的存在。他先匿名以巨款帮助莫雷尔脱险、重新经营起远洋贸易,而且时时帮助他的子女。然后,他设法探听到当年费尔南做将军的时候,为了一点钱出卖自己的恩主、导致恩主一家非死即被买为奴的背叛,隐秘地将信息捅给报社,于是费尔南身败名裂、妻子儿子离他而去、自杀了事。他撩拨心地险恶的维尔福夫人(维尔福女儿的继母)使毒,一个个毒害维尔福的家人,直到维尔福发现、下决心勒令夫人自杀;他找出当年维尔福和现如今唐格拉尔夫人的私情,和这两位的私生子(两位以为已经死去,但实际阴差阳错被救起,成了地痞流氓);然后这位地痞流氓犯罪,维尔福当庭指控之际,曝出此等新闻,让维尔福身心崩溃。他以其富可敌国,轻松使手段耗尽唐格拉尔的家财,但最终宽恕了唐格拉尔,没让他饿死在强盗的手下。

这儿略去了细节,甚至一些算不得细节的爱情故事;不过大致思路如此。说起来,这儿的基督山和一般的侠客,还有不同:侠客都是自己着手报仇,非得手刃仇人不可(或者按照欧洲的方式,决斗);他们思维常常简单而且直线条。但基督山伯爵却是个更深沉的存在:他认为一死不足以报尽大仇,非得将这些人先折磨个够不可;而且所有的复仇他都不亲自着手,所以真要说起来,他的手底颇干净。

你看,这三位都算不得他害的:费尔南自己已经是行了不义,伯爵不过是将这些事探明白、捅出来,不过是传递信息,而之后费尔南的自杀,自找而已。维尔福夫人本来阴险,伯爵只是一点点撩拨,就去激发她们自相残害;如果没有伯爵,她未必不会毒害这个非亲生的女儿和疼爱女儿的祖父(更何况伯爵救了女儿的命)。至于唐格拉尔,本来起家不义,散尽钱财,伯爵也都捐给了济贫院,并且即使让他挨了几天饿,却也没要命。伯爵扮演的是天主的角色:他将一切调查清楚,然后四两拨千斤,把正义的天平调平,手法也并不过分——可能唯一过分的,是他明知维尔福夫人的企图却见死不救,致使无辜被害;也是这点内疚,让他最后宽恕了唐格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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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点过分,也不得不承认,复仇的故事让人看着舒服畅快。从道理上说,我们大概明白,宽恕的价值很大,宽恕非常了不起,宽恕比复仇做起来更难、也要求更博大的心胸。但不论道理怎样讲,落到实处,复仇,无论看起来多残忍,看着就是大快人心。这奇怪么?

这要追溯到人类的进化去了。人类的进化有这么一个困境,我们可以拿囚徒困境来举例子。囚徒困境简单说起来,是这样的:两个罪犯被抓紧监狱,分开审讯,彼此之间不通音信;两个人如果都不招供,证据不够,只能各判一年然后放出来;如果一个合作另一个不合作,合作的可以直接释放,不合作的要坐15年牢;如果都招供,就各判十年。

之所以叫做囚徒困境,其困境在:对于两个人,总体来说最好的结果是两个都不招供,各判一年了事;但对于两个人,最理性的决定都是招供。设想你是A,如果B招供了,你最好招供,因为10年比15年更好;如果B不招供,你也最好招供,因为不坐牢比坐一年更好。于是,如果两个人都从最理性的角度出发,却会导致对两人总体最糟糕的结果。

那这困境如何破解呢?在单次博弈中,太困难了。两个人如果只合作这一次,两个人都有巨大的动机卖掉对方;事前商量的再好,一到分开要做决定的时候,谁能保证不背叛呢?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招供似乎是最合理的。在现实世界,囚徒困境的例子也不算少,军备竞赛就是最出名的一个:对于两个大国,对彼此最好的结局都是不增加武器投入,彼此都更安全、人们生活也都更幸福;但对于两边单个分析,最理性的决策都是增加武器投入。于是军备竞赛产生,为害不浅。

解决囚徒困境的一个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复仇的心理机制。设想:两个人被抓进监狱之后,A知道B是一个复仇者,当遇到背叛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复仇;他如果选择了背叛,出狱过上15年之后(这个囚徒困境书中用过的数字,还恰好几乎就是基督山伯爵坐牢的时间),他知道对方一定会来找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他杀死——面对着15年之后无日无夜担心受怕,还不如合作、两人各坐一年牢更好呢。对于B,如果A是一个复仇者,也是一样。于是,如果人们有复仇的心理机制,人们就更容易解决合作的问题——更不容易为了自利背叛对方。复仇,和人类所推崇的种种美德一样,都是为了合作服务的。

这似乎看起来很接近常识。不过,分析的更深一点的好处是,你的看法因为有了逻辑的撑持,能够迎接种种怀疑。常常有些观念,从个人的角度看复仇,把复仇贬斥的一文不值;当再面对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明白:从个人的角度看复仇,是不对的,因为那始终是一幅片面的图景。从个人看,复仇有什么意义?事情都已经过去了,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不比揪着过去、揪着仇人不放更好么?宽恕,不是能让你的内心更平静么?但当你能够从广大的图景看过去,就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只有每个人都不理性地有复仇心,人类的合作才不至于出大偏差;如果人们都如上理性地为己思考,整个人类的合作体系就容易崩坏。像赫拉利说的,没了合作,人类不至于成为地球上的霸主。

所以再看基督山,若是哪位代入情境、觉得基督山要是放下、宽恕,用那财富去开启新的生活、帮助别人(事实上他也确实助人了:莫雷尔父子一家,和把唐格拉尔的不义之财给了济贫院),该多好啊!倒也不错;从个案来看始终是如此。不过基督山伯爵所代表的这种信念,对于人类,和一切人所推崇的美德一样,都不可或缺,都崇高伟岸;人们大可不必为了复仇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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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明白复仇其实有理。但是复仇倒也有个问题:这一类事情,冤冤相报何时了。若A复仇杀死了B,B的后代子女又要复仇杀死A,如此无穷无尽下去,人类不就陷进杀戮的泥潭、哪还有工夫做其他的呢?于是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我们用法律,来替代了简单的同态复仇。我们把报仇的权利让渡给国家,让法庭帮着我们完成复仇,于是避免了冤冤相报的困境;而既然法庭已经拿走了报仇的权利,个人再因报仇杀人,就是犯法了。

于是在这之后,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困境:有法律就必然有冤案,或多或少;当法律不能够主持正义,个人应该怎么办?换言之,如果一个人的父亲母亲被杀,杀人者却因为金钱权势关系得以逃脱重罚、只是轻轻惩戒,这人该怎么办?这孩子若杀死仇家,自己也难逃牢狱之灾。这就是侠的困境:从一个角度看,像宋明时代的武侠们,官府无能,于是要侠客们出来匡扶正义。犯罪者可以因为其权势金钱逃脱惩罚,法律无能,要有人来代替法律、执行复仇。另一方面,虽然官府可以错,个人也可以错;若是见事不全、没弄清其中因果,就擅行私刑呢?若是报仇过当、牵连他人呢?

这就关涉到,在法治时代,我们该如何对待侠客。首先,我们不可能再回到那个侠客当道的时代,我们已经说过为什么同态复仇行不通;于是我们要建设法治。法治永远不可能完美,但要逐渐改善以趋于完美。这不必说。所以一方面,对待侠客,不必太宽厚,依法办案,总是没错;即使是复仇,也要受惩罚。

但另一方面,复仇者通过舆论,对社会大众和法律可能都是一个提醒。复仇者用自己的行为,试着把人们领进法治之光所忽略的死角。人们会明白:他是因为这些而犯错,当年伤害他的,却没有被惩罚。这不意味着复仇者可以躲过惩罚;但这意味着有些东西需要改变。我们说过,需要不断改善法治的形式,来使它愈发趋向正义:这些人,很大程度上,就是改变法治的动力。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案子,就很可能推动法治的进步。像前一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张扣扣案:张扣扣母亲当年被一未成年人杀死,后者判刑7年;张扣扣长大成人后为母报仇,将这人杀死。张扣扣杀人,即使动机不坏,当然不能逃脱惩罚;但这也同时引起人们关注:为什么当初的凶手,一个杀人凶手,可以如此轻地量刑,以至于让张扣扣感到极不公正?这不一定说明什么,但可能说明些什么:至少引起关注和反思,就是好的。

这就有点像卢梭,和他的《论公民的不服从》。公民可以不服从么?当然,但要承担后果。卢梭因为认为当时美国正在进行的一场战争不正义,拒绝纳税;然后心平气和地被关进监狱。他对后果心知肚明,但愿意承担,他想做的,不过是激起人们对这事情的思考,他在牢中度过的年月就有意义。这也有点像甘地,和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英国人规定的那些、欺压印度人的法律,我们不遵守,我们排队进他们的仓库拿我们需要的;但当他们攻击,我们也不反击。英国人拿棒子打我们,“他们有狼牙棒,而我们有天灵盖”。

就这意思:所谓侠,行正义可以,但要承担后果。如果法律真的有不正义之处,为国为民做一点牺牲,也在所不辞。其实对错很多时候很难说,尤其是在当时的时代:在今天看过去我们明白梭罗和甘地的苦心,但当时的人们未必。而更多的侠所行的,可能根本就不是正义,只不过是简单的私刑而已;个人的识见也容易有限。魏征当年说的“憎者唯见其恶,爱者至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违背法律去行正义,若行的实际上不是正义,自然受罚;若行的是正义,也要受罚;可能的奖赏只是,人们或许因此而做出的一点改变。法律制约了侠,而侠也可能通过他们的行为反过来提醒法律、完善法律。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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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散到这儿,已经和我们的基督山伯爵关系不大了。基督山伯爵探讨的是复仇,写的是善恶有报的故事,但绝不像哪些位贬损的,是那个年代网络小说的水准:即使抛开大仲马编织复杂故事、人物关系的手法和雄健的笔力不谈,单是立意也不低。基督山伯爵不是个浅薄的、被复仇遮蔽了双眼的人;他,如他自己所说,是天主派来平衡这世上天平的。他的复仇,不是简单的以命相抵,他只是撩拨,激发出这些恶人本来具有的阴暗,然后几乎自相残杀。他的复仇方式,可不就是天主所能采取的吗?而巨大的财富,让他有可能实现这个角色。而欣赏文学的人,常常犯上另一种范式化的病:见不得happy ending,否则就是浅薄。基督山伯爵离去时那有关“等待和希望”的呼喊,在复仇的主题之上,不是又添了一层层次感吗?

于是粗浅看去,只能看到复仇的快感;深一点,我们会看到有关复仇的种种矛盾、种种问题、种种疑虑,以及基督山那关于等待和希望的肺腑之言。能从死牢中那样的绝望里恢复过来,绝非凡人;吾辈只可以试着体会罢了。大仲马还是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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