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美国主仆互窥隐私,狗血堪比肥皂剧

公子介
2018-03-05 看过
震惊!美国主仆互窥隐私,狗血堪比肥皂剧


当我翻开正文的第一页,看到“奥巴马”三个字时,突然意识到,手中的这本书,不是我想看的。

我想看的“大数据”相关的书籍应该是,纵横千年,回顾数据在人类历史中的浮沉变迁,论述互联网下大数据的蓬勃兴起,特别是大数据在政府管理、商业营销、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应用。当今世界的大数据潮流是什么?国外公司有什么新的实践?中国大数据应用的现状?大数据的个人如何保护隐私?

遗憾的是,徐子沛的这本《大数据》,更多的是以美国政府政务公开为基点,延展论述大数据在透明政府、企业创新、社会变革的角色与作用。




为了方便论述,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地把美国比作一个小区,姑且称其为加州风情小区。小区的两大主角,当然是业主(美国公民)和物业(美国政府)。

虽然物业是业主聘请的,物业的经理是业主选举产生的,但物业的权力太大,为了制衡物业,小区业主又成立了业委会(国会)。清官难断家务事,国会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因此,又在小区里找了几个德高望重的业主组成了乡贤院(最高法院),遇到纠纷时主持公道。

业委会是立法机关、物业是行政机关、乡贤院是司法机关,这就是所谓的三权分立。业委会可以制定通行小区的规则,但物业经理可以否决业委会制定的规则,业委会又可以多数票强行通过被物业经理否决的规则;物业经理任命乡贤,但乡贤并不听命于物业经理,乡贤院可以认定物业经理的命令无效;物业经理任命的乡贤,必须经业委会同意才行,乡贤院反过来可以宣布业委会通过的规则无效,这就是所谓的三权制衡。

当然,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除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还有“第四种权力”——媒体。今天30栋的杰瑞阿姨的狗咬了13栋汤姆大爷的猫,明天物业的克木顿和前台小姑娘搞起了婚外情……这个小区足够大,八卦足够多,养活了一大批媒体。媒体号称“无冕之王”,犹如探照灯一般,监督着小区里的一切。

起到监督作用的,不仅有媒体,还有社会组织。这个小区的业主,有个坏毛病,天生就对物业不信任,对媒体也没有绝对的好感。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组成了形形色色的团体,抱团取暖。如妇女们组成了“永远18岁美少女联盟”、爱狗人士组成了“铲屎官委员会”、反对抽烟人士组成了“抽抽抽抽死吧协会”。

除了以上主体,业主中,还有一些租户(移民)和非法租户(非法移民),当然,还有卖水的、扫地的、除草的形形色色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

徐子沛笔下的大数据故事,正式开演。

这个故事的焦点,当然是大数据了。

什么是大数据?

《大数据》一书将其定义为,指一般的软件工具难以捕捉、管理和分析的大容量数据,一般以“太字节”为单位。“大数据”之“大”,并不仅仅在于“容量之大”,更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海量数据的交换、整合和分析,发现新的知识,创造性的价值,带来“大知识”、“大科技”、“大利润”和“大发展”。

也没那么复杂,一切被记录、可量化的,都可以归为“大数据”。如物业收的物业费、业委会制定的规则、乡贤院裁判的案例、业主的车牌号、清洁公司清运的垃圾数量……

物业收钱办事,业主当然希望了解物业的运营情况,看看物业费是怎么花掉的,看看小区楼梯广告费都去了哪里。作为小区的管理者与服务者,物业也想了解业主的起居情况,方便管理小区。

然而,双方又都不愿意公开己方的信息,一场互窥隐私的拉锯战爆发了。《大数据》一书的论述主线,便是围绕美国政府的信息采集、管理和公开等展开。

虽然业主不愿意隐私被物业窥探,但也有妥协的时候。比如,1917年,加州风情小区和柏林都市小区打架,物业提出,要给小区里的德裔业主发身份证,以加强管理,防止间谍活动,甚至有机构提出,给全体业主发身份证。这一窥探隐私的主张,遭到业委会强烈反对,最后双方妥协,只给德裔业主发身份证,打完架后,身份证要立即废除。类似的待遇,还发生在日裔、意大利裔、华裔业主身上。2001年9月11日,加州风情小区遭受了恐怖袭击,一时风声鹤唳。物业旧事重提,要求建立身份证制度,虽然未能如愿,但也先后出台了《爱小区者法案》和《小区安全法》,以安全之名,大大扩张了物业收集业主隐私的权力。

物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第44任物业经理奥巴马,就宣称要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物业,建立起透明、公众参与和多方合作的制度,并在上任第一天,签署了《透明和开放的政府》备忘案。

正是在物业与业主,以及业委会、乡贤院、非政府组织等各方博弈下,加州风情小区更加公开、透明和公正。

只有不好看的书,没有不想看的书。

《大数据》确实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既宏观论述了三权分立、《信息自由法》等美国政经制度,又微观诠释了最小数据集、数据仓库等概念,绘制出出一张异常精彩的美国信息开放的全景。

最为难得是,《大数据》一书在宏观政策与微观技术之间未有偏废,取得了完美的平衡。这与徐子沛的经历有关,徐子沛的早期经历是计算机专业背景的数据库程序员,后又在中国政府部门从事统计工作。对数据应用与政府管理之间的思考起点,正是源于工作。赴美留学后,徐子沛工作又和数据、政府打上了交道。其所任职的公司,是美国政府合同商,致力于各级政府部门提供数据解决方案。

资深的专业背景、丰富的从业经历,让撰写一本关于美国大数据的书,显得游刃有余。但如果徐子沛对政治没有天生的兴趣与敏锐,《大数据》可能只是一本枯燥的技术向书籍,而非像现在这样,趣意盎然、气象万千。

徐子沛笔下的美国大数据之争,表面上是技术之争,背后是权力之争。读懂了美国政经体制,才能读懂美国大数据。

这让我想起了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如果说,《民主的细节》是一把手术刀,“庖丁式”地将美国拆解开来,逐一评述,再拼接出一只完整的“牛”,那么,《大数据》则是一柄内窥镜,沿着大数据的脉络游走,串起历史、文化与现实细节,再现了“牛”的全貌。

两本书的共同之处是,手术刀、内窥镜下的这头“牛”,是真的牛。

美国牛早已以数据为铠甲,武装到牙齿,中国龙显然落伍了很多。

徐子沛认为中国应该摘下“差不多先生”的文化标签,看清了症状,看错了病因。

互联网化,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大数据化。大数据正在成为现代社会最基础的设施之一。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久经市场经济的淬炼和互联网的普及,商业力量对数据的挖掘、公众对数据的重视,中国已不亚于美国。

最大的差距,还是在于两国政府。1967年,美国就通过了《信息自由法》,2008年,中国才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哪怕是10年后的今天,公民想查询某些信息,依然是无从查起。

我们不是“差不多先生”,我们是“查不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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