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通诠 社会通诠 评价人数不足

小引

完全内在
2018-03-05 14:49:09

前言:下文作于15年7月,主要参考了(王宪明,2005),此次重发,修改了少量不准确和浮夸的词句,希望能为那些对严复研究感兴趣的初学提供一些指引。原来取的题目是“偏离与矫正”。


即使忽略原作书名的明示(A History of Politics),严复的译述活动本身就是政治介入的产物。仕途和政见双双失意促成了这一转变。但对时局的热切关注决定了伊不可能是个安分的译者,对此我们不乏证据:许多译文过于大胆,肆意裁剪原作;按语又常旁证补阙,议论感叹。他甚至没能贯彻自己提出的翻译原则。这种偏离当然不是由语文上的不足造成的,史华慈教授的研究雄辩的否证了这一观点,在译文与原作的偏离处考掘出了具有思想史意义的误差。但史华慈教授的解读是否也存在某些偏离呢?何以严复需要翻译一本普及社会演进的著作来反驳孟德斯鸠150年前相对静态的分析呢?虽然严复的政治翻译属于边缘活动,这一说法未免失之空泛,何况严译《社会通诠》是在《法意》之前。

此书的两篇序言则提供了另一种更切近的解读思路。在简述了该书的主旨和读者对选译此书可能有的困惑之后,夏曾佑断言“神洲今日之急务,莫译此书若”。随后分析指出维系政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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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下文作于15年7月,主要参考了(王宪明,2005),此次重发,修改了少量不准确和浮夸的词句,希望能为那些对严复研究感兴趣的初学提供一些指引。原来取的题目是“偏离与矫正”。


即使忽略原作书名的明示(A History of Politics),严复的译述活动本身就是政治介入的产物。仕途和政见双双失意促成了这一转变。但对时局的热切关注决定了伊不可能是个安分的译者,对此我们不乏证据:许多译文过于大胆,肆意裁剪原作;按语又常旁证补阙,议论感叹。他甚至没能贯彻自己提出的翻译原则。这种偏离当然不是由语文上的不足造成的,史华慈教授的研究雄辩的否证了这一观点,在译文与原作的偏离处考掘出了具有思想史意义的误差。但史华慈教授的解读是否也存在某些偏离呢?何以严复需要翻译一本普及社会演进的著作来反驳孟德斯鸠150年前相对静态的分析呢?虽然严复的政治翻译属于边缘活动,这一说法未免失之空泛,何况严译《社会通诠》是在《法意》之前。

此书的两篇序言则提供了另一种更切近的解读思路。在简述了该书的主旨和读者对选译此书可能有的困惑之后,夏曾佑断言“神洲今日之急务,莫译此书若”。随后分析指出维系政治社会久安的基础在于相应的思想信念(“宗教、政治必相附丽,不然,不可久”),而动摇这些信念则是革新的前提;“言变法者”与“沮变法者”聚讼不休的症结在于后者将演化顺序中某一阶段(即宗法社会)的“宗教”误解为了万世真理;吾国宗法社会久不退去的原因乃受益(害?)于儒教伦理政治的守护。从而表面上毫无关联的两个理由(“救危亡”和“无君父”)得以“咸趋公敌”。严复的译序基于类似的历史考察,只是视角聚焦在了秦朝迈向国家社会不彻底的尝试,他感慨宗法社会“在彼则始迟终骤,在此则始骤终迟”。两篇序言的作者期待本书能解除成见,催生出一度被阻滞的天演之力。面对可期的前景和歧出的历史,他们一个希图铁血不用因而“歌舞于《社会通诠》之译”,一个思虑得失以至“数番掷管太息”。所以,严复翻译本书的动因更可能是想借此探讨建立现代国家的问题。有两项数据可以佐证这一看法:1)“国”、“国家”等译名出现的频次远多于相应的英文词在原作中的数量;2)一度消失的按语在论述“国家社会”的8-14节又多了起来。

回到开篇提出的疑问,“偏离”是否真的无关语文?如果仅仅把语言当作表达的工具,那么我们注定无法获得新的理解。事实上思想不仅不能独立语言而存,还受制于语言自身的意向。严复赖以翻译的先秦语汇在提供能指的同时,也预设了通达的限度。不妨校勘一段译文以说明之:

But it is convenient to reserve the term politics for matters concerning one particular and very important class of societies, those communities namely, which are not formed for any special or limited objects, but which have grown up, almost spontaneously, as a part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mankind, and which are concerned with its general interests. Men as a rule, live in these communities, not because they choose to do so, but because they are born into them; and, until quite recently, 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change them at their pleasure. In their most advanced form, we call these communities States.
然吾党必区治制之名,以专属国家者,以其义便,而国家为最大最尊之社会,关于民生者最重最深故也。夫国家之为社会也,常成于天演,实异于人为,一也;民之所入,非其所自择,不能以意为去留,其得自择去留,特至近世而后尔耳,然而非常道,二也;为人道所不可离,必各有所专属,三也;其关于吾生最切,养生送死之宁顺,身心品第之高卑,皆从其物而影响,四也;为古今人类群策群力所扶持,莫不力求其强立而美善,五也。此五者,皆他社会之所无,而国家之所独具。是故,国者,最完成尊大之社会也。

上述引文的内容涉及国家和社会的关联与区别,严复的翻译作了不少发挥。这些发挥显露的恰恰是他对国家的认识。不难发现,这些论述与近代以来的霸道政治想去甚远,倒是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古代中国的王道理想;那种将国家视为“必要的恶”的现代/自由主义观点几乎从未被提及。诸如此类的偏离还有许多,由于自诩译文具有令读者“忘其为译”的效果,倘不校对原文,势必无法辨别出严复本人的声音,是以当时鲜有系统的探讨。因语文滋生的另一个偏离则在当时激起了热烈得多的商议和批评。由于严复在用语上往往自出心裁(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加之当时译名还未统一,对政治概念的异论也就很容易变成争论。“民族主义”即是其一。严复用以对译tribe, race, blood等词的“民族”在大倡“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革命党人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在一则激怒革命党人的按语中,严复遗憾的指出今天的党派虽有新旧之别,但在倡言民族主义(排外、排满等)时却不谋而合;而关于国家主义,期望人人皆能自立的言论则少之又少,几无人提及。但如果抛开字面上的贬低,仅就对国家出路的关切而言,严复无疑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原书本为一普及之作,却因严复的翻译而在异域引发了如此多的风波和回响,实在值得深思。此书的影响也跃出了一时的笔墨之争,为日后发起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提供了不少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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