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特伍德改写莎士比亚名作说起

邓安庆
2018-03-05 13:28:54

这本书源于一个出版计划:为纪念莎翁逝世400周年,英国霍加斯出版社联手全球知名小说家,开启改写莎士比亚经典剧作的计划,为读者搭起“纸上舞台”,以现代时空、全新观点、小说形式,重新演绎莎翁作品。这让我想起在几年前,“重述神话”系列图书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发起,委托世界各国作家各自选择一个神话进行改写,神话的内容和范围不限,可以是希腊、印度、非洲、美国土著、伊斯兰、凯尔特、阿兹台克、挪威、《圣经》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神话,然后由参加该共同出版项目的各国以本国语言在该国同步出版发行。

两个项目,作家都提供了他们各自的改编小说,这些作品既与改写的对象有着紧密的关系,又带有作家自身独特的演绎和阐释,前者有英国犹太裔作家霍华德·雅各布森改写自《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是我的名字》,美国作家安·泰勒改写自《驯悍记》的《凯特的选择》,以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改写自《暴风雨》的《女巫的子孙》等。后者有我们熟悉的中国知名作家苏童,他的《碧奴》改写自“孟姜女哭长城”;叶兆言改写自“后羿射日”的《后羿》;李锐写的则是《白蛇传》,这个尽人皆知的神话故事,由他和夫人蒋韵合作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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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源于一个出版计划:为纪念莎翁逝世400周年,英国霍加斯出版社联手全球知名小说家,开启改写莎士比亚经典剧作的计划,为读者搭起“纸上舞台”,以现代时空、全新观点、小说形式,重新演绎莎翁作品。这让我想起在几年前,“重述神话”系列图书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发起,委托世界各国作家各自选择一个神话进行改写,神话的内容和范围不限,可以是希腊、印度、非洲、美国土著、伊斯兰、凯尔特、阿兹台克、挪威、《圣经》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神话,然后由参加该共同出版项目的各国以本国语言在该国同步出版发行。

两个项目,作家都提供了他们各自的改编小说,这些作品既与改写的对象有着紧密的关系,又带有作家自身独特的演绎和阐释,前者有英国犹太裔作家霍华德·雅各布森改写自《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是我的名字》,美国作家安·泰勒改写自《驯悍记》的《凯特的选择》,以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改写自《暴风雨》的《女巫的子孙》等。后者有我们熟悉的中国知名作家苏童,他的《碧奴》改写自“孟姜女哭长城”;叶兆言改写自“后羿射日”的《后羿》;李锐写的则是《白蛇传》,这个尽人皆知的神话故事,由他和夫人蒋韵合作写成。

无论是莎士比亚经典剧作,还是各个国家的神话,都为作家们提供了“母本”,它们能被改写,前提是都有可阐释的巨大空间。我们可以把莎士比亚剧作和神话,称作经典文本,它们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能够流传到现在,没有强盛的作品生命力是做不到。生动深刻的人物形象,极富感染力的场面,优美鲜活的语言……都可以是经典文本的构成元素,但更深入地探究下去,能够让不同时代的人百读不厌的,就是作品能够不断地被重新阐释,呼应当下时代。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诸多人物,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都能一再找到原型,不论是威尼斯商人,还是哈姆雷特,虽然具体的故事不尽相同,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却是每个时代都有的。而神话,比如说孟姜女、后羿、白蛇,都在上百上千年的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人改写,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也有漫长的演变体系,这些在当代作家来看,也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

经典文本一方面能给前来改编的作家提供巨大的演绎空间,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毕竟要面对的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面对读者严苛的目光,一个作家稍有不慎都会引来非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一次采访中说:“我陷入了一段常出现的心绪恐慌,思想混乱的时期:我为什么要傻乎乎地答应为这个系列写书?我为什么偏要选《暴风雨》?这就是不可能的事!一个魔法师跟正值青春期的女儿一起在孤岛上被遗弃了十二年,这种事在现代哪有什么翻版呀?你不能照直去写:现在所有岛屿都是已知的,有了人造卫星,他们没多会儿就得救了。那会飞的空气精灵怎么写?凯列班呢?”而中国作家苏童,面对的是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孟姜女,结局都是已知的,苏童也并不想改变它。于是写作就变成了一种阳谋,要在已知的结局中设下陷阱,这对作家的写作技巧是一种考验,“写《碧奴》让我觉得很新鲜,我原有的那些写作经验都用不上了,而要去尝试走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一种挑战。”苏童把写作《碧奴》的过程比喻为自己跟自己下棋,而且是下一局反棋。

如果把经典文本改写缩小到中国作家这个群体,我们也能发现有很多例子。除开前面提到的中国神话改写,还有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改写。中国古典文学绵延几千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学作品,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一方面是巨大的文化遗产(也可能是负担),一方面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富矿。最著名的创作实例,是鲁迅的《故事新编》,通过对中国古代人物(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存在的)的重新塑造,呈现出一幅荒诞、滑稽、沉痛等诸多面向的人物群像,原本在我们的意识中已经定型的人物,变得既熟悉又陌生,而这“陌生”的部分,就是作家的创作力所在。

作家的现代改写,往往给我们耳目一新之感。在作家的带领下,我们开始重新打量我们原本以为很熟悉的文本,对人物的理解也能更为深透,对故事内涵的探究也能更为多元,比如余华,改写过一篇才子佳人的故事,但并没有传统的美满结局,而是变得恐怖,在极为恐怖的情境下,原本相爱的恋人也可以遭到残杀。还有经典文本中那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小角色,经常会被作家们拿出来,变成了自己书中的主角,其原因一个是在于小角色在“母本”之中虽然只是个模糊的陪衬,却给作家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力出口,还有一个是随着视角从主角往配角的偏移,从而可以让原本熟烂的故事有了新的面貌和角度。比如李碧华,潘金莲这个在传统文本中被视为“淫妇”的女人,在她的笔下却是有着自己悲哀和痛苦的女性;青蛇这个原本只是白蛇陪衬的小妖精小丫鬟,在她的小说中开始了有了自己的个性。

作家的现代改写,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苏童在谈及自己的《碧奴》时认为“重述”让这故事老树发新芽般地再一次成长、流传下去。苏童认为,重述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永远是横在作者面前的难题,无论改编优劣,读者总会有说词,“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孟姜女。不管读者如何见仁见智,我却深感欣慰。”我想这也能代表那些参与改写的作家们的心声,每一次改写都是一次对原著的致敬,让经典再一次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即使读者不熟悉原著内容,把它们作为全新的作品来阅读,同样也可以是好看的。

PS:本文已发于《文学报》,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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