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该想到:用文科生思维拥抱世界

若尘
2018-03-05 看过

——读《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 前物理学家万维刚用现代科学思维,对日常生活中文科生固有的思维模式、心智程序所造成的理解谬误与错误认知作了深刻批驳。比如大众对建核电站避之唯恐不及有可能是“傲慢与偏见”,上飞机带炸弹能减少别人拿炸弹的臆想让人啼笑皆非……面对复杂的现代世界,理工科思维的确让人头脑清明、思想清晰了许多。那么,文科生思维(如果存在这么一种思维的话)在这个时代是否就一无是处呢? 在“反常识思维”中,万氏指出具体描写比统计数据更有说服力,比如一个睁大眼睛、充满期盼的贫困女孩照片比一群需要扶贫帮助的孩童数据更能引起人的同情心,但这其实不符合科学认知的——因为科学追求一般性、科学实验要求可重复。但这种具象思维却符合艺术创造的方法。具体描写能让艺术作品更有感染力、冲击力。法国大革命成为人间炼狱,多少罪恶假自由之名以行,如果通读一堆学术研究论著,只会被冰冷的数据所淹没,难以产生切身的体会。这时艺术思维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狄更斯《双城记》通过几个小人物在大时代悲欢离合的故事,为我们勾勒了大革命时代的血腥与狂热。“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如同一幅画卷在读者面前徐徐铺开。 不同于柏拉图要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真实”,这种真实是一种情感的真实,有血有肉,具体可触。理科生用数据剖解这个世界,如同堂吉诃德打碎戏台,文科生则用形象拥抱这个世界。诗仙李白“燕山雪花大如席”“千里江陵一日还”,如果写的是燕山雪花长2.9米、宽1.8米,轮船流速5米/秒,那么我们只觉索然无味。诗歌中在某些条件下也有数字的运用,比如描写夸张的情感,“飞流直下三千尺”“南朝四百八十寺”;或者描写精确地观察,“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竹外桃花三两枝”,但这些数字也只是概数,并非理性的数据分析。诗意的构成恰恰要避免数据的拆解,诗人是“捕捉意象的猎人”(钱钟书语)而非数据分析师。 《最简单概率论的五个智慧》一文指出随机性不等于均匀性,iPai最初的随机播放功能,致使有些歌曲反复播放,反倒让用户觉得不够随机,这是因为只有在足够充分的“大数据”前提下,所有歌曲的几率才会显得均衡。最后,乔布斯只有让均匀播放替代随机播放,从而让顾客产生随机播放的错觉。而在艺术创造中,既要讲概率,又要讲连续性。违背概率的虚构显得不够诚意,《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有一篇文章曾经批驳在曹文轩的童话里,一个村只有几个儿童的父母健在,其他小朋友的家长都未出现,从现实角度来看这出童话故事显得不够真实。事实上,小说、电影等虚构艺术,讲究的是自洽圆融、自圆其说。前后必有一定的逻辑性。一个正派人物走向深渊,总有其不得已如此的理由;一个反派人物改过自新,同样有洗心革面的必然。否则文艺作品就零碎混乱的、让人不知所云。短篇小说大师契科夫说:如果小说的开头写墙上挂着猎枪,到结尾时这把枪必然会打响。万维刚《最高级的想象力是不自由的》这篇文章,指出了艺术想象同样不是胡思乱想,而要符合基本的逻辑关系与情感真实。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艺术,无论是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还是荒诞派、黑色幽默……都在恣意的想象中重构了一种高度的艺术真实,都同样要遵循基本的逻辑规则,否则艺术就变成胡思乱想的梦呓,艺术价值也会大打折扣。 《一颗阴谋论的心》指出因果性与合理性是两码事。从概率论角度来看,“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的几率比“国王死了,王后也伤心而死”要大,要更合理一些,因为王后之死有更多的可能性。A成立比A+B都成立的合理性更大,也就是说越具体、越往下切分,事件越有可能不成立。而阴谋论常常就是把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认为南太平洋的蝴蝶导致了北美洲的风暴,解释得头头是道,概率上却几无可能,只是吸引眼球罢了。在日常生活决策中我们要注重合理性,在小说中则要关注因果性,有因果性则会有绵延无尽的故事之河展开,有饱满的张力可用。正如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指出“国王死了,王后也伤心而死”才成其为小说。因为有此因果性,就可以牵扯出爱恨情仇、朝堂风云、夺嫡篡位等一连串故事。如果不讲因果性,文学艺术作品就吸引力不强,读者想读的欲望自然大减。 《桥段会毁了你的生活》指出文艺作品都存在一些“桥段”。“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套路无处不在,蒙冤落难—奇遇学艺—归来复仇是一种套路(比如《基督山伯爵》《倚天屠龙记》)、出发—回归(个人成长小说)也是一种套路。关键是要化腐朽为神奇,从套路的亦步亦趋中走向天马行空,创造出杰出的艺术作品。现代叙事学、原型批评都指出了小说创造的一些经典套路,活学活用套路,“带着镣铐跳舞”是每一个艺术学徒的基本功。神话大师坎贝尔的《千面英雄》,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都可以当做人物塑造、情节设计的指导书,先学会走,然后才能跑。 《穷人和富人的人脉结构》指出人们得到大改变的契机往往是由弱联系提供的。因为强联系都是与自己联系密切、同一层级的,这样提供的机会就不会太大,并且能够帮助的也早就提供了。比如,杨过练成玄铁剑法是通过神雕的帮助,令狐冲练成独孤九剑也是与风清扬相处短短几天的指点。弱人脉结构告诉我们,如果要跨越自己现在的层级,就要跳出来、走出去,向外寻求“高高手”的帮助。在小说创造中,高手也都是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角色,塑造人物时,就要营造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氛围,如此才暗合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 《喝一口的心理学与喝一瓶的心理学》中指出心理学研究往往不靠谱的原因是取样出了问题。一是代表性,国外心理学研究往往以大学生为对象,人群的覆盖面明显不足,因此心理学常常被诟病为“大学生的心理学”。二是基数太小,有限数据内得出的结论未必千真万确,比如“黑天鹅”事件,观测出一万只白天鹅,只有偶尔有一只黑天鹅出现,天鹅物种学就会有变化。又比如,可口可乐公司曾在市场调研时,让顾客只喝“一小口”可乐来调研口味偏向,这与实际生活中“喝一瓶”的感觉绝对不一样,最后调查结果难免似是而非。但在文艺创造中,往往就要以“一小口”代替“一整瓶”,通过社会的一个剖面、一个人物、一个时间段,反映彼时彼地彼群体的民情风俗、社会心理、时代趋势。“以小见大”恰恰是文艺作品的特长。“喝一瓶”的心理学往往要从“喝一口”的文艺学中汲取灵感、寻找素材。 理工科思维实际上同样有其原罪。把世界对象化、切割化来认识、研究,精确固然精确,但难免挂一漏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批评的二元对立思维、工具理性就在理工科思维上表现得十分突出。 正如万维刚所信奉菲茨杰拉德的一句名言:“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个相反的想法,还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理工科思维和文科生思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只是人类认识理解世界的工具罢了,不存在绝对的优劣对错。不同时间地点、不同目标需求,所需要的工具也就迥然有别。因此,面对这个复杂又混沌、简单又准确的世界,常常需要二者交替使用、灵活运用,如此才能在现代社会游刃有余、优游不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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