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纽 枢纽 7.5分

中原和草原的相爱相杀

大卫·独处尼
2018-03-04 18:17:49

    
每隔一段时间,就忍不住复习一遍《雍正王朝》,编剧刘和平把中国官场政治写透了。这部戏有个分水岭,就是康熙去世。我觉得康熙去世前的部分要比去世后部分精彩,首先当然是焦晃被康熙附体,演技出神入化。另外九龙夺嫡太有戏,后来成了穿越剧重灾区。当然后半部分也并非完全无趣,有一场重头戏,叫做“八王议政”。
    
野心家八爷串通皇子弘时建议雍正召集关外八旗旗主来北京整顿旗务,但实际上是想要搞宫廷政变。各位铁帽子王进京之后,背着雍正接管了西山锐健营和丰台大营的军务,并勾结隆科多给宫里换防。然后在雍正接见几位旗主的时候开始逼宫,要求恢复八王议政的祖制。这时候,除了老臣张廷玉和雍正给掌过灯的状元之外,满朝文武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最终,还是靠病入膏肓的十三爷重新掌握了兵权,才粉碎了八爷等人的阴谋。八爷临走时留下一句话:四哥,如果你不是皇上,你赢不了。
    
这场戏给我留了个问号,什么是八王议政?怎么就能把雍正逼到那个份儿上?所谓八王议政,是满清入关前的政治制度,也叫作议政诸王大臣会议。意思就是满清八旗旗主共同商议军国大事的制度。这种制度有点类似于企业的股东大会,爱新觉罗家族是大股东,族长就是董事长。其他家族是小股东。但爱新觉罗家族也没有掌握超过半数的股份,努尔哈赤时期仅仅掌握了八旗里的两旗,到了皇太极的时候才拥有了三旗,也就是所谓的上三旗。这就意味着,爱新觉罗家族也不可能一手遮天。其他旗主联合起来,就有可能换董事长,这也就是八爷的杀手锏。
    然而满清入关以后,并没有把碍手碍脚的八王议政制度也带进关里,因为它严重阻碍了皇帝权力的集中。入主中原的清朝,实行的是儒家的政治制度和官僚体系,而把具有军事贵族色彩的八王议政留在了关外。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算是一国两制。说实话电视剧夸张了,八爷是不太可能靠八王议政推翻雍正的,因为这会遭到整个官僚集团的反对。
    其实八王议政制度也不是什么新发明,几千年来,关外的草原帝国一直执行这样的制度,比如蒙古人就有类似的“布里尔泰会议”。这是一种适应于草原游牧文明的政治制度,就像儒家政治制度适应于农耕文明一样。而且神奇的是,这两种制度都被地域给限制住了,儒家制度出不了关,而草原制度也进不了关。所以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有一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汉人王朝统治从来没有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而元朝、清朝这样的草原征服型王朝却能一统天下。
    

    
先从汉人这边说起。首先得搞清楚一个概念,究竟什么是汉人?汉人,顾名思义,肯定是从汉朝以后才定义出来的。汉人不是通过血缘或是方言来定义的,中原地区民族融合那么多次,早就混杂了。定义汉人的,是一种文化以及由它所指导的生活方式。这当然就是儒家文化了,中原从汉朝开始独尊儒术,而儒家文化也就塑造了汉人。
    
儒家文化不同于宗教信仰,是一种世俗文化,它不仅要求信仰者个体心灵的皈依,个体还必须生活在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结构当中才行,比如说三从四德或是三纲五常,这些规矩都依赖于人际关系。没有了人际关系,个体还可以信仰宗教,但这些世俗规矩就不好使了。所以儒家文化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有稳定的人际关系和家庭组织,而稳定的家庭组织意味着人们过着定居的生活。而定居生活必须靠农业来维持。所以呢,儒家文化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之上,反过来也受到农耕文明的制约,而农业又受到环境的制约,无法耕地的地方,也就没法维持儒家文化了。
    
农耕的一个最重要的约束条件就是年降雨量。在东亚地区,如果一个地方的年降雨量少于400毫米的话,就无法从事农业生产了。那个时候,人们还没发现玉米这么牛的作物,生产力也比较落后,如今的北大仓,那时候还风吹草低见牛羊。那么这个400毫米降雨线在哪呢?古人非常醒目地给我们划出来了,就是长城。长城以南,就是农耕地区扩张的极限,而长城以北,就是游牧地区了。
    
中原王朝的军队当然可以打到长城以北,可以封狼居胥,可以直捣黄龙,可以虽远必诛。但虽远必诛这句口号也说明白了,对手实在是离家太远。汉王朝统治与游牧民族作战的成本极高,而且如果真的往游牧地区移民的话,这些移民用不了几代人就会游牧化,因为那里没有农耕,也就没有稳定的家庭结构,自然也就无法实施儒家文化。即使忠贞如苏武,也只有乖乖地牧羊。这样相处下去,中原王朝的对草原的态度就越来越内敛,只能以防守为主。
    
两种不同的生态,不同的社会结构,导致了双方不同的统治逻辑和继承传统。中原这边是农耕文化,人口固定在土地上,比较容易收税,于是中原王朝就容易形成稳定的中央财政。稳定的中央财政,可以用来供养完全脱产的军队和官僚集团。有了军队和官僚集团,统治者就不再需要拥有独立财政、土地和军队的贵族阶层帮助统治国家,而贵族阶层其实也是皇权最大的威胁。没了威胁,皇位就可以传给儿子,即便儿子是未成年的儿童。而对官僚来说,皇帝不一定都需要雄才大略,只要继承秩序足够稳定,官僚们工作名正言顺,帝国就能正常运转。
    
所以在儒家文化里,皇位继承的正统性要比皇帝自身的能力更重要。如果皇位来路不正,即使雄才大略如唐太宗、明成祖,也摆脱不了篡位的名声。为了确保继承秩序的稳定,继承人的资格就必须是唯一的、明确的,不能引发争议。于是,中原王朝的继承秩序就稳定在了嫡长子继承制上。
    

    
再来说说游牧民族。因为草原的降水量不足,游牧民族就只能逐水草而居,所以他们的生活是高度流动性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生活状态,就让税收变得非常困难,逃税太容易了,收上来的钱都不够收税成本的。没有了稳定的税收,游牧民族很难建立起官僚集团,因为没钱养活那么多脱产的官僚。没有中央财政,没有官僚系统,游牧民族也就无法进行大规模治理。所以在草原上,人们是以小部落为单位行动的,通过熟人关系完成管理。
    
这里就不能不提人类学里那个著名的定律“邓巴数”了。该定律根据猿猴的智力与社交网络推断出:人类智力将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大约是150人。这意思是说,对于每个人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熟人最多也就只有150人,超出这个数,人类的大脑就容纳不了了。这个群体也就不再是熟人社会了。
    
所以草原上的每个部落大约也是以这个数字为上限的,超过这个数字,部落就会分裂。于是问题又来了,如果游牧部落无法超越邓巴数,那中国历史上诸如匈奴、突厥、蒙古、满清这些草原帝国又是如何诞生的呢?说到这不免长叹一声,草原帝国的诞生是因为中原的大一统。在秦以前,我们没听说北边有什么大帝国,而到了汉代,匈奴突然出现在北方。
    
这个变化,和长城南北的双边关系变化有关。在秦以前,中原地区长期处于春秋战国这样的分裂状态,各国彼此要打仗,就需要和北方游牧民族贸易,购买重要的战略物资——战马。既然有了稳定的贸易来源,草原部落也就乐得独立自主。反而是联合起来还有可能被联盟首领这个“中间商”赚了差价。
    
然而秦统一中原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统一的帝国已经没有了对战马的迫切需求,反倒是草原需要中原的盐铁等物资,这下草原经济就从贸易顺差变成了贸易逆差。如果碰上恶劣天气,简直活不下去。无法贸易就只有抢了,但你一个不足150人的小部落怎么敢跟庞大帝国叫板?于是联合就成了草原部落唯一的出路。就这样,强大的游牧帝国诞生了。
    
维系庞大游牧帝国运营的,自然不是税收,而是从中原抢夺的战利品。而部落联盟首领的责任,就是率领部落去南边抢东西,然后再分配下去。这就意味着这位首领必须年富力强。于是中原的那种父死子继的权力继承方式无法实施了,如果继承人是一个未成年人,又如何领导部落呢?所以草原部落采取的是兄终弟及的权力继承方式。保证首领始终年富力强。
    
但这个继承逻辑有一个隐忧,就是当兄弟一代人都死了以后,他们的下一代又该如何继承权力呢?这就难免会产生一轮残酷的权力争夺战。所以草原帝国的权力继承方式好处是能够始终保持战斗力,而弱点则是缺乏长久的稳定性,匈奴和突厥都曾发生过内部分裂。所以中原这边评价说:胡虏无百年之运。
    

    
说到这,我们其实只回答了那个问题的前半部分,就是为什么中原王朝无法持续稳定地统治北方草原,因为水土不服。但我们还无法回答问题的后半部分,就是为什么元、清两朝可以统一长城南北。
    
草原要想入主中原,就必须依靠骑兵的军事力量,而维持这种军事力量,就需要部落联盟那种军事贵族制度。但这制度又有一个致命的继承危机,过不了百年就自己乱套了。要想克服危机,你就得用中原的那一套,稳定的中央财政以及稳定的官僚系统。然而草原帝国如果想稳定控制中原,又必须得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
    
所以什么样的统治者能够一统长城内外?就是那些同时掌握两套治理模式的人,然后建立起一个分而治之的二元帝国。而所谓二元帝国,就是在长城以南,用中原儒家的方式来统治国家,统治者的身份是皇帝,而在长城以北,则用草原游牧的方式来统治,统治者的身份是大可汗。在中原,统治者利用草原的军事力量来控制国家,而在草原,统治者利用中原的财富来赎买军事贵族。既然不用打仗也有钱花,那兄终弟及的继承者就让位给了父死子继的继承制,“胡虏”的国运也就突破百年了。
    
在唐宋以前,二元帝国并没有被真正从制度上建立起来,即使是天可汗李世民,依靠的也主要是自己的雄才大略。而真正建立起二元帝国的,是杨家将的死敌辽国。而辽国能够成功的原因,居然是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辽国。恰恰就是这个在中原汉人眼里丧权辱国的领土割让,为北宋带来了超过百年的和平。而大辽也成为了第一个国运突破百年的游牧帝国。
    
幽云十六州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为辽国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收入。别看幽云十六州地方不大,人口却超过辽国总人口的六成,而且这里是农业区,所以拥有稳定的税收。再加上来自北宋的岁币,辽国拥有了稳定的中央财政。在辽国以前,北方游牧帝国占领中原之后往往就汉化了,而汉化的结果就是失去了草原军事优势。而辽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他们放弃了汉化的追求,而是建立起了南北两院制度。南院用儒家的方式治理幽云十六州的汉人,而北院则以草原的方式来治理契丹人。顺便说一句,《天龙八部》里的萧峰,就被封为“南院大王”。估计是萧峰丐帮帮主的履历,让辽国皇帝认为他对治理汉人更有心得。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二元帝国这种形式给制度化了。而既然有了稳定的收入,辽国也就失去了进一步占领中原的欲望,于是在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两国迎来了超过百年的和平。而这之后的元朝和清朝,则沿用了这一制度,实现了对庞大帝国的治理。所以说,《雍正王朝》里的八王议政,这种想要把游牧制度引进中原的策略,其实是行不通的。
    

    
 “通行的历史叙述,也就是你一般看到的历史,都是从中原的视角来展开的。但实际上,中原和草原,一直以来就是保持着相爱相杀,相互塑造的关系。这种相互塑造的关系非常重要,以至于脱离开了草原,你根本无法解释中原;脱离了中原,你也无法解释草原。这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叙述中极少见到的一个角度。通过这个机理,你也可以进一步理解到,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内部包含着多元结构的一个体系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中原的历史。”
    
以上文字,来自于学者施展,而我上面那一大堆中原与草原相爱相杀的故事,则来自于施展的新书《枢纽:3000年的中国》。这本书我其实还没有看到,仅仅是听到而已,听的是他的网络公开课《中国史纲50讲》。这个公开课在罗振宇的知识付费App“得到”里。在的2018年跨年演讲上,罗振宇不遗余力地推荐施展这部新书。有网友统计,罗振宇在跨年演讲安利了施展老师7次;仅比安利“得到”的9次少2次。
    
施展这本书,与其说是历史学作品,不如说是历史哲学作品,有点类似于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讲述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内在逻辑,以及人类的发展脉络。或者说,他们通过分析历史,重建了观念体系。再用这套全新的历史观,重新解读我们熟视无睹的历史事件,得出脑洞大开的结论。
    
而施展的目的,就是要对何谓中国给出一个结论,结论就是这本书的书名,中国就是世界的枢纽:“从对内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多元复合体系;而从对外的角度来看,中国又是一个世界当中海洋秩序跟陆地秩序之间的一个枢纽。为什么中国有能力担当起它的这个枢纽地位呢?就是因为中国内在是一个复杂多元的体系,中国内部既有大陆的一面,比如咱们的西部地区,也有海洋的一面,比如咱们的东南沿海地区。使得中国可以同时嵌入在海洋世界和大陆世界,内部同时具有多元属性,才能构成连接两个世界的枢纽性的存在。”
    
面对这样的结论,我不免要问一句,这一套观点可信吗?这样的疑问,在我看《人类简史》的时候也萌生过。太过简单的理论就解读了复杂至极的人类社会,这很难令人信服。而关键问题在于,这些理论我们还没法证伪。在我眼里,赫拉利与其说是历史学家,倒不如说是个先知,《未来简史》就是他对未来特别不谦虚地指手画脚。而施展的作品,我看也在积极的向这个方向靠拢。大家都想来一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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