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何处 乡关何处 8.4分

野夫:苦难的力量

2018-03-03 23:29:25

按:刊于香港《镜报月刊》2013年3月。五年前的稿子。苦难太多,而人之为人的快乐太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采访对象,野夫先生,愿意坦诚地在当时一个刚工作不久的小姑娘面前说自己的经历和想法。

  

野夫,土家人,重感情,硬汉子。野夫的笔名,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这个生于湖北恩施深山中的60后,父母当年被打为走资派和右派,少年时辍学成为悠游山野的樵夫。青年时出山深造,易中天为其恩师。   2009年,台湾和香港出版野夫散文自选集,分别为《江上的母亲》和《拍剑东来还旧仇》,2010年第十八届台北国际书展上,野夫获得“国际书展非小说类”大奖,是大陆首位获得该奖的作家。2012年,野夫散文集《乡关何处》出版,不到两个月,已发行十万册,入选凤凰网、新浪、《纽约时报》中文网等各大网站的年度图书。

写者与行者   2012年12月,成都,野夫应邀做《苦难的力量》的演讲,他说,这个主题的演讲只做一次,“太伤人”。演讲中,台上多次哽咽,台下泪光点点。   从湖北利川的蛮巴之地到武汉,到海南,到北京,再到云南大理,野夫说自己是浪子,而章诒和则说,他是写者,更是行者。   大陆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诗歌的年代,野夫也毫无例外地投入到这场文化建设当中。1980年,“文革”结束后不久,年仅十八岁的野夫就在学校的迎新晚会上朗声诵读他的长诗《为了历史——致毛泽东同志》。马雅可夫斯基阶梯式的政治抒情诗,两百多行念下去,台下鸦雀无声。那时候,还无人敢公开评价毛的功过。“这应该是我写作生涯的起点”,野夫说。   毕业后,野夫来到湖北诗歌运动的中心武汉,成为诗歌学会的常务理事;后又在武汉大学作家班进修,易中天为其恩师。1988年海南建省,野夫去了海南做警察,期间仍然坚持写作,给一些报刊投稿,甚至开了专栏。野夫说:“年轻时写乡情、亲情,读书随笔,中年以后的散文,是真正生活经历熬出来的。”   一个转折,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学潮风涌,野夫留一封长长的辞职信,星夜北上。脱下警服不久,穿上了囚服,成为一名政治犯。   牢狱6年出来之后,野夫说,最大的痛楚就是你融不进这个社会,“所有的朋友都已经远行,唯有你一个人站在茫茫大地,被时代的列车抛弃。”很长一段时间,听到任何人叫他的名字,野夫第一反应就是站起来立正,答一声“到!”   好不容易等他出狱的母亲,看着穷愁潦倒的儿子天天入不敷出,不愿为子女增加负担,留下遗书投江自杀。他花100元钱一天租条小船每天在长江上去寻找母亲的遗体,去查看每一具被冲到回水处的腐尸,第一次感觉到被钱逼迫的滋味。在船上最大的绝望是:自己混了几十年,每天100元,明天,连找妈的钱都没有了。野夫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会留下伤痕。”   野夫明白,要解决生存的问题,于是怀揣朋友处借来的一点钱,远上北京打拼。朋友到车站送来一只钢锅,让他好埋灶作饭。他说,如果你非要送,我就把这锅在铁轨上砸了,天下之大,总有我吃饭之处。   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野夫在北京做了十年民营书商,出过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书籍。然而做书很累,厌倦了都市生活的野夫,又一次“重新洗牌”,把一两百万账单给撕了,结束了一段婚姻,净身出户来到大理。提及出走的原因,野夫说:“人到四十,还为一万块钱天天打电话,像黑社会一样——败坏人的心情。”   2004年,网络的兴起让野夫看到了自己文字的力量。在地域性很强的“清江论坛”小网站上,还不怎么会用键盘的野夫“一指禅”般地打字,每天写一段,一共十九段,写了他大学的同班同学李如波,这是一位生不逢时、没有俗情的已故智者。版主把这十九段文字汇编成文,起了篇名《别梦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后来刊发在正式的刊物《天涯》上,有了不小的反响。   第二篇,野夫写了受尽磨难的妈妈,篇名就叫《江上的母亲》,蕴涵许久的感情有了发泄的渠道,写得痛快淋漓。“文章是一通宵写完的,哭得很伤心,天亮以后就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大病初愈虚脱了的感觉。”也正是这篇文章,使无数读者被柔情又刚烈的母亲感动,在深夜里热泪盈眶。

  江上的母亲   野夫的每一本散文集,几乎都以《江上的母亲》开篇,他的人生故事,离不开母亲。   少年樵夫的岁月,当野夫在夕阳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多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他的母亲。母亲什么都不说,默然地把柴火接过,背走。“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野夫在狱中时,母亲独自照料并送走了罹患癌症的父亲;出狱后,母亲拉着他的手说,接我出山吧,“突然看到母亲软弱的像个孩子。”带着母亲,野夫在武汉租了2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真正知道了贫穷的可怕”,房子没有物业管理,他们租住的一层门口堆满了垃圾,楼上的人把垃圾拎下来就放在门口,要踩着垃圾堆进出。   野夫说,母亲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刚烈,“她的父亲是军阀,她身上有黄埔军校军人子女的刚烈,死的方式也是很刚烈的。父亲晚年去探监的时候,会显得很虚弱,痛哭流涕,从这个角度看,我父亲这样一个年轻时候剿匪打仗过来的男人,见过血见过生命死亡的男人,在他的晚年却是不刚烈的。”   野夫的母亲“走的好从容”,写好两份遗书,说走就走。而遗书大部分还写着,在哪个银行有两千块钱,哪个保险公司买的保险有几百块钱,一定要去找哪个柜员,因为以她的名字她不在了怕拿不到,找柜员就行,还包含哪个人借了父亲多少钱,也可以去要回来,“这是一个母亲的流水账,一个贫穷的母亲给贫穷的儿子的交代。”期许,唯有一句:“你们三姊妹要互相帮衬。”   文章写完,野夫的心里也放松了一些。他想要努力记叙身边过往的亲友,记载他们在时代中的遭际,透过家族史和个人命运,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样的作品不敢冒充文学,只是对母语——汉语的一次正本清源式的实践。”   野夫说,一个作家在这个时代的使命,首先是还原历史。“我见识过很多优秀的人,很多悲剧的人生,如果我不写,他们就像没来过这个世界。如果不写李如波,谁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年轻人,正是这些草根人物构成了中国,他们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历史。”   “历史的最高原则是真,而历史观一定是要惩恶扬善的,所谓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有了春秋,要让后人敬畏。家族史的写作,能为历史贡献这个时代小人物的命运,这是最鲜活的事例,这些事例在未来别人论述二十世纪中国的时候,能够求证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死亡与生命   野夫的文章里有大量的死亡。母亲的投江、共产党员的死亡,还有幺叔,瞎子哥、仇老汉的孤独晚年,漱玉的消逝……   野夫说,并非悲剧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只是他写了出来。一次演讲过后,一个体制内的处级官员专门跑到贵宾室来拉着他的手,只说了一句话,野夫,其实我的家族比你还要惨,说完就泣不成声,痛哭流涕,“第二天上班,他可能就像没有发生一样,选择遗忘。”   若干年来,野夫几乎不断重复的一个梦境就是,他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残阳越过高墙,把影子夸张地贴在对面墙上,而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颈项,使我的头颅在墙的画面上,像悬挂在枯藤中的一只摇摇欲坠的野果。   那一刻,野夫开始知道,残酷的现实往往需要残忍的心灵去适应。而讲述苦难,揭示生活真相的目的不是为了传递仇恨,而是为了教人学会爱。正是在生活极度的苦难和残酷中才会发现更多的善意和人性温暖,要铭记并传递这些温暖,带给人向善的力量。所有的正能量形成一股合力,才能让社会变得更好,才能留给子孙后代一个更好的国家,“是生灵,就要活命,天生人,必养人。诚然,生命卑微,毕竟也是生命,同样应该享有生命的尊严和权利。”   野夫说,生命是一个奇迹,一切都在冥冥之中安排好了。所谓视生如寄,视死如归。“坐牢时身边睡一个枕头的,枪毙了六七个人,生死就不是个事儿了。”他每天都喝酒,在一杯杯酒里,结交朋友,寻到故乡。   “深山里的故乡,物质层面和你毫无关系。房屋没了,土地不是你的,你认识的人都死了,活着的人都不认识你。作为游客,我每年都回去,黄昏的时候开去,把车在街头一停,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沿着那条街走着,青石板变成了水泥地,两边的木楼吊脚楼没有了,和你曾经的世界是两个世界,但还是愿意在黄昏走一趟,从下街走到上街,默默地缅怀。”   对野夫而言,写作的快乐,终究不敌人之为人的快乐,“如禅宗所说,饥来便食,困来即眠,跟喜欢的人在一起,这是真正文人的伟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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