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评价人数不足

轉型正義的必要:沒有找出兇手,所有人都因此受苦,每個人都被同等的懷疑。釐清責任對大家都有幫助。

violetsasa
2018-03-02 23:53:21

2014年年初,我有幸跟著中研院史語所到景美參訪人權園區,當時園內正好有一個『遲來的愛──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遺書特展』。這個特展對我的衝擊甚鉅,那或許是我第一次用如此迫近的姿態,重新檢視這個一言難盡的時代。我讀著受難者寫給家人的遺書,裡頭的字句比萬千的歷史論述更具震撼力。我過去一直覺得自己對於臺灣史有種近乎冷漠的距離感,然而那些言辭懇切的囑咐卻使我紅了眼眶。這大概是我第一次看展覽看到哭,也是我第一次用這樣的態度面對「白色恐怖」。很弔詭的是,過去的我雖然對這段時期感觸不深、也從未想過要深入了解這個議題,但「白色恐怖」在我的家族生命史上,並不是很遙遠的事。

我的長輩也曾活在政治迫害的陰影下,不過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遠在我出生以前。那天夜裡風特別大,一聲又一聲急促的拍門聲拍散了一室的祥和寧靜,我曾祖母有些疑惑的打開了門,冷風呼地灌進來,凍的人直發抖。幾個高大的男子闖進來,高喊著我曾祖父的名字,不由分說就要把人帶走。曾祖父冷靜的跟隨那幾人離開,要我曾祖母在家等他回來。那天夜裡風特別大,吹的人特別心慌,我母親盯著我曾祖父遠去的背影,哇的放聲大哭。從那天之後,我曾祖父再也沒有回來。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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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年初,我有幸跟著中研院史語所到景美參訪人權園區,當時園內正好有一個『遲來的愛──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遺書特展』。這個特展對我的衝擊甚鉅,那或許是我第一次用如此迫近的姿態,重新檢視這個一言難盡的時代。我讀著受難者寫給家人的遺書,裡頭的字句比萬千的歷史論述更具震撼力。我過去一直覺得自己對於臺灣史有種近乎冷漠的距離感,然而那些言辭懇切的囑咐卻使我紅了眼眶。這大概是我第一次看展覽看到哭,也是我第一次用這樣的態度面對「白色恐怖」。很弔詭的是,過去的我雖然對這段時期感觸不深、也從未想過要深入了解這個議題,但「白色恐怖」在我的家族生命史上,並不是很遙遠的事。

我的長輩也曾活在政治迫害的陰影下,不過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遠在我出生以前。那天夜裡風特別大,一聲又一聲急促的拍門聲拍散了一室的祥和寧靜,我曾祖母有些疑惑的打開了門,冷風呼地灌進來,凍的人直發抖。幾個高大的男子闖進來,高喊著我曾祖父的名字,不由分說就要把人帶走。曾祖父冷靜的跟隨那幾人離開,要我曾祖母在家等他回來。那天夜裡風特別大,吹的人特別心慌,我母親盯著我曾祖父遠去的背影,哇的放聲大哭。從那天之後,我曾祖父再也沒有回來。我母親的家境還算富裕,為了救人,幾箱金條子都送出去了,卻仍杳無音信,長此以往,家裡漸漸吃不消,經濟狀況頓時拮据起來,曾祖母在憂急如焚中倒了下去。病中,她變得極為神經質,有時聽見敲門聲就會發狂亂叫,在一片愁雲慘霧中,她痛苦的走了。

許多年後,有些人將那個風聲鶴唳的年代,通稱為「白色恐怖」時期。當年的慘劇,在所有人心中都留下難以痊癒的瘡疤,我母親性格上的歇斯底里,多少也肇因於此。未曾經歷過那段日子的我,無從想像曾祖母和外婆當時所受的苦痛,以及她們是走過多長的黑暗才重見光明。然而,我始終記得參觀完景美人權園區回到老家後,我向母親追問當年的往事時,那些故事帶給我的震撼。彷彿直到那一刻我才驚覺,原來「白色恐怖」這四個字,不是一個歷史課本上遙遠的、冰冷的名詞,它離我那樣近,它所代表的無盡傷痛不僅深深影響著當年親身經歷的人,甚至跨越時空。讓幾十年後的我,依舊感同身受。

直到那時起,我才認真思索關於轉型正義的諸多課題。作為受害者家屬,我們為什麼要追求轉型正義?轉型正義的內涵是什麼?我們要如何具體落實?然而,在缺乏導引的情況下,我對這個看似清晰、實則模糊的概念,始終一知半解。令人沮喪的是,近年來在各政黨打選戰的需求下,轉型正義往往成了政客炒作、操弄的政治籌碼,一再消費受難者家屬的情緒與盼望。我們在一片渾沌間惶惶不知所終,而我的母親與外婆也逐漸在等待真相的漫長歲月中,逐漸耗盡了氣力,最終不願再談起這些事情。

直至今日,我們都還在爭辯著「白色恐怖」的意義。許多人主張「白色恐怖」是戰爭時期礙於情勢的無奈,我們應顧及時代的限制,更寬容地思考那些威逼與迫害。此外,當年加害眾人的獨裁者們,如今依舊掩身於經濟發展的輝煌功勳下,因著民眾對經濟發展的執著和眷戀,而得以逃脫轉型正義的追討。更有甚者,如今上至政治人物下至普羅百姓,仍有人頂禮膜拜當年的獨裁者,強調他們對臺灣的貢獻有多麼深厚,而這些加害者在功勞的護持掩映下,似乎便能將功抵過、泯滅恩仇。在這種功過互抵的氛圍下,人們卻未認真思索這本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情。畢竟,「一個國家究竟要如何一邊打造民主,一邊保存對於獨裁者的正面記憶?」

除了上述這些難題外,轉型正義在臺灣之所以窒礙難行,似乎也和議題的裂散、行動的分立有關。有人積極爭取相關的補償事宜、有人鍥而不捨地要求國民黨政府公開道歉、有人主張移除獨裁者銅像就是打倒威權、有人則為了記錄歷史,奔波於倖存的受難者間……。其實一直有許多人用自己的力量在叩問歷史、追索那個時代的答案,但缺乏組織與章程的情況下,卻使許多身在外圍的民眾無所適從。更有甚者,有些民眾──譬如我的父親──會將這些行動視為轉型正義的實踐,困惑於人們為什麼始終不放棄這個詞彙:「政府不是有道過歉、賠過錢嗎?然後蔣公銅像也都聽民眾的話拆一拆送到慈湖去了,這些人到底還要追求什麼正義?」我父親的不解,正說明了為什麼在解嚴這麼多年後,我們依舊無法回應往昔的召喚,仍舊艱難地前行。

一直到閱讀了《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這本書後,過去一些難以回答的困惑才漸漸有了解釋的可能。首先,書中清楚交代了目前國際上對轉型正義的定義和隨之而來的任務。轉型正義是「一個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處理『正義』的工程,包括處置加害者的正義、回覆受害者的正義,以及歷史及真相的正義。」(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2015)同時,本書也帶著我們回顧了臺灣推行轉型正義的進程,遺憾的是,目前推動的比較深入的只有補償受害者這一方面,我們對加害者的究責似乎在多重方論述的角力下,變得遙遙無期。我有時候會有些悲觀地想,對臺灣人而言,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兩者孰輕孰重,在當今社會對蔣氏父子的持續推崇中昭然若揭。如果,當年臺灣沒有經濟奇蹟,或者經濟奇蹟不是由國民黨政府一手帶起,那麼如今的我們,會不會比較能夠承認蔣家政權的斑斑劣跡?

除此之外,關於「白色恐怖」是情勢所迫、時代所需的論述,在爬梳了實際的史實後便不攻自破。在國民黨政權已然穩定下來後,仍舊有許多不明所以的迫害,若要說這是在情勢動盪時的不得不為,也未免太過粉飾太平。除此之外,許多人會將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迫害與省籍衝突連結在一起,而外省族群便被許多激進的本土派視作仇敵,彷彿他們在當時的壓迫中,是占了既得利益者的上風。然而,根據統計,外省籍不僅同樣捲入了迫害,甚至不亞於本省籍的比例。這個事實讓我意識到,樹立敵人、形塑仇恨相對容易,但要承認那些非我族類也是受苦的一方,對許多人都是難題。儘管如此,誠如黃長玲老師在博客來Okapi專訪中所說的,「我常常想起克莉絲蒂小說裡的話:沒有找出兇手,所有人都因此受苦,每個人都被同等的懷疑。釐清責任對大家都有幫助。」無論是否曾遭受迫害,在真相未釐清前我們都深陷其中,唯有認清這點才能找準自己在行動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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