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1998,它无法回答我。

萝卜呀~
2018-03-02 22:13:01
像我们说到「魔幻现实主义」必然会想到马尔克斯,说到「伤痕文学」必然会想到刘心武、冯骥才。当今中国,说到书写厂矿文学和东北衰落史的代表作家,必然是双雪涛。

双雪涛的文笔简洁、冷峻,浮着一层东北人特有的冷幽默。他的小说里有两篇令我印象深刻,一篇是《平原上的摩西》,一篇是《跷跷板》。

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把目光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的东北,书写的对象则是时代剧烈变革下一代人的失落。

这代人生活在一个距今并不算遥远的时代,但却被疾驰的队伍远远甩在身后。毕竟,所有人都拼命追赶的年代,没有人会回头看。

2010年上映了一部电影叫《钢的琴》,试着把这个失落的阶级带到我们面前,结果是好评如潮,票房惨淡。

如今我们看到了更多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东北。它有别于《乡村爱情》里的“土”,又有别于“你瞅啥?瞅你咋地”的“蛮”。

这些故事里有无可奈何的悲伤,也有曾几何时的失落。



【历史被动的参与者】

近20年以来,东北都缺失在中国高歌猛进的语境中。

改革开放、市场化、转型升级的浪潮向中国大部分地区汹涌袭来的时候,东北却在“过去”。让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让国有企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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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说到「魔幻现实主义」必然会想到马尔克斯,说到「伤痕文学」必然会想到刘心武、冯骥才。当今中国,说到书写厂矿文学和东北衰落史的代表作家,必然是双雪涛。

双雪涛的文笔简洁、冷峻,浮着一层东北人特有的冷幽默。他的小说里有两篇令我印象深刻,一篇是《平原上的摩西》,一篇是《跷跷板》。

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把目光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的东北,书写的对象则是时代剧烈变革下一代人的失落。

这代人生活在一个距今并不算遥远的时代,但却被疾驰的队伍远远甩在身后。毕竟,所有人都拼命追赶的年代,没有人会回头看。

2010年上映了一部电影叫《钢的琴》,试着把这个失落的阶级带到我们面前,结果是好评如潮,票房惨淡。

如今我们看到了更多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东北。它有别于《乡村爱情》里的“土”,又有别于“你瞅啥?瞅你咋地”的“蛮”。

这些故事里有无可奈何的悲伤,也有曾几何时的失落。



【历史被动的参与者】

近20年以来,东北都缺失在中国高歌猛进的语境中。

改革开放、市场化、转型升级的浪潮向中国大部分地区汹涌袭来的时候,东北却在“过去”。让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让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以及2818万下岗工人的人生过去。

它曾经是共和国功臣,中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最早实现初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地区。

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架战斗机、第一艘驱逐舰、第一艘核潜艇,都出自东北。没有东北,就没有完整的工业化基础,中国就不会有与发达国家合作的第二次工业腾飞。

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企改革、改组、改制,却让这个坚毅、庞大的钢铁巨人骤然衰落。

技术相对落后和缺乏资金成为了东北经济转型的桎梏,像是一个巨人拖着笨重的躯壳,一旦跑起来就钢碰着钢,铁撞击铁,噼啪作响。

但是当时东北之所以除了厂房和设备以外,没有多少积累的资本,是因为建国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实行的是利润无偿上缴,它无法积累资金,也就无法形成资本优势。

相比之下,东南沿海的特区则轻装上阵。在特殊的优厚的政策支持下,大量吸引外资,使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国外生产工具结合,迅速发展轻工业。加上税收减免政策,当地形成了企业的资本优势和政府的财政优势。于是,就出现了南海边一个“圈”的奇迹。

我们现在看到的东北,是失落的,绝望的,它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孤儿,是新的时代里,找不到方向和出路的游魂。

但它从来,又都只是历史被动的参与者。

张作霖时代,出于奉系军阀自身需要,在东北逐步建立了相对独立于关内的兵工产业。伪满洲国时期,日本站在殖民者的立场,在东北实施工业化开发。二战后,苏联出兵东北,是为了恢复沙俄在远东的势力范围,但它开办了华俄道胜银行,修建了贯穿东北的中东铁路。

在各方势力的博弈下,东北一步步成为了现代化最大的受益者。它由无数双命运之手捧上了神坛,又目睹一切被打得粉碎。


【牺牲者的挽歌】

改革的节点到来之前,东北一直是骄傲的共和国之子。

铁西区里工厂连成一排,烟囱林立。苏联援建大片的苏式工人村,周边配设有学校、电影院、照相馆、副食品商店、浴池和街心花园。“工人阶级”获得了终生幸福的承诺,因此把整个人生和家庭许给工厂,一切显得理所当然。

他们或许不曾仔细思考过自己和整个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只是拥有对国家最朴实的荣誉感和信任。他们相信自己完全配得上,也守得住这一切,就像今天在大城市里的精英阶层,相信自己有资本,有智慧,有能量,永远不会是输家。

但很快,这些大厦就行将崩塌。

计划经济破碎,市场的操盘手开始重新洗牌,曾经一家几代人接班上岗的工人们,第一次发现自己手里的“铁饭碗”也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被人夺走。

命运像一阵飓风,残忍地打碎一切,把所有事物都席卷到空中,再用一种我们普通人无法把握的概率降落。

于是,在有的地方,我们看到财富像雨后的蘑菇一样肆意生长,而另一些地方,失落者在不毛之地输光了一切以后,走向被人遗忘的前路。

广袤的东北,昔年共和国之子的短暂荣光轻易梦碎,几千万人因失去道路而崩溃流离。

一夜之间,权力和暴力转化为财富。极少数管理层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绝大多数人则成为穷光蛋。贫富差距从此彻底拉开,许多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在《平原上的摩西》里,李家和庄家原本是同住在大院里的两家人,却在国企改制后展开了完全不同的命运。

李父曾有一次和庄父的隐晦相遇,届时,庄父已凭借自己的机灵和人脉在南方飞黄腾达,原本老实稳重的李父却从钳工沦为了出租车司机,身上还背负着人命。他们一起目睹了广场上“伟人雕像”被拆除,而后不欢而散。

在《跷跷板》里,“我”是个开吊车的工人,无意中从国企改革的厂长刘庆革口中获知一个惊人秘密——作为工厂厂长的他,曾经杀害了一名工人,因为那位工人拒不服从下岗分流的安排,甚至威胁他女儿刘一朵的人身安全,刘庆革把这位工人埋在工厂幼儿园的跷跷板下,这就是小说名字《跷跷板》的由来。

双雪涛后来在采访中说到:恐怕每个人身上的发生的悲剧和喜剧,都与他人有关,更和自己的亲人有关,而且这些家庭的悲喜剧,又都跟时代有关,所谓家国,可能就是如此。



【诸神黄昏】

这一代人身上的悲剧性在于,谁也不会想到,体制率先变卦之后,人群会如此不堪一击。

 2002年,铁西区已经变为下岗问题的“重灾区”。当时还是新华社记者的吴晓波前往铁西对下岗工人进行调研时,形容那是“一种平静得近乎麻木的情绪。”

但是在这样的沉默下,有“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的父亲,有“每天傍晚从菜市场捡剩下的菜帮子”的母亲,还有“扛着一把钳子到马路上等活,有时,几天下去一分钱都没有”的下岗职工。

同样是东北作家的贾行家,在演讲中曾说过这这样的故事:一个中学同学的父亲,在改革前每次下班都要自己喝一点酒,自斟自饮。喝完了之后就笑嘻嘻地看着屋里,因为屋里摆满了当时最时髦的家具和电器。下岗以后,他喝得更多了,一直喝到两只血红的眼睛在一个很黄的小灯泡底下眨巴。然后就动手打儿子和妻子。

在他的的印象里,那些年只要是生活在厂区里的人,几乎家家都在闹离婚。当时东北许多震惊全国的事件,也都和社会上的这种失业带来的动荡有关系。

整整一代产业工人,被以改革的阵痛为名,付出了本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的惨重代价,换来了国家GDP的高速增长,他们得到的只是买断工龄、失业、低保、不安定因素,面临生存、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一系列天大的难题。

这些问题直到今天很可能还一直存在。

事实上,国家对于个人的承诺,就像男女恋爱时的山盟海誓,既美丽,又虚妄。

那一代工人的盲目在于看不到自身其实只生活在一个微小的局部,当整个机器开始轰鸣,巨人疯狂起舞的时候,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曾经的主体地位被宣传的多么伟大,失去一切后的个人就有多么卑微。

但是生命的悖论在于你无法选择,你只能听之任之。那些曾经被神祗宠幸的人,在被剥夺一后,也只能坦然接受创世神祇赐予他们的诸神黄昏。


作家双雪涛或许并没有勾勒一个时代的决心,他说自己感兴趣的是一个个的”人“,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悲喜、一个人的上升和下落,他把这些剥给我们看。

但是他也信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句话:首先人应该善良,其次应该诚实,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相互遗忘。
 
于是那些悲伤的故事拼凑在一起,我们看到一个失落的时代跌落在地,被人群远远甩在身后,孤独,又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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