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沈从文

阿fa
2018-03-02 看过

沈从文1930年前的小说的确“带有练笔的性质”。情节都没有很大的波澜,叙事很平静,似乎也看不出价值上的倾向或诉求。民族特色多于时代特色,可能就是以作者亲身经历的湘西生活为素材,加之以艺术化的写照。四篇短篇都是以主角的名字命名,四位主角都有着年轻、有力的身体与质朴的性格,带来一种原始的美感。感觉作者就是在描绘这种美感本身,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

好喜欢沈从文的语言啊。干净、流畅,有种清丽的韵味。

--《柏子》《龙朱》《会明》《萧萧》

这四篇短篇中表现出一种城市与乡村(现代与古典)的冲撞,二者的矛盾通过小说人物沟通起来(“我”与老兵,老七与丈夫,病人与三三,“我”与六弟、小兵)。前者代表历史发展的主流,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对后者的入侵。

沈从文像是被夹在现代城市与古典乡村之间,但他既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人或军士,对于读书人来说“又太粗糙了”,从而产生一种疏离感,使他不能融入二者中的任何一个。(从四篇小说的结局中来看,我认为沈从文是不想被“现代化”的,从老兵离去、丈夫返乡、青年病死、小兵出走中可以看出沈从文通过作品表达了自己逃离的愿望,但在现实中他是逃不开的。)这种疏离感使他脱身于时代之外,能够以旁观者的身份审视社会的变革。

--《灯》《丈夫》《三三》《虎雏》

这两篇故事洗去了现实的烟火气,营造了一种空灵的气氛。感觉作者从外界回到了自己的内心,开始探索一些形而上的主题了。

《月下小景》里展现了人性(神性)对道德(魔鬼)的反抗。沈从文笔下的人物有一种古典的气质,有别于同题材的其他小说。这一对情人身上还体现出一种悲剧英雄的特质,在他们选择死亡的那一刻,展现的却是极致的生命力量。这种生命力的爆发非常震撼,但并不歇斯底里,很快就再一次归于沉寂,将原来的悲剧感推到更深的层次。

《三个女性》谈论的是形而上的美与形而下的现实之间的矛盾。黑凤与两个女伴一同看海、谈论诗歌的意义,回到住处后又接到x小姐闹革命被处死的噩耗。这样的打击使年青脆弱的心灵试图把自己变得“强硬结实”,试图把各人不同的生活理解为一种现象、一种平常,而不去赋予价值上的评判。果真如此的话,三人先前讨论的美,那作为最高道德的美,又该栖身何处呢?

关于如何走出人性的矛盾,沈从文给出了两个角度,一个是壮烈的死亡,另一个是将其理解为一种无意义的、世代循环的运动,不悲不喜。

这两篇小说都蒙着一层“哀而不伤”的失落。那些无力改变外界的人们,只好改变自己。

--《月下小景》《三个女性》

感觉这三篇小说都是围绕“命运”展开的。金凤嫁给五爷的结局是“命”,翠翠的身世不幸也是“命”。在湘西人眼中,命运是注定的、无可奈何的一种东西。人在命运面前只有顺从和死亡(人物试图改变命运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比如爷爷试图消除傩送对自己的误解,而贵生放火象征着对命运最后的拼死反抗),没有改变的力量。古代人相信鬼神决定人的命运,今天的唯物论相信客观物质占支配地位,感觉都是非常宿命论的说法。这些说法都承认人的脆弱(“命运”是什么,能决定什么,这些很抽象的问题可以转化为具体的“人不能决定什么”):既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也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于是也可以把自己的不幸推到命运身上。

命运悲剧的到来无法避免,而沈从文讴歌的人性美却不为之毁灭。那种美似乎包容了命运,让悲剧也成为美的一部分了。

p.s.尽管同处一个时代,沈从文笔下的乡村和鲁迅简直是两个极端。鲁迅笔下的乡村充满愚昧、压迫与冷漠,他对故乡的态度仇恨大于温存,而沈从文的乡村则是纯朴良善的伊甸园,他对故乡“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沈从文似乎对故乡乃至中国的乡土社会有一种复古的向往,希望在之后的《从文自传》《湘行散记》中得到解答。

--《贵生》《阿黑小史》《边城》

从《我所生长的地方》到《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介绍了沈从文的童年时期。跃然纸上的是一个渴慕自由的、以逃课为快乐的少年。儿时对人情世事的观察奠定了沈从文一生情感的基础,对他之后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作品中流露的细腻、深情与对滥用权力的不满都可以追溯到小时候的经历(戏水、苗人掷筊等等)。总之,沈从文的写作成果得益于丰富的生命体验,社会这本“大书”的功劳胜过文字写成的“小书”。所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从文自传》中,沈从文在叙述自己生活经历的同时也剖析了自己的性格和思想。出身军人家庭、生长乡野之间的沈从文不同于科班出身的文人,他没有将自己禁锢在诗书典籍之中,而将目光投向广大的自然与社会。他耳闻目睹过许多炫目离奇的故事,这些丰富的生活经历很难被一套固定的价值体系所容纳,也使沈从文难以接受“城市人在狭窄庸儒的生活里产生的善恶观念”,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美学理念。沈从文自认为是一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倾心的人”,“一个以鉴赏自然现象与人类生活为生的乡下人”,他热爱观察却不爱评价,他注重现象的美而非道德的美,或者说,他认为现象之美超越了一切道德,是一种最高的道德(《三个女性》)。这样的美学理念常常体现在他的作品当中,化作一种牧歌式的描摹。

但对于沈从文来说,湘西仍然是一个太小的天地。受到新式报刊的影响,沈从文决定走出熟悉的湘西,进城求学,去看更大的世界。故土人情的印象从此一直留在他身上,伴随了沈从文的一生。 《从文自传》在这个转折点结束了。

--《从文自传》

离开湘西十七年后,1934年沈从文从京返回故乡探母,写下《湘行散记》。他对故土的深情一如既往,在经历了城市生活后,沈从文常常情不自禁地强调乡下环境养育的“富有人性”的人们比城市中那些生活阅历及其有限的人们要可爱的多。他总感叹文字--这种文明的标志在丰富的自然与人性面前是多么贫瘠无力,而那些狭隘的城市人竟会为一些文字而倾心(如果沈从文得知后世有许多“城市人”正倾心于他的文字,甚至把它编进教科书,不知会作何感想。。。)。

十七年后返乡的所见常常引发沈从文对历史的思考。沈从文说湘西人是活在历史之外的(这也让沈从文产生一种将湘西写进历史的责任?)。他们顺应历史,而不与之对抗。沈从文看到这种顺从带来的弊病,看到在横征暴敛与鸦片烟下日益堕落的人们。在他那种对人性的复古向往中,似乎也暗示了一种湘西该向何处去的担忧。

--《湘行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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