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书信关于自己治学精神演变的阐述

山猫大表哥
2018-03-02 15:51:00

中国近代史学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转变,陈垣在书信中不止一次谈到史学风气转变这个问题。

1943年,陈垣去信方豪,说道:

“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鮚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此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

1950年,陈垣写信给席启駉,谈了同样的问题:

“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

此外,陈垣在1954年的一封信中指出:

“解放以后,得读《毛泽东选集》,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惜衰老时觉不及耳。”

关于这一点,在他给胡适的公开信有更详细的论述:

“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

后来进一步明确了上述治学方法:

“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的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研究历史和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相同,应该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两重任务。我们的研究,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部分,既有觉悟后,应即扭转方向,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不为反人民的统治阶级帮闲。”

由此我们总结出,陈垣的史学思想的转变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1931年之前,推崇钱大昕“精密之考证”;二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到抗战爆发前,提倡顾炎武的经世之学;三是抗战爆发后,研究全祖望正人心、端士习的治学精神;四是解放之后,学习《毛泽东选集》,用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研究史学,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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