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视 关于电视 8.7分

电视,还是“电幕”?

王朗譜
2018-03-02 15:39:38

电视,还是“电幕”?

——《关于电视》读书报告

电视是每个现代家庭必备的电器,哪怕是再小的房子,缺少了电视似乎就难以使家的图景变得完满。普通人似乎很难说出电视有什么不好。在信息不畅通的年代,远方发生的事情只能是遥远的想象,就算能够道听途说一些重大新闻,它们也只是马可波罗所诉说的那些“看不见的城市”。但电视不同,它让“看不见的城市”变得可视,并且为观众打开一扇可以通向任何地方的任意门。除此以外,电视将社会中不同的信息浓缩到了一个小小的铁盒中,它延伸了人们的认知、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电视有什么不好的吗?

让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下不谈,来看看另一个关于现代科技的构想。乔治·奥威尔在他的《一九八四》中,想象了一个叫作“电幕”(telescreen)的设备。鉴于《一九八四》的出版年份是1949年,而电视早在1925年就被约翰·贝尔德发明了出来,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断,那就是奥威尔的电幕构想实际上有可能参照了电视的形象。但与电视不同,电幕的主要功能不是娱乐(尽管它确实具有电视的功能,可以播放新闻、广播,但新闻广播也遭受了当局的严苛管制),而是监控——思想警察会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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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还是“电幕”?

——《关于电视》读书报告

电视是每个现代家庭必备的电器,哪怕是再小的房子,缺少了电视似乎就难以使家的图景变得完满。普通人似乎很难说出电视有什么不好。在信息不畅通的年代,远方发生的事情只能是遥远的想象,就算能够道听途说一些重大新闻,它们也只是马可波罗所诉说的那些“看不见的城市”。但电视不同,它让“看不见的城市”变得可视,并且为观众打开一扇可以通向任何地方的任意门。除此以外,电视将社会中不同的信息浓缩到了一个小小的铁盒中,它延伸了人们的认知、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电视有什么不好的吗?

让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下不谈,来看看另一个关于现代科技的构想。乔治·奥威尔在他的《一九八四》中,想象了一个叫作“电幕”(telescreen)的设备。鉴于《一九八四》的出版年份是1949年,而电视早在1925年就被约翰·贝尔德发明了出来,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断,那就是奥威尔的电幕构想实际上有可能参照了电视的形象。但与电视不同,电幕的主要功能不是娱乐(尽管它确实具有电视的功能,可以播放新闻、广播,但新闻广播也遭受了当局的严苛管制),而是监控——思想警察会在电幕背后监控党员的一言一行。一言以蔽之,电幕就是双面电视,是监视者与被监视着透着屏幕相互凝视的过程。监视者睁着浑圆的眼睛,试图发现任何指向反叛的可能性。被监视者则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他们所表现的自我,并非是自然的自我,而是他人期望下的自我。

但电视是如何转变成电幕的呢?很难想象这二者之间会有怎样的联系:电视在大众眼中是娱乐、自由、交流的象征,而电幕则象征着恐惧、专制、压迫。但布迪厄确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他试图为电视祛魅,告诉我们事实远不是那样的简单。

一、 电视是独立自主的工具吗?

人们习惯于将电视视为一个中立的、没有固定态度的形象,这种印象的来源是电视节目多样的形式,但人们只是被表象所迷惑了。

在《关于电视》中,布迪厄犀利地指出“电视实际上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并受到一系列的制约”。首先,电视幕后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十分错综复杂。围绕电视所形成的行业中,关于利益的竞争和博弈不曾止息,而这种恶性的竞争关系导致了想要维护自由、独立的价值观念的人与屈服利益的人之间势不两立,却又不能在台前显现出来。前者的批评精神和理想抱负在懂得游戏规则的人面前不值一提,因为抛头露面、光鲜亮丽的永远是后者。在新闻界这个丛林法则盛行的小世界里,人们都只是“上帝的提线木偶”。

电视节目表面上的多样性也对大众产生了迷惑作用。如果仔细观察这些电视节目,就会发现它其实并未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而是在相同的本质外进行了不同的包装,将一套陈词滥调裹上新鲜的糖衣投入市场罢了。这种现象来源于其在文化生产领域所遭遇的矛盾,即是社会与经济状况和在状况下获得的产品流通的社会状况之间的矛盾。布迪厄依据他自己的场域学说,提出新闻场遭到了经济场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导致经济场背后的商业逻辑开始在新闻行业中获取了支配地位,电视的商业化使得“顾客即上帝”的理念进入了电视行业,这使得电视内容实际上受制于观众的偏好,直观表现为收视率。例如,一些电视节目会因为收视率低迷遭到腰斩,另一些电视节目因为迎合了观众的口味而受到持续的关注,因此为了商业利益,电视节目的制作者(与其说是制作者,不如说是背后的商人)对遭到观众追捧的内容趋之若鹜。不难发现,当某个电视节目大获成功后,与其类似的节目将会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例如,几年前《爸爸去哪儿》风靡全国,不久之后电视上便充斥了类似的明星亲子节目,但无非都是相互抄袭、借鉴。这种市场化的竞争,并未带来真正的多样性,而是加剧了电视节目的同质化。

除此以外,由于电视需要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所以它会尽可能地避免谈论可能会使其丧失观众的问题,这使得电视的内容总是不痛不痒、不触及问题的本质。我们本来对电视寄予了推进民主的期望,但其内在的逻辑却使其走向通俗化、“非政治化”。电视成为了收视率的奴隶,而没有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独立、自由。

二、 电视让我们更自由了吗?

布迪厄的《关于电视》总是让我联想到另一位学者凯斯·桑斯坦的著作《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在《网络共和国》中,桑斯坦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我的日报”。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乎选择的问题:电视为我们提供了形式多样的电视节目,例如新闻、球赛、电视剧……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在不同的选项里进行选择,这时,人具有很多的消极自由。但是随着人们有“定制”自己所希望浏览的节目的自主权,便会或主动或被动地过滤掉异己的信息,造就一种“我不看它,它便不存在”的假象,使得圈子或偏好外的信息难以进入自己的视野,让人们囿于自己的思考模式。一旦这种思考模式形成定式,异己的观点就更加难以对人们的态度产生作用。费斯廷格提出“认知不和谐”的理论,认为人们总是在追求认知上的前后一致,当不和谐出现时,便倾向于扭曲、消解这些不一致,而不是做出反思。在这种价格系统、目前所有以及需求的限制下,观众、或者说消费者对自己所求的自主选择权形成了一种自由的假象,他们认为传播系统的目的是确保人们可以完全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时,谈的正是运转中的消费者主权观念,并非真正的公民主权。当人们被自我的选择所蒙蔽、公民主权被消费者主权掩盖时,难道能够说这是真正的自由吗?

不仅仅是观众自己为自己设立牢笼,电视也在逐步吞噬着人的认知能力、同时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尽管观众可以通过收视率对电视节目进行反馈,但观众在观看电视时只能被动地接受对方输出的逻辑和思考方式,这会形成一种思维上的惰性。再加之,电视信息的碎片化使得繁琐的思考和论证难以被人所接受,思维变成了一种快餐式的存在。这些电视“快思手”的出现,意味着本不该拥有“入场权”的人被赋予了这一权利,这些快速思维的专家在思考问题时,只会依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和知识系统进行诡辩,而不去真正地回答问题。这种长期的、粗暴的信息输出让观众的思维变得简单、线性。电视由此建立起自己的权威,成为替代人们思想的思想者。

三、 电视是如何成为电幕的

如果说,电幕是思想警察监控思想的工具,那么电视就是在驱使着我们主动把将自己的思想上交给思想警察。在娱乐功能的掩饰之下,这个过程是不自觉的,观众并没有意识到电视向电幕的转变,反而却乐在其中。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封面很好地描绘了这一景象:一家四口温馨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但他们的脑袋空空如也。

“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这句富有强烈政治性含义的话,可以在电视文化的语境下得到新的解读。电视赋予的消极自由将我们导向了一种具有迷惑性的圈套,我们在自由的同时反而变得更加不自由。一方面是由于人的偏好,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些选择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多,电视所提供的信息正在逐渐趋于通俗化、同质化,成为了迎合消费者爱好的商品。电视制造出的虚假的公共空间让人的视野变得狭隘,将有限的信息当做真实的全部。电视权威的树立使它成为了思想的参照物,人也就这样成为了自己的思想警察。

电视在给人灌输信息的同时,也使人变得越来越无知。这种无知一方面来自于电视庸俗化的信息传播造成的知识水平的降低,另一方面来自于人习惯于接受碎片的信息、固定的思维而丧失了自主、理性思考的能力。这种无知使得电视行业更加兴旺,带来了一种可悲的恶性循环。被电视锁住的人在这一循环里自得其乐,就像大洋国里屈从于电幕所制造的幻象的人一样。

“你在注视电视的时候,电视也在注视着你。”至此,电视完成了它成为电幕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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