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

大马士革的羊
2018-03-01 22:11:12
由于谨慎 , 他对于其中不少论点还有所保留 , 认为尚须做进一步论 证 , 而仅指出以下 7 个论点较有把握 , 较为稳妥。这些论点是 :
第一 , 在宋代初期 , 长江下游地区经济仍然处于开拓发展阶段。长 江三角洲中心地带的土地利用仍然相当粗放 , 垦殖点也很疏散 ; 赋税税 率降低,恰与证明该地生产脆弱的数量证据相符。认为宋代初期该地 出现人口过剩 , 也缺乏证据。
第二, 虽然真正原因尚不很清楚, 但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的上扬乃 是始于北宋后期。长江下游 地区主 要的 水利工 程 , 大多 数兴建 于此 时 期;与此相应的是, 国家与地方官吏对兴修水利的积极性也是空前的。 许多维护这类水利工程规约都可追溯到此时期。
第三, 人口从山地丘陵地带向低湿地带的明显迁移也发生于北宋 末年。这一点颇难确证。但低湿地带的一些主要县份在此时都析出新 县 , 而这又与基本始于北宋后期的人口增长相一致 , 从而从一些方面证 实了上述论点。
第四, 对长江下游地区经济起落兴衰发生影响的还有各种外部因 素 , 这也应当加以注意。在这些因素中 , 南宋迁都杭州明显地促进了长 江下游地区经济的稳步上升。迁都杭州以及两浙路因之变成京畿地 区,导致物资运输成本的普遍降低。这一点具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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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谨慎 , 他对于其中不少论点还有所保留 , 认为尚须做进一步论 证 , 而仅指出以下 7 个论点较有把握 , 较为稳妥。这些论点是 :
第一 , 在宋代初期 , 长江下游地区经济仍然处于开拓发展阶段。长 江三角洲中心地带的土地利用仍然相当粗放 , 垦殖点也很疏散 ; 赋税税 率降低,恰与证明该地生产脆弱的数量证据相符。认为宋代初期该地 出现人口过剩 , 也缺乏证据。
第二, 虽然真正原因尚不很清楚, 但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的上扬乃 是始于北宋后期。长江下游 地区主 要的 水利工 程 , 大多 数兴建 于此 时 期;与此相应的是, 国家与地方官吏对兴修水利的积极性也是空前的。 许多维护这类水利工程规约都可追溯到此时期。
第三, 人口从山地丘陵地带向低湿地带的明显迁移也发生于北宋 末年。这一点颇难确证。但低湿地带的一些主要县份在此时都析出新 县 , 而这又与基本始于北宋后期的人口增长相一致 , 从而从一些方面证 实了上述论点。
第四, 对长江下游地区经济起落兴衰发生影响的还有各种外部因 素 , 这也应当加以注意。在这些因素中 , 南宋迁都杭州明显地促进了长 江下游地区经济的稳步上升。迁都杭州以及两浙路因之变成京畿地 区,导致物资运输成本的普遍降低。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 一方面 , 虽然斯波氏谦称其对平民赋税负担程度的研究尚非定论 , 但可 以肯定的是:宋代赋税控制弱于唐初或明初。这一点亦与宋代该地区 仍处于土地开垦的发展中阶段的事实相符。
第五, 长江下游地区的主要水利工程均始成于南宋中期前后。与 此相应 , 有证据表明过剩人口从本地区的外缘地带 , 迁往能予他们较多 生存机会的地方 , 亦即流入低湿地带、城市以及尚未开发之地。与此同 时 , 农村市镇的剧增 , 也开始成为农村社会变化的特征。
第六, 实行于长江下游地区中心地带的公田法, 在许多方面继承 了北宋以来国家力求控制庄园 地产 的努 力 , 并使得 明初 政府可 以比 较容易地在此地带设置大片 官田。由 于公 田法的 创立 , 长 江下游 地区 中 心地带的赋税税率提高了 ( 通过官 田田 租的形 式 ) , 从而 加重了 本地 区 的财政负担。
第七, 宋代长江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以粮食亩产为指标)的 明显提高出现于宋代末期。其主要原因是本地区中心地带农业基础的 不断完善。粮食亩产量及其时空差异是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状况的 中心。在本书中,斯波氏主要从生产力的时空分布及配置方面入手进 行讨论 , 做法与其他学者不同 , 因此得出的结论亦大相径庭。
对于以上论点 , 我提出几点感想与看法 :
第一, 斯波氏对于宋代江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估价, 一反学术界 长期定论 , 堪称 一革命性 的论点。 多年以前 , 一 些著名学 者 ( 例如天 野 元之助、周藤吉之等) 对宋代江南农业生产水平(特别是稻田亩产量) 进 行研究后,认为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这一结论旋即为大多数中外史 家所接受,成为定论。由于过去长期对唐代江南农业发展水平估价甚 低,因此宋代的高水平颇令人有“飞跃”之感。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流 行的“宋代农业革命”之说 , 实即源出于此。另一方面 , 由于宋代江南农 业发展水平已非常高 , 因此令人感到宋代以后 , 江南农业已陷于停滞不 前之景况(若有发展, 也仅止表现为棉、桑种植的扩大)。今日流行的
“明清停滞论”,推考其始, 实即发端于此。因此, 近几十年中外史坛对 江南乃至整个中国近一千多年 来社 会经 济变化 的总 体观点 , 乃 是以 对 宋代江南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为主要立论根据的。换言之,倘若对宋 代江南的估价发生变化 , 则从“ 宋代 革命”说 到“明 清停 滞”论的 一系 列 流行观点,均会发生动摇,甚至可能被推翻。因此, 说斯波氏对宋代江 南经济 ( 特别是农业生产水平 ) 的估 价具 有革命 性意 义 , 绝非故 作惊 人 之语。
我本人虽然未从事宋代江 南经 济史研 究 , 但在 进行唐 代与 明清 江 南经济史研究中 , 也常常为史 坛流行 的“宋 代江南 农业 已达 很高水 平” 的定见感到困惑。我不同意“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之说。在拙著《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中, 我指出宋代江南稻作的主要技术要素, 唐代都已 基本具备;从投入 - 产出的关系进行分析,江南集约型的水稻农业也是 开始出现于唐代。我也不同意“明清江南农业停滞论”。在拙著《发展 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经济史研究》中, 我指出由明代中期至清代中 期,江南水稻生产中的资本投入有明显增加; 若与宋代相比, 则增加幅 度更大。在农业的商业化已达相 当高 水平 的清代 江南 ( 特别是 在已 经 出现大规模的粮食商品输入的情况下) , 倘若高额资本投入不能导致较 高产出的话,农民自会弃稻他营(如在江南棉、桑区那样)。但是即使是 在清代中期 , 棉、桑田地在江南农田总数中仍居少数。因此从逻辑上来 看,宋代江南农业发展的高水平, 与江南农业发展的总过程不相协调。 但是由于缺乏对宋代江南经济史的深入研究 , 我对“ 宋代江南农业的高 水平”, 也只得姑且存疑。及至读了此书 , 顿感困惑冰释 , 从而对江南经 济史的发展脉络 , 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
第二, 对于江南地区的开发过程及特点, 书中也提出了独到的论 点。从事江南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一直为一个问题所困扰 , 即早在南朝时 期 , 三 吴 ( 即 江 南 ) 就 被 称 为“ 富 甲 天 下 ”( 沈 约 的 描 述 可 做 代 表 ) , 但 是 从 宋人记述来看, 直到北 宋中叶, 江南 的核心地 区——太湖 以东广 大平原 (即江南平原),生产仍然相当粗放,一部分地方仍然实行二年一作。此 外人烟也很稀少。据书中统计,北宋初(980 年)苏州的人口密度,每平方 公里仅21人,北宋末(1102 年)也仅有 91 人(与此相对照,而明初[1390 年]达 292 人)。如此稀少的人口,自难实行细耕细作。然而从唐代以来, 确实也有不少史料表明江南(包括苏州) 生产发达, 地方富庶。因此便形 成了很矛盾的情况。大多数治江南史或宋史的学者 , 似乎有意或无意地 回避这个矛盾,避而不谈太湖以东平原开发很晚的事实。少数学者甚 至提出早在南北朝时代中国经济重心就已移至江南。我在研究唐代江 南农业发 展时曾提 出 : 六朝以来 江南的 开发 , 主要在 建康及太 湖以西、 会稽等地势较高的地带,原因盖在于这些地方相对来说比较适宜于北 方南下的移民生活与生产。对太湖以东广大地区的较大规模的开垦始于唐代 , 但这种开垦成点状分布 , 因此在广大平原上稀疏地存在着一些 相当发达的垦殖点。在这些 垦殖 点外 , 生产 仍甚 粗放。我 虽然 提出 了 此说 , 但心里还不很踏实。如今读过斯波氏书之后 , 方才感到放心。
特别要指出的是 , 书中提出的江南开发过程以及特点的观点 , 从理 论上来说,与高谷好一从现代农学的角度出发对泰国湄南河流域开发 所作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而我们 可以从 中得出一 些规律性 的 东西,作为研究南方许多地区(如珠江、闽江等流域)开发史的借鉴。过 去一些学者研究问题时 , 由于缺乏“ 空间动态”的概念 , 即不注意历史现 象的空间分布状况及其变化, 因而往往以偏概全, 以点代面, 结果很容 易被一些极端的史料所迷惑 , 从而得出不符事实的结论。
此外还要指出:书中其他主要论点(如赋税负担、公田法对后世的 影响等)也很令人感兴趣。有的(如赋税负担问题)与国内流行见解不 相同;有的(如公田法与明代官田的关系)则国内似罕有涉及。因此认 真地对待这些观点 , 将大有助于国内学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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