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 7.8分

儒教国家终结的启示录 ——芮玛丽《同治中兴》读书报告

carrie
2018-03-01 21:19:40

许亚琼

同治中兴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刻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而这便是他们所谓的中兴事业。

----芮玛丽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以下简称《同治中兴》)一书,甫一出版,就引起东西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两点可以对此作出解释,其一,在此之前,西方学者对于“同治中兴”这段历史缺乏系统研究,该书当属填补空白之作。其二,在1957年,也是该书刚问世之时,世界形势正处于波诡云谲之际,东西两大阵营冷战已经多年,意识形态方面的剧烈冲突,使得每有新观点动态发表,都能成为双方学界极力捕捉的对象。

考虑到这一时代背景,将会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该书的史学价值和地位。尤其是此时的中国大陆史学,以革命史观为指导原则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官方乃至主流学界认可的唯一范式(该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中有集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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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亚琼

同治中兴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刻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而这便是他们所谓的中兴事业。

----芮玛丽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以下简称《同治中兴》)一书,甫一出版,就引起东西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两点可以对此作出解释,其一,在此之前,西方学者对于“同治中兴”这段历史缺乏系统研究,该书当属填补空白之作。其二,在1957年,也是该书刚问世之时,世界形势正处于波诡云谲之际,东西两大阵营冷战已经多年,意识形态方面的剧烈冲突,使得每有新观点动态发表,都能成为双方学界极力捕捉的对象。

考虑到这一时代背景,将会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该书的史学价值和地位。尤其是此时的中国大陆史学,以革命史观为指导原则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官方乃至主流学界认可的唯一范式(该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中有集中的体现)。《同治中兴》一书在中国国内的出版时间迟至2002年,但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出版时间是在1957年或者之后的几年,中国史学界可能对此书作出的回应,将会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封面

也因此,作者在1962年再版的序言里,做了一些在我看来很有时代特点的说明。她说:“本书于1957年初版以来,有关的评论、研讨和通信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其中的很多批评,集中在作者对太平天国起义,及中兴领导人物,如曾国藩的评价等方面,有批评者指出,作者“对朝廷一方有明显的感情投入”,以及“对中国人民持有敌意”。而苏联《历史问题》杂志更是断言,作者芮玛丽对中兴领导人物的尊重转移为对国民党的尊重。

芮玛丽在序言中驳斥了这些指控。此类批评在现今的历史学界,早已不值得争议,比如曾国藩,也不再是当年被大陆史学定论的“卖国贼和刽子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书的影响力,除此之外,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氛。特别是考虑到芮玛丽在本书中,对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和胡绳《中国政治与帝国主义》中诸多观点的驳斥,可以说,没有一个史学家能够跳脱出他所处的时代和学术圈,作者也不例外,芮玛丽广泛关注了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也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所需要处理和回应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

然而,除了上述这些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内容外,芮玛丽对基本史实的准确把握和相对平实的史观,使《同治中兴》一书没有囿于一时,作为研究“同治中兴”的开山之作,该书至今都有借鉴作用,书中诸多观点也已经得到了目前包括大陆史学界在内的广泛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对史料的广泛搜集和精心选用。

该书选用的史料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国外的档案资料,包括《英国对华事务往来函电》、《英国议会档案》、《美国议会档案》和《美国对华事务档案原稿》等。《同治中兴》一书对诸如阿礼国、威妥玛等外国在华重要政治人物的政务往来记录作了大量引用。

第二类是报章杂志。全书引用量最大的是《北华捷报》,作为英国来华商人创办的非官方英文报刊,该报在当时被视为“上海商人而非驻北京的外交官的代言人”,其新闻、言论尤反映英国在华商人的利益,是了解同治中兴时期口岸城市社会和政治环境的重要窗口。此外芮玛丽还广泛参阅了《京报》、《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分会季刊》和《泰晤士报》等报章杂志。

第三类是出版物。包括该时期清政府官修和非官修的档案资料汇编,重要的有《大清历朝实录》(同治卷)、《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和《皇朝经世文续编》等。另有同治中兴领导者和其他重要观察者的个人文集,如文祥《文文忠公自订年谱》、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奕䜣《东道堂文钞》、倭仁《倭文端公遗书》等,从中可以了解中兴人物及其反对派的思想活动。此外还包括一些个人著作,有在华外国人的见闻回忆录,如丁韪良《花甲记忆》、方根拔《蒲安臣使节真相》,有英国驻中国公使的书信及日记集汇编,如密福特的《使馆官员在北京——书信集》,还有学者的学术著作,如美国汉学家卫三畏的《中国总论》、罗尔纲的《湘军新志》和费孝通的《中国的绅士》等等。

可以说,《同治中兴》一书广泛选取了当时国内外的诸多史料,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作者却将参考重心放在了英文史料上。中国国内各档案馆收藏的未经整理出版的第一手史料没有利用,国内的报章资料,除了《京报》之外也鲜少提及,此外在个人文集的利用方面也比较促狭。但我们可能无法将此全部归罪于作者,部分出于当时的条件限制,芮玛丽没有渠道和机会获取更多的中文史料。这也因此导致作者在书中谈到一些具体问题时往往浅尝辄止,论证略显粗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从阅读体验来说,《同治中兴》是一部脉络和主题非常清晰的著作。如芮玛丽自己所言,这是一部讲述清帝国在其晚期努力重建中国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的著作。“一个似乎已崩溃了的王朝和文明,在19世纪60年代通过非凡人物的不寻常努力而得以复兴,以至于又延续了60年。”

与此同时,结论也极其鲜明。芮玛丽认为:近代中国曾经在极其有利的条件下进行了保守主义的试验。中国之所以不能成功的适应近代世界潮流,其障碍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满清统治、不是官场的愚昧,更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儒家学说体系本身的基本构成因素。

作为一名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著名汉学家,芮玛丽追求的终极目标是能够对中国近现代史作出总体解释,为此她选择了“同治中兴”这段历史做具体的个案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我认为芮玛丽是有其充分考虑的。

首先,她将“同治中兴”的时间节点,用标志性事件做了界定。中兴开始于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及其随后发生的诸如恭亲王主政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兴局面得以打开。而中兴结束的标志,则是1870年天津教案和阿礼国协定的被否决以及其后几年曾国藩和文祥去世,首次对日割地和慈禧太后权利日益增长。

在芮玛丽看来,这十年左右的时间,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环境,都为步履蹒跚的晚清帝国提供了一个复兴的最佳时机。而且,以文祥和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也把握住了这个机会,积极推行各项中兴政策。从之后的历史发展态势来看,清政府也的确不会再有比这时更好的内外条件了,随着列强对华政策的改变,中兴领导人物的去世,清王朝将迈入一个更加严酷的历史发展阶段。

而这一复兴的最佳时机,是由国内和国外两方面因素促成的。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芮玛丽认为自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国内出现了一个新纪元。外国军队的撤退和1861年1月总理衙门的设立,标志着清朝对外关系已趋于稳定。而同一年晚些时候,太平天国起义因安庆失陷发生形势逆转,国内叛乱的平息指日可待。在中央,恭亲王于辛酉政变后掌握实权,一个乐于变革的新政府得以诞生。此外,芮玛丽还观察到,王朝面临的危势使得满汉畛域之分渐趋消失,此时统治中国的是一个联合起来的满汉官员集体,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致力于维护儒教国家,消除国内起义和西方入侵造成的威胁。

恭亲王奕䜣

这一时期,清王朝的外部环境也呈明朗态势。芮玛丽认为中兴的十年是西方内部反对帝国主义的高潮期,也是帝国主义扩张脚步收敛的时期。在书中,她用“合作政策”这一术语来概括英国的对华政策,其基本内容是在遵守签署的条约的前提下,联合其他西方列强,以合作的姿态同清政府开展外交和商贸往来。此时主导远东政局的英国政府,坚持认为清政府的利益同它本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清朝政局出现混乱,英国势必也要付出高昂代价来维持远东局面。因此,一个独立、稳定和繁荣的清王朝,是能够使双方都得利的。

简而言之,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控制着帝国主义扩张的缰绳,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历史的命运问题”。出于亚洲地缘政治的考虑,英国更愿意视清廷为伙伴和同盟,这也让英国成为了清王朝的外部保护者,而驻华公使们则成为合作政策的主要监护人。

芮玛丽观察到,为了贯彻这一外交政策,英国政府不仅经常约束本国在华商人的行为,甚至随时准备牺牲他们的利益。来华商人们批评威妥玛、卫三畏、赫德和蒲安臣这些驻华外交官是“比大沽口炮台更有效的抵御西方文明、捍卫中国人的傲慢自大和排外主义的四角堡垒。”商人们抱怨他们将自己视为本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共同利益的代表,《北华捷报》更是认为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爵士决心与提出要求的外国人对着干。”而阿礼国也坦率的承认了这种认同,他把英国侨民的要求称为“商人对他们自己的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诉讼。”

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

看起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合作政策为晚清帝国的重振提供了宝贵的时间,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们,在帝国主义扩张过程中出现了少有的宽容和耐心,中兴领导人也迅速抓住了这个新的外交气氛提供的机会。仅仅是到了1862年,《北华捷报》就发现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国内外事务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时代的氛围已与1860年迥然有异。”而刚过去不久的1860年,深处内忧外患的清王朝,还笼罩在一片毁灭的氛围之下。

然而,“同治中兴”还是失败了。在随后的中法战争中,清廷失去了对安南的宗主权,甲午战争又惨败给日本,虚弱的清王朝已无法遏制列强以“租借”名义对其进行的瓜分。形势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同治中兴”在取得短暂的胜利后,是失败的长长阴影。了解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吊诡,也就能把握芮玛丽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为什么在内外条件均已兼备的情况下,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中兴还是以失败告终。

芮玛丽首先注意到的是中兴的指导思想。以朝代循环为特征的传统中国历史发展路径,以及这一框架下的“中兴”概念,是她找到的第一把钥匙。“中兴”指的一个王朝晚期的重兴,但这不是由于发生了根本变化,而是信奉儒家学说的官员们竭尽所能,使王朝重回之前所能达成的最好局面。

这一思想贯彻了中兴的方方面面。在对清廷中央和地方大员为中兴所做出的努力及实行的政策进行全面考察后,芮玛丽发现,中兴的每一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甚至清政府以“利器”为主要目标的自强运动,其目的都是在努力恢复和巩固旧有的秩序。

即使中兴官员们想在某些领域推行变革,其目的也是为了使旧秩序焕发新的生机。同历史上其他中兴局面一样,儒家学说依然是中兴官员们奉行的圭臬,他们不打算从现有政治社会文化框架中突围,只要努力修补和改进旧的体制,一切都会好的。

以奕䜣为代表的中兴官员筹划的“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自强方案,是中兴中进行的一次比较彻底的重建。然而问题是,军事的现代化,并不仅仅只是武器的制造,中兴官员发现要取得更好的效果,就要比清廷愿意进行的改革走得更远,需要清王朝在价值体系、经济体制、赋税制度、国家行政制度的组织原则等方面进行根本的变革。

然而,这是无法实现的。一方面,虽然中兴领导人们比他们的先辈具有更多的变革观念,但同清帝国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发起的那些变革相比,中兴时期的政策表明变的观念还是相当有限的。芮玛丽观察到“甚至中兴中最开明的政治家们也没有设想到已被后来时间证明对中国存亡攸关的那种根本变革”。而另一方面,这种局部变革每往前走一步,其结果就是造成更多的冲突。1870年的天津教案就是一个例子,王朝的生存依赖于同列强的关系,清廷为改善外交地位采取的每一个慎重步骤,不仅疏远地方的士绅集团,更引起民众与在华在国人尤其是传教士的暴力冲突。

芮玛丽注意到中兴政治家们已经尽力了,他们把传统制度的潜能扩展到了它的极限。但根本问题在于,一个儒教国家必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商业、工业及任何形式的现代社会产物都是与其格格不入的,“要么选择儒家遗产,要么选择以扩张国力为原则的那个险恶的新世界”。“同治中兴”试图在西方现代文明和传统儒家社会之间寻求平衡,然而这种调和本身就是不能成立的,中兴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终于碰到了它的天花板。

作为费正清的学生,芮玛丽没有把研究重点放在西方冲击如何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上,而是专注于中国社会内部做出的回应上面。她以一种遗憾的态度指出了中兴失败的原因——文化上面的巨大惯性,她分析说:一个社会,“当新的因素引入时,任何文化都会分解和重新整合。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每一种文化都是吸收那些似乎相近的外来因素,并继续沿着其自身长期确定的利益所规定的路线发展。”

这是一极其深刻的洞见,后面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中国最终走向了对儒家文化的彻底批判和打倒,为融入世界扫清了最后的障碍,然而这一过程之痛苦,超乎想象。问题在于,无论“同治中兴”是何种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失败的。如果中兴取得了芮玛丽所期待的那种胜利,像日本那样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西方现代化改革,那么对于一个古老的王朝及其国民来说,实际上是对其文明和来路的全面背叛。况且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儒家文化,根基之深也不是短时间内能放弃的,传统应搁置于现代文明的何种位置,是我们至今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长,又会发现芮玛丽所提供的中兴榜样——日本,在明治维新成功后步入极致扩张道路,最终导致了二战中的疯狂,而这又与循西方道路行走存在必然的联系。

另外,还应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芮玛丽将此时的英国政府和驻华外交官道德化的倾向。在《同治中兴》一书中,芮玛丽真诚地认为:“对于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外交官来说,‘复兴中国’是压倒一切的外交口号”。她历数了1865年赫德及1866年威妥玛对清政府的改革建言,以及阿礼国等为建立与清政府的平等外交关系所做的努力。

芮玛丽用英国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这一事件来做中兴外交政策结束的标志,本身就能说明她的倾向。她认为双方在互让基础上签订的《阿礼国协定》,在中外关系史上都构成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只是最后英国政府屈服于商人和其他列强的压力,拒绝批准这个协议。

《阿礼国协定》能否成为清廷外交关系的转折点是很值得质疑的。“同治中兴”时期所实行的合作政策对于英国政府来讲,是在综合利益考量下的一种代价最小的政策。将清廷视为同盟还是殖民对象,对于英国政府来说并不是道德选择,而是根据形势进行的利益选择。后期随着俄国在中国的势力扩张,英国已经放弃了这一外交政策,至少到1895年后,英国已经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无异,与清王朝建立伙伴关系的想法在强权政治前已黯然失色。

同样,“合作政策”也不是像芮玛丽所说的那样温情,而是建立在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强权之上。一旦英国认定清王朝的发展没有符合自己的期望,或者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它就会采取新的,包括各种惩罚性的手段来继续获取自己的利益。

中兴时期的清朝外交家们,很快就发现他们可以用西方的外交制度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在1860年前,条约代表了外国人所能希望的最小特权,一条他们赖以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的缝隙。到了19世纪60年代,这条最小的界限变成了最大的一条界限,中国政府可以据此获得安全。”

然而,很快他们就会发现好像什么都不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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