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论 自杀论 8.3分

《自杀论》与生育率下降

时代的齐格蒙德
2018-03-01 看过

从中国生育率图看出的两个现象:延缓与下降。这两个现象都直接改变了家庭结构。从规模上来说,生育率下降改变了家庭人员的数量分布,生育率延缓则改变了家庭的年龄分布。与马尔萨斯人口论截然不同的是,人类人口的增长的控制,看似可能取得显著的经济效果,但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家庭结构的改变以及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改变,这两项改变对人群的影响至关重要。涂尔干在分析自杀问题时认为家庭人口密度的降低将会导致共同情感的缺乏,而共同情感是维系个体行为的重要纽带,因而集体情感缺乏可能导致个体行为的不确性。当然在涂尔干的理论中,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与主动的生育控制相联系的,主动控制生育意味着父母对子女需求意识的减少,从而导致情感的匮乏,进一步,小家庭结构由于人员的单一不利于频繁的信息(情感)传播,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自杀行为的发生。

虽然涂尔干分析的是自杀行为,但借助其理论模型,我们亦可以考察下中国家庭生育率下降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与涂尔干不同的是,中国家庭并非是主动控制生育率,而是因为法律及政策的强制性,迫使父母降低生育率。由于这种人为限制,在中国家庭里更可能发生的不会是情感的淡薄,而是相反会更加紧密,这个推论无疑是符合中国独生子女的情感现状的。可是也正是因为如此,情感却导致了另外一个不得不被人们重视的问题——个人主义的扩张,这里的个人主义并非政治学上的自由主义,而更倾向于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最先表现在家庭情感交流反馈模式的改变,由于信息(交流)是双向行为,被接受者需要将接受信息(情感)反馈到给出者,但是(子女)利己主义却使得这种反馈的效果变弱,因而利己主义是一种逾越他者与集体的人格方式,不承认出除体利益以外的其他行为规则。集体,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除了物质与情感的交流外,还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且明确的社会规则与(他人的)评价方式,处于紧密联系的集体生活中的个体,受这种社会规则的限制,易于形成较为强烈地自控力与责任感。但是利己主义的扩张,使个人逾越集体成为可能,因而社会规则与(他人的)评价作用遭到了削弱,这种削弱又反过来使自控力处于失范状态。因而普遍意义上的拖延现象才会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发生。

如果说生育率改变的是家庭结构,那么建筑空间则直接改变了人们的情感交流方式。空间分布的稀疏性与间隔性决定了一个居住点是否拥有足够的内在活力、持久力和固有的可用性。简·雅各布认为现代城市规划的生活、商业密集区是机能不良的地区,打乱了熟人社会赖以生存的街道眼小尺度街区,因而现代建筑不仅无法促进公共空间的形成,相反其更易于使人们减少多样性走向封闭。高层建筑与商业区的拥挤又导致个体消极的情感状态,特别对于男性来说,由于男性的合群动机弱于女性,因而其更容易体验到这种消极情感的胁迫。但这也不一定诶着女性消极情感弱于男性,因为社会习俗和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女性融入人群的机会。同时,高密度还会降低利他行为的发生。

由于公共空间的萎缩,这种高密度拥挤感直接导致了人类情感的疏离。进一步,情感的疏离又反过来减少了人们对他人的依赖,在利己主义较为盛行的社会中,他者的评价不再是制约个人行为的主要因素,社会规则也不必然能够约束个体的责任感。拖延,这种控制力降低行为的发生,或多或少是必然。

同样,通讯方式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节奏,与之相伴的还有社会变迁的加速对个体带来的不适感。

因而,普遍意义上的拖延绝非心理学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拖延的出现是对社会结构及社会变迁的不适。利己主义削弱了社会的整合能力,个体分散成原子,制约个体行为的社会评价系统与社会规范失效,空间结构塑造了人类的情感交流,通讯促进了时间的紧迫感,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人们行为。而自制力,作为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性条件,不可避免的,随着先前规范的改变而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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