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非常放荡的书,为什么让一群女作家着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03-01 16:31:10

现代主义之所以能成立,必须建立在“革命性”之上。如何证明它有“革命性”?这就要看它是否对文学传统具有颠覆力量,它的存在是否动摇了主流文学趣味的根基。所以,《最危险的书》才要强调《尤利西斯》及一众现代主义者抱持的“反秩序”、“反经验”的态度。现代主义反对的不只是权威,还有人们习以为常的对秩序的服从,现代主义要提炼的正是庄严秩序镇压的“不可言说之事”。基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尤利西斯》“飘荡着炉灰、枯草以及沉渣的臭味”的良苦用心。


革命,《尤利西斯》引起的战争。

“当你翻开一本书,你就已经走到了一段漫长路程的尽头。”《最危险的书》是一本学术专著,却具有文学质感。从第一句话起,读者就沉浸在伯明翰的叙述之中——最伟大的文学革命世界已经打开。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北岛语),但有时候,他是高尚者的难言之隐。如果你以为,这是一本通篇赞扬乔伊斯的书,那你就小看了作者。《最危险的书》擅于“先扬后抑”。写都柏林的典雅,是为了引出“袍里的虱子”;写各地“正风协会”的顽固,是为了揭穿它的虚弱;甚至在写伟大的乔伊斯本人时,作者也绝不护短。将乔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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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之所以能成立,必须建立在“革命性”之上。如何证明它有“革命性”?这就要看它是否对文学传统具有颠覆力量,它的存在是否动摇了主流文学趣味的根基。所以,《最危险的书》才要强调《尤利西斯》及一众现代主义者抱持的“反秩序”、“反经验”的态度。现代主义反对的不只是权威,还有人们习以为常的对秩序的服从,现代主义要提炼的正是庄严秩序镇压的“不可言说之事”。基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尤利西斯》“飘荡着炉灰、枯草以及沉渣的臭味”的良苦用心。


革命,《尤利西斯》引起的战争。

“当你翻开一本书,你就已经走到了一段漫长路程的尽头。”《最危险的书》是一本学术专著,却具有文学质感。从第一句话起,读者就沉浸在伯明翰的叙述之中——最伟大的文学革命世界已经打开。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北岛语),但有时候,他是高尚者的难言之隐。如果你以为,这是一本通篇赞扬乔伊斯的书,那你就小看了作者。《最危险的书》擅于“先扬后抑”。写都柏林的典雅,是为了引出“袍里的虱子”;写各地“正风协会”的顽固,是为了揭穿它的虚弱;甚至在写伟大的乔伊斯本人时,作者也绝不护短。将乔伊斯“光明化”是很不“乔伊斯”的行为,摆在我们眼前的不是文学圣人,而是一个一身毛病的活生生的人,他有他的自负、蛮横、软弱、痛苦,也有他的天才、敏锐、坚毅和光荣,乔伊斯有多么可恶,他就有多么可爱。

伯明翰要讲的并不只是一本小说,市面上关于《尤利西斯》的文学评论够多了,不需要他拾人牙慧。他要讲的,是二十世纪初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流向的剧变——这条长河为什么能在短短十年间改易主流,谁在此推波助澜?又是什么充当着河面下的冰山?

针对《尤利西斯》发起的两军对垒,不只是对乔伊斯小说的计较,也不只是性开放者与维多利亚拥趸的对峙,《尤利西斯》出版的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经验的抗衡,是伟大却僵硬的文学传统面临现代主义冲击的浪潮。乔伊斯提供炸药包,奎因给予资金,庞德、安德森开动引擎,莎士比亚书店伸出援手,一场面向本质的文学革命正在积聚,而《尤利西斯》,它是这场战役的重中之重。

如伯明翰所说:“现代主义所要反抗的是根深蒂固的经验论,这种已持续一个世纪的经验论过度信任永久的技术进步、权力和商业的不断膨胀,以及齐整的、净化的且可永远接受公共检查的事物秩序。”显然,伯明翰站在现代主义的一方,他认为:《尤利西斯》是现代文学革命的原型。革命性是整本书的一个关键词,什么是革命性?为什么《尤利西斯》及其出版具有革命性?它又是怎样从一场先锋运动蔓延成整个文化圈子的革命的?由此至终,伯明翰都试图拆解这些问题。

在伯明翰看来,现代主义之所以能成立,必须建立在“革命性”之上。如何证明它有“革命性”?这就要看它是否对文学传统具有颠覆力量,它的存在是否动摇了主流文学趣味的根基。所以,《最危险的书》才要强调《尤利西斯》及一众现代主义者抱持的“反秩序”、“反经验”的态度。现代主义反对的不只是权威,还有人们习以为常的对秩序的服从,现代主义要提炼的正是庄严秩序镇压的“不可言说之事”。基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尤利西斯》“飘荡着炉灰、枯草以及沉渣的臭味”的良苦用心。

《尤利西斯》之于现代主义文学,犹如《狂人日记》之于新文化运动,它是一次成功且难以被超越的文学实践。在《尤利西斯》之前,诸多先锋评论家提出了“何为现代主义”,但他们苦恼的是“如何实践现代主义”,如果一边高喊现代主义,一边却还在使用传统的叙事手法,那便是现代主义的尴尬,而《尤利西斯》的横空出世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小说还能这么写!隐秘之事被和盘托出,小说的美感却得以保留,《尤利西斯》践行了新的标准,叙述还如此出色,这是现代主义的大捷,于守序者而言却是灾难。于是,评论者们抗议:“(《尤利西斯》)像决堤的阴沟淹没整座城市,带来充满病毒的污秽瘴气。”


对抗,阻止《尤利西斯》祸害人间。

我们如今获得的自由并非上天的馈赠,它来自于历代斗士们的拼死一搏。尽管我们还面临着层层审核,公民的自由仍支离破碎,但在乔伊斯的时代,今天的审查显得不值提,乔伊斯要面对的是一个庞然大物——大英帝国将警察系统和正风协会发挥到极致,劳伦斯的《虹》能被警方当众焚毁,英国当局宣布,他们“会把淫秽物品传播人员投入监狱,对坚称淫秽内容是“艺术”的出版商和印刷商也绝不手软。”

“淫秽”犹如一把利剑,横在乔伊斯的脖颈边缘。这个词也成为阻止《尤利西斯》出版的巨大堡垒。乔伊斯不得不辗转国外,寻求新的发表或出版可能。路途之中,几位女性成为他的贵人。

后来,我们都知道了玛格丽特·安德森、西尔维娅·碧治对乔伊斯的扶持,她们以自己的事业做赌注,怀揣着巨大的勇气来传播《尤利西斯》。讽刺的是,这本被卫道士们斥责毒害女性的小说,却成了许多女性的心头好,它蕴含着一股巨大的魔力让女性倾注同情,少有这样一本书,事无巨细地还原了她们的日常生活与心理状况,《尤利西斯》是真实的,她们捍卫的不只是小说,也是对真实的信奉。

与此同时,审查者加重警觉——不能出版《尤利西斯》!他的作者太猖狂。乔伊斯所处的时代,是维多利亚遗风犹存的时代,一个道德保守的时代。在当时的英国,连自慰都被认定为犯罪,大众讲出“胸脯”、“大腿”等字眼,会被视为猥亵,甚至女性在公众场合露出脚踝,也会被视为不雅。

如果乔伊斯能妥协一些,在被警告后乖乖删除他的色情描写,兴许权威们会网开一面。可谁让他是乔伊斯!一位喜欢听狮子吼声的爱尔兰人,一位在二十岁就向诗圣叶芝发起挑战的狂徒!他不但不妥协,还变本加厉,你越批评,他越“色情”。更可气的是,他挑衅权威就罢了,还不把读者放在眼里,他从来不考虑读者,只为了取悦自己。《尤利西斯》就是这样一本书。乔伊斯身上的气质决定了无论在哪里,只要他在场,他便是主角。而《尤利西斯》,这个一度躺在莎士比亚书店仓库里的“炸药包”,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

文学权威并非无法接受叙事实验,他们耿耿于怀的是《尤利西斯》的内核。同样是叙事革新,《追忆似水年华》的内核仍是古典的、庄严的,而乔伊斯恰恰相反,他是现代的、绝不妥协的。普鲁斯特自有其贵族式的温和,而乔伊斯骨子里要反抗,无论《尤利西斯》再怎么诘诎聱牙,它都流淌着市民气息,它要写的终究是权威看来流俗不堪的事。所以,文学权威、审查部门联合正风协会的同仁们绞杀《尤利西斯》。

不只是道德问题,《尤利西斯》颠覆性的表达也令人不悦。《尤利西斯》对传统批评家和读者而言充满冒犯,他们看这本“天书”,仿佛透过纸面就能听到乔伊斯对傻子的嘲笑。这是一种完全陌生的叙事风格,也是对传统阅读经验的冲击。在老派批评家看来,经典的小说不仅要有故事,还要优雅得体地讲好一个故事,可《尤利西斯》非但支离破碎,还贯穿着对优雅的嘲笑。

命中注定,《尤利西斯》多灾多难。1921年,《尤利西斯》在美国和英国遭禁,《小评论》杂志被送上法庭。到了1923年,英美当局又迅速烧毁了已出版的《尤利西斯》。可西尔维娅·碧治不屈不挠,她紧接着出版了8个版本的《尤利西斯》,这些书如同边境线的无国籍逃难者,在国家的夹缝间苟延残喘。在当时的美国,“协助进口《尤利西斯》——就算仅仅一本——的工作人员,也会受到5000美元的罚款和上至10年的监禁。”


历史,偶然中的必然。

1922年前,文学圈内对《尤利西斯》的评点大多是“就作品谈作品”,但当《尤利西斯》被送上法庭,情况截然不同。它浓缩为一个符号——刺向审查与陈旧观念的符号,而争取和传播《尤利西斯》的战役,就演变为现代主义者乃至一切认可言论自由的公民积极支持的一项事业。人心所向决定历史进程,是这一点导致了《尤利西斯》成为文化现象,一时间洛阳纸贵。

但《尤利西斯》最终“胜利”的背后,还得益于出版社的“算计”。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在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一书中坦白:“《尤利西斯》案件”是他与律师莫里斯·恩斯特的“杰作”。他们雇人带了本《尤利西斯》通过美国海关,当海关人员即将放行,那人故意露出《尤利西斯》,诱导海关没收。为确保案件胜诉,贝内特·瑟夫特意摸清了约翰逊·伍尔西法官的背景、立场、审美趣味,并嘱咐律师选择伍尔西在纽约的时间提起诉讼。果不其然,支持创作自由的伍尔西法官否定了“希克林原则”,他认为:不能因为一个作品包含个别色情描写,就断章取义地推定整个作品淫秽......《尤利西斯》只是以悲情笔法描述了男女内心生活,并不存在什么淫荡思想。(何帆:《淫书、黄片和法院》)

最终,《尤利西斯》因祸得福,从违禁小说一下子变成年度畅销书,这是一场属于出版社的胜利,也是整个文学革命的光辉时刻。如果说在1922年,文化界人士只是察觉出文学世界河面下的暗流,那么在此时,他们已经深刻意识到自己正身处“旋涡”。

那么,为什么庞大的审查部门,在坚守十余年后最终放行?为什么势单力薄的乔伊斯,最后却在文化集团的簇拥下成为推动文学革命的旗手?法官的口味、出版社的“算计”都是原因,但它们只是冰山一角,决定整个历史进程的是现代主义者们旺盛的生命力。他们不屈不挠,满怀激情推动他们所坚信的事业,哪怕只能用土豆果腹,他们依然没有退缩。这奋斗的十二年,也是整个文学观念悄然变化的十二年,《尤利西斯》的成功是偶然中的必然,它的确是一部惊人的杰作,哪怕你不认可现代主义,也会被此书的奇妙所深深折服。

乔伊斯成就了现代主义革命,携时代浪潮完成了一场深刻的文学革新。某种程度上,这场革命是必然的,因为既有的文学秩序乃至社会秩序已陈腐不堪,审查部门、正风协会和经验主义的横行让世界上至少一半的人群抬不起头,旧的秩序的压制注定是暂时的,是“人”的诉求要求现代性革命必须发生。

《尤利西斯》并非不可触摸的阳春白雪,尽管乔伊斯的写作设立了较高的文学门槛,但普通读者一样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西方文学的“大转折”。文学不是圣杯,而是你我皆可议论之事。荷尔德林说:“在这个粗俗的时代,写诗还有何用?”到如今,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诗与美退潮的时代,文学走向边缘,经典渐渐旁落,正因如此,我们才更有必要重温经典,重拾文学曼妙缱绻的质感。它不能赠你名利等身,却能给予你渡河的方舟。漫漫人生路,书与我同行,在最温吞的时代,读“最危险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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