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惠远人”:一个澳大利亚人的川滇古道行迹

示播列
2018-02-28 看过

莫理循在中国西部的游历装扮完全入乡随俗。

“我和我的其他同胞们一样,怀着对中国人的强烈的种族厌恶来到中国,但是那种感觉现在早已被真切的同情和感激之情所取代。我总是愉快地回忆起这次旅行,其间我横穿中国数省,范围广于欧洲诸国,沿途体验到始终如一的友善、殷勤和最迷人的礼貌。在我看来,至少中国人没有忘记他们的‘加惠远人’之道。”

这是苏格兰裔澳大利亚人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在他100多年前的中国西南旅行游记中写下的感受。莫理循是近代来华的一位知名外籍人士,身兼旅行家、记者、政治顾问、藏书家等多重身份,亲历过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和袁世凯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

1894年,即甲午战争爆发当年,莫理循在不懂中文、不带武器的情况下,从上海沿长江溯行,经过长江木船航运和西南丝绸之路,最终抵达缅甸,并将一路见闻与感想写成一部著作An Australian In China。此书国内之前已有两种译本,一种是《中国风情》(张皓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另一种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窦坤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2017年中华书局又新出了一个译本《1894,中国纪行》,译者是浙江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磊。李磊作为云南大理人,为翻译这本记述故乡之书可谓相当用心,全书加注490多条,许多带有研究考订的性质,基本达到了“一本有史料价值的散文叙事在经过翻译后具有学术上的可靠性”。

莫理循并非一开始就体会到中国人的“加惠远人”之道,在旅行开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经常用“野蛮人”指代中国人,甚至不惜以最恶毒的语言进行诅咒。

例如,莫理循从汉口经过长江险滩后抵达重庆万县,上岸后,由于一身欧洲人的打扮而招致当地居民的围观。“面对嘲弄的人群,我不得不泰然而行,仿佛我对这种示威感到享受。有一次我停下来对人群讲话,由于我不懂中文,我用英语温和但轻蔑地告诉他们,他们的行为让我认识到他们母亲的道德水准,他们的放肆让我冥思他们在阴曹地府受煎熬的情景;然后,借助中国式诅咒,我大胆地表达了一个希望,他们的灵魂再次返回世间时,将寄居在猪的体内,因为,在我看来,那是唯一适合它们待的地方。”(P38)

旅行途中,莫理循不断对中国人的某些“劣根性”进行挖苦与讽刺。在重庆海关那里,他说:“目前走私的情况很少,因为还没有中国官员。一旦引进中国官员来阻止走私,走私的盛行就会指日可待。中国的搜查人员最厉害的是,他们的眼睛不是用来检查,而是用来谋利,仅此而已。”(P59)

关于休息住宿,“每天傍晚我们总会到达某个大村庄或镇子,我的管事会选一个最好的客栈供我休息。所谓最好的客栈通常意味着许诺他最高回扣的那家。”(p95)

在云南昭通,莫理循走进了一个“被不断发生的瘟疫和饥荒毁灭掉的地方”,“据信去年城区及其附近有五千人饿死。数字是骇人的,但是中国人的统计数据总是值得怀疑。”(P152)在亲眼见识了一些酷刑后,他认为,“没有什么人所受的刑罚比中国人所受的更残酷,原因显然是华人的知觉神经变得迟钝或进化受阻。如果谁见识过华人不用麻醉而忍受外科手术之痛的那种韧性,谁见识过他们身处污秽和恶臭之中却茁壮成长的那种从容,见识过他们在枪炮、爆竹和锣鼓声中睡觉的那种安宁,见识过他们眼睁睁注视低等动物痛苦死亡的那种淡漠,还会怀疑前面的结论吗?”(P155-156)

进入云南后,莫理循对中国人的印象才开始好转。“这一带没有人带着无礼的好奇观看外国人。云南的人们似乎被吓呆、被击垮了。在别处中国人特有的自以为是,在这里根本看不见。他们目睹了种种人间惨剧:叛乱和内战,搏斗、残杀和暴死,刀剑、饥荒、破坏、贫困的蹂躏。他们听天由命,心灰意懒。但是他们的友善令人着迷,他们的礼貌和温厚让旅行者感到持续的愉快。”(P204)

除了云南人之外,莫理循还对善于经商的广东人颇具好感。“广东人,这个概念狭义上是指广州人,广义上是指广东省的各种土著,他们是中国的加泰罗尼亚人。他们像苏格兰人一样富于进取,能很快适应各种环境,忍耐,精明,然后发迹;在中国最偏远的地方也能遇见他们,他们靠脚神奇地走遍四方。在所有中国人中,他们具有最机智灵敏的名声。在西藏物资交易会期间,以及鸦片收获的季节,他们大批来到大理。他们带来适合中国人需要的各种洋货——便宜的小手枪和左轮枪、镜子、天平、西洋景,以及上千种既实用又有趣的便宜货,然后带着鸦片返回。”(P325)

由于语言不通,莫理循在中国接触交流最多的还是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同时也在思考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在四川叙府(今宜宾),莫理循拜访了许多基督教传教士,他们向他介绍了传教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我相信,现在人们普遍意识到,世界上最困难的传教地就是中国,其他地区与之没有可比性。各种各样的困难每一步都考验着传教士。每一个诚实的人,不论他的眼光是宽广、是高还是低,都必须同情传教士们为中国人的利益和前程所做的热诚努力。”“弑亲在中国是如此的罪大恶极,而面对赞同这种严厉处罚的中国人,传教士还得宣讲:‘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新约》马太福音10:21)”(P111)

如今回头看莫理循在川滇古道上记录的那些风土人情,特别是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后偏远地域的社会生活图景,就显得极其珍贵。譬如清朝云南回民领袖杜文秀起义(1856-1873)的影响,莫理循在昭通观察到,“回族数量仍然众多,城内外共三千户。……有一条街上全部住着回族,他们掌握着城里的皮货生意。他们的房屋有一个明显特征,有别于不信教的人家,就是门窗上不贴诡异而耀眼的彩色门神招贴画。他们的清真寺井井有条,异常洁净。就像大清国的每一个清真寺一样,大门的中央悬着向当朝皇帝表示效忠的镀金匾。匾上写着‘大清皇帝万岁万万岁’。暴乱过后,云南的所有清真寺被迫要特别悬挂这样的匾以示驯服。我在参观时,一个年长的毛拉正在给几个衣衫褴褛的男孩讲授阿拉伯语和《古兰经》。他通过一个翻译和我交谈,印象中他对中国周围四海之外的事物不甚了了。”(P167)

结束这次西南之行的16年后,莫理循再次启程,从西安出发,穿越河西走廊,直至新疆,又完成了一次雄壮的西北之行。相比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人来说,莫理循的著作在史地研究的学术价值上自然无法望其项背,但这位苏格兰绅士的眼睛仍然不失为一面镜子,可供我们照见百年前中国西部辽阔土地上那些消逝的面孔和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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