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张爱玲的,北京是她的

读库
2018-02-28 看过

1931年6月24日,农历五月初九,台湾人林焕文在北平东单三条的日华同仁医院逝世,享年四十四岁。

几天后,林焕文火化。他的妻子黄爱珍眼目低垂,看着六个孩子。六岁的长子燕生捧着骨灰盒居中,长女含英神情严肃,一脸哀伤,而两岁的燕璋似乎不明所以,还在挖着鼻子。

林含英当时十三岁,在漫长的三十年后,也就是1960年,她出版了一部小说集追忆这场提前结束的童年。

这本书就是《城南旧事》,署名林海音。

*

1918年,林含英出生在日本大阪。父亲林焕文出身于台湾苗栗县头份镇的望族,祖上是从广东蕉岭迁台的客家人。虽然台湾已经被日本占据,推行日语教育,但林焕文少时在父亲影响下,研读汉籍,写得一手好书法。

林焕文师范毕业后,从教两年,座下弟子有吴浊流。吴浊流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写有《亚细亚的孤儿》。不久,焕文携怀有身孕的妻子爱珍到大阪做生意,并无所成,只好将母女安顿在故乡头份,孤身一人前往北京谋生。

小英子到北京时,才是几岁的小姑娘。

五岁时,含英随父母从台湾搬到北京,她身着黄底红格子小和服,说着稚嫩的日本话和客家话。在家里,祖籍福建的母亲操闽南语。不过,含英入学后,很快就学会了北京话。离京四十多年后,她第一次回乡探亲,出租车司机对她一口京片子十分惊讶。

那时,在北京的台湾人不多,他们的身份也十分尴尬。在日本人眼里,他们是不服管教的皇民;在大陆人眼里,他们是可疑的叛离分子。他们也不敢以台湾人互称,而用“番薯人”代替,因为台湾地图酷似一个番薯,又盛产番薯。

英子的父亲在北京邮政总局工作,薪资优渥,冬天涮寿喜烧锅子,夏天做冰淇淋,从日本带来的手摇留声机,经常让家里飘出歌声和笑声。焕文夫妇爱孩子,十年里生了七个;也爱搬家,从谦安客栈、虎坊桥再到梁家园,九年里在城南换了六个地方。但不管搬到哪里,院子里、廊檐下总是种满了夹竹桃、石榴树、海棠,墙上也爬满了牵牛花,甚至台湾乡亲都打趣说:“老林,你那么爱花,难怪生了一堆女儿。”

小英子一家子人多,住大宅子,便请了佣人宋妈。这是她在《城南旧事》里的名字,本来姓冯。宋妈来自顺义,当时还是个苦地方。现在,顺义房价那么高,宋妈估计可以不用出来帮佣,可以把院子出租。

但在当时,宋妈为了“一个月四块钱,两副银首饰、四季衣裳、一床铺盖”,必须把自家孩子留给乡下丈夫带,来给林家做奶妈,一待四年。在小英子眼中,宋妈会讲乡村故事,做针线活,给她们唱“鸡蛋鸡蛋壳壳儿,里面坐个哥哥儿”这样的儿歌。

有一次,宋妈的丈夫黄板牙骑着小毛驴来要钱,带来她日思夜想的儿子小栓子溺死的消息,而她那没有名字的“丫头”,生下来当天就被卖给陌生人。宋妈吃着驴打滚儿小饼,四处找寻没名没姓的骨肉,最终一无所获。在这之后,她不再讲小栓子放牛的故事,儿歌也不唱,只是把思念织进厚厚的鞋底里。

考上小学那天,英子与屘叔(即幺叔)、妹妹在中山公园合影。

1925年夏天,一个大雨倾盆的早上,七岁的英子紧紧拉着屘叔的手,投考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小。

冬天早上,妈妈会让宋妈买菜,但她还说不好北京话,“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结果说成“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小英子吃一套烧饼油条,出了胡同口上学去,走过整条西琉璃厂,两边的老书铺、新书店、南纸店一路直通师大附小。

黄昏放学后,英子可能在井窝子旁边撞见妞儿,和她玩一阵子,又看见惠安馆门口的秀贞,向她咬嘴唇笑。她后来搬家到新帘子胡同,经过雄伟的城门楼子,最爱看楼上的燕子飞来飞去。

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随着父亲的去世而提早结束。在《城南旧事》最后一篇中,小英子拿着毕业证书,一卷红丝带系着的白纸筒,匆匆忙忙地赶回家去。进了家门,妹妹还在抢弟弟的玩具,弟弟正往玻璃瓶里灌沙子。英子放好毕业证书,再出来,看到院子里垂落的夹竹桃,在心里默念道: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

父亲骤逝,孤儿寡母无依无靠,远在台湾的祖父来信要她们回家乡。但刚上初一的英子不肯,她不愿意回去念日本书。

母亲爱珍当时仅有二十九岁,在头份的大家庭做饭时,得搬张小板凳才够得着大灶。她比不过那些长手大脚的妯娌和姑子,乐得在北京自由,并让英子给祖父写了回信:

您的来信收到了,看见您颤抖的笔迹,我回想起五年前您和祖母来北平的情况,那时候屘叔还没有被日本人害死,我们这大家人是多么快乐!

又说,她现在读初中了,弟弟妹妹都在读小学,回家乡不方便插进读日本书的学校。而且,她也永远不能忘记那个把亲爱的叔叔害死的国家,在信中说:

亲爱的祖父,您一定会原谅我们的,我们会很勇敢地生活下去。

她们一家在北京留下后,从大宅子搬到晋江会馆,这里不要租金,可以免费居住。但光靠父亲的抚恤金,已然用不起车夫和老妈子了。家里困难,新年再也没有新衣服穿。父亲走后第二年,体弱多病的四妹燕瑛得了黄疸病,走路说话都颤颤悠悠,她终究没有治好,死时才六岁。

同年,三岁的幺弟燕璋又患上了脑膜炎,发烧昏迷,打针吃药无数,最后还是夭折。送棺材的人来了,在窗外要钱,英子妈妈迟迟不愿意把十三块大洋给对方。因为给了钱,孩子就要装进棺材里抬走,她就再也看不见了。

爸爸死后,照顾花的责任就落到英子肩上,她爱花,也看不得花儿枯萎。那些开得灿烂的花朵,让这个愁云惨淡的家庭显出一抹亮色。

英子小学毕业后,进入私立春明女中读书。著名老生余叔岩的两个女儿是她的同学,学妹中有电影演员白杨,以及后来名动天下的京剧演员言慧珠。

初中时代,演出《茶花女》后的照片。

与二妹秀英的合影。

念初三时,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的学生排演《茶花女》,含英饰演茶花女的女仆纳宁娜。每个星期有三个晚上,她要去戏剧家余上沅先生家排练。含英下课回家后,匆匆扒几口饭,就往城那头的余家赶去。她一个人坐上洋车,路上摇摇晃晃,她一边背着台词,一边看着路边的落叶。

最后的演出很成功,在慰劳宴上,十五岁的含英身穿长旗袍,斜戴一顶米色法国帽。大家彼此喊着剧中人的名字,她跨进门,就听到有人喊道:“纳宁娜,来这一桌坐吧。”

林家四姐妹喜欢唱歌,家中常有歌声,妈妈则在灶前做饭,厨房传来阵阵晚饭香味。这一家就像美国女作家路易莎·奥尔科特依旧自己童年经历创作的小说《小妇人》,爸爸远在南北战争前线当随军牧师,留下四个可爱的女儿和妈妈一起生活,她们从不抱怨,认真地过好每一天。

含英给自己取名叫Amy,她是照着《小妇人》中老四的名字取的,但她最欣赏的还是老二乔伊,其是《小妇人》作者的化身。乔伊很有个性,酷爱文艺,立志做大作家。含英以《小妇人》中的姊妹自况,在别人还需要照顾的年龄,她已经担负起很多父亲的责任。

含英从女中毕业后,没有去考大学,而是报名了知名报人成舍我创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成舍我是《世界日报》《世界画刊》的社长,这所学校专门培养新闻采编人员,学生无需学费,将来还可以进入报社工作。

含英工作后,负起照顾母亲和弟妹的责任。

1936年,含英采访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

1935年,含英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毕业,正式进入《世界日报》工作,负责采访文教及妇女新闻,时年十七岁。第二年,她有机会采访到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这是她十分欣赏的一位作者,著有《放浪记》。

《放浪记》的故事发生在日本鹿儿岛的温泉圣地樱岛,以日记体的方式记述了作者坎坷悲惨的童年生活。林芙美子在书中写道:“我天生注定为了流浪者,我没有故乡。”含英对美子在极度的贫困和屈辱中,还能葆有自由奔放的思想非常佩服。后来,这篇访问记发表在《世界日报》上。

夏承楹、林含英结婚照。

二人组成温馨的家庭。

含英在工作中结识了编辑夏承楹,1939年,二人结为伉俪。夏承楹出身书香世家,父亲夏仁虎,字蔚如,中过举人,曾任国会议员、财政部次长以及国务院秘书长,颇通诗文。夏家是个大家族,有八子一女。含英虽然年少失怙,但嫁入夏家后,并无扞格之处,反而十分相得,与公婆、妯娌关系颇好。

抗战军兴,《世界日报》停刊。她在公公的介绍下,前去北师大图书馆工作,有天看到一套书叫《海潮音》,觉得这名字很有味道,便用了其中的“海音”做笔名,开始写作一些与采访文章不同的文字,发表于各类报刊。

自此,含英之名渐渐退入院墙之中,海音则最终为无数读者所知。

*

1948年冬季,国共内战正炽,在硝烟中,一架北京起飞的小货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从飞机上下来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母亲,带着一位娇小的裹脚老太太,还有十几岁的妹妹、剃着平头的小男孩和两个更小的女儿。因为飞机上放着一位要人的棺材,少了空当,男主人没能挤上来。

这一家并非军方背景,也没有亲戚来接她们。长途飞行使一门老小十分疲累,倚在行李堆上休息。年轻母亲四处奔走,拨打电话,最后才得以脱身,乘船前往台湾。

她们就是林海音一家。

开往台湾的船票。

海音带着一家老小六口,挤上了停泊在上海码头的23667号第56航次的中兴轮。船上坐满了惊惶的难民,上千人挤在一起,有人吃完饭就吐了,船舱里弥漫着酸臭味。更难以忍受的是,没有人能预料到对岸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和船上大多数人不同,海音一家心里比较踏实,因为她们不只是逃难,也是还乡。

1953年,林海音在书桌前。

和女儿在一起。

在台湾安顿下来后,林海音先在《国语日报》编辑周末版,后转到《联合报》,担任副刊主编。她和丈夫夏承楹(笔名何凡),二人用两支笔养活了一大家,虽不至富有,日子也过得有声有色。在四季常青的台湾,海音依然在屋前院中种了不少花。

在主编《联合报》副刊的十年间,林海音发掘大批台湾本土作家,刷新了副刊的深度和广度。像钟理和、钟肇政、黄春明、郑清文等台籍作家,都是她力主在“联副”上亮相的。台湾光复之初,许多本土作家华语写作还不甚流利,林海音为之字斟句酌,加以润饰后才得以发表。

正当林海音在“联副”风头正盛时,却在1963年突然辞职,引发诸多猜测。她自己一度也讳莫如深,多年后,此事才得以解密。

原来,当年4月23日,“联副”左下角刊登了一首诗《故事》,作者叫风迟。第一节是这样写的:

从前有一个愚昧的船长,

因为他的无知以致于迷航海上,

船只漂流到一个孤独的小岛;

岁月悠悠一去就是十年时光。

随后船长在岛上邂逅一名富孀,流连忘返,但岛民仅得以糊口。在台湾当局看来,“愚昧的船长”影射蒋介石,而“孤独的小岛”显然指台湾,“富孀”则是美国爸爸,“免于饥饿的口粮”,无疑是台湾人民在“反攻大陆”的谎言中,过着悲惨的日子。

这首诗十分大胆,简直是要让蒋介石卷铺盖走人。更要命的是,作者笔名风迟,也被认为是“讽刺”的谐音。于是,“总统府”亲自打电话过问,情治机关以“匪谍罪”拘捕原作者王凤池,最后把他押往生教所感化,关了三年多。

林海音和她的纯文学事业。

虽然林海音素不涉政治,但为了避免连累更多人,她只好迅速辞职,以平息事态。离开“联副”后,她继续创作,并创办《纯文学月刊》,成立纯文学出版社,以出版高品质的文学作品闻名。她交游广泛,善于提携后辈,成为台湾文坛祖母级的人物。

从1957年开始,林海音陆续发表回忆北京童年的小说,后来结集为《城南旧事》。出版之后,只行销两版,并未引起多大反响。但八十年代后,随着据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大陆上映,该书也风行一时。读者第一次读到这么纯净、不受政治语言污染的小说,耳目一新,并引发了长久的评论和回响。

1993年,和丈夫何凡回到北京,在年轻时溜冰的北海前合影。

1994年,林海音和《城南旧事》小英子扮演者沈洁在大阪重逢。

1999年,《城南旧事》被《亚洲周刊》评选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并被译为多国文字,屡获大奖。后又成为“语文新课标”必读书,部分篇章选入语文教科书,无数小读者从中认识过去的北京。

2001年,林海音逝世于台北。她五岁从台湾迁往北京,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五年,经历北伐、抗战和内战,自己也上学、丧父、结婚、初为人母,回到台湾后,她花了五十年回忆北京,并写下《城南旧事》作为这座城市的纪念。

在老舍之子舒乙看来,老舍的《骆驼祥子》写的是劳苦阶级,曹雪芹的《红楼梦》刻画了世家大族的日常,至于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她是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写北京人的生活,完整保留了那个阶层的风貌,也借着小英子的眼睛,观察到了世间百态。

W.H. 奥登在叶芝去世后,写下这样的悼文:“文学不能改变世界,但可以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从这条河到那条河,口耳相传。”齐邦媛曾以此来悼念林海音,她们是多年的好友,齐邦媛还是《城南旧事》英文版的译者之一,并著有回忆录《巨流河》。

余光中曾说,上海是张爱玲的,而北京是林海音的。

或许,北京不属于任何人,林海音只是为之建造了一座记忆的宫殿。

图片来源: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

作者:樊超群·读库编辑 公众号:樊超群

14 有用
0 没用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0条

添加回应

城南旧事(插图珍藏版)的更多书评

推荐城南旧事(插图珍藏版)的豆列

提到这本书的日记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