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做实事,媒体讲真话

阿咿呀轰呗嘞南
2018-02-27 看过
1960年,因为一篇声援“马丁·路德·金和在南方争自由委员会”的社论广告,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申请高达50万美元的巨额赔款。一审和二审均因在种族隔离观念重的南方腹地——阿拉巴马州法院受理而失利,面临生存威胁的《纽约时报》奋起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原本是一场关于种族隔离观念的争论转向对“言论、出版自由”的探讨。作者安东尼·刘易斯也以这个案件贯穿整本书的始终,并对美国“言论、出版自由”的出现和发展做出历史的回顾及现实的反思。与此同时,也完美展现了霍姆斯、布兰代斯、汉德、沃伦、布伦南、布莱克、韦克斯勒等伟大法官和律师的形象。
        总体而言,美国“言论、出版自由”的相关条例,主要出现在1791年并入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中,发展过程中受到过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最初联邦制的确立,政党之争,联邦和各州之间关系的变化等。而第一修正案对其的保护功能,也经历了从最初的休眠状态,到最高法院对各州与联邦纷纷出台立法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麻木不仁,再到之后最高法院才逐步保护某些异见或非主流言论,直到“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后,最高法院才开始彻底践行第一修正案的的承诺:在美国,“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
        本书通篇讨论的主题是“言论、出版自由”,而书的题目和重点却指向“新闻媒体对官员批判的尺度”。我认为,出现这个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正如作者在十七章及之后的章节中所讨论的“对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官员和新闻界都属于“公众人物”或其讨论的问题属于“公共问题”,所以会轻易地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而引发大的议论,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属于公共领域,属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讨论范围。
        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批判的限度就是民主的尺度”。“一个社会对批评之声有多大的容忍限度,往往标志着这个社会有多高的民主程度。”经过“沙利文案”之后,很多经典语录被流传下来,其中“正确的结论来自多元化的声音,而不是权威的选择。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看法现在和将来都是无稽之谈,然而,我们却把它当作决定命运的赌注”流传最广,虽然这句话最初出自“《群众》杂志社诉帕腾案”,却从“沙利文案”开始真正发挥其影响力。
        所以依照此标准,对于批判官员的尺度显现出了其随着地区的时间的不同而会有不同表现的特性。我们从此书的最后可以看到,趋于成熟的美国宪法对民主有着极大的保护范围。它保护公民及媒体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并保护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言论,强调官员之所以成为官员,就应该拥有强于他人的承受力。而此之前,“言论自由”则更多受限于州法与联邦法的受理范围,以及种族歧视观点等。
        而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等其它法律条文中,同样涉及了有关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多次强调:“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而中国此方面的法律似乎没有美国健全,如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侮辱、诽谤行为可提起公诉,以及在民事案件中,国家机构可起诉媒体或公民侵犯名誉权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本书传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任何法律形态,都是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环境下形成的,没有人能为某一案件下具体的论断,只能留给历史去解答。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称赞文章提到的几位为“自由”而辩的大法官的勇气和远见。
        美国宪法对“言论、出版自由”的保护的发展,在“沙利文案”后的“值得当街起舞的时刻”到“舞已结束”再到“重绘蓝图”,又经历了一场关于“如何把握官员批判尺度”的讨论与实践,从而使得“言论、出版自由”的相关细则变得越来越明晰。
        把握官员批判尺度的第一要义是,严格做到“民主”,这个在前文中多有提及,在这里就不再赘述。
        第二要义则是,媒体或个人要严格实施“自查制度”,媒体要尽量规避失实报道,以及避免媒体形象太过强硬和财大气粗。
        作者在十七章和十八章,从媒体角度反思了为什么在“沙利文案”之后,政府机构起诉媒体诽谤的案例未减反增。原因主要分为:20世纪后半期的美国人信奉法律中的“免费午餐”理论、媒体性质变化,地位上升,影响力增大,多数媒体傲慢自大的形象深入人心。
        而从书中的描述来看,由于对媒体的诽谤诉讼如潮水般递增,当时的媒体确实因为繁冗的诽谤诉讼流程,而不堪经济和精神方面的重负。如果说“沙利文案”激起了公众对“诽谤法”的不满,但是虽然“沙利文案”判决倡导言者无罪,可他们仍有可能遭受诽谤官司与巨额诉讼费用的打击和拖累。十八章《电讯报》的案例发人深省:一次,有人向《电讯报》爆料,当地一位警长涉嫌滥用职权,编辑不仅放弃这一选题,还语重心长地告诫记者:“这次还是让别人去冒险吧”。
        虽然从第19章和20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最终还是对媒体的言论进行了一定保护,并且对官员和公众人物应当接受批评提出了要求,最终还下了一个美国向来是“乐观主义者”的结论,“为了公民的表达自由和知情权等更为重要的价值,政府必须容忍一个不断找茬的新闻界,一个顽固倔强的新闻界,一个无所不在的新闻界。”
        虽然世界上普遍承认新闻属于“第四公权力”,会对社会舆论起到监督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然而,从新闻行业在美国的发展来看,我们应当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新闻媒体是否需要“自我审查”?
        拿我在校的经历来做具体说明:我曾写过一篇以“推行小班制教学”为主题的新闻稿件,在前半部分提到某院系的一些课程的教室常常不够用,而引出后文的主题。稿子出版之后,该院系的教务通过总编找到了我,并指责我“诽谤”,要求撤稿。原因在于,我在文中引用的一些她的原话对她的名誉造成了损害。同时指出稿子中的部分信息不实,以及刊发之前没有提前给她看稿子。她还提到了她并未同意我对她进行采访而只是“随便聊聊”,当然这是无稽之谈,因为我在采访前拜托了她很久,她才同意接受采访。
        这个事件中的问题和“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的问题,以及美国法律对“出版自由”的讨论有相似之处:媒体中出现的不实报道应如何处理?是否应该对出版进行事前限制?
        当时报社的原则是只发与被采访者相关的文字给被采访者,核查信息是否错误,但是逻辑和思路不受被采访对象控制;除非是“思想反动”,否则不予撤稿。而我的稿件确实存在两处“报道失实”:一是因为在编辑改稿的过程中,被加了一句被采访对象没有说的原话;二是在对该系此类课程的情况介绍并不非常全面。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当时大一,对新闻伦理和规范并不是非常清楚,所以我在老师揪着我的“两处错误”不放的时候非常得内疚和自责,没有对其的“诽谤”进行进一步的反抗。
        经过近三年新闻专业的学习以及对本书的通读,我反过来对一年多前的这件事情进行了思考。首先,新闻行业有“言论自由”权利的保护,拥有对社会和政府监督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新闻界应该坚守一些原则。如坚持自己的稿件有自己的价值观判断和表达,而不受会阻碍推进事件发展的其它因素的影响。同时,新闻也一定要坚持“公正公平”,对事件的任何一方不做出偏倚。
        而更重要的启示是,媒体应当承担“查证真伪的义务”。提高自我的专业素养,尽量避免报道失实的现象发生,并且应当在“报道失实”现象发生之后迅速反应并负责。塑造一个公正亲民的对外形象。这样才不至于在行使监督等权利时不被公众信服。
        最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似乎给官员批判的尺度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行使监督的权利人人都可以实现,相应的,对于官员的披露和意见会更迅速得在互联网络上传播,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对官员的个人素质和心理素质的要求则要更高。但是互联网的发展确实为公众舆论带来更透明化和公开化的滋养平台,在这样的时代里谁主沉浮,终究依靠得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内容为王”:官员做实事,媒体讲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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