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 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 评价人数不足

两个月厘清语言学面貌,不枉我来中文系走一遭

Black Jack
2018-02-26 15:10:00

1、刘红婴《法律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领域

在语言学研究中,相当数量的学术概念不具有表述的单属性,即一个概念有两种或多种表述。立法语言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信息载体,具有广泛的制约性和规范性,语体风格稳定;相比之下,执法与司法语言的实际使用语境范围较小,使用主体的个体风格较突出。两个层面的语汇运用规范,表述方法也存在着相当多的不同点。

从理论语言学上讲,相对于自然方言,或者说比自然方言更为高级的语言区域现象,就是以行业或学科为单位而形成的集团性语言。语言学上通称为“社团方言”,它是语言在社团上的变体。法律语言无疑是一种语言现象,它在法律的制定、运用及研究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是一种语言系统的客观存在。并且,它由法律的意识形态而造就,所以还是一种领域语言现象。

法律用语主要指法律术语及法律常用语,区别于法律语言学上的法律语言概念。语言技巧也称语言艺术,注重语言外在的应对技术。但其概念内涵与法律语言学上的法律语言同样也不在一个逻辑体系中。在英语中,法庭上的法官语言和律师语言就是两个词系juridic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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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红婴《法律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领域

在语言学研究中,相当数量的学术概念不具有表述的单属性,即一个概念有两种或多种表述。立法语言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信息载体,具有广泛的制约性和规范性,语体风格稳定;相比之下,执法与司法语言的实际使用语境范围较小,使用主体的个体风格较突出。两个层面的语汇运用规范,表述方法也存在着相当多的不同点。

从理论语言学上讲,相对于自然方言,或者说比自然方言更为高级的语言区域现象,就是以行业或学科为单位而形成的集团性语言。语言学上通称为“社团方言”,它是语言在社团上的变体。法律语言无疑是一种语言现象,它在法律的制定、运用及研究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是一种语言系统的客观存在。并且,它由法律的意识形态而造就,所以还是一种领域语言现象。

法律用语主要指法律术语及法律常用语,区别于法律语言学上的法律语言概念。语言技巧也称语言艺术,注重语言外在的应对技术。但其概念内涵与法律语言学上的法律语言同样也不在一个逻辑体系中。在英语中,法庭上的法官语言和律师语言就是两个词系juridic 和 forensic,说明它们是两种规律不同的事物。事实也是如此,衡量法官语言的是法律,而衡量律师语言的才是技巧。

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大致可以归纳为:一、法律行为中的语词、语义、语序特点和规律。二、法律行为中语言机体能力。三、法律行为中语言的文化属性。四、法律行为中语言的实用效力。

法律语言的三个研究方法:语源学,语用学,法哲学。理论依据来自两个学科,语言学和法学。西方法哲学对语言的敏感度很高,能够将法学与语言学、语言哲学融汇于一体,并且在哲学的系统层面上强调语言的绝对地位。

法律语言的衍化基础是全民通用语言文字。因此法律语言的符号系统不涉及语音问题,也没有造字功能,即法律语言的语音与用字没有特殊性和创造性。使法律语言具有独立价值和存在意义的,主要是专业语词、专业特殊句法和文体风格。一个成规模的人群,在同一个话语层面上,在遵循通用语言大规则的同时,创造语词,创造语法,构建规则,形成“法言法语”。

法律语言的衍化语源主要有三种。首先是中华法制史上古汉语对现代术语有限的影响。汉字强大的表意功能使古汉语没有明显的字词之分,“诉”“刑”等单字词在现代法律术语中所承载的意义有所附加、缩减。而多字词诸如“共犯”“标的”经过改造后保留在了现代法律术语中。其次是受外来文化影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法律术语自然受到外来语言的影响。在形态上可分为两类:语词构成上不易分辨外来的成分,如“司法审查”的内涵源自西方制度,但在语词形式上外来特征非常淡化,称为隐形因素;相反具有凸显因素的术语在本土语言中找不到根源,具有明显的舶来特征,如天生携带借喻特点的“money laundering”,汉语在借鉴时直接发挥为“洗钱”。和许多现代学科的术语一样,法律语言中的大量术语也是用日制汉字创造组合而成的。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指出了这些“来自西洋、路过日本”的借形词的来历。这些词和短语不能完全依照汉语语法和词法进行归类分析。根据日本法务省刑事局外国法令研究会1991年编写的《法律用语对译集(中国语编)》,汉语与日语中形式意义完全一致的法律术语达到上百。

任何一种体系完备、发展成熟的学科其语言都是能够形成符号网络而具有符号性的。在法律语言创造的符号系统中,最大的对象即法律术语,它是法律表述的重要手段,也成为法律语义学需要挖掘探讨的对象。一个语词以视觉或听觉传达出来时,只能停留在能指阶段,人们可以根据这个表达符号产生不止一种概念的反应,所指则能够在具体的语境中落实确切的涵义。据此法律术语存在不同的应用状态,其符码组合呈现了一定规律,可归纳为相应的规则。诸如可分为形式类聚和意义类聚的类聚词码(罪、权;刑罚类别),对应词码(原告被告,公民法人),从属词码(证据这一概念属),链型词码(立案、侦查、拘捕、预审、提起公诉这一因果链)。

出于书面表达的需要,法律语言也创造出特殊句法,通用语言在此中得到了非常态的改变,如典型的立法文本语序,带复杂结构的“的”字句、不同位的“或者”句、无主句等。但法律语言的句法结构约束性很强,意素的集合体即意义完整的句子其单义特点同样非常突出。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将意义指称划分为直接意指和引申意指两大类别关系:彼此间可以有诸多语义轴、语义场变化。但在法律语言中只确定直接意指,不可扩展出引申意指。这也是法律语言衍化遵循的原则,此外其生成和运用还要遵循实用、语义独立和合法原则。

术语,应该有敏感的时空定位能力和时空转移能力,使专业涵义确定和凸显出来,这样才能保持其专业生命力。语言学家费尔默在著作《框架语义学》中进行了语义对比,以说明法律术语所应该涵盖的法律行为的特有内容。从这种分析思路和最小单位的实例验证可以领会出,对于法律术语的认定要确定其语境的空间维度及语义准确性,才能确认其基本的稳定的应用活力。比如标的一词,先探讨其作为全民通用语言的语源语义状况,再将之放入法律语言系统中分析。

立法语言自身具有完备的语用功能,是法律语言整体系统中最稳固的部分。其中没有十分确切、直观含义,意义张力较大的语词被称为弹性法律语言。从立法技术来看,弹性法律语言的运用显现出明显的格式性和约定性,尤其要在确定的语义环境和完整的语句群中使用。

2、梅林科夫《法律的语言》——律师的职业言语技巧

本书由于作者梅林科夫丰富的律师从业经历,将研究对象规定为,律师在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普通法管辖区所使用的习惯语言。包括特殊语词、句法和表达方式等在律师行业中非常流行的语言内容。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二部分值得日后精读:以英语语言史为轴从诺曼人之前、诺曼征服、拉丁语与法律、中古英语背景下法言法语兴起与衰落、现代英语、法律语言在美国发展状况来论述法律语言的历史。作者广征博引,以其渊博的拉丁文、法文和英文知识,犀利生动的文笔勾勒了英语法律语言特征,追溯了其在英国和美国的历史起源和嬗变,揭示了今日英美法律语言面貌的历史原因。本书主要针对律师从业的言语技巧以及从业区域背景,对学习英语法律语言和英美普通法体系有极大帮助。

编者廖美珍认为,语言学不仅要研究语言本体,还要研究语言的各种功能变体。机构话语是语言功能变体中最重要的变体,法律语言又是机构语言中最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语言变体。在当代,一个学者要做出真正有开创性、突破性的研究,既要有敏锐的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超乎寻常的胆识,还需要具备广阔的视野,交叉研究自然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欢迎。法学界,尤其是法理学界近年来一直在寻找新的途径和方法,而语言学有很多可供法学借鉴的方法和理论。除此书外,编者还引进主编了法律语言方向的一套丛书。

《法律、语言与权力》主要研究法律语言与权力问题。权力不是形而上的东西。对许多美国学者来说,美国的立法及法制建设应该是比较完善和成熟的,但很多人仍感受到不公正的威胁,感到法律的天平总是倾向一些人。为什么在立法取得巨大进步的今天人们还有这种感觉呢?约翰·吉本斯认为不公平和不平等有两种情况:一是政客故意造成发,一是法律系统本身的运作造成的,因此应该从法律的运作即司法执法上寻找。法律应用的细节是由语言组成的。微观语言分析不仅可以揭示权力,还可以揭示权力与社会阶层的关系。这本书是社会语言学和批判语言学的优秀作品。作者在书中说:从日常和现实的意义上讲,无聊书面的还是口头的,法律就是语言。

《法官语言》作者劳伦斯·索兰主要运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理论来论述法官的语言,尤其是法官对立法的解释。

《法律话语》作者古德里奇在研究中发现“法学家历来对法律语言的历史和社会特征视而不见,不去研究法律语言实践的实际发展。他在此书中从话语批评的角度来探讨法律与语言的关系,认为法律语言是权力的语言、是表达支配力和实施支配力的工具,对意义控制的追求。法律语言是社会和历史起源的重要指示器,是法律文本作为社会调控工具的主要动机。

《法律、语言与法律的确定性》涉及两大问题:一是语言和语言哲学;一是法律实践和法律理论的关系,着重点是有关法律确定性的争论:法律自身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决定法律争议的结果。20世纪在美国兴起的批判法律研究(CLS)运动认为法律是“彻底的”不确定的。他们认为法律的不确定性常常以语言性质为基础或以法律推理中语言的运作方式为基础。本书要旨是:考察与语言性质有关的东西是否对法律达成它的目标对方式构成了强大影响。

《法律语言学导论》则是世界上用英文写作的第一部以“法律语言学”为内容的著作。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结构主义语言学

索绪尔所建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已在乔姆斯基的著作中有了明确的盖棺定论。他所澄清的是关于语言的基本问题,这也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框架。我以提炼部分章节核心观点的形式进行了总结。

第一章,(西方)语言学史的三个发展阶段:亚里士多德逻辑"语法",十八世纪考订"语文学",十九世纪罗曼族语言和日耳曼族语言"比较研究"。真正的语言学是什么?观察的,历史的。(材料和对象问题)

第二章,语言学的材料;任务;和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语文学的关系;存在意义。

第三章,语言学的对象;语言的四种二重性现象;什么是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对"语言应从属于自然的本能,而不应居于言语活动之上"的观点的批驳,引用两位学者观点,结论是语言在言语活动的研究中占首要地位;语言在言语活动事实中的地位,首先考察可以把言语循环重建出来的个人行为,其次走向社会事实真正分开语言和言语(和乔氏不同,索绪尔认为撇开听觉的物理部分后,心理部分起作用的个人执行即为言语);给事物而不是给词下定义,所以不必纠结于各种语言有某些意义不尽相符的含糊术语(适用于所有语言,不论文字如何);综上归纳语言的特征(包括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实际上区分语言和言语,也说明了学习语言的方法可能性。注意掌握一门语言和学习言语技能的区别(正是这种把有关语言的事实固定下来的可能性使得一本词典和语法能够成为语言的忠实代表)。语言在人文事实中的地位,上述语言的一般特征决定了它可以归入人文事实一类,可以成为人文科学;语言的特殊性质是什么,引入符号学论述,结论是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

第四章,言语的语言学包含语言的语言学。言语和语言的互动关系启发语言学习方法。语言和言语的存在方式的表达公式。言语活动的整体不可认识。因为它并不是同质的。只讨论语言的语言学。

第五章,语言学和民族学(语言史和种族史)有接触点;语言和政治史有关系,内政外事都能对语言产生影响;制度和文学语言的关系,文学语言和地方方言的关系,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任何文学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到头来都会使它脱离自然的范围即口语的范围。以上和语言在地理上的扩展有关的一切属于外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和前者的区别好比国际象棋。

第六章讨论了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文字唯一的存在理由是为了表现语言。由于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合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作用的威望。但事实表明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书写形式的威望使我们看不见罢了。究其原因主要有四点,最容易理解的是: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因此人们更重视前者;文学语言更加强了文字不该有的重要性,人们在学校按照书本学习和教学,这就形成了一套关于语言的成文规则“正字法”,人们就忘记了一个人学习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二者间的自然关系就被颠倒了。索绪尔继而讨论了文字的体系,这就是表音和表意文字的区分,典范例子便是英文和汉字。索绪尔的研究对象限于有成熟材料的印欧语系,于是阐述了写法和发音在表音文字衍化过程中发生龃龉的原因,这样的例子在英语中比比皆是。

附录三编组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框架:音位学、语言符号的性质、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地理语言学(包括方言在内的社会语言学)。

4、萨丕尔《语言论》——语言哲学中的观念主义流派和新黑格尔主义继任

“当代作家中对自由思想有影响的,很少几个能了解语言的基本意义,克罗齐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他指出了语言和艺术的密切关系,我从他的看法受惠不浅。”萨丕尔在前言中这番对克罗齐的称赞已说明了他的语言学观点深受新黑格尔主义影响。克罗齐在著作《心灵哲学》《美学原理》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萨丕尔所述“语言的形式和历史过程不只本身有意思,并且非常有诊断价值,能帮助我们了解思维心理学上的一些阴暗问题,和人类精神生活上那种奇怪的日积月累的趋势,即所谓历史——或进步或退化。这种价值主要依靠语言结构的无意识性质和未经理智化的性质。”

萨丕尔首先通过廓清几种语言起源说来为语言下定义: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语言的象声起源说,即认为一切言语都是从摹拟性的声音逐渐演化出来,和感叹词起源说一样只能说明语言的根本性质和单纯摹拟之间关系微弱。言语这种人类活动,从一个社会集体到另一个社会集体,它的差别是无限度可说的,因为它纯然是一个集体的历史遗产,是长期相沿的社会习惯的产物。言语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

从生理方面说,说话是一种上层的功能,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群上层的功能。它叫神经、肌肉的器官和功能尽可能为自己服务,而这些器官本来是为了另外的目的而存在的。语言在大脑中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定位置,因为语言是一种特别的符号关系,一方面是一切可能的意识成分,另一方面是位于听觉、运动和其它大脑神经上的某些特定成分,从心理上说,这种进一步和人经验的某个成分联合起来以具备起码的言语意义的过程,是任意发生的。这是萨丕尔对生物心理学家观点的批驳,已经流露出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语言观。萨丕尔借机澄清到自己讨论的对象是语言这个任意性符号系统的功能和形式(正如文化制度上形式上的研究),而不是作为语言基础的生理和心理机构。但纵观语言学科史,从索绪尔起对语言的研究大抵逃不出这两个方向。

萨丕尔的第二个重要观点是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讨论围绕“没有语言,思维是否可能”展开,萨丕尔从日常用语中人们不怎么关心概念反而更关心具体东西入手,强调语言只有外在形式是不变的,它的内在意义、心灵价值或强度随着注意或心灵选择的方向而自由变化。从语言的观点看,思维的定义可以是:言语的最高级的潜在的(或可能的)内容,要达到这内容,联串的言语中的各个成分必须具有最完满的概念价值。语言主要是一种先理性的功能,它逐渐接近思维,思维先只是潜藏在语言的分类法和形式中。萨丕尔认为思维必须借助语言,言语是通向思维的唯一途径。同时语言的成长要充分依赖思维的发展,一个高度发展的语言符号系统是无法在明确的概念和思想(即概念的组织安排)起源前自己先发达起来。一个新概念的产生总是在旧语言材料的使用多少勉强或宽泛时预示出来。接着萨丕尔讨论了语言的运动过程这个语言学无法回避的问题,最后指出了语言的一般现象中的重要事实,即语言的普遍性和多样性。由于语言的基础规模在每种已知语言里都已经完全固定化和系统化了,所以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充分发展的语言。

立足于印欧语系的语言材料,萨丕尔阐述了对于语言的基础成分的观点,诸如语音系统、语法、言语成分和结构。从经验来回溯语言而建立理论,萨丕尔无疑是观念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将语言视为历史的产物,从这个沿流中结合人类学的实证分析探讨语言、种族和文化的关系:一群语言完全不必与一个种族集体或一个文化区相应。了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观念主义,还需阅读同时代完成哲学的语言转向的语言主义思想家们,也就是以维特根斯坦、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分析哲学流派。

四到六章也是值得注意的,这三章是分析语法的概念,最后把语言分类建立在语法概念的类型上。译者提到中国语法学者几十年来受印欧语法的影响几乎忽视了汉语语法的“精神面貌”。从这几章可以了解为什么汉语和英语的语法系统貌合神离。

5、乔姆斯基《语言与心智》——转换生成语言学、向行为科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的未来转向

本书是集中、正确而全面把握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的关键。在第二版序言中乔姆斯基也谈到在大众化讨论中,就有一种误解“深层结构”与“生成语法”或“普遍语法”的倾向。我认为乔姆斯基对语言学与心理学的思考是其理论的重要特质。乔氏显然对行为科学、人类心智能力非常感兴趣,但当时学界仍被结构主义语言学牢牢占据上方,对语言在思维与人群互动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关注并不多。乔氏从人类知识与信念系统在某些领域如何获得这一问题谈起,说明了语言研究为何让他对人类学习和行为的研究特别感兴趣。他对能参与人类行为的本质的与基本的因素进行有限的、合理的猜测,这就是转换生成理论诞生的出发点。

前三章无疑是最重要的,乔氏从评价语言学对心智研究的贡献这一命题入手,回顾基于对语言本质已有的研究和猜测,重谈跟心智相关的语言学的当代发展(20世纪60年代),最后讨论了语言和心智在未来的研究方向。

乔氏之所以要评价过去,是要交代转换生成理论的缘起:受语言学史的启发。他认为现代语言学存在一种幻觉,即认为早期的工作可以交给古文物学家,以及现代“行为科学”在一些重要方面已由“猜测”转向了“科学”阶段,恰恰相反,他认为行为科学只是模仿自然科学的表面特征,其科学特征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限制研究主题或关注特别边缘的问题获得的。这事一种自然的但又不幸的趋势,即由通过谨慎的实验和严格的语料处理所获得的极少量知识“外推”到有更广泛意义与极大社会关注的问题(这也是当下学术界常见的弊病,所谓论文即逻辑自洽的、因边缘而晦涩的文字垃圾)。一方面强调科学家尤其要对公众负责,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他由“科学”转向“猜测”的方法论。

乔氏关注的问题是语言研究对理解人类本质的贡献,这一命题曾以不同的表达方式贯穿于现代西方思想史的各个时期。语言的本质、语言反映人类心智的过程以及语言决定思想特征和发展的具体方面,在自我意识不甚强烈、学术观点较少分化的过去,都曾是重要研究课题。这个“过去”自然是指现代科学奠定了坚实基础的17世纪,当今的学术氛围和17世纪存在深层次的相似性。笛卡尔哲学认识到我们能够把握的概念系统和人类智能的属性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别。笛卡尔感到他已经证明人类心智的两个重要特征即理解力和意志所涉及的能力和原则根本无法通过自动机实现,无论这个自动机有多么复杂。乔氏通过笛卡尔派哲学家的著作来追溯这一论点的发展。笛卡尔哲学提出存在第二种物质来解决通过内省法得到事实无法被强化的关于肉体的理论所证实的问题:这种物质本质是与身体并存的思想,其核心特征为扩展和运动,该特征通过语言使用的创新性特点获得证明。乔氏强调这种可能出现的建立在先验和假设基础上的心理科学研究范式在当时被人们放弃具有合理性,同时它也与17世纪已被证实属于成功案例的物理学革命具有一致性。牛顿像笛卡尔主义者一样都从常识角度认为物理学并不具有坚实的基础,因为物理学假设存在一种不通过接触即可产生作用的神秘力量。这也解释了西方思想史中从经院哲学到笛卡尔哲学到牛顿、莱布尼茨思想的一段衍化历程。

17世纪,理性主义语言哲学与其它独立的学术思潮相融合,第一个关于语言结构的重要普遍理论,即哲学语法或普遍语法随之出现。乔氏称哲学语法与当代生成语法相同,都明确反对描写主义的研究传统,因为后者认为语法学家的任务就是记录和整理语言使用的材料,将语言学当成自然史来研究。但哲学语法却遭到了布龙菲尔德等学者等错误指摘(其实这写转向都是自然的可理解的)。乔氏提出了17世纪保尔·罗瓦雅尔学派的理论:表层结构只能对应语音即语言的外在内容。深层结构得以区分,且和表层结构通过特定的心智操作加以实现,用他的现代术语来说,即通过语法转换的操作实现。威廉·冯·洪堡特将之称为“语言使用者可以无限地使用有限的手段”。

而在现代语言学得以发展的19世纪后期,这一理论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来到了现代机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处,索绪尔提出语言分析的正当手段只能是切分和分类,通过这些方法的使用,语言学家可以确定分析出来的语言单位是组合性的还是聚合性的。显而易见,这一分类性分析无法容纳哲学语法所提出的深层结构。索绪尔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德怀特·惠特尼的影响,后者认为语言在形式上不存在普遍性,语言形式的任意性堆积构成语言,研究这些内容无法认识到人类智能的普遍性特征。而按照二人的理论体系进行的现代时期成功的印欧语言研究为哲学语法敲响了丧钟,这个时期学者对于语言的理解虽然不够深入且存在缺陷,但完全契合了当时语言研究的阶段。现代结构主义和描写主义语言学在这样的学术框架下长足发展并取得了进步,但是却提供了教训:不是放弃有用的研究工具,而是应该坚持包容性的视角。

总而言之,乔氏梳理了语言研究史,并归纳了两个富有创造性的研究传统,一个是活跃期始于17世纪并经历浪漫主义时期的哲学语法,一个是在19世纪直至20世纪50年代占据语言学研究主流的结构主义。乔氏正是将这两种研究范式加一统一,从而建立综合性的研究模式,这便是语言学对心智研究的贡献,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诞生。

乔氏将心理学难以研究的情况和文学理论做了有趣的对比。对于太熟悉的现象人们常常视而不见。20世纪20年代的维克多·什克罗夫斯基认为诗歌艺术具有使描述的客体陌生化的功能。艺术家的目的就是将描述的客体转化为“新的感知领域”维特根斯坦也有类似的观察,他致力于对人类自然史的评述“我们并没有为人类历史贡献什么看法,只是说了些无人怀疑的看法。现代语言和心智研究也是如此。比如凡是具有某种语言知识的人都会以一种特殊方式去内化一套关联音义的规则系统。语言学家建构某种语言的语法,实际上就是提出有关这种内化系统的一种假说。显然语言知识即内化了的规则系统,只是确定话语在特定场合该如何运用和理解的众多因素之一。语言学家试图构造一种正确的语法(这便是包括索绪尔在内的结构主义和描写主义语言学家所从事的语法工作),是在研究一种与语言行为有关的基本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乔氏想做的即挖掘此外的其它因素)。从特殊语法层次上看,语言学家在试图刻画语言知识,从普遍语法层次上看,语言学家试图确立人类智力的某些一般属性。虽然一种语言的特殊语法可以看作一种 解释性理论,但普遍语法却构成了比特殊语法更深层次的解释性理论(这便是乔氏理论相较已有研究成果的突破性亮点)。

通过转换生成理论进行的大量研究课题表明,乔氏认为不管结构依存性操作的功能是什么,对一个学习语言者而言,这种结构依存性操作必定是预定的,它是引导人们获得语言能力的某种先天程式。乔氏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对语言现象的合理假设:建立“心理距离”并且成功使这些现象陌生化,问题就此解决。要想解释语言的正常使用必须认为听话人—说话人有一套复杂的规则系统,这些规则涉及一些非常抽象的心理活动,并应用于与物理信号相去甚远的各种表达式(从这个结论可以看出乔氏并未跳脱出索绪尔的观察范围,只是重新发扬了被后者一笔带过的内容)。乔氏结论到,语言知识是在有缺陷和有限的语料基础上获得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人的智力和经验的影响。经验主义者关于知识获得方式的高度特设性假设就有了特别优越性,顺着此路线,有望揭示出一种高度受限的程式,这种程式即决定了经验的内容,也决定了从经验内容中产生出来的知识的本性,还有望证实并发展有关语言和心智的传统想法。

在第三章“未来”中,乔氏先综述了“过去”和“现在”的立论。他用做参考点的研究传统和设想分别跟研究心智问题的两种典型路径即哲学语法和结构主义语言学有关。结构主义语言学具有强烈的反心理主义特征,此特征也是当代心理学,特别是一直致力于专门研究语言使用和语言习得的心理学分支所具有的特点。但是行为主义科学的时代已取代了心智科学的时代,前者专注于数据和数据的结构同时它认为自己属于行为控制的技术(更关注证据本身,而不是证据加以阐述的深层次基础原则和抽象心理结构),这种定位的转变和语言学及语言哲学中的反智主义思想不谋而合。但乔氏认为语言研究可以提供丰富语料,同时对基本问题的准确表述更为敏感,语言学由于具有结合这两个特征的独特性而更具长远意义。对语言的关注将与过去一样,仍然是研究人类属性的核心内容。

6、徐通锵《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告别西方中心主义、汉文化的基石汉字和汉语

读罢此书最让我感叹的是,正如一切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转向依然和“西学东渐”“欧洲中心论”摆脱不了干系。众所周知,中国现代语言学肇始于《马氏文通》,中国现代语言学与印欧语理论关系密切,而与自己的传统无关。徐通锵认为《马氏文通》就是中断汉语研究传统的标志,因为是它将汉语研究划分为相互没有传承关系的“现代”和“古代”,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将印欧语的理论、方法看成语言共性的标志,用它来研究汉语的结构,逐渐形成汉语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朱德熙语,1985)。吕叔湘先生谈到这一类现象时也指出:“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也就没有系统的语法理论,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汉语研究不要模仿印欧语理论,应该研究“我们自己的规律”,这个转向是百年后才发生的——那种“拿来主义”式的学术思想上根深蒂固的教条束缚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近百年。

美国语言学家基姆曾梳理过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印欧语系产生了欧洲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北美洲的美洲印第安语养成了20世纪上半叶的描写语言学;60年代,主要是非洲语言提供了生成音位学的研究素材;中东的闪含系语言成了非线性音位学早期研究者主要材料来源…随着将来对亚洲系语言(阿尔泰语系、德拉维达语系、汉藏语系等)的深入研究,将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新理论。”

从西方思想史源流(也就是乔氏的角度)再次梳理语言理论研究的转向,可以概括为:17世纪笛卡尔哲学摒弃了实质性外形和真实性特征的经院式观念,在消除了这些超自然的特征之后,17世纪的物理学革命才得以发生,以牛顿物理学为基础的机械论认识论主导了思潮,医学家如胡安·瓦尔特开始运用比较方法将生物学解释用于人类智能的研究,这个过程无法离开对语言现象的讨论(任何关注人类属性和人类能力的研究都必然会面对这样的事实,即所有正常的人类都能习得语言,而任何一个聪明的猿猴却连最为简单的语言都无法习得。乔姆斯基语),语文学自此逐渐转向语言学,直到18-19世纪之交诞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然而19-20世纪之交,随着相对论在物理学领域的兴起,牛顿机械论的解释能力受到严重怀疑,“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到中心”这种科学思潮的深刻转折在语言研究中首先得到反映的便是索绪尔建立的,以语言结构单位的组合、聚合关系为基础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秉承结构主义理论,美国学者从分布入手(20世纪初对印第安语的抢救性研究)发展了描写主义语言学。直到60年代乔姆斯基受行为主义科学的影响转向了传统笛卡尔哲学对语言机制的观点,他对人类心智问题的重新关注最终产生了转换生成语言学。此前计算机科学、语言信息的处理经过了长期摸索但进展缓慢,而采用了转换-生成的方法后很快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乔氏甚至被看成“计算机科学的鼻祖”(徐通锵语,1982)。正如葛林伯格所说“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确实处于领先地位,因为语言学善于从自然科学的发展思潮中吸取相应的理论和方法,而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则往往需要经过语言学的桥梁从中学习新兴的理论(徐通锵举出了许多例子,实际上就连法律语言学也是如此)。

那么汉语的研究为何要摒弃“印欧语言的眼光”呢?还要从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说起。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都从自己的研究实践中体悟到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并得出相同的结论:西方重逻辑推理、演绎论证,西方重直觉、重比喻例证式的体悟和妙悟。(西方和印度的差异需要特别补充,它们扎根于印欧语系,相同的语言结构使其差异呈现出貌合神离的状态,西方的思维方式名之三段论,印度的则明之三支论,徐通锵语)汉语社团的直觉性思维方式是用联想、体悟的方式挖掘并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用比喻例证的方法来认识事物的性质和特点,“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来表达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家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冯友兰语,1947;我跟他想到一块儿去了)用林语堂的话来说,直觉性的“比喻例证”就是在两类外延上毫无联系的事物之间通过“悟”的办法进行体会,传统称之为“比类取象”和“援物类比”,这就包含了中国传统抽象思维的两个重要环节:取象,尽意。徐通锵将之表为“A犹如B”,A与B之间的联系靠联想,缺乏与印欧语社团的判断和推理等价的思维方式。张东荪联系汉语的结构认为由于汉语的主语和谓语的分别极不分明,“遂致中国人没有主体的观念”,“谓语亦不成立”,“没有tense与mood等语格”,“因此没有逻辑上的词句”。而印欧语的语法研究方法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为基础,凸显推理式的思维方式与语法研究关系。其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它们在语言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对应性单位,即概念对应词,判断对应句子,推理则由句子组成的句群表达。

由于汉语社团和印欧语社团的概念形成途径有直觉和假设的区别,因而字和词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虽然相当,都表达概念,但结构却差异极大。字与词“连近于相同也谈不上”(赵元任语,1975)。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的汉语语法结构由于与判断没有强制性联系,因而句的概念很模糊,很难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如果找一段没有标点的文字让十个人标点找句子,很可能每个人找的都不尽相同。因此,传统有所谓句与读之分,现代有所谓语气句和语义句之分(参看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因而汉语也没有与印欧语sentence相当的结构单位。

以“A犹如B”的思维方式为基础,产生了 “A借助于B,从二者相互关系中去把握体悟二者各自的性质和特点”的运用方式。这种实践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传统的对仗、对对子。传统的语文教学(实则语法操作训练)之所以从《声律启蒙》一类的读物开始,目的就是让人们熟记这类非线性结构、汇集语音、语义、语汇、语法于一身的而不是单纯的语法结构。

思维方式的差异进一步造成了语言世界观的分化。说“直觉”是一种世界观,最贴切的类似说法就是隐喻这种频繁活跃于人们实际语言运用中的思维方式,这也正是西方兴起的认知语言学思潮的核心思想。“人类通过进化而获得一些基本范畴,例如上下、内外等等,然后通过隐喻,应用基本范畴于抽象概念而获得其他范畴,这决定于文化、经验、物质环境等,所以不同民族的概念系统可能不同。”(叶蜚声语,1982)不同语言的结构差异实际上就是认知现实的不同途径的反映,所以“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个独特的世界观”(洪堡特语,1836),萨丕尔也论证过,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坠入一个现成的语言网络,不知不觉养成一个独特的语言世界观,形成从一个特定视角观察现实的方法。所以洪堡特说,要摆脱一种语言世界观的束缚,唯一的办法就是熟练地学会另一种语言,能自然地运用这种语言思维和说话。学习外语时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思考或说话时要用这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那么他的外语一定还没有学好,因为两种语言世界观还在碰撞,没有达到自由转换思维方式的水平。

印欧语研究理论“误导”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方向的还有个关键之处,这就是“语音中心主义”问题:将文字视为符号的符号始自亚里士多德(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延续至索绪尔。索绪尔更是在表音、表意的文字分类基础上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限制于口语,绝对排斥文字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此后无论结构主义、描写主义还是转换生成语言学都没能跳脱。然而汉语言社团却存在着以汉字的不变应汉语的万变的关系。世界上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字,如我国的汉字、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楔形字、中美洲的玛雅文,都是象形表意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不约而同地发展处表音文字。从认知途径来说,汉语以成分理据为编码基础的语言,从语言到文字始终以视觉为基础,因而在文字体系发展中用表意方法改造表音,形成以形声组配为特征的表意文字体系。而其他三种文字体系所记录的语言都是多音节语,音节与意义无关联,以组合理据为基础生成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其认知途径的基础不可能是视觉,再加上其他社会条件的作用,最后都只能走向消亡。其中古埃及的圣书字成为闪米特人创制表音文字体系的原料,并随着贸易往来在印欧传播,历经改造,形成了不同的拼音文字体系,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拉丁字母体系和斯拉夫字母体系(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索绪尔都实证研究过)。

徐通锵借用我国教育部“认知科学与学习”重点实验室脑成像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的联合研究,已证明使用不同类型的文字的语言与大脑中两个语言功能区的联系有差异。这对语言教学有着重大意义,因为这要求面对不同语言要根据大脑的不同认知联系不同的方法进行教学。汉语的语文学习就要求多“运动”,即传统一直强调的多读、多背、多写、多说。相反英语等拼音文字的语文学习需要营造一个语音环境,注重多听说的练习(威尔克语言区靠近听觉区)。

书面语和语言、文字两种认知途径并轨的方式也有所差异。汉民族古代的书面语是文言文,古印度民族的是梵语,罗曼民族的是书面拉丁语。历史上还出现过向别的民族借用书面语的情况。欧洲很多民族在文艺复兴前都曾采用拉丁文作为书面语,朝鲜、日本、越南也曾使用过中文作为它们书面语的载体。由于印欧语采用拼音文字,如果语音发生了变化,拼写法也随之发生改变。拉丁文无法拼写古拉丁语衍化出的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因此必须根据每一语言的特点重新创制新拼写法。汉字的情况却不同,字形不限于和一种读音挂钩。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几乎每个字的读音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而且各地变化还不同,但写出来仍旧是同一个字,中国各地方言就是由此产生的。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奉行“书同文”的政策,反对写别字(今天我们推行普通话,在语文学习中也反对写错别字),使“文”在汉语结构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通过书面语的规范化不断加强文的地位和作用。汉语社团自始自终重视视觉系统的统一,使它成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一种重要武器,社会也因此不同于印欧语社团那样分化(欧洲小国林立)。“大一统”有其文字、语言、文化的根基。

书同文的基础上字,由于它形、音、义三位一体,听觉单位、书写单位和结构单位三位一体,是汉文化的结构基础。“西方文化重语言、重说,中国文化重文字、重写”“中国文化在其深层结构上是以字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式文人,无论治经、治史、治诗,总要在‘字学’上下一番功夫,才能真正站得住脚。”(叶秀山语,1991)画家石虎甚至提出“字思维”,认为“汉字有道,以道生象,象生音义,象象并置,万物寓于其间…相当于中国古典哲学中道生一之后而二而三而万物的宏大母题”。王蒙也认为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不是儒释道,而是中国文字、中华饮食、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法,汉字应该位列其中第一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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