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 罪与罚 9.1分

希望的空间

重命名并不彻底
2018-02-26 11:42:33

我的研究生时代,导师最常挂在嘴边的警语之一是:事毕而不思,其工半矣!然而读博期间几年孤僻、焦虑和懒怠地活过来,有太多经历和阅读过的东西都没有总结。惭愧之下,回国后迟迟未敢去拜访老师。我暗自希望能利用这拖延的时间来更多地读和写,以稍宽心结(另外可供宽心的是想到造成这样的拖延也有其他一些非我所能改变的客观原因)。但有点为难的是,回来读完的第一本书是《罪与罚》。

为难的地方当然不是阅读的过程。为难的是写“总结”。伟大的文本之所以伟大,或许就在于其不可能被“总”结。好在哈姆雷特是允许有一千个的,所以我也尝试写一写我看到的那个吧。让我特别在意的是这部小说架设的空间环境,因此想更深入地去理解它们的意义及其与小说其他要素的关联。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不是专业的建筑师和空间规划家,小说的环境描写大部分是基于十九世纪彼得堡的城市现实。但这些空间仍然可以说是写作者一砖一瓦搭建出来的。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建筑师和蜜蜂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的建筑活动——无论是只存在纸面的设计或是现实中的建造实践——都是具有主观意识和目的的。那么,要得到一部血肉丰满的小说,陀氏在为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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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生时代,导师最常挂在嘴边的警语之一是:事毕而不思,其工半矣!然而读博期间几年孤僻、焦虑和懒怠地活过来,有太多经历和阅读过的东西都没有总结。惭愧之下,回国后迟迟未敢去拜访老师。我暗自希望能利用这拖延的时间来更多地读和写,以稍宽心结(另外可供宽心的是想到造成这样的拖延也有其他一些非我所能改变的客观原因)。但有点为难的是,回来读完的第一本书是《罪与罚》。

为难的地方当然不是阅读的过程。为难的是写“总结”。伟大的文本之所以伟大,或许就在于其不可能被“总”结。好在哈姆雷特是允许有一千个的,所以我也尝试写一写我看到的那个吧。让我特别在意的是这部小说架设的空间环境,因此想更深入地去理解它们的意义及其与小说其他要素的关联。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不是专业的建筑师和空间规划家,小说的环境描写大部分是基于十九世纪彼得堡的城市现实。但这些空间仍然可以说是写作者一砖一瓦搭建出来的。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建筑师和蜜蜂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的建筑活动——无论是只存在纸面的设计或是现实中的建造实践——都是具有主观意识和目的的。那么,要得到一部血肉丰满的小说,陀氏在为情节搭建舞台时,自然会使其符合自己一以贯之地的写作目的(虽然他可能并未专门设计这些空间,但经验和直觉仍然引导他完成丰满圆融的创作。这或许恰恰是天才之所以为天才之处)。从结果来看,小说的环境架构与情节设置相得益彰。也正因一切环境和情节都配合得宛自天开,不露斧凿之痕,我们反而可能难以轻易地觉出其意味。总而言之,以上讨论意在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罪与罚》的意图必将反映在他为小说搭建的空间环境中,这便为从空间来解读作品提供了意义和可能性。

身体与居所

“有个青年从自己的斗室里走出来”——整部小说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居所写开来。租来的斗室,二房东,五层的公寓楼,这些环境设定在开篇即表明故事发生的场所是城市。

拉斯柯尔尼科夫只有六步长的低矮斗室在小说中曾被反复地描绘。从开篇不久处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这间陋室中与他过去的生活可能有所关联的物品只有几本练习簿和书,以及一件“做大学生时穿的大衣”。然而练习簿和书都堆满灰尘,久未翻动,大衣也被当作了被单。仅容一人躺卧的沙发榻靠墙摆放,前面还有一张小桌进一步确立其边界,构成了一种非常能给人安全感的空间利用方式。以上这些细节暗示拉斯柯尔尼科夫决意弃置过去的社会角色,但又是窘迫而缺乏信心的,因此他居住于此“就像乌龟缩进了龟甲”,是在以一种消极、孤独和内向的方式生存。但他又很好地利用了这个空间里仅有的一切,特别是一些罅隙,去谋划和掩饰自己的犯罪——被他称为对人类具有积极意义的“斗争”。例如他用沙发榻和地板间的狭缝隐藏制作假银烟盒的材料,用壁纸后方的破洞隐藏赃物。

电影《罪与罚》(1970)中的斗室(对比了几个版本的电影,这个版本的场景感觉是最贴近原著的)

消极和斗争造成的冲突同时存在于一个狭小空间,使之在心理上显得愈发促狭,而这种冲突造成的剧烈震荡和绝望也是这个房间被反复比喻为船舱和棺材的原因。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方面意识到居住空间的狭窄或许加剧了他的忧郁、窒闷和偏激,但另一方面又由于棺材的比喻获得一种奇异的满足——对意识到自己所犯罪恶的人来说,这个比喻与他身上传统道德的死亡是匹配的。在反思罪与罚,生与死时,他发现自己甚至可以安于更狭窄的空间:“一俄尺见方的空间”。

换句话说,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最严苛的惩罚是被永恒地禁锢在自己的身体中。从小说的诸多情节不难看出,他对自己身体的态度是冷漠甚至严苛的:即使在有食物和钱财的情况下也不正常饮食,还常常拖着病体出门。这种对待自身的态度,与他以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来变革社会的观念显然在根本上相矛盾:一个对自己的命运并不关心和热忱的人是谈不上自我主义的,而倘若没有必要的自我主义,就不能推动真正的改变,因为文化和社会的变革需要在不同层面展开,相对于城市和房屋,身体则是最微观层面的社会空间。小说中自我厌弃的人比比皆是:马尔美拉陀夫,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他们都不会成为行动者。而拉斯柯尔尼科夫发动的变革,则既是罔顾其他个体的(我只不过杀死了一个虱子!),又是背叛自身的(我也是一只虱子!),所以其结局注定是失败。到了小说的结尾,当拉斯柯尔尼科夫坦然接受惩罚之后,“终于乐意接受索尼娅给他的几个钱,以便每天能喝杯茶”:他对自身的态度终究有所改变了,重生的希望也因此得以孕育。

索尼娅则与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小说中其他的自我厌弃者有着显著不同。尤为意味深长的是,索尼娅的身份是妓女——极度丧失身体权利的人。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设想中,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三条路:投河,疯癫或彻底堕落。在卖身之耻的折磨下,索尼娅大概的确有过毁灭自己、一死了之的念头,但她终究没有这么做。除了对家庭的责任感在支撑她外,或许也是由于她没有完全否认自身的缘故(尽管仍然时常感到羞愧难当)。索尼娅的房间也像是她身体的外延化一般:房间虽然陈设破败,却十分阔大(甚至还有前室);虽然形态歪斜如同即将倾颓的棚子,却有三扇之多的窗户(光明);还有一些古怪地通向他人居所的门,似乎隐喻着社会关系的存在(虽然它们并不一定都是磊落的);最重要的是,房间里虽然没有摆放圣像和神龛(这与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家形成了对比),却真正地收藏着圣经(这本书的意义将在后面进一步讨论)。

索尼娅房间的窗子与光明

另外不难发现的是,在索尼娅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相处时,往往是前者主动用肢体表达爱意,而后者则常常躲避。我想这不是由于索尼娅更爱拉斯柯尔尼科夫:两人第一次接触,是他握住她的手,已然表明了他的心迹。此后他却“总是怀着厌恶的心情和她握手,见到她时总是好像感到遗憾”,而她却总是“像往常一样,怯生生地向他伸过手来”。他们的行为差异如果不是出于爱意多寡之别,就可能在两人对待自我的态度差异上找到答案。故事的尾声,“他们的手却再也不分开了”——两人终于都获得了爱情,或者说接纳自身和他人的能力。

城市和乡野

很多学者都对彼得堡的城市空间在俄罗斯文学中的意义进行过详尽分析,包括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和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因此我也不必再对《罪与罚》之中的公共空间作冗余的解读。一个基本的看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彼得堡,这座“世界上最抽象、最有目的性的城市”、俄罗斯之窗,以及它所代表的启蒙精神和现代性是具有批判和质疑精神的。《罪与罚》的故事从彼得堡开始,到西伯利亚结束:一切的危险——凶杀(包括对凶杀起意),自杀,马车事故,流氓跟踪少女,卖淫,疯癫——在城市空间轮番上演,而最终的救赎则在旷野降临;所有人物都来过了喧闹的城市中心,最终又去到乡村;拉斯柯尔尼科夫从一个不信神的城市公民,成为一个主动索取《新约》的流放犯。这是否表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要解决现代城市的问题,或者更宏观的现代性的矛盾,就需要踏上回归自然主义或者宗教之路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作者的态度除了折射在故事情节中(比如宗教狂热分子自发的顶罪并没有真正救赎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可以从空间设置中找到暗示。

发了疯的伊凡诺夫娜在街头引发的骚乱

首先,在陀氏笔下,对比问题丛生的城市,乡村也并非乌托邦。正是在乡间的庄园,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对杜尼娅产生了罪恶的念头,亦是因此,他的妻子在村镇间造成了流言,一定程度上造成杜尼娅和母亲离乡奔赴彼得堡。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也是在庄园谋杀了妻子,随后入城开始了他进一步堕落和最终毁灭的旅途。但城市也不是无药可救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确将赃物埋在了彼得堡的一个无名角落,然而他的赎罪也是从亲吻城市十字路口的土地开始——仍有希望隐藏在城市,特别是汇聚人群的公共空间(题目从大卫·哈维那里偷来...)。

其次,《罪与罚》的情节是在许多类型的城市公共空间中上演的:街道,市场,酒馆,但却很少见到教堂的踪影。教堂的缺位或许正是出于作者对宗教影响的质疑。唯二对教堂有较为深入指涉的两处情节因此非常值得注意。之一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行凶前所做的噩梦(也是他的回忆):在幼年随父亲去教堂的路上,他眼见一匹马被醉酒的马车夫残忍虐杀。教堂和酒馆,以及凶杀现场在这里呈现出一种奇妙的蒙太奇,拉斯柯尔尼科夫后来也曾将虔信宗教与发疯等同起来。但这种并置也并不令人惊异,因为宗教和犯罪激情都可以被视为酒神精神的体现。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故事最后梦到的那种瘟疫和癫狂,在神话中也曾伴随狄俄尼索斯降临。但在劫难之后,像是被神明选中而获救的那些人却并未创造新世界,“谁也没在任何地方看到过这些人,谁也没听到过他们说的话和他们的声音。”

第二次涉及教堂的情节出现于故事尾声,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尝试去狱中的教堂时却差点被其他教众殴打。这一情节也许暗示了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宗教仍是不接纳他的。由此观之,应该可以说陀氏认为最终将拯救他笔下主人公的并不是宗教,或者说一般所指的宗教。拉斯柯尔尼科夫最后也没有打开那本《新约》。它对他的意义是,“这是她的书”。而她并不是显著散发着宗教热情的信徒。她没有膜拜圣像,也从未向拉斯柯尔尼科夫或其他犯人传教。她的确可以被视为“人类的一切苦难”,同样也可以被视为人性中美与光明的象征。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他对她忏悔,被她拯救,与她一起重生的情节或许表明,作家对于物质和社会空间发展的态度并非反城市和反现代的,而是自省和自新的:时刻铭记发展带来的罪,承担应受的罚。在彼得堡潦倒半生的陀氏应该比谁都更深刻地了解,这必然是一条充满了艰辛、变故和挫折的道路。在《罪与罚》成书之前,恩格斯已经对城市发展掠夺乡村等问题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而罗伯特·欧文的反城市乌托邦实践也早已宣告破产。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从埃布尼泽·霍华德到柯布西耶、安东尼奥·圣伊利亚,再到沙里宁、简·雅各布斯和文图里,城市发展的问题还将继续在空间研究和实践领域引发激烈的辩论和冲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罪与罚》给出的建议可能是:在这场席卷城市和乡野的空间剧变之中,最终要将目光投回人民、人类、人性本身,相信人的真与善——对于在漫漫路途中摸索的我们而言,这是一块多么沉重而可靠的罗盘啊。

大雪覆盖的俄罗斯村庄(自己拍的…1970版电影到了自首一幕便戛然而止,略遗憾。2002版里西伯利亚那一段好像又有点儿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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