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 评价人数不足

去年的雪 如今安在 ——评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

滄浪水
2018-02-25 看过

按:作业一篇,为“立异标新”,故于阅读书目中选择英文书。作业要求仅为书评,学术性上未尝重视。个人无论于文学还是国际政治,所识皆浅薄至极,博方家一笑耳。

布莱克之《美学与世界政治》一书,以诗观政治,正文引诗人凡十一家,计有犹太裔德语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普伦茨劳堡(Prenzlauer Berg)诗人七家、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俄罗斯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及韩国诗人高银(Ko Un),自然可以谓之“丰富”。其所言之“美学转向”,也不失为国际政治回归“人”本身的呼吁。

一、被放逐的诗歌:从柏拉图到培根

各国文学中,诗歌总是最早出现的样式:古希腊之《荷马史诗》、古罗马之《埃涅阿斯记》、古印度之《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英国之《贝奥武夫》、法国之《罗兰之歌》、德国之《尼伯龙根之歌》、西班牙之《熙德之歌》、俄罗斯之《伊戈尔远征记》,等等,几不可胜数。中国虽然缺少这些恢弘的史诗,也有文学史上不朽的《诗》与《楚辞》传递着“诗言志,歌永言”的诗歌传统。然而,无论俯瞰宏大的历史潮流,还是着眼于屈曲的文学之历史动向,诗歌的趋势便是隐退。恰如书中所说:“乍看起来,在这个被视觉艺术控制的时代里,诗歌是一个古怪的选择。近年来,美学转向的成果集中于摄影作品、电影以及其他通俗文化等领域。相较之下,诗歌似乎是太古时期的遗迹,只有那些不为生计所迫的精英才能奢靡地保持着对它的热爱。”

对诗歌的疏远早已有之。早在两千五百年前,柏拉图一声令下,便将诗人逐出了他的王国。诗成为了奇技淫巧,是败坏青年的毒药。其弟子亚里士多德却又一次吹捧了诗歌,将诗歌置于比历史更为重要的地位,称“诗人的职责……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1]待到经验主义哲学兴,培根对想象力给予了强烈的驳斥:“记忆力归于历史,想象力归于诗歌,理解力归于哲学”,[2]“但是,对我来说,现在是这样的时候:要醒悟过来,并凌驾于地球之上,在哲学和科学的纯洁空气中翱翔。”[3]想象力既然非法,诗歌又如何能够在理性与科学的世界里占据一席之地呢?此书选择这样一个比较冷门而又源远流长的文艺形式作为研究对象,大约有哈罗德·布鲁姆教授(Harold Bloom)在《西方正典》一书第一章的标题中抒发的情怀:“经典悲歌”(An Elegy for the Canon),希望在通俗文化盛行的今日,唤起曾经处于文艺学中心的艺术样式——诗的重视。并且,诗歌是有着非常鲜明的民族特点的。T. S.艾略特曾说:“诗比任何艺术都更顽固地具有民族性。”[4]其中“民族性”的内容也是政治学研究中鲜活的材料。如果被放逐的诗歌可以因此逐渐回到文学研究者以外的学者的视野中,那么也不失为一大幸事。但是,作者在书中对诗歌的解析,恐怕担不起这样的重任。

二、被夸大的“语言”

在分析诗作的时候,此书非常注重语言这一因素,但是这一因素似乎被夸大了。例如,在第五章中,作者写道:“语言并不只是纳粹的旁观者。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都说德语并不是一个巧合。乔治·施泰纳(Georg Steiner)指出:‘纳粹恰好在德语中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来描述他们的暴行。’”[5]这样的表述不免有些不近人情了,何况作者并没有明确指出德语中究竟有哪些是纳粹所需要而其他语言中没有的因素。众所周知,语言的三要素是语音、词汇和语法。虽然每种语言的语音听起来差别很大,但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的音素是相同的,只不过其组合规则有异罢了。词汇方面,每一种语言都有稳定且大体相同的基本词汇。希特勒等人在向德国民众做演讲时,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使用过多基本词汇之外的词,因此词汇也难以构成德语为纳粹提供助力的证据。语法方面,较之英语与法语,德语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屈折语,以繁多而严谨的屈折变化著称。相似地,与法西斯主义多少有着一定渊源的共产主义,曾盛行苏联,而俄语是一种比德语更为典型的屈折语。乍看来,屈折语似乎对此种思想的有一些助力。但是,共产主义思想早已植根于当今中国,而汉语与英法德俄诸语既不属于同一语系,类型学上也属于与屈折语有着天壤之别的孤立语。虽然布莱克的母语是德语,但是就他在书中做出的对语言的一些论断来看(例如,布莱克没有区分文字和语言,后文会提及这一点),他并没有接受过多少语言学的训练。以这样的一段话开始全书对诗歌的分析,恐怕有点过分了。而全书对语言的作用的夸大,最典型之处便是对杰恩—安·伊戈尔(Jayne-Ann Igel)之诗的分析。

作者认为“这位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东德诗人尝试着打破既有的语言与权力的藩篱,同时违反了诗学传统与意识形态正确性。”[6]其形式上的主要表现在于:不以问号作为问句的结尾;用逗号、分号或连词“and”来连接句子,而这些地方本应是一个句号;违反了德语中名词首字母大写的规则。正是由于伊戈尔拒绝回答诗歌提出的问题“was i caught forever, as i learned their language”,说明伊戈尔意识到需要对习用的语言进行激进的反叛。作者隐含的意思似乎是:通过对语言传统的反叛,伊戈尔表达了自己对现有政权的反叛。但是,这种论述未免有些站不住脚。作者所谓的对语言的“反叛”,无非是对语言的符号——文字的习用形式的一种背离,而并没有背离“语言”本身:此诗还是按照德语的基本词法与句法完成的。如果说背离文字便能传达出如此深意,那么中国诗歌对汉语语法的背离,是否传达了更加激进的想法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众所周知的《秋兴八首》中,杜甫对汉语语法进行了极大的反叛,诸如“丛菊两开他日泪”、“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等,虽然文字形式与日常习用的汉字没有区别,但是违反了汉语的语法规范——并且,这是较之背离文字更严重的反叛。诚然,违反德语拼写的一些规则,表现了诗人内心深处的反叛精神,但这不等同于对“语言”的反叛。套用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术语,对文字的违反可以看作对“言语”的背弃,对语法的违反的则是对“语言”的宣战。[7]如果按照布莱克的说法,杜甫对语言的如此使用毫无疑问也是“离经叛道”的,甚至更甚于伊戈尔的反叛。但是,对于一个“每饭不忘君”的文人而言,纵然他不时会对执政者略有微词,但绝不会上升到“反叛”的高度。况且,诗歌是一种无论采取如何高标准的文学批评家都不敢拒之于文学大门之外的体式,而文学的诸种定义中,有一种便是“语言的突出”。那么,诗歌作为一种以形式与韵律取胜的文学样式,出现一些有别于传统语言习惯,甚至出现有别于一般文学语言习惯的词法或是句法出现,也不需要给予特别的政治意义。

三、美学转向带来了什么?

在此书中,作者只录了诗歌的选段,几乎没有给读者展现过全诗。作者非常清楚诗歌在当下的边缘地位,书中所选的又并非是人尽皆知的名作。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对选段做出解读,恐怕难免让人以为有断章取义之嫌。当然,此书不是专业的批评著作,不需要也不应该以文学批评的标准来要求之。然而,作者的更像是在做一个“诗歌政治解读法导论”,似乎没有完成“美学与世界政治”的宏大标题。

诗歌是个人的东西,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以此书观之,亦然也。本书虽然列举了大量的诗歌,但是这些诗歌终究也是诗人抒发一己之性情的一时之作,其中固然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思想,不过在作者的解读下,这些诗歌给世界政治的研究能够带来突破吗?个人的感情因素当然是被当代政治学研究所忽略的,但这种忽略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当个人不能够脱离主权国家而存在时,个人的情感也自然会被忽视。诗歌中再声嘶力竭的呼喊,也难以撼动国家。诗歌的政治用途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各种视觉艺术与网络文章所取代,难以借此对政治做出多少反思。此书虽然录了不少诗,但是对每一段诗的分析,往往只是历史叙述的注脚而已。在第九章中,高银的诗歌更多地是在叙述韩国政治时引以为证,虽然其中有着对诗歌的解读,但诗歌终究沦为了一种附属品。

此外,“诗无达诂”之说古来有之。以诗观政治,不同的解读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在第八章中,阿赫玛托娃的诗句“Where Stalin is, there too are Freedom, / Peace, and Earth’s Grandeur”被认为是对独裁政治的妥协。[8]然而,这几句诗在我看来更像是辛辣的讽刺,较之直接的抨击更有冲击力。文艺的确可以体现人的直接主观感受,但接受者可能给出完全不同的理解。

的确,诗歌是留住记忆的绝好方式。不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当代人对某一诗歌的解读,在我们看来似乎深刻,但几代以后,这些解读能否攫住后人的心灵?毕竟,以史为鉴的目的是“知兴替”,诗歌记录的情感仅属于诗人,但也属于大众,虽然后者对之能有多种解读方法。就今日观之,政治学始终是一门打着社会科学烙印的学科,美学转向固然重要,但我以为将诗歌作为研究对象的美学转向的前提是德曼所要求的“重回语文学(philology)”,[9]即专注于文本,摒弃一切文本没有提供的内容,探讨意义产生的方式而不是意义本身。在此基础上,融合一些政治与历史的背景,或许会得出更为深辟精微的结论。不然,这些解释或许只是冬雪,一旦春回人间,人们便只能问一句“安在”了。

当然,布莱克教授之作还是为诗歌重回政治学研究做了重要的尝试。虽说西方也有对实证主义传统的反思,但布莱克的一本以“美学与世界政治”为标题的著作,或许会吸引更多的关注。诚如济慈所言:

Philosophy will clip an angel's wings,

Conquer all mysteries by rule and line,

Empty the haunted air, and gnomed mine-

Unweave a rainbow, as it erewhile made.

或许美学转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成为学术界的主流,但这种回归“人”之本身的气魄,本身是值得称赞的。即使主流学界并不认可,也不妨碍其重要性:“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1页

[2] Lord Baco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g, edited by Joseph Devey, P.F. Collier and Son, 1901, p. 52

[3] Ibid., p. 170

[4] 见罗良功编著:《英诗概论》,前言,第1页

[5] Roland Bleiker, 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98

[6] Ibid, pp.115-116

[7] 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即符号的符号。文字不是语言的要件,世界上约70%的语言是没有文字的,因此,在文字方面做出的背离传统之举动,不能看作对语言的反叛。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界定是:“言语”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对语言的应用,而“语言”是“言语”背后的规则。本文在索绪尔的定义下使用“语言”这一概念时,以双引号注出。有关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见(瑞士)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三章“语言学的对象”。

[8] Roland Bleiker, Aesthetics and World Politics, p.147

[9] 例如Jonathan Culler, “The Return to Philology”,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Vol. 36, No. 3 (Autumn, 2002), pp.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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