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决策、理性、风险

花古
2018-02-25 看过

大多数能够留存下来的东西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   将进化论的理论运用于决策问题的研究,是目前决策领域非常前沿的方向,   人类是进化的产物,自然选择不仅决定了人类的生理特征,也决定了人类的心智模式。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是理性的”,   一方面,自然选择亲睐理性,不理性的人在竞争中不具有进化适应性;另一方面,由于环境变化和认知能力的限制,人又不可能像经济学家假设的那样完全理性。   人的一生必然要有选择、判断、计划这些活动,从心理学的概念来说,这些都是决策。从这个意义看,凡是成功的人生,都是决策比较正确的结果,因此决策是任何人不得不有所了解的科学知识。   行为学的研究着重于人们“如何”选择以及选择的偏好与偏差,进化心理学则着眼于决策的功能以及人们“为何”会有选择的偏好与偏差。这两者的结合有助于我们知己知彼,避免或减少判断和决策的失误。   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命运,取决于一个接一个的不可避免的抉择。   市场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控着变化多端又有迹可循的经济现象。而人类行为进化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右手叫做自然选择,左手叫做性选择。   我们的身体结构是人类进化的结果,这是大多数科学家认可的一个研究结论。进化心理学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不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智和行为也是人类进化的适应性结果。   从生物学的意义上看,进化的智慧在于延续生命,存在的意义在于繁衍后代。在生物的本质上,人类和其他动物相同。然而,人与禽兽不同,有目标,有灵性,有使命,有理性。正是那与猩猩不同的2%的基因,给了人类独有的理性。Homo sapiens(智人)这个生物学的名词告诉我们,智力和理性是人类的定义性特征。因为有了理性,人类也就有了其他动物所没有的欢乐和苦痛。   特性基于共性,人类作为动物界的一个种系并不超脱于生命进化的自然法则。   个体胚胎的发育和变化反映了人类从海洋生物到两栖动物再到直立行走的进化历程。而我们独特的大脑皮层是包裹在哺乳类动物所共有的边缘系统之上的;而边缘系统等“哺乳动物大脑”又是建构在脑干等“爬行动物大脑”和“原始大脑”之上的。因此人类的生理结构和心理特质既有和其他生物体的相同之处又有自身的特征:它们都是被自然选择和性选择保留下来的用于解决不同的生存与繁衍问题的机制。这些与人类生存和繁衍息息相关的问题包括觅食、择偶、哺育、亲缘识别、同性竞争、互惠合作、资源分配、亲本投资等等。   进化的理性在于基因的传递,行为的终极目的在于基因的传递。   其中,(1)变异是指物种中个体间在生理和行为的表现上存在差异,生物亲代和子代之间、代代之间皆有变异;(2)物竞天择指的是个体对生存资源和繁殖资源的竞争;而(3)适者生存则使得高适应性的表现型获得选择和繁衍,并推进了物种的进化。   基因作为人类遗传性状的载体,自然成为自然选择的目标。道金斯(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1976/2006)一书中说:“它们存在于你我之中,是它们创造了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它们的延续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这些自我复制者们从远古一路走来,它们现代的名字叫做基因,而我们则是保证它们生存的携带者。”也就是说,生物个体是基因们生存的卫士,是基因的信使和基因传递的携带者。   行为的特性在于适应人类进化的典型环境   在人类从能人(Homo habilis)到直立人(Homo erectus)再到智人(Homo sapiens)的大约200多万年的进化史上,男人狩猎女人采摘和以亲缘关系组成小群体的生态环境的占了90%以上的时段。   人类的心智不可能是一个可以解决各种问题的普适性系统,而是为应对人类进化中长期存在的众多生存挑战而形成的一一对应的适应机制的集合体。   自然选择是通过千万代人而实现的(物竞天择,万代之功)。在其存在的99%的历史中,人类是生活在小型的游牧族群中的觅食者。人类的大脑适应的是那漫长的但目前已经消亡的生存形态而不是农业和工业文明。   决策的价值观始于亲友理性   一个救助他人的行为是否在进化中被选择取决于这个行为对自身生存与生殖的损害(失)是否小于这一行为给受益人的生存带来的利益乘以r的乘积。   如果一种利他行为违背了海墨尔顿定律,就会因为对自身的生存弊大于利(C>rB)而难于在进化的过程中得到选择,因此也就不能成为一种群体的普遍行为。无条件的利他只能在没有竞争的真空世界中存在,而无法在生存竞争中抵御自私行为的入侵。然而,如果一种利他行为能够通过帮助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个体的生存与繁衍而扩大自身基因的遗传,这种利他行为就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而得以遗传。   亲缘关系的不确定性是涉及基因传递和亲子投资的一个重大的风险。这种繁衍风险的程度越高,对利他行为的折扣就应该越高。一个反映亲缘关系不确定性的概念叫做父系不确定性(paternal uncertainty)。也就是说,母亲对其子女与自己的亲缘关系比父亲更为确定。   祖辈对孙辈的投资(金钱、时间、感情)可能会与父系不确定的程度负相关。   父母亲对子女的投资同样受到父系不确定性的影响。亲子投资的一个指标是出生间隔(interbirth interval)。一个孩子出生后到下一个孩子的出生之间的间隔越长,则父母对第一个孩子的投资就越多。   人类的利他行为不仅涉及亲人还包括朋友。朋友之间的交往体现在长期的互利共赢。维系这一关系的是称之为“友谊”的经历和情绪体验。而友谊的要素就在于否定“即时性的利益最大化”;在不求即时回报的前提下帮助朋友。真正的朋友“雪中送炭”而无需“锦上添花”。而长期的回报则是有利于双方的。这就是在生物进化中友谊得以留存的社会理性基础。Trivers(1972)的研究证明了这种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的进化机制。成员之间有长期交往的小群体的社会生态促进了进化中互惠利他的自然选择。   没有血缘的人之间的合作需要一定的条件,因为,受益而不回报的背叛行为在一次性的零和博弈中才是一种进化稳定性策略。   实验和模拟的研究都表明,博弈的重复性、个人声誉的影响、组织或群体的大小,以及惩戒机制的运行是决定合作的程度和范围的四个重要因素(Fehr&Fischbacher,2005)。在组织成员之间有长期交往的、声誉受重视的、背叛能够被惩戒的小群体中,合作最为普遍和稳定。   决策的研究主要涉及两类决策:风险决策和跨期决策。前者需要在风险规避选项和风险寻求选项之间做出抉择。比如,确定得到1000元还是有50%的可能性得到2000元。而跨期决策则涉及在不同时间点上的选项间做出取舍,比如,较快和较少(smaller and sooner,SS)的获益还是较迟和较多(larger and later,LL)的获益。   从进化的观点出发,人们对金钱的渴望是对食物的渴望的现代衍生物。因此,人类与生俱来的觅食需求使人们对食物资源的稳定与变化十分敏感。   人类的决策也是如此,男女在繁衍成功上的变异不同,男性普遍在财富和生育数量上比女性有更大的变异度。男性的子代在数量上变化很大,多的可以上百,儿女满堂,少的则是零,无后而终。而女性则比较平均适中。这使得父母的投资决策可以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对儿子和女儿做出有区别性的投资(Trivers&Willard,1973)。从生育和致富的可能性上看,养儿就像是投资股票;养女则像是投资基金。作者的研究发现,和邻里家庭比较起来相对贫困的父母对儿子的投入和投资更高;而相对比较富裕的父母则对女儿投资较多(Wang,2007)。对于贫困的家庭,脱贫致富和传宗接代需要更大的变异,因而儿子更有潜力;而对于相对富有的家庭,则不必太过冒险,女儿可以带来更为稳定的生活和生育回报。   个体在生命过程中的不同发展时期,对于资源的获取和使用有着不同的优先性,比如,是把有限的资源用于身体的生长和社会学习还是用于择偶与生育(Stearns,1992)。从生育适应性上讲,一个个体生命中最本质的权衡在于生育的早晚(Promislow&Harvey,1990)。因此,生命史策略决定基本的跨期决策。个体在时间和能量资源的分配管理中,最为重要的是在躯体投入(somatic effort)和繁衍投入(reproductive effort)之间做出适应于特定环境的权衡和取舍。   躯体投入投入包括个体在维持和发展身体以及学习(例如,知识、技能)上的投入,可细分为维持和成长两个维度;繁衍投入是指个体在同性竞争、求偶、繁衍以及子女养育上的投入,可进一步分为择偶(mating)和养育后代(parenting)   工业革命后,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从而增加了在“成长”维度上的投入。这一生命史策略权衡变化的解释也与近百年来家庭平均人口下降、平均结婚年龄推迟、教育投入增加等趋势相一致。   道德原则的功用也许在于凝聚人心,从而加强为族群的生存而战的利他行为。   所谓的道德系统就是间接的互惠系统。他认为:“伦理道德概念之所以是因为利益的冲突,并且——至少迄今为止——人们设计出道德体系是为了帮助群体成员,并且明确地不帮助其他有竞争关系的群体中的成员。”(1987,p.1)Alexander强调,群体之间的竞争与利益冲突促进了群体内的合作。因此,能够促进群体内忠诚和团结的儒家思想在群体建设中也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本群体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取胜。   与已婚的CEO治理下的公司相比,在单身的CEO治理下的公司其上市股票波动明显增高,更加偏好攻击性强的投资策略,并且缺乏对风险特征变化的反应。这种差别随着CEO的年龄增大而减小。这些发现说明,适婚而未婚的CEO可能会把个人的择偶策略带入公司的经营管理之中;把“炫耀”自身“强壮”的择偶信号有意或无意地通过公司的冒险决策加以传递。   一种信号或特征可以被自然选择也能被异性选择。如果某种信号或特征在择偶过程中得到异性普遍的青睐,这一信号或特征就会通过性选择得以遗传。性选择使得男女在身体和行为上出现系统的不同。在同性之间的零和竞争中,性选择使得获胜者的特征得以流传。这些性特征可以分为两类:装饰性的性特征和工具性的性特征。装饰性的性特征(比如,雄孔雀的彩羽尾屏)主要用于吸引异性;工具性的性特征(比如,雄鹿的鹿角)主要用于同性间竞争。这些性特征成为同性竞争和异性择偶中的信号,传递出携带者适应性的高低和繁衍的能力。   在人类的性选择中,女性是选择者而男性是被选择者。女性是生育资源的主要提供者所以更有选择权。从精卵结合、胎儿在母体内的孕育、临盆生产、母乳哺育到养育子孙后代,女性的付出远远大于男性。女性作为生育资源的提供者而男性作为这些资源的享用者,两性之间在资源获得和分配的心理机制和策略上也自然会有所不同。正如Robert Trivers(1972)所说,亲子投资多的一方(女性)在择偶上将更为细致、谨慎和挑剔,而亲子投资少的一方(男性)将会为获得女性的生育资源而具有更强的同性竞争。Sarah Hrdy(1981)则说:“作为投资方的女性的喜好决定着人类潜在的进化方向。因为女性才是择偶中决定何时以及与何人交友的仲裁者。”   鲍德温效应(Baldwin effect;Baldwin,1896)反映反映了另一种环境—学习—基因的交互作用。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学习能力高的个体对于新环境的适应将会更好。   不仅遗传和表征遗传可以影响行为,行为的学习还可以通过文化代代相传;知识则可以通过文字信号系统加以保留和积累。然而,通过不同的遗传系统传递到下一代的信息有的是具体的结果和内容(比如,一首歌曲),而有的只是形式和能力(比如,感受音乐的能力)。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曾经谈到过这种内容遗传和形式遗传的不同。比如,在人类社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东西是完全没有进步的,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自然科学是前赴后继的,知识、文字、音乐都是可以传承的。但爱情却无法直接传承,它不可能做到前赴后继。比如父亲对爱情的领悟无法成为儿子爱情世界的基础。每一个人还是要从青春期开始,通过各自的经历,从骚动走向各自的成熟。因为,爱情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领悟。   情况下,“双盲”的实验设计可以使被试和实验记录者双方都不了解实验的目的,从而防止或降低期望效应对数据的污染。   首先,性选择理论告诉我们,女性作为生育资源的主要投资方,在择偶中扮演着选择者的角色,在选择的标准上将会更加着重于男方的经济能力和责任心;而男性因为在生育资源上的付出较少,且容易通过多名异性传播自己的基因,因而有更强的同性间的竞争,在择偶上更为“花心”,更看重与生殖能力相关的“年轻貌美”等异性特征(Buss,1989)。第二,在生育的结果方面也有着明显的男女差异。和财产一样,在繁育后代的数量上,男性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女性之间的差异。第三,从个体生命史的特性上看,男女之间存在两大不同:男性的寿命比女性短,而可生育期则长于女性。依据这些在生育的结果和生命史变量方面的男女差异,可以推论出男女在冒险、冲动性、计划性、利他性、婚姻忠诚度等多方面的行为差异。   人类的智慧有着深远的进化脉络。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种系繁衍的最新作品。决策的理性如果能够高瞻远瞩,那也是因为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个巨人就是人类璀璨的进化与文明。   理性是决策者应对不确定性的工具,也是社会博弈的武器。作为价值观、性格和风险认知的三合一的有机组合体,理性帮助决策者驾驭风险、处理危机、掌控时局。这个有机组合始于遗传,成于学习和经历,又接受着环境的洗礼。因此,理性可以分解为不同的种类: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生态理性和有限理性。传统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一贯强调的只是其中的经济理性。   为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做出的一个个的决策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那么,任何对决策能够产生长期和相对稳定影响的因素,也就是影响和决定命运的因素。我们认为,对于决策的倾向性有长效影响的有两大因素:性格和价值观。   价值观是取舍的基础,性格是选择的引力场。性格中很大的一部分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了解自己和他人的性格决定了一个人情商的高低。价值观决定为人,性格决定处事。   人类生活充满决策。努力并不能保证做出正确的决策。比如,一个不会水的人游泳,尽管努力,也会面临灭顶之灾。   价值观是培养出来的,聪明是生来的,知识是学来的,智慧是悟出来的,道德是修出来的。与价值观相比,性格往往是与生俱来的,或是早期经历决定的。   “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   性格决定倾向,倾向决定行为,行为决定命运。   性格之外,对人一生有长期影响的就是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是决策的关键。把握自身的价值观,了解决策对象的价值观才能在竞争中致胜。   第一块糖、第一桶金、第一次成功带来的心理价值要高于其后得到的同等的奖励;同等奖励的心理价值在重复获得的过程中依次递减。资源的获取和消费的心理价值与资源的总量成正比,但不是一种线性关系。   (边际效应递减吧)   经济理性:趋利避害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出自《史记》的话,可以作为对基于经济理性的功利主义的注释。趋利避害是动物的本性。   生态理性要求一个决策者能够利用环境的力量,了解环境的特性并为己所用。   比如,在单亲家庭和有继父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孩初潮的时间提前,更为性早熟(Ellis,2004;Ellis&Garber,2000)。根据Trivers(1972,1974)的亲代投资理论,一个家庭中父亲的缺失使得子代的成长缺乏资源和保护,因而促使女孩更早地性成熟,以便于从其他男性身上获取资源(Draper&Harpending,1982)。在贫穷、动乱的环境中,抓住机遇,更早生育子女有助于避免个体在生育之前就死于恶劣的环境。   在经济衰退时期,对家庭投资能力高的男性数量减少,因而加剧了女性间的竞争。因此,女性增加在美容产品上的投入以便提高其在择偶时的吸引力。   那些童年时成长于富裕家庭的个体更加注重未来的发展,并避免更多的风险;也更愿意为获得更大的但迟来的奖励而等待(延迟满足,delayed gratification)。相反,对于童年时成长于贫穷家庭的个体而言,死亡威胁相关的线索会促使其更加注重当下的生活,并更加追求眼前的利益;更愿意涉身风险行为(Griskevicius et al.,2011)。对自身寿命的预期高的人的风险倾向更低(Wang et al.,2009)。寿命预期短还可能减低个体的自我控制,进而增加其犯罪意向(Dunkel,Mathes,&Beaver,2013)。来自美国芝加哥地区的统计数据表明,越是贫困和治安差的居民区,预期寿命越低,风险行为包括犯罪率也越高(Wilson&Daly,1997)。   使用价值。主流经济学理论过度强调了自由交换的利己性定义,也就是“即时性的利益最大化”。然而,交换大多不是即时和一次性的。即时性的利益最大化忽略了社会交换中“合作”与“互助”的本质及其长期性。这一观点在实验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分析中也得到了验证。重复性的交往,也带来了名声的功用和共赢的心理学基础(张维迎,2013)。比如,朋友之间的交往的基础是互惠,体现在长期的互利共赢,而长期的回报则是有利于双方的。友谊的要素就在于否定“即时性的利益最大化”。在帮助朋友渡过难关的过程中,助人者可能少吃一顿午餐,而获助者则可能从饥寒中死里逃生。因此,总体来讲,“损己”的代价要比“利人”的获益小。   影响。因此,决策的社会理性需要考虑的不仅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还要考虑到决策波及的各方的心理反应和利益关系。换位思考的能力是社会理性的心理基础,也是一个决策者情商的基本构成之一。有一句反映管理智慧和常识的话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情商的第一要素是知晓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其二是要能够控制自身的情绪;其三,也是情商的最高层次,是要能够把握和利用自身和他人的情绪办事。就是说做事不要情绪化,而要利用情绪做事。然而如何去调节他人的情绪则因人而异。手段的选择则需要有道德原则的控制。有人晓之以理,有人动之以情,有人诱之以利。   情商的高低反映了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情绪本质的认知。其中之一在于了解情绪的偏差和不完美性。这也是辨别辨别情绪真伪的一个标准。真情和玉石一样总有天然的瑕疵,总有“过之”或“不及”之处,而无法面面俱到。   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假设包括资源的稀缺性、边际功效递减和理性经济人(Homeeconomicus)等。其中理性人的假设最受诟病。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的行为准则是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经济理性人,是没有血缘、种族或任何社会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且是一种对相关信息无所不知的理性人,活动在一个没有制度限制的、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中。这种真空式的理性在面临认知局限时,或是在经济价值体现在社会环境中时常常捉襟见肘。事实上,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决策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描述了个体在决策中应该遵循的规则,但是,它并不是一种能描述人们在特定环境中的实际决策行为的描述性理论   理论。他认为,在个体决策过程中,有两类局限限制了人们做出理性的选择。其一是人们的认知局限。例如,Miller(1956)发现个体的短时记忆容量有限,仅仅只有7±2个单位。这就是认知局限的表现。其二是环境局限。在许多时间和信息有限的任务环境中,人们不可能对所有的信息和各种可能的方案进行系统的理性思考和全面的运算。由于存在这两类局限,个体的决策并非遵循理想的最优化(maximizing)原则,相反,实际上,人们遵循的是满意(satisficing)原则,即选择令自己感到满意的选项,即使这个选项并不是所有选项中最好的。   狩猎的成功有赖于在快速追捕中能够通过心理旋转保持自身的位置感,而采摘的任务则要求对路标和采摘物的变换保持敏感。以此为由,研究者们发现,男性在三维的心理旋转任务上的确领先于女性,而女性则在发现和记忆物件的空间关系上领先于男性   知己是要知道自己的认知局限;知彼是要了解决策环境的风险特征。在做判断和决策之前需要用有限的认知把握最重要的任务信息。同时,掌握和运用环境的特征还可以帮助决策者减轻认知负荷。   风险是生活的本色,是人们感知、感觉、思考和决策的原动力。风险要求人们做出选择,选择的权利带给人们自由。但是,自由是有代价的,因此要有风险控制和管理。   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这些可知的和未知的风险。所谓命运,“命”属天意,是定数,无法选择(比如出身);而“运”则是运气,是变数,与个人的选择有关。   在统计学、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均值—方差(简称均差)的测量一直是描述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有效工具(   进化心理学强调,人们并不是一个能解决各种问题的无所不能的智能机器,而是针对进化中反复出现的特定问题有特定适应机制的集合体。因此,并不存在一个普适意义上的智能。所以,进化心理学看待问题的一个基本视角就是领域独特性。人类心智的适应机制不是一个万能的计算机,而更像一个适应性工具箱或带有不同功用刀片的瑞士军刀(Cosmides&Tooby,1994)。从这个角度而言,现代生活中不同种类的风险会触发个体不同的心理算法,而这些算法是为了解决人类进化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不同风险和不同问题而产生的。   社会地位的竞争在男性和女性中均存在,但可能更多地与男性相关。因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男女在繁衍成功上的变异不同,男性普遍在财富和生育数量上比女性有更大的变异度,因而存在更强的同性竞争(Wilson&Daly,1992)。作为择偶中选择的一方,女性在寻求配偶时要求男性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此能够更好地增强自己后代的生存适应性。因此,男性的社会权力越大,对女性的吸引力就越大(Buss,1994;Hill&Hurtado 1996;Kenrick&Simpson,1997;Wiederman&Allgeier,1992)。在远古时期,掌握更多资源的男性可以娶到更多、更年轻的女性,并拥有更多的后代(Low,1998)。即使是在近代社会中,社会地位也会影响繁殖成功。   差异;女性在寻找配偶时更为看重对方的经济能力,而男性在寻找配偶时更看重对方反映生殖能力的年轻和美貌   可以想象,一个过于追求风险的觅食者也许会在觅食过程中死于事故,而一个过于规避风险的觅食者可能会死于饥饿。因此,在环境类别的冒险倾向上需要个体根据各自资源的状况进行调整。   进化的最终目的不是生存而是繁衍。这一类别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在不同类别的风险与生育风险之间进行取舍。   在所有的领域中,男性显著地比女性冒险。   在大多数物种中,相比雄性,雌性会为后代投资更多,而雄性则通过与同性的竞争吸引雌性(Bateman,1948;Darwin,1871;Trivers,1972)。在人类行为中的规律类似,年轻男性多选择冒险行为是因为他们试图通过冒险提高社会地位,并掌握控制资源,从而吸引女性,最终增加繁殖成功率(   结果显示,在娱乐、道德、投资、繁衍、合作与竞争等类别中,同卵双生子的相关系数均高于异卵双生子,表明基因对这些类别的冒险倾向存在明显的影响。但是,在赌博、健康与安全等类别,同卵双生子的相关系数并未显著高于异卵双生子,表明这些类别的风险倾向主要受环境的影响。   学生在考试时冒险作弊对其自身的价值则是这一道德决策选项的效用。   基于认知局限和时间压力,复杂的效用计算公式经常会造成过高的信息负荷。因此,一个真实的决策者使用的是有限理性,而非无所不知、无所不及的复杂的效用概率模型   即使在决策者的计算能力范围之内,人们真的会对决策的选项进行加权求和吗?到目前为止仍然缺乏这方面的实验证据。有的研究发现,决策者并不会像期望效用理论假设的那样如此“理性”地遵循加权求和的计算过程。很多时候,决策是基于感觉或具有不同效度的线索而做出的   在涉及获益的决策中,人们往往更加倾向于规避风险,而在涉及损失的决策中,人们往往更加愿意冒险。当然,这一规律也有一定的前提条件,那就是获益或损失的概率处于中等水平,而非极端概率   前景理论:凹函数表明决策者在获益的情况下倾向于风险规避,因为成倍的获益并没有带来心理价值成倍的增加。而凸函数则表明决策者在损失的情况下倾向于风险寻求,因为成倍的损失并未造成心理价值成倍的递减。   前景理论价值曲线的另一个特征是损失部分的曲线比获益部分的曲线更陡峭。这说明人们对损失的反应比对获益的反应更为极端。换句话说,损失一定量的钱带来的痛苦程度要大于获得相同数量的钱带来的喜悦程度。因此,损失的心理权重大于获益的心理权重。这一现象被称作“损失厌恶”。   换句话说,人们赋予小概率更大的权重,而赋予中等概率和大概率较小的权重。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对发生概率非常小的危险更为敏感的原因(Hastie&Dawes,2013)。高估小概率事件可能造成以特例为范例的偏差。相反,人们对于中等概率的变化非常不敏感。例如,当概率从0.5上升为0.6时,人们可能会忽略这种变化。   当客观概率接近1的时候,主观权重函数开始变得陡峭。也就是说,任何事件如果从确定性(p=1)稍微下降变为可能性事件,主观感觉上的变化程度要大于客观变化的程度。这一现象称为“确定性效应”   作为一种描述性理论,前景理论提出,决策者对获益与损失的心理感受存在很大差异。相比获益,人们对损失更加敏感,即赋予损失更大的心理权重(损失厌恶)。正是因为价值函数与权重函数的非线性特征,人们的实际决策与期望效用理论的理性标准存在明显的差异。研究者把这些现象叫做“决策偏差”(   禀赋效应的一个常见例子是,人们对同一物品的要价要高于出价(   由此可见,当人们拥有某件物品或财产后,这一物品或财产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会增高,也即所有权给予了物品或财产显著的附加值。   另外,所有权变化也可能导致禀赋效应(Wang,Ong,&Tan,2015)。所有权使人们对自己拥有的物品或财产更加在意,甚至产生感情,因此,从心理上讲,这些物品或财产变成了自我(self)的一部分。   禀赋效应的另一种解读是“现状偏好”。比如,人们一旦拥有了咖啡杯,就不愿意改变“已经拥有”的现状。这一分析的视角也引出了另外一种决策偏差——现状偏差,它是指人们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不愿意进行变革(   这也就意味着,在决策过程中,人们无法穷尽每一条线索,有限的认知能力只能要求人们去除大量的冗余信息,尽可能地简化决策流程,选择性地利用其中的一些线索,而放弃大量次要的线索,线索,并根据挑选出来的线索,基于满意原则进行因地制宜的决策。   人们对金钱的渴望也许是对食物渴望的现代衍生物。因此,进化中形成的对觅食风险的应对策略因此也影响着现代人的金融决策。   以期望效用理论为代表的规范性理论认为理性具有领域普遍性。然而,这一经济理性的假设存在明显的弊端。它把对一个选项的描述简化成一个单一的数值,即选项的价值与出现的概率的乘积,而完全忽略了这一选项的分布信息。   (数学期望与方差)   当损失的数值能够承受时,人们也许更为风险寻求,反之,则可能更为风险规避。由此可见,仅仅用价值与概率来表征选项是远远不够的。经济学的期望效用公式的代价是损失了很多对决策有益的信息。   此外,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决策者的行为并不总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原则,有些时候,他们放弃期望值较高的选项,反而选择期望值较低的选项。   一个“理性人”(rational man)首先是一个“生物人”(biological man)。所谓的“理性人”与“生物人”是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假设人们以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行事,而后者则假设人们的原则是要使进化适应性最大化。   框架效应:当群体规模发生改变时,人们的选择偏好也会随之发生改变,甚至反转。   许多非理性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人们在计算上出现了错误,而是源自他们的公平感。实证研究也发现,公平感会对决策偏好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Messick和Sentis(1979,1983)提出,在人际决策领域,公平感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在考虑公平时,人们的决策与不考虑公平时的有显著的差异。   公平感具有适应性意义,并且调节了决策者在小群体情境中的选择偏好。在小群体和家庭中,人们对公平的追求更强,而在大群体的陌生人情境中,公平感的强度减弱。这种公平感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人们在不同的群体情境中做出不同的决策。   公平感的作用在小群体情境中更为明显。   因此,根据能量预算原则,当选项的均值在最低需求之上时,需要规避风险,而当选项的均值在最低需求之下时,而为了避免可能的具有灾害性的损失,则需要冒险。   物种(包括动物与人)的行为本质是要使自己获益、让自己繁育成功以及基因传递最大化。   获益的部分需要根据利他者与受益人之间的亲缘关系(r)进行折扣。这里的亲缘关系指的是两者之间的遗传相似度(genetic relatedness)。例如,自己与自己的遗传相似度为1.0;与父亲或母亲的遗传相似度为0.5;与子女也是0.5;与亲兄弟姐妹同样是0.5;与祖父母的遗传相似度降低至0.25;与叔叔的遗传相似度也是0.25;与堂兄弟姐妹的遗传相似度则为0.125。   经济投资也应当是一种对关系敏感的决策行为,基因关联度也应当影响个体的投资行为。   另一方面,性选择应该让男女之间达成了契约,要求男性对其伴侣的投资要大于女性对其伴侣的投资。类似地,从父母投资视角来看,女性对父亲投资的考虑程度大于男性对母亲投资的考虑程度(Buss,1989;Trivers,1972)。这种女性偏爱慷慨的男性的现象可能会使女性对男性的大方程度比男性的实际平均水平有更高的期待。   相等。从进化的观点而言,婚姻关系的终极功用是为生育进行有契约性的共同投资和合作。换言之,“你的后代就是我的后代,我们的间接遗传相似度为0.5”。   人们对男性慷慨程度的预期高于他们的实际水平。也可以说,由于这一差异的存在,女性对男性投资的要求一直高于男性实际投资的表现。这一性选择的动力将继续推动男女在资源投资上的差异,也许使得未来的男性更为慷慨。   人们在实际决策过程中不仅会考虑现状,还会使用其他参照点(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底线直接决定了生存抑或死亡——无论对于动物还是人类而言,一旦低于底线,生命就岌岌可危;而只要在底线之上,无论实际情况有多糟糕,都不会危及生命。相反,目标仅仅与繁殖有关。因此,相比之下,底线对决策者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而有限风险分布模型更为关注底线。根据平均期望值和底线的关系,均值—变异原则(mean-variance principle)决定了决策者在风险情境中的选择策略:当平均期望值高于任务的底线(平均期望值>底线1)时决策者倾向于风险规避;当平均期望值低于底线(平均期望值<底线2)时则倾向于风险寻求   三参照点理论认为,在心理层面,底线最重要,目标次之,最后才是现状。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后者具有较大的客观效用,但也可能蕴含着风险。正所谓夜长梦多,人们不确定一周后是否的确能够获得15元。有学者提出,处于贫困状态中的个体更可能做出短视的选择。   当贫困个体现有生活水平位于底线与目标之间时,如果未来选项可能使自身状况跌破底线,个体会选择现在选项,表现为规避风险的“短视”。尽管现在选项的客观效用小于未来选项,但它能保证自身状况高于底线,因此,这种选择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理性的“短视”行为。如果未来选项有助于超越目标,那么个体会选择具有风险的未来选项,表现为一种有远见的行为。如果未来选项既可能使自身状况跌破底线,又可能超越目标,由于底线的作用大于目标,因此,个体仍倾向于回避未来选项,再度表现为理性的“短视”。   在风险决策中是偏冒险还是偏保守,取决于现状与目标及底线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取决于获益还是亏损。管理者应该遵循底线优先的原则。当底线受到威胁时,目标不管有多么诱人,前景有多么美好,都不要玩火。当被评估的决策项目平均回报低于底线或目标时,则必须要冒险,与其苟活,不如拼死一搏。当平均回报高于底线或目标时,规避风险是正确的取向,在底线优先的前提下,有输有赢,但是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当平均回报高于目标时,之所以要保守才算靠谱,是因为理性的目标设定一定是充分考虑了环境、市场容量、公司的资源能力之后的设定,意外之喜如果不是天上掉金币,则可能是个骗局。   在一个动态的社会中,理性的界标需要不断地调整,就像面对建设中的交通体系,我们的导航系统需要不断更新。在一个稳定有序或是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这种调节的幅度也会随之变化。我们在动态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地经历着得与失,这种所有权的经历和社会比较的过程不断赋予同一个事物不同的价值属性。   三参照点理论,它认为底线、现状和目标共同决定了人们的风险决策。   作者认为,人们与决策相关的动机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安全动机,即关注决策中可能出现的最差结果;第二类是潜力动机,即关注决策中可能出现的最好结果。对于每个个体而言,两种动机都存在,但在强度上存在差异(Lopes,1987)。对有些人而言,确保安全的动机更为突出,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追求潜力的动机更为突出。   前景理论提出,参照点对风险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总体而言,人们在获益时比较保守,而在损失时变得冒险(   所谓边际效用是指消费者使用或消费一个单位的商品带来的新增效用。例如,吃第一口饭时,米饭带来一定的效用;接着,吃第二口饭时,又增加了一定的效用;吃第三口饭时,同样如此。每一口饭带来的新增效用就称作边际效用。因此,某一商品的总价值等于其初始效用与累积边际效用之和。   边际效用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它随着供应单位数的增加而递减,简称为边际效用递减。   当人们拥有一件物品后,他们对它的评价要高于没有拥有该物品前。他用“禀赋效应”一词来表述该现象。“禀赋”其实就是指人们对某种物品拥有所有权。没有所有权的人们在获得所有权后所体验到的快乐要小于拥有所有权的人们损失其所有权后体验到的痛苦(Kahneman et al.,1990,1991)。另外,无论所有权是真实的(Beggan,1992)还是虚拟的(Reb&Connolly,2010),拥有一件商品都会提高人们对它的估价。   人们在拥有一个消费品后,会因为损失厌恶而出现禀赋效应;而在拥有一个用于交易的商品后,则不会出现禀赋效应,因为用于交易的物品是以失换得的,这种失是自愿的,不是真正意义上从拥有到没有的损失体验。   那么对一件商品失而复得的心理感受是否和首次拥有同样一件物品的心理感受相同呢?从现有研究来看,两者可能是不同的。Strahilevitz和Loewenstein(1998)发现,相比初次拥有的商品,人们会赋予曾经拥有过的商品更高的价值。此外,之前拥有的时间越长,人们对该商品的评价越高。显然,仅仅用损失大于获益无法解释上述结果。相反,损失所有权之后又重新获得所有权比单纯的损失或单纯的获益的价值更大。   不同形式的所有权经历可能会对物品的评价造成不一样的影响。在有稳定的所有权的情况下,人们对物品的评价较低;在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循环往复中,人们对物品的评价升高;在长期拥有所有权后突然失去,或长期没有所有权后突然获得的情况下,个体对物品的评价最高。   综合所有的结果来看,影响被试对商品评价的主要因素并不是边际效用递减,也不是损失厌恶,而是心理所有权的经历。   物品所有权的更迭也会深刻地影响决策者对其的判断与评价。这一所有权的效应也反映在圣经中:“一个迷途知返的有罪之人带给天堂的快乐要大于九十九个无需忏悔的完善之人。”   社会博弈的真正困境是缺乏互信,博弈的佳境是以真诚换得互信。   博弈论(game theory)也称对策论,研究多个个体或群体之间在特定条件制约下的合作与竞争,并对各方的博弈策略做动态模拟和数学推演。博弈论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之一是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囚徒困境表现的是社会决策中合作与背叛的利弊交错。   彼此出卖虽然违反了最佳共同利益,却是自己能获得的最大利益所在。这场博弈的纳什均衡,显然不是顾及共同利益的帕累托最优解决方案。这就是“困境”所在。   囚徒困境中双方对合作或竞争的选择反映了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结合。不考虑他人的利益,只顾个人即时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往往不是在群体中的最佳选择。这种选择往往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单次发生的囚徒困境,和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结果不会一样。   说明,通过自然选择,一种利他行为的机制可能从最初纯粹的自私机制进化而来。   第一,友善。最重要的条件是策略必须“友善”,这就是说,不要在对手背叛之前先背叛。几乎所有的高分策略都是友善的。因此,完全自私的策略仅仅出于自私的原因,也永远不会首先打击其对手。第二,报复。成功的策略必须不是无条件地合作。无条件合作是一个很容易在竞争中被淘汰的选择,因为“下流”的策略会残酷地盘剥无条件合作者。第三,宽恕。成功策略的另一个品质是必须要宽恕。虽然它们会报复,但是如果对手不继续背叛,它们会立即再度合作。这停止了报复和反报复的长期进行,使得同类的利益最大化。   现象。在N是常数的情况下,纳什均衡就是每次都背叛。可以想象,如果博弈的任何一方可能在最后的回合背叛,对方将没有机会再对其进行惩罚。因此,双方都将在最后的回合背叛。这时,更好的策略则是在更早的回合中背叛,依此类推,每次都背叛便成为纳什均衡。也就是说,在此均衡之下,任何一方改变策略都不能获得更好的结果。   “一报还一报”的原则在西方基督教的教义中有清晰的表述:“别害怕,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旧约》出埃及记)。   在社会中或是一个群体内互惠利他的维持有赖于几个必要的条件:交往的重复性、群体的大小和惩罚的机制。   利他性惩戒与前面谈到的进化中的障碍原则相似。付出代价既可以增加信号的可信度又激发了自身的契约精神,从而对双方都起到了约束的作用。这个结果的另外一层意义在于显示出了道义情绪的作用。人们一般只有在感到愤怒等情绪时才会不惜承担更大的损失去惩罚背信者和纵容者。情绪就像身体的痛痒一样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痛痒没有对错之分,情绪也没有好坏之别。不管是正性还是负性情绪都是调节行为的手段。一个失去痛觉的人或一个吸食鸦片的人,也许是快乐的,但更可能是短命的。人们追求幸福感最大化的前提是要保持各类敏锐的负性情绪。如果没有这些负性情绪把关,而一味追求快乐,则有玩物丧志的危险和沉溺于声色犬马而一事无成之虞。   非亲缘关系之间的合作,因男女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所承担的任务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大量的证据显示男人更为冒险和好战,女人更为关注人际关系(   进化生物学最大的风险和失败不是个体的死亡而是在繁衍下一代之前死亡。对于女性而言,生殖的成功意味着体内排卵、受精、十月怀胎、生产、哺乳和婴幼儿的抚养。为了能够保证这一系列身体和时间的付出能够最终成功,需要行为和心理上的保障。那些和帮助女性达到生育成功的行为相关的基因便会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这些行为与心理机制包括对择偶信息的敏感,对性关系长期和专一的偏好,对其他同性竞争者的嫉妒与防范;对自身身体变化的关注,对家庭及环境的重视,对危险冲突的回避;对人际关系的细致处理等等。同样,对于男性的行为和心理的自然选择同样基于“适者生存/生育”的考量。男性生育最大化的挑战与女性不同。首先,要得到女性伴侣的接受,就要在同性中出人头地。激烈的同性竞争使得男人之间在生育成功(有多少子女)的指标上的差别远远高于女性,有的人儿孙满堂,有的人孤寡一生。   认为,心理距离可细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与实现的可能性。   人们的冲动性常常表现为不愿意等待延迟的奖励,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但是,一个让人了如指掌的未来,又失去了不确定性带来的期待、兴奋和挑战。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我们的身体里的各种生物钟和信号系统不断地根据体内外资源的稀缺丰盈调节着我们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取舍与平衡。   在跨期决策中,一个最典型的现象是人们更加青睐当前的选项,尽管其带来的获益量小于未来选项带来的获益量。过度地偏重于当下的获益而放弃未来更大的获益与很多心理及健康问题有关,同时也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中金融决策和政府政策的制定(   他认为,人们会对不同时间点的选项进行折扣。假设SS选项为现在得到100元,LL选项为一个月后得到120元。但是,LL选项的效用并非120元,未来获益在换算成当下的效用时会被打折扣。   同时,Benzion等人(1989)还发现了正负不平衡效应(sign effect),即对于获益,决策者的延迟折扣率较大,而对于损失,折扣率则较小。举例而言,如果需要在“现在获得100元”和“一个月后获得120元”之间做选择,很多人都倾向于选择获益较小的选项。但是,如果需要在“现在损失100元”和“一个月后损失120元”之间做选择,人们倾向于选择损失较小的选项。大小效应和正负不平衡效应均挑战了折扣效用的指数模型,说明即使对于同一个决策者而言,时间折扣率也不是恒定的。   他们的模型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参照点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决策者在心中会设定一个时间参照点。如果选项早于此参照点,就被视作获益;如果晚于此参照点,就被视作损失。第二个特征是敏感性递减(diminishing sensitivity),随着价值的增大,选项的边际效用递减。第三个特征是损失厌恶,相比获益,决策者赋予损失更大的心理权重。   研究还发现,一些人格因素(包括冲动性人格和外倾性)会使决策者更加注重短期利益。而智力水平和工作记忆容量能增强决策者对长期利益的关注。此外,对公正世界信念的威胁(threat to belief in a just world)、高建构水平等也会改变人们的延迟折扣和跨期决策。   冲动性人格。越冲动的个体越倾向于选择立即获益。研究者用Eysenck人格问卷或Barratt冲动性量表测量了被试的冲动性人格,并要求其完成跨期决策任务,结果显示,越是冲动的被试越倾向于选择SS选项,表明这些被试具有较高的延迟折扣率   外倾性(extraversion)。外倾性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外向性人格。在面对等量的客观获益时,外倾性高的个体更容易在主观上知觉到奖励,他们也会更多地体验到积极情绪(Lucas,Diener,Grob,Suh,&Shao,2000)。因此,外倾性使决策者追求即时的获益,从而偏好SS选项(   对公正世界信念的威胁。人们普遍拥有公平世界信念(Lerner,1980),相信世界是公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这一信念受到威胁时,个体就会体验到强烈的不安全感(Hart,Shaver,&Goldenberg,2005)。Callan、Shead和Olson(2009)在实验中操纵了对被试的公平世界信念的威胁程度,之后请他们完成跨期决策任务,结果发现,公平世界信念受到威胁的被试更加偏好SS选项,表现出较大的延迟折扣。相反,当公平世界信念得到强化后,被试更加偏好LL选项,其延迟折扣下降(   智力水平。Olson等人(2007)考察了被试的言语智力和延迟折扣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言语智力能力越高,延迟折扣率越低。但也有个别研究未能发现智力水平和延迟折扣之间的关系(Monterosso,Ehrman,Napier,O’Brien,&Childress,2001)。Shamosh和Gray(2008)通过对24项实证研究的元分析发现,总体而言,智力水平与延迟折扣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智力水平较低的决策者更加偏好获得即时(SS)的奖励。   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们也许对与后代有关的投资更为关注。   跨期决策与自我控制(self-control)的关联显而易见。选择SS选项被认为是一种短视性行为,反映了决策者缺乏自我控制能力。相反,选择LL选项则表明决策者拥有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Monterosso&Ainslie,1999)。这一对应关系得到了研究者们的一致认同,有学者索性采用被试在跨期决策中的表现反映其自我控制能力的高低(   自我控制能力对每个人而言都至关重要,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很多问题行为都源于自我控制的缺失。比如,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酒后驾驶是违法的,但是,在餐桌上,缺乏自我控制的司机就无法把持住饮酒的欲望。还有令无数女孩子苦恼的减肥问题也与自我控制有关。在论述减肥要领时,绝大多数人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例如,“管住嘴、迈开腿”,但这些口号却很难体现在行为上。在面对美味的蛋糕、巧克力、零食时,缺乏缺乏自我控制的人往往缴械投降;在面对艰难的长跑计划时,这些缺乏自我控制的人又打起了退堂鼓。正因自我控制——更确切地说,自我控制失败——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者格外关注这一话题。   认为,自我控制使人们的行为更加符合行为规范、价值观、道德和社会期望,也有助于人们追求长期目标。换言之,人们的一些欲望是不符合社会规范或价值观的,通过自我控制,这些欲望得到调整,从而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金钱本身具有替代性(fungibility)。换言之,金钱不具有任何标签,无论来源于何种渠道、用于何种目的,每一元钱之间都是可以替代的。   心理账户理论认为,决策者会对金钱进行分类,形成不同的账户。每个账户都是相对独立的,在某个账户中的金钱不能代替另一个账户中的金钱。也就是说,心理账户理论反驳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金钱具有非替代性   首先,来源的非替代性,即不同来源的金钱之间是不可相互替代的。例如,人们对花力气赚来的钱和不费力气得到的钱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如果是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决策者倾向于省着花,如果是意外之财,人们更可能挥霍使用(Thaler&Johnson,1990)。因此,意外之财无法替代辛苦所得。   比较,优于该参照点的部分视作获益,差于该参照点的部分视作损失。无论对于获益还是损失,决策者都遵循敏感性递减的规律,所以参照点之上的部分的价值曲线是凹函数,而参照点之下的部分的价值曲线是凸函数。此外,出于损失厌恶的心理,相比等量的获益,人们对等量的损失更加敏感。因此,损失部分的价值曲线比获益部分的价值曲线更加陡峭。   (1)拆分获益。由于获益部分的函数为凹函数,所以,如果有几个好消息,分次宣布好消息带来的喜悦程度总和大于一起宣布带来的愉悦程度。   (2)整合损失。由于损失部分的函数为凸函数,所以,把几个坏消息一起宣布带来的痛苦程度低于分次宣布带来的痛苦程度的总和。   拆分小获益和大损失。通过这种拆分,可以避免小获益带来的愉悦感被淹没在损失带来的痛苦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身体健康程度可能会下降,因而决策者应当优先考虑即时的生存所需的资源,再考虑未来的、不确定的、与生育有关的资源。所以,身体能量预算越高,生物体就越可能选择LL性的资源。   饥饿的人们因为血糖水平较低,血糖的信号表明,即时的资源更为重要。对这些人而言,慈善行为所带来的未来获益的折扣增加,因而他们参加慈善活动的意愿降低。   既然血糖水平会影响跨期决策,研究者、临床师生等就可以通过改变血糖水平来治疗或干预某些冲动行为,比如强迫症和冲动障碍、厌食、毒品成瘾以及赌博行为等。总的来看,人们在跨期决策中的表现能通过调节和控制血糖水平加以改变,延迟折扣取决于多个层次的变量,可能是较为宏观的生命史,也可能是较为微观的日常生活节律。   获取食物与寻找伴侣是人生中的两大重要任务。从资源获取的角度来看,觅食和求偶分别是为了获取与生存和生育有关的资源。长期以来,研究者对觅食与求偶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但是,不管是觅食还是求偶,都需要付出时间、精力等代价。因此,两者之间孰轻孰重是由个体的需求、动机及外部环境共同决定的。   生存的需求是求偶需求的基础,而后者则为更高层次的繁殖和亲代抚养的需求提供了基础。此外,该模型还认为,不同的环境线索可以激活相对应的不同层次的需求。   波动。因此,研究者假设,当血糖水平较低时,生理需求大于求偶需求,人们对求偶线索的敏感性下降;当血糖水平上升,求偶需求的重要性变大,个体对求偶线索的敏感性增强。   结合两个实验可以看出,在每时每刻,人们对当下需要的认识都会受到资源线索和生理条件的影响。不同的资源线索,即不同资源的可得性,会影响个体对不同需要优先性的选择,进而影响个体的资源分配决策。而不同的内部生理条件,即血糖水平,可以作为反应个体需要的信号,较低的血糖水平向个体发出生理需要占主导地位的信号,因此个体会减少对择偶活动的认知资源的分配,自然会降低对性暗示线索的敏感性,这是由生存需要和繁殖需要之间天然的层级关系所决定的。   表明,身体的代谢状况通过固有的信号系统,比如血糖—胰岛素系统,不断地调节着人们的跨期决策,从而使人们能够根据身体的资源状况在现在与将来之间做出适应性的权衡。因此,人们的身体经历,特别是早期在食物获取方面的经历,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决策。比如作家莫言曾经说过,他童年时期挨饿的经历和极致的饥饿感对塑造他的思想与文学创作理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将不确定性转化为概率是决策者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在现实中,决策者面临的情况经常是信息有限、时间紧迫、路径不清、缺乏先例。因此,概率的模型不仅难以运作,而且不符实情。应用概率模型应对不确定性风险也许是决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用于金融实践和设计金融衍生品的各种模型充斥着复杂的公式和大量的参数。然而这些参数的赋值却缺乏对目标群体的研究。因此,每一个参数都给模型带进了一部分的噪音,而这些噪音因为参数的复杂关系被成倍地放大。这样的模型输出的往往是与现实不符的垃圾信息。   事实上,决策的艺术在于化繁为简。与此相反,与此相反,用于金融实践和设计金融衍生品的各种模型充斥着复杂的公式和大量的参数。然而,这些参数的赋值却缺乏对目标群体的研究。因此,每一个参数都给模型带进了一部分的噪音,而这些噪音因为参数的复杂关系被成倍地放大。这样的模型输出的往往是与现实不符的垃圾信息。   情绪对认知具有导向的作用。被情绪导向的认知尽管可能存在不同的分析的路径,但往往殊途同归。早期的心理学理论常常把情绪看作是人们进行理性加工的障碍,因此,情绪在规范性决策理论中没有一席之地。然而,情绪是具有功用性的,不仅是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也具有适应性意义,就如疼痛感对人们生存的作用一样,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另外一个有趣的结果是,情绪偏好比理性偏好更加冒险寻求。   对每个人而言,处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需要面对不同的生命任务。通常而言,二十几岁的青年面临的重要任务是恋爱成家,而而立之年的成年则需要养育子女。到了七八十岁,人们可能更关注对自己后代的投资。生命史理论认为,在整个生命史中,人们需要根据不同任务的优先性将有限的资源分配到成长、生存、繁殖和学习中。因而,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配置做到最优   七种生命史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出生顺序、兄弟姐妹人数、是否为人父母、生育目标和主观寿命预期。   性别。研究者认为,由于男性的寿命比女性短,而适应性的变异度(是否有子女以及有多少子女)又大于女性,因此,为达到特定的目标,男性更加需要冒险。而对于女性来说,她们承担了妊娠和哺育的任务,婴儿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亲的生存,因此女性总体上会表现得更为风险规避。   年龄。生命史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生存与繁衍之间做权衡。当环境的稳定性较低、不确定性较高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在生命早期寻求更大的风险,从而尽早完成繁衍任务。所以,研究者假设,年轻人比年长的人更加愿意承担风险以获取资源。   是否为人父母。在择偶的竞争阶段,冒险行为可能产生更大的效益。而在获得伴侣后,人生的重点会转向养育后代,此时,冒险的代价增大,并可能会置后代于险境。因此,研究者假设,成为父母后,人们的冒险倾向会降低。   出生顺序。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出生顺序是影响心理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兄弟姐妹之间具有较高的遗传相关性,且所生活的环境也非常相似,但是他们之间的个性和风险偏好的差异并不亚于陌生人。Sulloway(1995,1996)认为,出生顺序会影响兄弟姐妹之间对父母投资资源的竞争的策略。一个家庭中的第一个孩子在出生后直接得到父母的全部投资资源,而之后出生的孩子,特别是最后出生的孩子,需要在已有的资源分配格局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因而在资源获取的策略上可能更加冒险。   主观寿命预期。当环境稳定性较低、寿命预期较短时,风险寻求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策略而主观寿命预期也可能有相似的作用,那就是认为自己寿命较短的个体可能在某些风险领域更加冒险。   生命史变量的不同组合调节着人们在不同领域的冒险可能性。比如,一个家里有三个兄弟的20岁单身汉和一个已婚的30岁独子,他们在不同领域的风险行为上的表现可能是不一样的。   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支持上述观点。研究者指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受到相对财富水平的影响,而非绝对财富水平的影响(Kahneman,Diener,&Schwarz,1999)。在决策过程中,社会比较的效应也很明显。Solnick和Hemenway(1998)发现,如果一个选项的绝对收入高,另一个选项的绝对收入较低,但相对收入(与对手相比的收入)高,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选择后者。   社会比较对决策的影响应该会受到受益人性别的调节。随着相对财富水平(与邻居相比的主观财富水平)的提高,父母对儿子与女儿的投资会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儿子和女儿在生育变异度(reproductive variance)与潜力两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人类进化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男性比女性具有更大的生育变异度,在财富和资源的获取上也存在更大的变异。女性之间在生育子女的数量上和财富的数量上的差别不大。而男性之间在生育子女的数量上和财富的数量上则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男人儿孙满堂,有些则孤寡一生;有些腰缠万贯,有些则一穷二白。因此,父母对儿女的投资是一种风险决策,他们需要在安全选项与冒险选项之间做选择。对儿子的投资比对女儿的投资更为冒险。换言之,投资儿子如同买股票,投资女儿如同买基金。   更可能的情况是,贫穷和高度富裕的家庭更可能偏爱儿子,而中等富裕程度的家庭更可能偏爱女儿。   风险塑造文化,文化界定风险,人们的风险行为因此也就带上了文化的印记。遗传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环境的范畴中,家庭与文化形成了塑造价值观、规范行为的内外两大引力场。   文化心理学:   文化的影响无所不在,却往往难以察觉,就像万有引力,只有当你跳跃的时候才能感到它的存在。然而,在由不同个体组成的群体中不难找到两个不同文化的人,其思维和行为特征的共性比两个同文化的人之间的共性还要高。文化的可融合性自然要远远高于相貌体征的可融合性。尽管如此,不同文化磁场的分布还是无法完全重合的。   古罗马统帅凯撒的名言是:“我来,我见,我征服。”而在东方,汉高祖刘邦发出的壮语则是“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相比之下,前者扩张海外,后者固守海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差异,美国政府把出兵出兵伊拉克说成是要将己所欲之民主施之于他人,而中国的对外政策则强调互不干涉内政。在文化的倾向上,这是一个“所欲”大于“不欲”,还是“不欲”大于“所欲”的问题。在思维方式上,中美文化也存在明显的不同。中国文化讲求辩证、玄奥,道理是要“悟”出来的。美国文化则推崇逻辑、求实,知识是在分析和验证中产生的。   文化心理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和理解各国和各民族在文化、行为方式、思维、观念等方面的异同。纵观几十年来有关的跨文化研究,涉及的领域方方面面,比如文化与自我、文化与归因、文化与情绪、文化与思维等等。这些研究都从不同方面发现了心理现象的跨文化差异,并且基于相关的文化价值观对其进行了解释,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别差异、进行良好的沟通提供了依据。   然而,作为社会人,我们时时刻刻受到文化的影响,文化塑造价值观、界定风险,最终影响的正是人们的判断与决策。因此,与文化对人格或认知的影响相比,文化对判断与决策的影响可能更为至关重要。展望未来,文化与决策的研究应当也一定会得到重视,并得到更加快速的发展。   由此看来,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应该是一种纵向集体主义,强调的是“螺丝钉精神”和个人服从集体利益。另外,由于中国文化中复杂的人际关系,这种纵向的集体主义与纵向的个人主义相结合,产生了强烈的攀比心态和小团体主义。   信仰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宗教信仰也就成为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有些国家是以宗教建国的,有些国家是宗教多元的,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更为入世、缺少宗教信仰。宗教对行为的约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宗教如何影响风险行为却鲜有研究。   表明,在美国不信教者所占的人口比例越高,该地区的犯罪率就越低。   犯罪率。犯罪率在没有高中学历的群体中更高。   犯罪率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也许受到了受教育的程度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没有获得高中学历的人,信教的比例更高。而在获得大学或以上学历的人中,无神论者的比例更高。   以上分析表明,首先,受教育程度的确与犯罪率存在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狱中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低可能是造成犯罪率升高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至于宗教信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对于今后的研究,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是宗教还是教育更能帮助我们提升决策的质量?从上述分析中我们至少了解到,有些表面看似很直观的解释却是由相对不直观的深层原因决定的。另外,这一分析还表明,教育对减少犯罪、提高决策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一系列的错误判断和冲动可能导致犯罪,教育的作用可能正在于帮助决策者提高分析能力,并增强自我控制,从而做出适应性的决策。   这种极度务实而又缺少宗教意识的儒家文化,不免局限了人们的幻想空间,因而也只顾了人们发明创造的能力。这也许是中国上千年来在科学发展与发明上落后的一个原因。   综合书中前面各章所述,人类的心智既带着进化遗传的设计,又受到身体内外环境的影响。在生命的历程中,我们合作、竞争、获取资源、积累知识,既享受冒险成功的快乐,也承担了失败的痛苦。在人类生命史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个出生的个体都是一个奇迹。我们传递生命、传递理性,也传递了进化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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