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自由变迁

ztl
2018-02-24 看过
贡斯当谈及,有些人倾慕古代,希望恢复古代的政治形式。贡斯当说:“当一个人阅读古代那些优美的文字时,当一个人追忆古代那些伟人的行动时,他不可能不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特殊冲动,任何现代的东西都不可能激发这种冲动。我们几乎可以说,在这些追忆面前,某种先于我们本身而存在的古老的自然因素似乎在我们身上觉醒。”也就是说,贡斯当认为关于古代人的事迹引发人身上一种特殊的古老自然因素。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特殊因素”。人们阅读异域、幻境或其他任何类似的文字描述,都可以引发同样的冲动。贡斯当相信人的内心存在一些特殊的东西,比如“品性”,所以他以为古代人生性好斗尚武,而现代的军备竞赛就是出自于一种恶劣人性。实际上人性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就如他自己所意识到的,古代人的特点之所以和现代人不同,是因为古代人的环境因素和现代人不同。古代人环境是一种战争环境,所以战争;现代人是经济发展环境,所以关注经济发展。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古代人关心政治,至少在雅典、斯巴达、罗马这些古代城邦或国家的公民就是如此,而现代人关注经济状况。贡斯当自己提到,古代人是通过战争来获取资源。现代显然是通过生产和商业来获得资源。situation变了,自然权衡也变了。贡斯当还说,古代人参与公共政治事务,以之为自由。这就和柏林所谓的积极自由有关系。而现代人寻求私人空间的享受,并以之为自由。这就涉及柏林所谓的消极自由。之所以古代和现代人自由有此差别,贡斯当自己也解释了,说古代人私生活没啥内容,所以参与公共政治是一种乐趣和享受,毕竟他们在广场上就可以讨论;但是现代人不一样,国家太大,人数太多,人失去了参与政治的感受,感受不到自己的参与。所以大卫·米勒在《政治哲学和自由的根基》中说:民主是一件苛刻的事,要求人们对于复杂、远离自己日常生活的事务怀有兴趣。同时,现代私生活丰富,所以人们更愿意享受私生活不受干扰。贡斯当看到了战争和商业造成的其他城邦和雅典自由的差异,其实也是一样道理。这就是古代和现代人自由的一种差异。
贡斯当反对卢梭的说法,后者认为个人把所有权力交给集体,和集体融为一体,那么就获得了绝对的自由。贡斯当的理由是,总是要把权力交给一个或几个代表来形式,这些人就会作为个体获得超出其他人的利益。贡斯当此处的说法就是一种非常务实的说法,即对人的不信任。个体面对利益,总是会腐败。这个看法问题不大。不过,卢梭理论的问题在于想得过于简单。如果要实现卢梭所说的个人和集体实现完全的同一,每一个个体就必须抛弃自身的个体性。比如说,在一个需要为集体牺牲的场合,每个人都要全心全意、争先恐后为集体而死。有两种情况接近这种状态,其一是宗教社区,其一是对个体通过道德激励来推动发展的社区,如共产主义社区或乌托邦(以色列农场?)。宗教社区是通过一种超越型报酬来实现的。正是因为超越了俗世的利益,所以带有很大的迷惑性。这种迷惑性导致很多人以为宗教就是一种真正美德的体现,就如勒鲁在《论平等》和贡斯当在本书中所言。奇怪的是,勒鲁在鼓吹宗教的同时,还竟然提及了埃塞尼教和基督教众是通过自己的“美德”行为讨上帝欢心以求彼岸神恩或来世神恩。这难道不是自己在打脸?就如贡斯当在谈到当权者权力过大时,人们都谴责当权者而不谴责权力,他说是武器太过沉重,手臂担当不起来,所以应该谴责作为武器的“权力”(这个说法存在问题),但是他后面关于陪审团制度,又说人们谴责制度不对,应该谴责法国人冷漠、无知、漫不经心,又把逻辑颠倒过来了。贡斯当也把宗教当做人类至善的美德榜样,却不如密尔敏锐地意识到,宗教的道德是二流道德。
贡斯当认为要限制权力过大,就得有一个制衡该权力的权力。但是如此反复,还是会有更大的权力。所以他建议设立一个中立性、不办事只管理行政权力(如分立的三权)的王权。所以贡斯当表达了对王权的热爱和尊敬。说实话我对王权,以及任何特权人物都没有好感。可能是因为我出身底层的原因。贡斯当以为这种王权在尘世喧嚣之上,带着血统的高贵提供了一个神圣领域,来限制任何在行使权力上可能出现的危险。并且认为僭主是平民上天,很贱很恶劣。我以为这种跪舔不好。王侯将相,甚至他们的后代,连精英都说不上。也正是因此,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中都考虑涉及继承的后代问题。贡斯当反对过大的权力,认为会阻碍一个民族的进步。他认为程序(比如法律)能够起到一种保护性屏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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