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口婆心论证大城市之利

昨天看《十三邀》许宏这一期，他说站在更远的时间线去看，历史都是开放的、交流的。同时，他也深深认同地缘对历史文明的影响——『长城就站在400毫米降水线上』。

而陆铭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学家，可以说也跟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许宏持有相同的观点：1、人是交流态的 2、地缘对于城市的兴盛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第一点，陆铭信奉人的迁徙与流动对于社会分工、生产效率的影响；关于第二点，陆铭认为在当今世界，有深水港则有贸易经济、有贸易经济则有城市聚合。所以他看重：天津、上海、香港三市。不过有意思的是，2017滨海新区的GDP缩水了三分之一。同时，他对东三省人口流出持乐观态度（类比美国中部广袤大地人口同样稀薄），不像2017年媒体大肆渲染的东北三省药丸（滑雪场事件、旅游大巴导游强制消费事件）。他对于港口地缘的信奉，让我自然联想到17年大热的粤港澳湾区政策。春节假期间，上前海里头走了走，比起一年前，变化挺大，道路与绿地明显了、不少大楼都在建设之中。

现在愈发相信地缘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了，可惜大学地缘政治这门课都睡过去了。18年希望能多看一些地缘对于人类影响的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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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书摘

古代的中国分分合合，最终还是走向统一，为什么呢？古代的皇帝无非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收税。《诗经·小雅》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基于这一观念，对皇帝而言，国家当然是越大越好了。第二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就是分散风险。同样一场地震，对于一个小国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能够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对于生活在都城的皇帝来说，修建连通首都和其他地方的道路和运河，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证皇城里的粮食供给不会受到个别地方自然灾害的影响。第三方面是安全。中国的“中原地带”以平原为主，没有什么特别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因此，中国古代历朝，一旦分成若干小国，就战火不断，而一旦国家统一，则相对长治久安。同时，大国在提供国防、保护整个国家的安全方面也有规模经济效应——国家大了，人均军费支出就可以被摊薄。

回头去看中国古代政治史或者改革史，历代王朝犹豫的事情就是在政治上实行集权还是分权。古代的通信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都不像现在这么完善，怎么才能够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基本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分权，比如说西汉，皇帝打下江山以后，把全国各地分封给皇亲国戚。另外一种是集权，秦朝建立郡县制，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地方官的任免权力收归中央。直到今天，省级地方官员的任免权仍在中央；省级以下的官员不由中央来任免，也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在历史上，一些王朝在统治的后期出现政治的动荡和分裂，甚至最后王朝覆灭，很多都是因为政治上的分权导致地方实力太强，特别是在分封制下，地方的诸侯各自为王，就会威胁到国家统一。

在一个国家的统一货币政策下，如果没有好的办法来约束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大量举债，把潜在的偿债风险留给后任，或者丢给国家。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政府的统一财政是个“优势”，这可以避免中国出现希腊那样的主权债务危机。可是，凡是将统一财政作为中国“优势”的人们往往忽略了，恰恰是在现行体制下，无论是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还是社会公众，都会期待中央救助负债累累的地方。这给中央政府带来了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对于市场上的债务违约，中央当然希望打破“刚性兑付”的预期，以免将什么责任都揽在中央，让人们形成地方债务没有风险的预期；另一方面，面对事实上已经难以偿付的地方债务，最终还是会被认为将由中央政府来兜底，从长期来看，这也恰恰可能造成地方政府不计后果地借债的局面，这就是经济学里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

根据中国的法律，地方政府是不允许直接借债的，因此，各个地方政府都成立了一些国有企业作为融资平台，以银行贷款、企业债、信托等各种形式借债。其中，很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都被叫做“城投公司”，通过发行企业债的形式进行融资，这种债叫做“城投债”

读者们，尤其是生活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读者们，我想在此强调一句，不要以为在欠发达地区出现的债务与你无关。作为一个大国的一部分，发达地区享受了大国规模经济的好处。比如东部地区如果没有大国的规模经济，没有欠发达地区前来工作的劳动力，那么，东部地区成为制造业中心绝无可能。再比如，沿海大城市要建设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如果离开了广阔腹地的制造业，也难有国际竞争力。上海要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如果不是因为上海处于统一使用人民币的中国内地，要与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竞争，恐怕无望。对此，看看东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难以与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匹敌的地位就清楚了。享受了大国规模经济的好处，那就也要承担大国发展的责任，不管是通过给外来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还是通过上缴的税收，以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形式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或者帮欠发达地区还债，本质上无非都是在承担大国一员的责任。

在中国，地理与政治是一对矛盾，经济开放和工业化使得地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成为一种趋势，然而，地方间的政治逻辑却使得每个地方都想最大化自己的经济规模，从而阻碍着生产要素的流动，成为一种反市场的力量。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欠发达国家的前景的确黯淡。在国家间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实现追赶的唯一途径就是参与全球化，实现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不是穷吗？那么，就发挥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生产在价格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卖到发达国家去，让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无利可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结果，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而致富，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被替代。在中国，我们可以用煽情的语言来告诉国人，我们挣的钱是“微笑曲线”中间的低端部分，研发和销售这两头都很挣钱，而这两头都在发达国家。可是，挣辛苦钱有什么错吗？这就是我们在现阶段能做的。要知道，中国恰恰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得益者，对此，看看加入WTO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知道了。而且，还要知道，中国恰恰是通过走一条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道路，积累了大量的资本，逐渐推进了产业升级。今天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向高端爬升的速度非常快。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下一轮世界发展的重点肯定是非洲国家

如果你相信地理是重要的，中国经济又是高度开放的经济，那么港口就是重要的

东京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在那里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东京人口密度可以达到世界最高之一，是因为它能够把拥挤、污染和犯罪水平都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而拥挤、污染和犯罪就是《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讲到的三个M——Time、Grime、Crime。只要把这三个M的成本降下来，一个城市就可以不断提高它的宜居程度，从而不断地壮大。至于城市的极限，其实不是天然给定的，而是取决于日本人中有多少愿意承受高房价而生活在东京，不迁移到其他城市。

美国的地区间收入差距比较小，它的中部各州在干什么？其实主要就依靠三种资源：第一是玉米，第二是黄石公园和大峡谷，第三是铜矿。这三个例子分别是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的代表。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依赖的核心投入品分别是土地、自然风光和矿产，这三样东西都不能动。对于不能动的资源，要让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富起来怎么办？只能减少人。美国中部的州都人烟稀少，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很富。

中国内地可能会产生几个航空枢纽，成为国际、国内航班转到中西部其他城市的中转站，武汉和郑州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亚特兰大，这是它们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反观中国，现在仍存在很多市场分割的现象和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因素。在法律上，1975年的宪法将人口自由迁徙的权利删除了。

美国的经济高度集聚在东海岸、西海岸和南部个别地方，而蓝色表示的大面积区域，加起来才占有美国GDP的50%。前文我说明过，美国每个州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和它在美国总人口里所占的份额基本是一致的，这表明各个州的人均GDP相差不大。

中国沿海的海岸线相对于国土面积并不长，到了渤海湾，除了大连之外，其他港口附近的海域在冬天还要结冰。因此，与国际上其他地区相比，在参与国际贸易和制造业分工体系上，在海运成本方面有竞争力的就是长三角、珠三角及其腹地，这一地带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和收入，从而决定了被市场力量驱使的劳动力流动方向，体现了市场效率原则。

有人可能会说，城市的房子那么贵，在城市里的农民并不具有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的能力，可是，如果他们的宅基地复耕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成了一种资产，是不是就可以让他们在城市里拥有基本的住房了？就算这笔钱还不够，只要有了城市户籍，他们是不是就可以被城市的廉租房制度覆盖了？这个思想不解放，结果是什么？如果读者去看看中西部的农村就知道了，大量的农村住房已经“人去楼空”，而且有些房子还是新盖的，因为在目前的户籍制度下，人们仍然认为，他们最后不得不回到农村。以后，随着户籍和土地制度的变化，现在这些农村住房上的投资很多都是浪费。

当前的城市化率刚刚过半，未来中国的严峻挑战是城市部门是否能够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服务业岗位，从而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使得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直至75%，甚至80%以上的水平。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劳动力总量的枯竭，而是未来城市是否具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

女性和年龄稍大的农村居民仍然有向城市转移的空间。最近，熊瑞祥和李辉文的研究发现，大量农村妇女因为在老家照顾孩子，影响了她们从事非农职业。而如果家里老人健在，就可大大缓解女性因为照顾孩子而无法外出打工的问题。这说明，农村的留守女性实际上是潜在的劳动力。中国的城市正在逐渐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服务业的比重将越来越高，并源源不断地为未来进城的居民提供就业岗位，而服务业对于体力劳动的要求远远低于制造业和建筑业，这意味着，只要改革到位，未来农村居民举家迁移的趋势将越来越强，既可以缓解当前劳动力流动状态下家庭分裂的现状，又可能为未来的城市服务业不断输送劳动力。

城市并不是孤岛，它们是一个个相互依存的生命体。要讲清楚地理的作用，就先要看清楚中国的城市体系。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城市体系是多层次的。在整个国家层面上，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是三大经济中心，这三大中心的核心港口城市上海、香港和天津又分别是国内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和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主要出海口，因此，到上海、香港和天津的距离就反映了在国家层面的城市体系中每个城市与核心城市和国际市场互动的成本。请注意，中国的国土只有一面临海。在国际贸易的主要市场是欧、美、日，而且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时，港口是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的必备优势

如果不铺平城市化这条路，不加快农民进城的速度，那么，产业进一步升级，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外迁，早晚还是要进城的农民将只能从事那些机器不能替代的低技能工作。于是，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是，在城市里将出现收入的“两极分化”：高技能劳动力可以获得参与全球竞争水平的收入，低技能劳动力只能在本地竞争中接受低工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太可能像美国和英国那样以金融和教育形成全球竞争力，至少不太容易。但是，中国完全可能像德国、日本和韩国那样走一条以制造业强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中国劳动力不仅需要提高受教育的年数，更要提高现代制造业需要的技能。

最近在留守儿童的问题得到越来越多关注以后，社会上有很多争论。有一种声音是，现在农民工只顾挣钱，不顾孩子，这种批评是不负责任的。这种思维方式得到的政策就是鼓励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回家——如果在城市打工的父母回家工作的话，留守儿童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但事实是，让留守儿童的父母回家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可能使得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当他们回家的时候，收入将大幅度下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可能更差。既要发展城市，满足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农民收入，还要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实现这样多赢的目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进城。不仅要让他们进城，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教育的投入，让他们能获得跟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这才是最终能解决问题的出路。

小陈的故事还说明，在大城市发展对于已婚的专业人才是个优选。大城市的就业市场高度专业化，这不仅会使大量专业人才倾向于在大城市找工作，而且，对于已婚人士来说，要使双方都能够找到好工作，那么，选择大城市就更有利。最新研究发现，夫妻双方的就业的确是大城市更能够吸引专业人才的重要原因，也正因此，在最近几十年，美国的那些吸引了更多高技能人才的城市正是那些本来便有更多人才的大城市。像康奈尔这样的老牌大学近年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挖人才的时候，很难给夫妇两人同时提供好的就业机会，原因就在于康奈尔的位置在所谓的“大农村”。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纽约大学的进步非常快，不能不说这是借了纽约的“地利”。

一位加拿大的学者善意地提醒我们，不要天真地认为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过程会终止。且不说中国仍然处在城市化刚刚超过50%的阶段，即使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的水平已达到了80%，人们仍然在不断向大城市集聚。一些国际大都市——如纽约和多伦多——仍然在继续扩大，而不是缩小。更重要的是，这些国际大都市的长大，不是因为外国移民的到来，而是因为大都市人口在本国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在提高。更说明问题的现象出现在日本，日本的全国人口在下降，而东京都和东京圈的人口却在上升。要了解其中的奥秘，只需要看看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就可以了。我在上文已经提到，越是发达的国家，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比重越高。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仍然愿意居住在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核心区。这样，既能满足在工作中需要的信息交流，也能满足收入水平提高了以后对于生活品质和多样性的需要。人们往大城市搬迁的趋势恰恰说明，信息科技没有强大到取代面对面的需求，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取代。

与发达国家新的城市发展理念不同的是，中国的很多城市仍然醉心于打造“花园城市”。如果将“花园城市”理解为花团锦簇、绿树成荫，这本身并不错。问题在于，很多地方将“花园城市”理解成了低密度和宽马路，特别是在新城建设中盲目追求宽马路、大广场和大的绿化带，这就错了。低密度和宽马路的模式适于开车，而不适于行走，这就导致马路两边的行人达不到服务业所需的“进门人口”。很多城市在建设新区的时候都追求低密度，结果发现服务业仍然在高密度的老市区发展得更好，就是这个道理。另有一些城市，连旧城改造也追求低密度和宽马路，结果是，很多老建筑和窄街道被破坏，市中心的消费型服务业失去了发展的空间。低密度导致服务业供给不足，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人们需要更多地开车去消费服务业，造成低密度社区与市中心的通勤压力，加剧交通拥堵和尾气排放；另一方面，低密度的社区本身则成了“睡城”，晚上黑乎乎的。在我们调研的浦东低密度社区，到了周末，很多人选择开车外出，到别的地方消费，反过来，本社区的服务消费受到制约，生活在这样的社区，生活变得更像是“活着”。

放眼全球，极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城市的人口作为政府政策调控的指标，大部分的国家基本上是把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从而使人口成为一个城市未来制定公共政策的预测目标。

在上海，居民以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出行的通勤人数占总人口的25%左右。在一些国际大都市，如伦敦，轨道交通占65%的客流；在纽约，轨道交通占61%的客流；在东京，轨道交通占80%的客流。另外，很多城市都有对于汽车使用的限制。比如提高牌照费、停车费、燃油税和环境税，再比如伦敦和新加坡对特定路段征收拥堵费。对于使用汽车的收费政策实施后，汽车的使用量下降，拥堵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上海的就业人口中有超过一半是非上海本地户籍人口，如果不是这些外来人口的贡献，上海的经济和养老保障体系早就崩溃了。

看东京都的人口，目前仍然在缓慢增长，而且这是在整个日本人口有所下降的前提下。全球所有国际大都市的人口都无一例外地在增长，在这个意义上，大城市人口的增长是无极限的。但是，要注意到，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国际大都市的人口增长有相当多来自国际移民，而相比之下，日本是一个国际移民管制较强的国家，东京都的人口增长更多是国内移民驱动的。

农民在农村住的是平房，而进城住的是楼房，怎么城市化越推进，占地越多呢？原来，中国农民进城之后，是难以在城市定居的，所以，进城的农民不愿意放弃他在老家的宅基地和农业用地，放弃了，也没有令人满意的补偿。但这恰恰是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进城的农民能够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合理的补偿，那么，农民进城后就可以将他们的宅基地复耕为农业用地，城市化反而有利于耕地的保护，因为城市人口密度更高，建设容积率也更高。

对于外来人口的社会分割并不见得对本地居民就有好处。一方面，外来人口大量从事的是消费型服务业，如果限制外来人口，实际上就限制了本地的服务业劳动供给，结果就是服务业的价格更高，最后的成本还是由消费者来承担。同时，如果外来人口的消费受到制约，那么，他们节省的开支里有一大块就是消费型的服务业，而此类消费需求的减少最后会“外溢”到从事本地消费型服务业的本地居民那里。上海交大梁文泉的一项研究显示，外来人口汇款回家越多，他们所在城市中从事消费型服务业的本地居民工资越低。通俗来说，限制外来人口在本地安居乐业，他们就将减少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结果，从事服务业的本地居民受损了

给北京拥堵开个偏方吧：把那些机关大院的围墙拆了，让那些围墙内的小路都可以通车。想想都知道，北京的拥堵可以因此大幅度得到缓解，而且，沿街的服务业可以做活，路边的房产还能够增值。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伴生问题，比如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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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2017年3月5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