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中国 寻路中国 9.0分

寻路小村

奈良丸子扑通迪
2018-02-13 看过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开始琢磨自己到底是个“城里人”还是个“乡下人”,至少对于十岁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弄清楚的问题。我的户口落在湖南长沙,从小到大都生活在这座江城里,籍贯却是广东汕尾,而父母祖籍又分别在湖南郴州两个相距不远的村庄。可无论在哪里,我都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在乡下,叔叔阿姨叫我“长沙妹妹”,可在城里,除了自己家外,我并没有任何亲人。

更重要的一点,我始终都没能学会任何一个地方的方言。这让我耿耿于怀了很久,却总在鹦鹉学舌了几句之后选择放弃。

但无论我是怎样没有弄清自己的归属地,过年的时候,家里总还是要回颠簸着开车回到两个村子去。2015年春节,我们先回到爸爸的老家,郴州桂阳县雁堂县一个没有名字的村庄里。这一年有些特别,爸爸给爷爷建的房子终于修好了。在他看来,乡村是为数不多还能够让城市人有一点怀旧感的地方之一。城市里的人们一往无前地奔向现代化,绝大多数古老的社区邻里和标志性建筑都已消失殆尽。因此他想着,在农村里修一栋房,偶尔把车开回这里,住上几晚,然后又回到现代社会,实在是一件快乐的事。

在我第一次看到修好的房子时,内心也还是有些惊讶,房子所作的装修在小村里算得上是最全面的了:四层的“伪洋房”,装上了石膏天花板和干净的地砖,墙壁刷了灰漆,门口对着通向村子的唯一一条马路,旁边还有一个没来得及放鱼苗的池塘。

不过一年之后,有几家村民也学会了跟风,建筑工人们在村口的马路旁里挨家挨户地找活儿干。他们给每一座房子都赋予了同样的现代化标志:越来越高的楼层、石膏天花板、涂料粉刷的墙壁等。四五栋小楼就这样远离了村庄本体,在路旁矗立着,大眼瞪小眼。每到晚上,我站在二楼走廊远眺影影绰绰的山的轮廓,空间如此静谧,风吹得房子外面的树叶沙沙作响,偶尔还会传来猪的嘶叫声,总会感到有些诡异。

这栋房分成了左右两个部分,正面通着走廊,每层都用楼隔开。东侧原本是给爷爷奶奶住的,可惜爷爷在那年就去世了,只剩下奶奶一个人守着四层楼。西侧,是爸爸“送”给伯父的。当时为了建房,父母私下里总会吵架,母亲总抱怨说,伯伯不知道在建筑材料里拿了多少钱(两栋楼都是伯父带着人修建的),还说本来是要建两个独栋,为什么最后变成了用个可有可无的门模糊掉了相处的界限。

父亲倒是无所谓,但我和母亲一样,有些排斥这种强行绑定的做法。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我默默地想与伯父一家离远一些。原因很简单,伯父曾经找父亲借过很多笔钱,生孩子的修房子的,但一直没有还过。

而对于小一辈来说,我是这个家族里唯一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小孩,而堂哥堂姐,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这个村里。每次过年,爷爷奶奶会专门为我杀鸡,烤糍粑,而堂哥堂姐作为留守儿童,自然没有这样的待遇。堂姐还偷偷对我说过,奶奶每次都会把我们家送的旺旺大礼包藏起来,从来不给她们吃。那时候,我就隐隐约约意识到了一种“优越感”。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大堂姐借来了单车,在泥巴路上左摇右晃地开。我出于恶作剧的念头,冲到她前面跳了几下,她害怕撞到我,又不敢叫我走开,只能往左边撞,滑到了一个水池里。那是个死水池,里面充斥着蚊蝇、水藻和黑泥。她爬起来后,全身上下都散发着臭味,眼睛鼻子嘴巴里全是黑乎乎的污垢,她随即号啕大哭了起来,然后自己跑回家,去洗澡了。

我没想到最终的结局竟然这样悲惨。没有人责怪我,而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歉意,就鸵鸟似地跑到村子边的河。溜达一个小时后,二姐过来喊我,他们怕我“离家出走”,在整个村里一直找。就这样,肇事者没有得到她应有的惩罚。

再后来,年龄大了些。我还在省重点中学蹦跶着背语数英的时候,来自外部世界的需求已然悄悄改变了这个偏僻的地方,到南方的工厂里做工的诱惑攫取了这个地方的人心,年轻人都离开了这个小村。两个堂姐一个堂哥,先后辍学,前两个去了工厂打工,未婚先孕,然后又闪婚,那时她两一个刚满18岁,一个还没成年。后者在深圳酒吧做调酒师,又干起来洋酒销售,微信朋友圈里充满了比基尼女郎的跳舞视频。工作两年的后果是,在他过年回家时,哪怕在家里,都一定要抹头油,穿皮鞋,系领带。

我与他们从不在微信上聊天,接触仅限于每年过年时回去的几天。小时候我们会一起爬山,去地窖探险,等到两个姐姐先后出去打工之后,共同语言愈发少了起来,她们似乎也发现与我不是处于同一个世界的人了。只有一次,大姐姐在喂鸡的时候和旁边驻足的我聊了一会儿。她在广东一家电子设备厂做工,做着类似于组装芯片的活儿。我想象着她和卧底富士康的刘志毅一样,把自己的心跳与每一条生产线的节奏融为一体。“嘭—哧,嘭—哧”,那是铁墩冲压未成形的芯片发出的空气嘶鸣声,像心跳声一样稳定,也像呼吸声一样真实可信。

而这个被他们称作故乡的村子,多年来却没有什么变化。尽管多了一条水泥马路,几栋白砖房,可未能消失的空房子墙上仍旧是那些词句—在这些比较大的村子,墙砖上仍然涂画着计划生育的标语和口号。比如“女儿也是传后人。”“计划生育,利国利民。”更别奢求这里会出现更多的服务。村子里只有一家自营的小卖部,生意清冷,卖着山寨的日用品和诸如辣条的零食。只有过年的几天,村里空着的土地才会被当成停车厂,停满了非本地牌轿车。

而在更寻常的时候,比如爷爷在秋天去世时,我看着空落落的村庄,偶尔出现一个奶奶拖着一袋收获的大米,大米与石板地刮擦的声音:啪、哧、咚;啪、哧、咚,最后,她把米袋全部扛上了肩膀,“咣当”一下放妥,什么也听不见了。这样的空寂,是这个村子命中注定的:它被大山围绕,永远不可能具备厂房里的闲忙节律,永远不可能响彻着夜班工人的劳作声。相反,它注定要变成一个静谧的地方,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它正在一点点地走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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