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蒲宁的“爱国”,爱的是谁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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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1 12:16:43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1870年生人,1887年开始写作,1917年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然后移居至弗兰格尔控制下的克里米亚。克里米亚被红军解放后流亡法国继续写作,1953年逝世。

中国的读者们实在是给了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以极高的评价和礼遇,“美丽”、“纯净”、“可爱”、“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与关注”、“对黑暗俄国的极好描写”、“对贫苦农民极大同情”……

而在蒲宁的故国,苏联作家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了他的作品《该死的日子》/«Окаянные дни»,足足40万册。此后又出版了这部作品的大众版,印数是足够“覆盖”知识分子中的积极部分了。改革和改革以后这些年来,俄国政治家们几乎像鹦鹉学舌一样的喳喳着:该书是伊万·蒲宁——这位杰出的俄罗斯爱国作家的睿智和崇高情感的表达,甚至差不多就是关于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第一年的真理,是对所有爱国者的教益了。

很有趣,在中国为这位可敬的作家大唱赞歌的人们却似乎选择性的把这本《该死的日子》遗忘了。当然,如果这本书被引进到国内,大家还是会对这位高贵的良心大唱赞歌就是了。

俄国作者和中国读者的一个共通的特点是,我们和他们总是喜欢在虚拟的世界中,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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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1870年生人,1887年开始写作,1917年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然后移居至弗兰格尔控制下的克里米亚。克里米亚被红军解放后流亡法国继续写作,1953年逝世。

中国的读者们实在是给了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以极高的评价和礼遇,“美丽”、“纯净”、“可爱”、“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与关注”、“对黑暗俄国的极好描写”、“对贫苦农民极大同情”……

而在蒲宁的故国,苏联作家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了他的作品《该死的日子》/«Окаянные дни»,足足40万册。此后又出版了这部作品的大众版,印数是足够“覆盖”知识分子中的积极部分了。改革和改革以后这些年来,俄国政治家们几乎像鹦鹉学舌一样的喳喳着:该书是伊万·蒲宁——这位杰出的俄罗斯爱国作家的睿智和崇高情感的表达,甚至差不多就是关于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第一年的真理,是对所有爱国者的教益了。

很有趣,在中国为这位可敬的作家大唱赞歌的人们却似乎选择性的把这本《该死的日子》遗忘了。当然,如果这本书被引进到国内,大家还是会对这位高贵的良心大唱赞歌就是了。

俄国作者和中国读者的一个共通的特点是,我们和他们总是喜欢在虚拟的世界中,在自己的想象中勾勒出历史和世界。

有一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曾经再三告诫过读者和作家们,即:

文学形象是虚构的,绝不可以把它当做对历史事件和真实生活的写照来加以利用,更不能依据这种东西做出任何历史、社会、科学和政府结论。

文学形象有可能歪曲现实!

文学形象中震撼了作家的现象和思想是以十分夸张的形式出现的。

为了忠实地认识人、历史与生活,人们应该求助于科学,而不是去找文学。

当然,安东·契诃夫的这番话没什么人听了进去,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

读者们还是像阅读《启示录》一样把文艺书籍的一词一句一切观点当真,并且将故事搬到现实当中,结合自己的想象在现实和历史中找一个人、事、物对号入座。

而作者们也没有理解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话烂到肚子里也不要随便吐出去”……见鬼去吧!

话说回来……

    《可诅咒的日子》是一项极为珍贵的见证,它本应有助于我们很好地理解那个时代,如果当时能冷静地领悟事理的话。可是权威文化活动家们给该书制造的光环却把它变成了蒙蔽人意识的重要工具。何以至此?
    原来,在俄罗斯人中至今仍有一种旧的信念,以为崇高的艺术语言、学者的天赋或者其他任何一种才华都具有神圣性、美好性,是不会放纵邪恶的。
    而这就等于说,在人民命运的转折关头,只要有才华的人有感而发表什么见解,就应当信服。人们就是这样信服院士们,信服歌唱家们,信服名演员们——特别是信服作家们的。
    而作家本身却没有告诫说,这种信念是靠不住的,其中掺杂着许多偶像崇拜的成分。告诫一下本来不难,只要一个做公民的良心未泯就够了。其实完全有根据说,往往在同一个问题上,我们同亲爱的可敬的蒲宁与布洛克(或者蒲宁与叶赛宁)立场却是完全相反的——这一点从蒲宁的日记中就可以看出来。这就说明了才华与真理毫无关系,所以切不可因为我们非常欣赏其才华,就绝对相信一位作家。
    蒲宁是站在让俄罗斯爱国者感到简直不可思议的立场上写出《可诅咒的日子》的。其实,从蒲宁身上流露出来的首先是自己阶层的怨恨情绪和社会种族主义。而且那种不加掩饰的怨恨是神圣的怨恨。 恨谁? 恨人民。 人民成了一群叛逆造反的无赖,而不是善良而又宽容的上帝信徒。

“爱国者”蒲宁在日记和其作品中满怀恨意的写道:

    “在敖德萨,人民急切地盼望布尔什维克一一‘咱们的人就要来了’!
    ……可(我们)大家(指蒲宁圈子里的那些“文化人”)是多么强烈地巴望他们死绝灭光啊。
    用不着采用圣经里的那种可怕的处决方式,我们不愿意看到他们这样。哪怕有一个魔鬼闯进城来,在他们那齐脖子深的血泊里游荡一遭,半数敖德萨人就会高兴得号啕大哭起来。”

而对那些揭竿而起——不,那些仅仅是走上街道,规规矩矩地举着标语,奏着乐器,表达自己诉求的和平游行者呢?

    “起来吧,起来!工人们!”
    呼声粗犷,原始。
    妇女们的面孔像楚瓦什人、莫尔多瓦人;男人们的面孔一色都像罪犯,简直就跟萨哈林充军的一样。
    当年罗马人曾在他们的苦役犯脸上打上“Cave furem”的烙印。而这种面孔用不着打任何标记。他们是什么东西,没有烙印就一目了然了。

    全是亚洲人,亚洲人——士兵、小伙计,还有卖点心、酥糖、烟卷的商贩。
    东方人的叫喊声、土话、光看脸色就觉着恶心,焦黄的头发跟耗子毛似的!
    士兵和工人们不时地乘卡车轰鸣驶过,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

好一个“对祖国对人民进行理性思考”的“忧伤但洁净的灵魂”!

    在这些红军当中,有多少都是惨白的脸、高颧骨、面孔七歪八扭。
    反正普通俄国老百姓都是这样!这些返祖特征明显的家伙,这些蒙古杂种!全都是野人,白眼睛的怪物……

普通老百姓——返祖特征明显的家伙!暴民!杂种!野人!怪物!

那我们这些X匪、杂种和野人,以及暴民和怪物的子孙还能说什么呢?

    “报上在议论,德国人已经开始进攻了。大家(蒲宁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都说:‘哦,要是这样就好了!……’
    昨天Б君家里聚集了许多人。大家异口同声说:“谢天谢地,德国人正在向前挺进,已经攻下了斯摩棱斯克和博洛戈耶……到处都在纷传波兰军团好像要拯救我们……德国人似乎不像通常那样且战且进,而是,而是走铁路乘火车直取彼得堡……昨天晚间传来彼得堡已被德国人攻克的消息以后,报纸使人们大失所望……好像是德国有一个军开进了彼得堡。
    明天要颁布银行非国有化法令。
    见到了B.B.大骂德国,抱怨他们不但没有占领俄罗斯,反而开始与布尔什维克谈判……”

以蒲宁、高尔察克、弗兰格尔为代表的“爱国者”、“知识分子”、“贵族精英”们对人民意识的觉醒,对改天换地的革命是自生理上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以至于不惜对这些与他们同文同种同血脉的“暴民”们准备好了一场内战!

    “流言蜂起。彼得堡被芬兰人攻下了……兴登堡不是往敖德萨,就是往莫斯科进军……我们大家在盼望着随便什么人的——甚至天降奇迹的援助!
    现在我们天天都要到尼古拉林荫道去走走,看看法国那艘装甲舰托上帝的福是否还没有开走,结果发现它不知为什么显然还停在泊地,有它在就总感到踏实些……”

还能说什么呢?蒲宁在他的那些小说和散文当中,对“俄罗斯祖国”、对农村和农民温情脉脉的描写。你们可得想清楚,他们是把农民、人民当做平等的对话对象,还是一种居高临下施舍的接受者,一幅田园温情场景里的景观和宠物?

好嘛,当人民们站起来了,要挣脱身上的枷锁的时候……暴民!野种!鞑子!

这会儿农民既不朴实,也不可爱,而是活该要被杀的血流成河了。

至于“俄罗斯祖国”,去他的!要德国人占领彼得堡!请法国人殖民乌克兰!让英国人统治高加索和中亚!远东和西伯利亚进贡给日本人!只要能把这些灰色牲口,把这些畜生重新赶回农庄和矿井里干活,管他呢!

如果彼得大帝看到自己所缔造的西欧教育却不幸培养出一批自私自利、鄙视人民、践踏祖国的东西,我相信他绝对会去当一个契卡,还是最为残酷无情的那个。

    “我在波瓦尔斯卡亚街上碰上一个衣着褴褛、瘦弱不堪、脏兮兮、醉醺醺的娃娃兵。他一头撞到我胸前,向后踉跄了一下,又唾了我一口说:‘你这霸道家伙,狗崽子!’”

深感委屈的蒲宁回忆说,他在1915年曾像个慈父般对待一个女佣人,而在1916年,还赏过一个送电报的娘们1卢布(按惯例,给她70戈比足矣)。

而自己这位可敬的大善人,居然被人叫做霸道家伙!?

穷生奸计,富长良心!黄世仁诚不欺我!真是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他最好想想列夫·托尔斯泰在正闹饥荒的乡下写的一段话:

    “就要离开乡下之前,我遇见一个刚从地里运土豆秧子回来的庄稼汉,于是停住脚步问他:
    ‘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从地主那里买的。’
    ‘怎么买的?什么价?’
    ‘现在给我一俄顷的秧子,夏天给他收拾一俄顷的庄稼。’
    也就是说,依约定,这个农民要拿到一俄顷的土豆秧子,就必须在一俄顷土地上完成翻耕、播种、收割、捆扎、运输粮食等一系列活计。”

托尔斯泰据此做出了一个沉重的结论(虽然似乎有点夸大,但却可以使‘脏兮兮的娃娃兵’说的话容易为人所理解):

    “伏尔泰说过,如果可能,在巴黎碰一碰哪位达官显宦,就会导致中国杀掉一个大官,那巴黎是不会有哪个人愿意失去这种寻乐的机会的。
    干吗不说真话呢?
    如果在莫斯科或者彼得堡按一按‘纽扣’,就能导致察列沃科克沙伊县杀掉一个庄稼汉,而且谁也不知道的话,那么我以为,我们这个阶层里很少会出现愿意放弃摸纽扣习惯的人——只要这种习惯能够给他们带来些许乐趣。这可不是一个推断。
    全部俄罗斯生活,全俄国不间断地发生着的一切,都可以确证这一点。难道现在不是正如大家说的那样,大批大批的人在饿死,而富豪们则囤积居奇坐等粮食再涨高价,而厂主们却狠压工钱吗?”

这位为安东·邓尼金卖命效劳的白军文化马前卒,被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盛誉的“俄罗斯良心”,几度想参加白卫志愿军“杀几个赤匪”,流亡国外也不忘到处呼号侨民们警惕“列宁主义的惑众妖言”(«ленинских заповедей»)①的白军分子忘了这一切,却想起来:“我慷慨赐予一个可怜的女佣人玛霍特卡足足1卢布呢!”

然后他大方的把这1卢布写进书里,让全世界人们都知道:我可赏过一个女佣人足足一卢布!可怜的俄罗斯贫苦人!可怜他们没能逃离布尔什维克的“残酷与冰冷的深渊”!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像斯大林对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此公同样是个文化“白卫军分子”)所说的那样:这些人惧怕苏维埃而离开,被布尔什维克所驱逐,不是‘X匪’们神经病发作,而是他们自找的。


①:怎奈他的好友马克西姆·高尔基都被“妖道”猪油蒙心,回了苏联。


本文大段抄袭自С·Кара-Мурза的著作《Манипуляция сознание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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