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国人眼中的红军

星空
2018-02-11 看过

很难想象,当1934年秋天,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薄复礼在贵族第一次与红军相遇时,他内心中的无限震惊与担忧。在他的记述中,是“他们像捕猎一样抓住了我们”!而“他们”是谁?在薄复礼看来,“这些人都戴着相同的帽子和佩带着红色标志……穿的衣服也很杂乱”。而且,对于这些穷苦而意志坚定的红军战士来说,他们肯定也想不到,他们的军帽,在一个西方传教士的眼中的形象居然是“有点儿像西方赛马骑师帽”!第一次相遇的两方,彼此都充满了强烈的戒备——薄复礼不知道这些“强盗”会把他们怎么着,而红军也怕这些传教士暴露了他们的行踪,同时也有些无法抵制的好奇。由此,一个西方传教士“被迫”开启了一段难忘的“长征之旅”,而正是这样一段他原本不想参与的“长征之旅”在相当大程度上深刻地改变了他。

说起外国人眼中的红军形象时,很多人都会想起埃德加·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原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确实,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斯诺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的“第一人”;但就公开出版物而言,瑞士籍的薄复礼,他在1936年8月——在脱离红军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口授并在伦敦出版了这本亲历红军长征见闻录。他眼中的红军和他们的行动,使得西方主流社会第一次知道了在遥远的东方,有一群政府眼中的“土匪”,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这样的“第一印象”从一个虔诚的西方传教士说出来,可信度显然非同寻常。

薄复礼当然并没有被洗脑,他只是尽可能地讲出了他的所见所闻。作为长征中一个来自西方阵营的外国人,他目睹和亲历了红军伟大的长征尤其是有关红六军团西征,红二、 六军团会师,及此后开辟湘鄂川黔滇边革命根据地艰难历程。特别是后来,时隔三年之后,1939 年薄复礼夫妇回到正处在艰苦抗战中的中国,穿着中式长衫、操着方言,行走在穷乡僻壤,为当地穷苦民众看病办学——三年之前与红军的“接触”必定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某种印记。薄复礼当然很难理解红军闹革命的根本目的到底是什么,但只要他知道红军也是“为了穷苦民众”,也许这些就很好理解了。

很多细节是很值得玩味的。比如薄复礼谈及,有的红军新战士入伍前抽鸦片,但入伍后就戒掉了——所以他才强烈地感觉到,这支队伍非同一般。比如红军战士对薄复礼的态度,一开始是把他当作了“特务”“间谍”,对他的长相以及所担负的任务都充满了戒备以及好奇,称呼他是“大鼻子”“洋鬼子”,后来又叫他“薄牧师”,最后有人叫他“老薄”。不知道薄复礼在被释放的时候是否理解了这些,不过,他肯定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巨大变化。至少他能够知道,这些他一开始认为的“强盗”,并不真的就是“匪徒”,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信念,有纪律,也对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充满了热情和激情,并且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当然,无论薄复礼当时以及后来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到底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把他在与红军“长征期间”以及后来的经过如实讲出来,并且呈现给当时的西方社会,让西方民众从一个侧面了解了当年频遭西方舆论污蔑的红军长征内幕和长征真相——正如后来的埃德加·斯诺以及索尔兹伯里等人的做的那样。这应该才是薄复礼在1936年8月出版自关于红军长征和革命见闻的重要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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