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评价人数不足

读书劄记 |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岑天翔
2018-02-09 16:45:34
引言:朱东润先生是我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传记文学家、教育家。先生6岁读私塾,9岁入蒙学,12岁考入南洋公学附小,之后又赴英国留学。归国后,朱东润先生先后在广西、南通任中学英文教师。1929年,朱东润先生应聘至武汉大学任教,开始准备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31年正式开课。次年夏间,朱东润先生根据这门课所用的讲义整理成《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初稿,据先生自述初稿经1933年、1936年两次修订后,于1937年正式交于开明书店排印,后抗战爆发,战乱之际,印刷工作暂时搁置,一直到1944年才正式付印。

工作中的朱东润先生
工作中的朱东润先生

尽管此书命途多舛,稿件多次遗失,完成之后亦耽搁多年才付诸印刷。单在这本书面世之前,学界中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只有陈钟凡先生初版于1927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部而已。陈先生筚路蓝缕,视野开阔,但全书仅有七万字,惜其言略而未能详备。彼时,罗根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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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朱东润先生是我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传记文学家、教育家。先生6岁读私塾,9岁入蒙学,12岁考入南洋公学附小,之后又赴英国留学。归国后,朱东润先生先后在广西、南通任中学英文教师。1929年,朱东润先生应聘至武汉大学任教,开始准备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31年正式开课。次年夏间,朱东润先生根据这门课所用的讲义整理成《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初稿,据先生自述初稿经1933年、1936年两次修订后,于1937年正式交于开明书店排印,后抗战爆发,战乱之际,印刷工作暂时搁置,一直到1944年才正式付印。

工作中的朱东润先生
工作中的朱东润先生

尽管此书命途多舛,稿件多次遗失,完成之后亦耽搁多年才付诸印刷。单在这本书面世之前,学界中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只有陈钟凡先生初版于1927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部而已。陈先生筚路蓝缕,视野开阔,但全书仅有七万字,惜其言略而未能详备。彼时,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初版)仅至六朝而止,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仅初版上册,至北宋而止。正如章培恒先生所言,1944年朱东润先生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详备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朱先生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初步确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框架,在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下笔者将不揣浅陋,就主要研究的问题、采用的研究方法、成就与贡献、局限与不足等四个方面,对本书提出一些自己的理解与看法,望诸位方家多多指正、批评。

一、主要研究的问题

读一本书最要紧的是,要搞清楚这本书主要研究的问题;以这一问题的眼光审视整部书,便能上下贯通,左右逢源,可以较深入、完整地理解整部书的内容。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亦是如此。在这部书中,朱东润先生究竟期待完成哪个主要问题的论述,所有的内容是围绕着什么问题展开的?搞清楚这几点,便能理解朱东润先生写作本书的用心之所在。

针对这个问题,不妨先来看下朱先生在《自序》中是怎么说的:在我的初稿写成以前,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已经出版了;在初稿完成以后,郭绍虞先生的和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陆续出版。……在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相同的地方,我不曾作有心的抄袭;在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曾作故意的违反。讨论一切事物的时候,有一般的局势,有各殊的立场。因为局势相同,所以结论类似,同时也因为立场不一,所以对于万事万物看出种种不同的形态。这本书的内容,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有异同的地方,只是事理的当然,原不足怪。我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不同的地方只是看法的不同,不敢抱自是的见地。

朱东润先生在这里提出了“局势相同”和“立场不一”的说法,概括了自己书作同郭、罗二位先生著作的异同。“局势相同”,我们很好理解,三位先生几乎同时开始写作。他们面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研究背景都是相同的,即这门学科处于草创未就,学科的整体框架尚未建立的局势。此外,他们所能够使用的研究材料也是大致相同的,所面临的抗战救亡的社会背景也是相同的。在这样相同的局势之下,三位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却采用了不同的“立场”,或称“不同的切入角度”。就是说,三位先生虽是都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是在各自书中探讨的主要问题确实有差异的。李春青先生认为,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主要是在探讨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因此他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梳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主要是在探讨中国文学批评历史的特殊之处及其真相,所以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力求抓住每个时代的文学批评特点。那么,朱先生在这部著作中研究的主要问题又是什么呢?他的研究是利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展开的呢?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朱东润先生研究的内容,究竟朱先生是如何看待“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我们来看朱先生自己是怎么说的:凡一民族之文学,经过一发扬光大之时代者,其初往往有主持风会,发踪指使之人物,其终复恒有折衷群言,论列得失之论师,中间参伍错综,辨析疑难之作家,又不绝于途。凡此诸家之作,皆所谓文学批评者也。凡一民族之文学,经过一发扬光大之时代者,其初往往有主持风会,发踪指使之人物,其终复恒有折衷群言,论列得失之论师,中间参伍错综,辨析疑难之作家,又不绝于途。凡此诸家之作,皆所谓文学批评者也。

由此可见,朱先生所言的“文学批评”的概念是广义的,它既包括主持风会,发踪指使的人物,这相当于罗根泽先生所言的文学理论;也包括折衷群言,论列得失之论师,这相当于罗根泽先生所言的文学裁判;还包括参伍错综,辨析疑难的作家,这相当于罗根泽先生所言的文学批评。针对这样广义的“文学批评”研究,朱东润先生主要还是力求以一种客观分析的态度描述、还原各个时代文学批评的特点,正如朱自清先生评论的“将中国的还给中国,一时代的还给一时代”。在这样的基础上,朱东润先生主要研究的具体问题有以下四个:一是在中国古代相关的文献典籍中,究竟哪些属于文学批评;二是这些文学批评的内涵是什么;三是这些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是什么;四是这些文学批评的历史脉络是什么。

在中国古代相关的文献典籍中,究竟哪些属于文学批评?这一问题朱先生在前言中明确给出了回答。他将古人的文学批评分成了六类,基本将古代相关的文献典籍中的文学批评内容都包括进去了。这六类分别是:自成一书,条理具备的,如刘勰、钟嵘之书;发为篇章,散见本集的,如韩愈论文论诗诸篇;甄采诸家,定为选本,后人从此去取,窥其意旨的,如殷璠《河岳英灵集》;亦有选家,兼附评注,虽繁简异趣,语或不一,而望表知里,情态具毕的,如方回的《瀛奎律髓》,张惠言的《词选》等;宗旨有在,而语不尽传,自他有耀,见于他人专书的,如黄山谷等人;见于他人诗文的,如四灵之论见于《水心集》。

至于各者文学批评的内涵,这些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文学批评的历史脉络云云,朱东润先生都在具体的论述中进行阐明,这里不再赘述。

此外还补充一点,近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尤以范畴研究最为热门。学者发现中国古典文论中所用的概念、范畴、话语往往名同而实异,因此通过对中国古代批评话语历史性的考辨,试图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事实上,朱东润先生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指出“读中国文学批评,尤有当注意者,昔人用语,往往参互,言者既异,人心亦变”。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所用概念往往参互,具体相同的名词往往指称不同。同一言气,曹丕的“气”不同于箫绎的“气”,韩愈的“气”也不同于柳冕的“气”。同言晚唐,或以为上包韩柳元白,或以为专指开成之后,亦不尽同。因此,朱东润先生论文,尤其注重对古代文论中的批评话语作分析比较,疏通证明,从而阐释各个时代文学批评不同的特点。

二、主要研究的方法,或云研究展开的方式

这一问题,朱东润先生在序言中提出了两点:以批评家为纲的体例;“远略近详”的布局。蒋述卓、刘绍瑾等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对此也有详尽的概述,之后论述多有参照此书。

一者,以批评家为纲的体例。

相比郭绍虞先生以问题为纲展开的写作和罗根泽先生独创的“综合体”写作,朱东润先生自出机杼,以批评家为中心展开中国文学批评史相关内容的论述。这样的写作体例无疑是新颖的、独特的。但一定程度上,结合朱先生所写的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论文都是就一些具体的批评家个人的批评理论进行整理和阐释,以及先生在建国之后开创传记文学的新体式,也就不难理解朱先生采取的这样一种新的体例。

这样的体例安排既能给予我们对这些批评家的整体印象,而且不以时代、宗派等先验的观念、印象限制我们对批评家们的理解。后一点,朱先生自己在《序言》中已经解释阐述得非常详尽,这里节录供参考之:

第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这本书的章目里只见到无数的个人,没有指出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或者这是怎样的一个宗派。写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的人,忘去了作者的时代或宗派,是一种不能辩护的疏忽。在全书中,我曾经指出刘勰、钟嵘所处的时代,我也曾指出对于当时的潮流刘勰如何地顺应,钟嵘如何地反抗。我曾经指出元以后江西派几度的革新,我也曾指出反江西派的批评者如何地奋斗。至于明代秦汉派和唐宋派的递兴,清代神韵、性灵两宗的迭起,桐城、阳湖两派的相关,我相信我也曾经指出。但是我不曾对于每个时代加以特殊的标帜,而对于每个批评家,纵使大众指为某宗某派,甚至自己也承认是某宗某派,我很难得在姓名之上加以特别的名称。一切都是出于有意。我认为伟大的批评家不一定属于任何的时代和宗派。他们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他们也超越时代。……所以,我决然放弃时代和宗派的标题,在章目里只见到无数的个人。这是一个尝试,也许可以得到读者的容许。

二者,“远略近详”的布局。

这点主要是指朱先生特别注重对宋代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从先秦到唐代的内容只占到三分之一左右,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关于宋代以后的。采用这样的布局,朱东润先生主要是针对当时知识界“信而好古”的风气。朱先生自己在序言中这样解释自己“远略近详”的布局的,“大学课程里,文学史的讲授,只到唐宋为止;专书的研讨,看不到宋代以后的作品——并不是罕见的实例。因此即是说到中国文学批评,一般人只能想起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最多只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十一世纪以后的著作,几乎逸出文学界的视野,这不能不算是骇人听闻”,“何况纵使这本书‘远略近详’,其他主张‘远详近略’的著作原自不乏。一切的事物,相反亦可相成,广博的读者当然可以得到必要的补偿”。也就是朱先生是注意到了当时文学批评研究的症结之所在,就是厚古薄今、远详近略的倾向,朱先生本书采取“远略近详”的体例,事实上也是应时而为。评价此体例,必须结合当时学术界的实际情况来考察,不可妄下断语。

三、成就与贡献

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一书的成就与贡献,前人已经多有高见。例如章培恒先生在《导读》中指出《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贯彻了朱先生的“新颖文学观念”,还对中国文学批评发展过程进行了富于创见的描述。

再如,李春青先生指出朱东润先生利用“远略近详”的布局拓宽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这表现在,一者这样的布局破除了中国历史研究中“信而好古”的风气,张扬了现代进化论思想,显示了朱东润先生思想的现代性和进步性。朱东润先生“远略近详”的现代学术观念对于中国现代性的确立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者这样的布局强调了宋代以来的近代对于现代的重要性。朱先生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研究,使现代思想和古代连结起来。正如他所说:“我们对于一千年以来的历史既然无法加以‘革除’,我们的生活同样也无法超越近代的阶段,遥接一千年以上的古人”。

我认为,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最大的贡献在于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拓展到小说和戏曲批评领域。

章培恒先生曾指出朱东润先生此书的成就有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框架这一条。为什么称之为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框架呢?我是这么理解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必然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所谓文学批评,必然是建立在文学的基础上的。然而,就是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决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固有印象中的文学,决不是理所当然,历来皆是的,而是一个发展之后形成的。中国历史上的文学观念存在着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的。例如,《论语·先进》中有“文学,子游、子夏”,这里的文学显然就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不相同。先秦的文学实为“文章博学”、“文献典籍”之意,或者换句话说,先秦的文学史包含了文学性作品与非文学性作品的。

在先秦之后,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文学观念也发生着发展演变。但是总的来说,对于文学的界定往往都是重内容,而轻形式;重义理,而轻审美。因此,经、子、史往往都被列入文学的范畴之中,而小说、戏曲等等更符合我们现代认知意义上的文学题裁却因少明道、载道的因素,被拒之于文学大门之外。直到1904年林传甲编写《中国文学史》,仍然将群经、诸子、史传、诗文等通通列入文学史,显得冗杂无序,而小说、戏曲却依旧未被列入。而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将中国的诗、文、词批评,尤其是小说、戏曲批评全部纳入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框架之中。例如金人瑞(金圣叹)、李渔等小说、戏曲批评家,朱先生不但给予了大量篇幅进行介绍,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开拓之举。事实上,与朱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大致同一时段的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都没能做到这一点。而从我们现在的眼光了来审视,我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及其以后出现的有很大影响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等书,其实都是沿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路子发展下来的。因此,称朱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框架,决不是夸张之言。

朱东润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陈尚君、骆玉明追述朱先生人生与
朱东润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陈尚君、骆玉明追述朱先生人生与

四、本书之遗憾

朱东润先生大作,我作为眇予小子,本何敢赞一言!但是既然文题作《朱东润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之批评》,那必然要讲几句本书的遗憾之处。况且人非圣贤,书也必非完美,朱先生此书也是自然。因此,以下我不揣浅陋,就朱先生此书的不完美的地方,谈谈我粗浅的看法。

首先,朱东润先生自己也指出了,本书是一部讲义,“一切的形式和内容,无疑的都流露了讲义的气息”,“因为在言论中要引起必要的注意,同时因为引证的语句,不能再口头完全传达;所以讲义中间势必填满了许多的引证,而重要的结论有时不尽写出”。阅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可以发现本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很多地方都“论而不断”。何谓“论而不断”呢?就是本书中,朱先生给出了相当多的引用文献与原始材料,但是往往就是直接抛出,而不进一步针对这些材料进行阐述与说明,只是留待读者自己阅读、理解。这给读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给予了读者非常大的阅读难度。有时候读者会不解作者给出这则材料的用意所在,搞得一头雾水。这一方面当然是读者水平有限所致,但另一方面也是朱先生作文采用“论而不断”地方式,行文不甚明白的缘故。

试举一例,如在本书《第四十六 唐顺之 茅坤》一章中,论及唐顺之所主张“本色”之语,朱东润先生仅列出唐氏《答茅鹿门知县书》中的一段话:只就文章家论之,虽有绳墨布置,奇正转摺,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番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朱先生没有进一步对“本色”这一中国古代文论批评的专门术语进行阐释,使读者对此仍然一知半解。同时,有些情况下,朱先生仅是限于从文本谈文本,对某些重要概念、范畴未能生发开来,也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此外本书的另一个不足就是梳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脉络不够清晰。前文已经论及朱东润先生采用以批评家为纲的体例来进行展开的。这样的体例一方面具有突出批评家个人特质,不会因为论述问题的不同使得同一个批评家的观点分列于各个不同的章节等优点,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文学批评史的叙述过于零碎,而难以揭示批评家们内在联系与承传关系,使得中国文学批评本身的历史脉络不能得到彰显。尽管朱东润先生会在部分批评家的章节中,偶尔地将几个批评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他们批评理论之间的异同与联系。例如,朱先生在论及隋代“文中子”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观念时,指出他主张作文要本于六经,彰明义理,实开后世韩愈、柳宗元等人“古文运动”的先河。但毕竟这样的批评家,或者是批评理论,之间联系的揭示,还是太少。朱东润先生在序言中指出要在叙述批评史的过程中,对批评家们加以比较、分析,指出流变之所在。很遗憾,从最终文本的呈现效果来看,朱先生显然是没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

事实上,两千年漫长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长河中,有许多的概念是不断被延续、承传的,例如在之前一章中指出的政教观念,从先秦孔子言诗,甚至更早两周的礼乐文化开始,经过两汉、六朝、唐宋、元明,一直到清代,这样的政治教化的观念一直都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文学批评。与之类似的还有“正变”、“才气”、“神韵”等意念,他们发生的或早些,或晚些,承传的时间或长些,或短些,但都是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再比如“诗言志”这一意念,从先秦时期发生,中间经历不断的发展与变化,到了清代已经同之前的意义完全不同了。朱自清先生撰写《诗言志辨》,正是出于这样的研究考量。李春青先生评论此书:“(朱东润先生)没有把批评家放在整个时代的高度、放在整个文学批评史额的高度进行定位,没有对中的文学批评史上的主要问题给予密切关注。他眼中所见的只是一些批评家之间的表面联系,而在这种表面联系背后,还有着朱东润所没有触摸到的潜在的更根本的规律。”李先生的批评似乎过于激切,但确实也指出了本书问题之所在。不过,我仍然认为本书“历史脉络不明”的问题是受限于本书讲义的性质。朱东润先生在彼时抗战全面爆发,情势紧急,一度处于颠沛流离的艰苦境遇下,仍能作出如此的研究成果,我们后人实在是不能苛求再多。

参考文献:

[1] 朱东润:《朱东润自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2] 李春青:《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56-372页。
[3] 蒋述卓、刘绍瑾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3-57页。
[4]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5]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6] 周兴陆:《从<讲义>到<大纲>——朱东润早年研究文学批评史的一段经历》,《古典文学知识》2006年第6期。
[7] 陈尚君:《朱东润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以先生自存讲义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8] 邬国平:《读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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