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狗 鞋狗 8.4分

鞋狗

苏霍1
2018-02-09 看过

这本书很好。对得起名字,尤其是这么好的名字。

作者菲尔·奈特,是耐克的联合创始人。

NIKE的成功,背后有美国的成功、体育的成功、跑步的成功、运动鞋的成功、全球化的成功....

还有这个公司和这个人的成功。

能够集这样的气运,非同寻常。

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么一位人物。

“德”“才”兼备。

德是在美国文化、美国社会、全球化下的一种感召力,一种生机勃勃

才是在美国文化、美国社会、全球化的一种实干能力,一种迅猛能干

耐克成功之道,当然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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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DO IT!

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种能量,找到这股天生动力,就会跑的更好!——刘翔

这种一辈子“以此为生,精于此道,乐此不疲,革新此业”的人,是撑起每个行业的脊梁,是驱动这些行业涅槃扬弃破坏创新的领军人物,是俄勒冈人,是鲍尔曼的队员,是“丛林中的能手”,是世界进步的催化力量。惟此,才不枉此生。——清华副校长兼教务长 杨斌

追寻内心的冲动。

拂晓

为什么万事开头怎么总是这么难?

俄勒冈州,先驱者的品质:懦夫从不启程,弱者死于路中,只剩我们前行。

前进,不停就好。不要停下来,不要过多的关注目标在哪里。无论面临什么,都不要停下来。060046

第一部分

1962 一个疯狂的想法

在斯坦福商学院,关于创业精神的讨论课,写了关于跑鞋的论文。

想去日本找一家鞋厂,实行自己的想法。彼时,日本的相机已经动摇了德国相机在美国市场地位。

筹备全球旅行。游览地球上最美最神奇的地方。

求得父亲支持

找到朋友卡特,卡特从来不会手忙脚乱的浪费时间,一旦发现无人防守就抓住机会投篮。

此时的日本,还处于战后的恢复期。

跟鬼冢公司谈判,将鬼冢跑鞋引入,如果定价比阿迪低,肯定可以成功。

日本,香港,菲律宾,泰国曼谷,越南,印度,埃及,耶路撒冷,,土耳其,意大利罗马,法国,德国,奥地利,伦敦,希腊

回到家,过了几天,母亲说,你似乎….更世俗了。

几乎每个人,至少会换三次工作。所以如果你现在就职于一家投资公司,你最终还是会离开的,而你的下一份工作可能就要从头开始。如果你在某家大公司工作,情况也是一样,所以这样行不通。在你还年轻的时候,应该做的就是拿到注册会计师证书,这张证书加上你已有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意味着你会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然后你换工作的时候,薪资水平只高不低,你不会倒退回原点的。

1963 一个漫长的等待

在美国八大会所之一的波特兰分所就职。只有一个合伙人,三个初级会计师

一周六天,每天12小时,每月500美元。

那些人生最好的时光已经离我远去了吗?

我的环球之旅是人生的巅峰吗?

1964年 第一位合伙人 第一位员工

日本的跑鞋寄到,太好看了,哪怕在佛罗伦萨或巴黎这样时尚之都都没有比这更好看了。

给启蒙自己跑步的俄勒冈大学田径教练比尔·鲍尔曼送了两双过去。想得到他的认同。

他一直尝试修改跑鞋,追求科学和轻便

教练和我的父亲都对我影响很大。内敛,优秀,难以捉摸。不过这两个男人内心的“恶魔”不同。父亲是屠夫的儿子,总在追求体面。鲍尔曼的父亲曾任俄勒冈州长,完全不在乎体面。也是战斗英雄,驻扎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第十山地师少校,美国最著名的田径教练。

将军式的管理。

俄勒冈人,蓄势待发的老虎。

鲍尔曼:这些日本鞋子相当不错,我也入伙怎么样

五五分。

鲍尔曼的律师提出:教练51:49

被几个体育用品店拒绝

去各种田径比赛,大受欢迎。

我思考为什么没法销售百科全书,但是卖鞋如此成功,因为我发现这不是销售,而是我对跑步的信赖

我坚信如果人们每天外出跑上几公里,世界就会变得更好。我也坚信这些鞋更适合跑步。人们感受到我的信念后,也会想要为自己打造这种信念。

传播信念,我决定。信念才是不可抗拒的。

4月到货,7月卖完,决定买第二批,3000美元。父亲担保去银行贷款。

一个“神圣庄严”的合作伙伴、合法的银行贷款、自推自销的产品,这就是我事业的起步。

代理权之争

鬼冢先生进来:我以前有一个预见,全世界每个人都时刻穿着运动鞋。他说,我知道这一天已经到来。最后目光停在我身上,你让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

这是关于那13个西部州的事情?就这样,13个州归你。

爬富士山碰到一个女孩,聊自己的生意、全球之行,女孩很被吸引,留下自己地址。

女孩到他家。

可能是因为家庭条件不错,周围朋友都有钱有势,她也有着那种自信,你一生中可能会碰见一两次的那种自信。

她显然是我认识所有人中唯一可以同时聊到贝尔·佩利和赫尔曼·黑塞的人。

慢慢的女孩激情消退

她说,她不太确定他对她来说是否足够世故圆滑。

销售员约翰逊,干的很好。也推崇跑步。

1965年,跑步还未流行。

银行关注净资产和现金流,银行对公司的增长不能很好的理解。

鬼冢公司也总是拖延时间。

出于担心,在普华会所找了份工作。

普华当时有30名会计师,审计各行各业,了解不同公司是如何存活或被淘汰的,公司如何让产品畅销或滞销的,公司如何卷入困境,如何摆脱困境,仔细记录公司成功秘诀和失败原因。

会所的领导海斯,像诗人看云,地理学家看岩石一样看数字。

同时还在预备役服役。

厌恶越战,觉得那场战争似乎与我贷款的银行采用相同策略——作战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避免失败。

海斯认为蓝带公司是有前景的,但是也预见到不可避免的失败。他说数字是不会骗人的。这样的经济条件下还办新公司,还是鞋类,现金余额还是0

他也表示我有一个优势——鲍尔曼,传奇合伙人

鲍尔曼1964年到日本参加奥运会,训练美国田径队。

到鬼冢公司,VIP待遇,鬼冢先生接待

鲍尔曼跟鬼冢公司寄送自己的实验想法,鬼冢公司改进适合美国人的产品。

鲍尔曼还鼓捣运动饮料和专用橡胶

1966 天字一号业务员

我喜欢军事,喜欢传奇将领,不认同暴力,但着迷于在极端情况下的领导力。

我从所有关于英雄的书中认识到,他们大多沉默寡言,没有一人喜欢说个不停,没有一个只注重微观而忽视宏观环境。巴顿将军说过,不要告诉人们怎么做某事,告诉他们需要作什么,让他们创造惊喜。

约翰逊建立了几千人的CRM,还收集反馈信息。

有人抱怨平底运动鞋缓冲不好,他雇佣本地鞋匠把一双浴室拖鞋的橡胶鞋底移植到鬼冢虎的鞋底。

约翰逊实际销售超过了13个州,达到37个州。

不过我没说什么。

出售3250双鞋,开建第一家零售店

约翰逊车祸、离婚,无人照顾,坚持销售,问我蓝带公司未来。

我给了一个乐观预期,告诉他如果66年6月底前卖出3250双,我就授权他开他一直说的零售门店。

约翰逊门店打造为跑着交流的“圣地”

不过我没有过去在普华工作,晚上和周末忙蓝带,还要参加预备役。

与另一家代理商竞争

去鬼冢公司谈判

宣称自己在东部和中部都有办事处,追加订购5000双鞋,需要20000美元,其实并没有。

1967 蓝带挺进东海岸

给约翰逊找了一个接班人,让他去东海岸开店。

接班人去接班的方式很突然。

去东海岸一个带港口的地方,决定去波士顿开店,那里市场比较大

约翰逊:我觉得我才是目前蓝带公司成功的最大功臣,至少未来两年内还是。2个通牒:成为合伙人,月薪高至600美元,售出超过6000双部分的利润3分之一

去约翰逊父亲家找约翰逊,意识到应该是他父亲这个老销售员怂恿他的。

坚持:鲍尔曼不出让股份,我也不能,要不丧失控制权。月薪提高50美元。

第四号员工,鲍尔曼推荐的一个遭遇事故下半身瘫痪的优秀运动员,伍德尔

我很喜欢的那类人。我不确定蓝带公司的定位,或者是否能打出一片天地,但不论之前或之后如何发展,希望有这个男人的精神在里面。

鲍尔曼与鬼冢公司探讨出Cortez跑鞋

当年收益达到84000美元,总部办事处每月只需要50美元。

1967年末,鲍尔曼的《慢跑》上市,销售100多万本

1968 改变一生的决定

我一周六天在普华工作,清晨、深夜、周末、节假日花在蓝带,没有朋友,没有锻炼,没有社交生活,但却相当满足。

我想离开普华。不是因为讨厌这里,而是那样的我不是真正的自己,我想要每个人都在追求的东西——做自己,全身心的。

但是蓝带公司经济情况不支持,虽然已经步入正规,连续五年销售翻番,仍然无法支付联合创始人的薪水。

找一个更清闲的全职工作。

波特兰州立大学,助理教授,700美元。

学生中一个女孩,一见钟情

请她到公司做兼职,每小时2美元

专业、积极、友善

跟女孩聊

女孩说,她之前迂回的所有男孩只是男孩,他们会谈论运动和车,但你,你以前去过世界各地,现在你又冒险创办这家公司。

她家条件比我家好一点,但是五个孩子压力比较大。金钱总是个问题。

她强调安全感,也是她学会计学的原因,似乎比较稳定、可靠、安全

找出你对某人态度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想象跟他道别。

另一个伙伴关系悄然诞生

鬼冢公司的北见

给藤本先生寄送50美元

1969年 寻找更大的办公室

1968年销售额到15万美元,1969年逼近30万美元

31岁生日前,我决定离职,年薪18000美元

离开之前,还在学校碰到一个在画油画的艺术生,每小时2美元雇佣

鲍尔曼在墨西哥奥运会助理教练

彪马和阿迪公司由两个互相鄙视的德国兄弟创办。在奥运村里大量用现金追逐运动员。

彪马走私运动鞋入墨西哥,阿迪达斯绕过关税

鲍尔曼说,很多运动员训练都是穿鬼冢鞋,但是比赛不是。质量问题也不容忽视,还不够好。

鲍尔曼说见到了北见,不喜欢这个人,不懂鞋,狡猾、自负。

雇佣了鬼冢虎公司一个全职员工,作为间谍。藤本先生

北见和鬼冢光临蓝带

简陋,让他俩有点失望

一张美国地图挂满图钉,吸引了他们。

俄勒冈的脱线先生

佩妮慢慢学会适应我,心不在焉,乱放东西,不做家务

不喜欢任何挫败,轻率的指责鲍尔曼,鲍尔曼也会指责回来

父亲乒乓球赢了我之后大笑,我狂怒,扔下球拍,哭着跑开

跟经营一家起步阶段运动鞋公司的男人结婚意味着生活拮据

但是佩妮却经营的不错

佩妮怀孕了。没有钱买房子,才刚开始给自己支付薪水。对学区和房子没时间研究。是否应该再回去做会计或老师呢

每晚躺在躺椅上,让自己放松,告诉自己,生活就是成长,不成长就是死亡。

房子3.4万美金,我的储蓄只够20%,而且在银行质押,跟银行商量,用来买房,用房子质押。

告诉佩妮,如果蓝带失败了我们就无家可归。

这正是她时刻都想避免的那种不安全感,她不停地说,好吧…好吧…

因为我的孤注一掷,她觉得必须要为蓝带体育公司贡献一份力量。怀孕到实在不便于办公室工作,在家里邮寄。1969年,各种不适下,她还是完成了1500单生意。

伍德尔,混乱终结者

工作时伍德尔总是积极乐观,精力充沛,当我推着他的轮椅前进时,反复意识到他的脆弱和无助。

伍德尔详细的给我讲受伤的经过。

一旦我试图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伍德尔的故事总是会提醒我事情可以更糟糕。而他对待自己的方式就是一节永远鼓舞人心的课,内容关于良好精神状态的优点和价值。

他的伤并不是典型的半身不遂,还有知觉,有康复可能,尝试一种新药,大蒜味。我也会直接跟他说

我和佩妮经常邀请伍德尔到家,佩妮照顾的很好

那些夜晚的许多宝贵时刻都已经一去不复返,无数对话,透不过气的狂笑,那些宣言、坦白、自信…所有人都落入时间的长河中消失不见。

我们总是大半个晚上一起回顾过去,规划未来。

找到新的办公地点,隔壁是保险公司。

虽然隔壁是音乐酒吧(以前)不合逻辑,但是隔壁是保险公司,环境太压抑了,太具备公司风格了。

我觉得,我们周围的环境与我们的精神状态息息相关,而我们的精神状态对我们的成功至关重要,所以我担心我们突然与一群公司职员和自动机器共享空间,我们的精神状态会有不良的改变。

我躺在躺椅上,再三思考,判断公司氛围可能是不搭调的,与我们的核心信仰相悖,可能对银行的胃口。

随后,我想到伍德尔,他表示自己在蓝带很开心,但又提到那些讽刺,派他去大学和高中销售可能不只是讽刺,也是一种折磨和对他才能得浪费。他最适合做的就是消除混乱、解决问题,那对他来说只是小任务。

我问他是否愿意担任蓝带运营经理,不再外出推销,负责处理我没有时间和耐心的所有事情。包括监督财务人员。

伍德尔很愉悦的表示乐意之至。

儿子马修出生

第二次“叛乱”

不喜欢我的管理风格,不喜欢那我对公司未来的展望,不喜欢目前薪水,不理解为什么不回信。。。

我回信,稍稍提高工资,摆架子。信寄出,后悔,不想失去他,团队宝贵的一份子

伍德尔去找博克交流。

我觉得博克又归队了,但是我们要帮助他解决仓库的问题。此外需要聘用他的妈妈,他妈在一家体育用品店仓库管理多年,是合适人员,不是裙带关系。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在意这些。如果伍德尔觉得可以,我没意见。此外我的态度就是,越多伍德尔的人,工作越好做。

1970现金!现金!现金!

去日本

鬼冢公司

鬼冢先生一开始就表示续约三年,我希望乘胜追击,5年,鬼冢坚持3年。

鬼冢下一财年销量预测2200万美元,一大部分美国。70%美国运动员有一双鬼冢。

鬼冢先生表示,最大功臣是北见,提升他为运营经理,也就是鬼冢公司的伍德尔。

抬头与北见眼神交流时,他的目光探出一丝冰冷

鬼冢公司总是无所谓的态度。发货总是晚几天,要么数量不对,要么尺寸、型号不对

销售代表苦不堪言

约翰逊说,鲍尔曼的cortez,太受欢迎。

我们太对不起客户了,幸福就是一整串的cortez,而现实是一整船的boston,表层是粗糙的羊毛,鞋舌硬的跟老式刀片一样,鞋码只有6-6.5

不仅因为鬼冢破旧的工厂,还因为他们优先考虑日本客户

跟银行谈判

我的销售额将近60万美元 我打算贷款120万美元

不会再给我贷一分钱,知道存入现金作为担保,并且制定严格的销售定额

公开募股

决定出售30%股份,筹集30万美元

时机也不错

1970年,第一批风投开始出现。

当时风投主要在加州北部,被高科技和电子公司吸引。

最后一股1美元价格,卖出300股,买家是伍德尔和他的母亲。

最终决定撤销募股

简直是一种侮辱,之后内心多次激烈对话,指责经济萧条、越战,也第一次破天荒的指责自己。过高的估计了蓝带体育公司,高估了我一生努力的事业。

我不止一次的告诉自己:可能我就是个傻瓜。

我需要流动资产。

最终我做了根本不想做,发誓绝不会再做的事情:找所有熟识的人借钱,包括竞争对手格雷尔。

格雷尔礼貌的说不感兴趣。

伍德尔敲门说他和 他父母打算借给他5000美元,不要利息,甚至不要求纸质的借款证明。

我清楚伍德尔家条件并不好,这是他们毕生的积蓄,还要给伍德尔支付医药费。但我错了,他的父母还有存留的积蓄,还问我是否还需要,我说是的,他们就把最后的3000美元借给我,全家积蓄就此清零。

因为,他的母亲说,如果你对自己的儿子为之奋斗的公司都无法信任,你还能信任谁呢。

我不是一个臃肿、肥胖、久坐不动的跑鞋公司老板。

我发胖了

饮食,也有过劳肥,没时间锻炼的原因。

格雷尔拒绝借钱给我之后,单独来了一场跑步比赛,失望的回望。这也是他拒绝我的一个理由。这个秋天,我让你一分钟,如果你打败我,没差一秒钟,我就付你一块钱。

整个夏天我都努力锻炼,每晚跑10公里。没过多久,体型恢复,72.6公斤。赢了36块钱。

那天开车回家路上,我无比自豪。我告诉自己,继续前进,不要停下。

历史上最好的运动员

史蒂夫·普雷方丹,1970年全国最快的。

鲍尔曼说:我最好的运动员

秘密武器就是他的自信,他的自信就像他的肺活量一样出众,我们的队员花了12年才建立自信,而这个年轻人天生就与众不同

是的,自信,它比净资产更重要,比流动资产更重要,这是一个人需要的。

我希望自己能更自信,我希望我可以借来一些自信,但自信就好比金钱,你必须有了一部分才能收获更多,人们通常都不情愿街给你

看财富杂志,介绍日本的贸易公司

联系日商岩井,日本第六大贸易公司。

鬼冢在密谋撕毁协议?

东海岸的一家鞋类经销商表示,鬼冢公司已经授权他成为新的美国经销商。

联系藤本,回复说是的。北见在考虑撇开鬼冢。

邀请北见到美国

1971年 我们需要一个标志。

1971年3月,我们发誓要让北见度过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光,让他回国时候充满对美国、俄勒冈、蓝带体育公司和我的喜爱。

在我们这么招待他之后,就无法与其他人合作,一致决定此次访问高调结尾,在我们的宝贵资产——鲍尔曼的家里举行一场盛大晚宴为结束。

招待北见 三文鱼,香槟

与第一国民银行见面的时候,北见很不配合,跟怀特吵起来

从北见的公文包偷拿文件

我跟北见提到跟日本贸易公司接洽解决资金问题的事情。

北见很不满意:贸易公司?他们先给钱,然后给人,然后接手

北见的意思是鬼冢公司只能生产1/4鞋子,其他外包。贸易公司可能发现鬼冢的工厂网,然后绕过鬼冢

偷的文件里有18家运动鞋经销商的名单和一半经销商预约见面的时间安排。

愤慨:过去七年我们都在为鬼冢兢兢业业,是鬼冢引入美国的功臣,鲍尔曼和约翰逊向鬼冢展示如何改进鞋子。

我先去跑了十公里,每跑一步都对着树林大吼,对着挂在枝头的蜘蛛网尖叫。这种方法是有用的,当我洗漱穿戴后我几乎已经平静下来。

在鲍尔曼家晚宴,其他人都有情绪。

北见还比较享受,他也喜欢迈泰鸡尾酒,风度翩翩,弹吉他唱我的太阳

北见提出:把公司卖给我,鬼冢公司收购51%的股权

对于书面协议,他们也不回应

第一国民银行留下的“烂摊子”

无法与蓝带再合作

蓝带公司濒临绝境。

找加利福尼亚银行,勉强小贷款

找日商岩井,汤姆·皇,毕业于东京大学,日本的哈佛大学,长得特别像三船敏郎,三船敏郎因扮演宫本武藏而广为人知。宫本武藏是著名的武士,有不朽的剑法和《五轮书》

岩井派人去神户,调查资金问题,同时希望说服鬼冢继续。鬼冢拒绝。

一家市值2500万美元的公司拒绝一家1000亿美元的公司?

岩井尴尬和愤怒

皇说:我们可以给你们引荐不少日本境内的高品质运动鞋商

找了一家墨西哥代工厂,1968年奥运会阿迪达斯就是在那里制造运动鞋的

由于这个戏剧化的转变,每晚回家之后我都觉得身心俱疲,但在跑完10公里、洗完热水澡、独自快速解决晚餐之后(佩妮和马修在4点钟左右吃饭),就会再次精力充沛。我总是想着要找时间跟马修讲个睡前故事,总是想着找个具有教育意义的睡前故事。我虚构了一个主角,名叫马特·希斯特里(Matt History),在样貌和行为上都与马修·奈特相近,然后就把这个主角安插在每个故事中。马特·希斯特里在福吉谷(Valley Forge)与乔治·华盛顿在一起。马特·希斯特里在马萨诸塞州与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一起。马特·希斯特里亲眼见证保罗·列维尔(Paul Revere)骑着借来的马匹穿行在黑夜中,警告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英国军队即将抵达,紧跟在列维尔身后的是个少年老成的年轻马夫,来自俄勒冈波特兰郊区……

马修总是会捧腹大笑,因为自己在这些冒险中而备感激动。他会挺直腰杆坐在床上,乞求我再多讲一点。

给那个年轻艺术家说要设计一个商标,“要动感”

改进几版

像是翅膀

像是嗖的一声在空气中留下的痕迹

我们都觉得这个标志独特新颖,创意十足,多少又透露出一股子古老的气息。具有永不过时的气质。

你们比我更喜欢这个标志,但我们没有时间了,不行也得行。

你不喜欢这个?伍德尔问我,完全不喜欢,不过可能以后说不定会非常喜欢。

我们要起一个不逊于翼虎的名字。

2个推崇:猎鹰falcon 六维 dimension six

约翰逊都不同意

后来约翰逊打电话,梦到一个名字

NIKE

约翰逊:所有标志性的品牌都有简短的名字,通常2个音符或更少,名字总是有重音,K或X之类,让人印象深刻。

我喜欢NIKE同时是胜利女神的名字。

发行了20万美元的可转换债券

代工厂的鞋子有寒冷天气下鞋底会碎

岩井推荐了一个顾问,鞋巫师,乔纳斯·森特的门徒,索尔

皇说这个人是个天才,从头到脚都是真正的鞋狗。

鞋狗就是那些全身心投入其中,努力制造、销售、购买和设计鞋子的人。

我对这些人备感同情,好奇自己的旅途中可以见到多少个鞋狗。

找到马尔科纳矿业公司的CEO,贾卡妻子的哥哥。日本八大贸易公司都与至少该公司的一个矿产有合作。

他说:如果日本贸易公司从最开始就理解规则,会是你最好的合作伙伴

我找到皇:永远不得收购公司股权

皇:要总收入的4%,按市场利率计算利息。

见到了索尔

互相不是对方喜欢的那类人。有共同点,鞋子,运动。还有对北见的不喜欢。

索尔唾弃到:那个男人就是个垃圾。

索尔心脏病发,让儿子小索尔代替

考察日本工厂。

小索尔表现唐突无理、野蛮粗鲁、趾高气昂。像多数青少年一样,每一句话开头都是我

一家工厂,问制造一大单cortez需要多久,回复6个月,小索尔说,你们要在3个月内完成。

到普利司通轮胎公司运营的庞大工业网中的一环,名为日本橡胶。

向管理人员描述了想要的鞋子类型,展示了cortez

午餐过后,我们回到会议室,桌子上放着一双全新的cortez,带着nike的标志。

整个下午我都在描述自己想要的鞋子。篮球鞋,网球鞋,高帮鞋,低帮鞋,以及更多跑鞋的模型。管理人员坚称没有任何问题。

工厂保证几天之内做好样品。

周日,样品送达

所有鞋子命名,花了半小时。然后把名字寄给工厂

我筋疲力尽,却深感自豪,感觉被掏空了一切,却兴高采烈

我体会到之前时刻渴望的一切,我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创造者。

佩妮到日本

在卫生间摔倒

恐慌症发作了,腿严重抽筋。长时间的飞行,机场的混乱,数月以来来自北见的压力…承受的太多了。

去鬼冢公司参观

藤本的作陪让晚餐更加复杂:我环顾整个桌子,心想:我的妻子、我的敌人、我的间谍居然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鲍尔曼的华夫饼机实验

鲍尔曼告诉我们,一个有钱的校友给俄勒冈大学捐了100万美元,制定建造全球最好的新跑道。聚氨酯跑道,与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将使用的跑道相同,也随时准备担任美国田径队的总教练。

想设计一种新的跑鞋适应这种跑道。

受华夫饼的启发

。。。。

2个脚掌大的硬橡胶块,回家后把它们缝在一双跑鞋上,给了自己的一个运动员,穿上后跑的跟兔子一样快。

回想起过去数十年间,他在自己的工作间辛勤工作,鲍尔曼太太也在一旁认真地帮忙,我就会感动不已。他就是门洛帕克(Menlo Park)的爱迪生,佛罗伦萨的达·芬奇,沃登克里弗(Wardenclyffe)的特斯拉(Nikola Tesla),仿若受到神的启发一般。我好奇他是否知道或掌握任何线索,清楚自己是运动鞋界的代达罗斯(Daedalus),清楚自己在创造历史,在推起整个行业的改革,在改变几代运动员跑、停、跳的方式。我好奇他是否在那一刻会构想自己所做的一切,以及之后所发生的一切。

我知道我是没法想象的。

一切都要指望芝加哥了。1972年初,我们每个想法和会谈都围绕着芝加哥展开,因为美国体育用品联合展览会就在这里举行。

每一年芝加哥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体育用品展览会上,全美的销售代表能抢先看到各个公司最新的体育产品,然后通过订单的大小表示喜欢与否。但是1972年的展览比以往的都重要,因为这一年将是我们公司的超级碗大赛和奥运会,同时也是我们公司的“成年仪式”,因为我们决定在那一年向世界推出耐克。如果销售代表喜欢我们的新鞋,第二年我们还会继续做下去;如果他们不喜欢,我们下一年就不会参加展览了。

鬼冢公司也在关注芝加哥。展览开始前几天,鬼冢公司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交给日本报社一份声称已经“兼并”蓝带体育公司的声明。这份声明震惊各地,特别是日商岩井。皇写信问我,大体意思就是“什么情况……”

我慷慨激昂地回复了整整两页纸,告诉他鬼冢公司的声明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向他保证鬼冢公司这么做是想胁迫我们把公司卖给他们,但是鬼冢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过去式了,日商岩井与耐克才是我们的未来。结尾处,我向皇坦白还未向鬼冢公司提及此事,要他替我保密。“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我请你对上述信息严格保密。我们得让现有的调配系统能满足未来耐克销售的需求。很重要的是,未来一两个月内我们还会从鬼冢进几次货,如果没有这些货,情况将非常不利。”

日本橡胶公司制作的第一批鞋根本达不到虎鞋的质量要求,甚至还不如我们之前看过的样品。皮革有磨损,样子也不怎么样。

我坐下来,用手托着脸,看着我们橙色的金字塔。我想到了吉萨的金字塔群。仅仅在10年前我才去那里旅游过,像阿拉伯人一样骑着骆驼穿过沙漠,多么自由自在。现在我在芝加哥,背负债务,管理着一家岌岌可危的制鞋公司,推出粗制滥造、商标弯弯曲曲的新品牌。一切皆空。

我扫视了一圈会展中心,成百上千的销售代表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展台。我听到他们对其他首次亮相的新鞋发出惊叫声。我小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科学展览作业,我没有好好完成,直到前一天晚上才开始准备。其他孩子已经做好了喷发的火山群和闪电装置,而我只能用妈妈大衣衣架上的樟脑球制作太阳系模型。

如果进行修补的话,我们就没有时间介绍这些有瑕疵的鞋子了。更糟的是,我们必须把这些有瑕疵的鞋子推销给和我们不同类的人——销售员。他们说话和走路的方式都是典型的销售员模式:上身穿涤纶T恤衫,下身穿Sansabelt牌宽松长裤。他们性格外向,我们性格内向。他们不理解我们,我们也不懂他们,但是我们的未来却要仰仗他们。现在,我们需要说服他们相信耐克这个品牌值得他们倾注时间、信任和金钱。

我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差一点儿就要放弃了。然后我看到约翰逊和伍德尔已经失去了理智,我意识到自己根本输不起。跟佩妮一样,他们的恐慌症也在我面前发作了。“瞧,伙计们,这将是我们做得最差的鞋子,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卖掉这些……我们一定会步入正轨的。”我说道。

这是什么?

这是Swoosh。

Swoosh是什么?

我脱口而出:是一个人从你身边跑过时发出的嗖嗖声。

他们喜欢这个设计。哦,他们非常喜欢。

他们和我们谈起了生意,并且真的下了几个订单。这天结束时,结果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成为了那次展览的黑马,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约翰逊却仍和往常一样开心不起来,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他说:“今天的整个情形非常不寻常。”这让他感到十分震惊,这句话就是他的原话。我求他收起这种震惊和不寻常的想法,不要多管闲事。但是他却做不到,走过去逼问他较大的客户,想要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你什么意思?”一个人说道。“我的意思是,我们虽然对外展出了新耐克鞋,但这些鞋没有接受过任何测试,坦白讲,根本没有说的那么好。现在你们这些人却要来购买,这又是为什么?”约翰逊解释道。

这个人笑了笑,说道:“我们和你们蓝带体育公司合作好多年了,我们知道你们总是说实话,不会拐弯抹角,经常直言不讳。所以如果你们说这款新鞋、这个耐克鞋值得一试,我们相信你们。”

约翰逊回到展台,挠了挠头。“我们总是说实话,”他说道,“谁知道呢?”

伍德尔笑了,约翰逊也笑了。我也跟着笑了,试着不去想我对鬼冢说的那些真真假假的话。

离开鬼冢虎我们能不能生存?

好消息传得很快,而坏消息却传得比格雷尔和普雷方丹更快,速度像火箭一样。从芝加哥回来两周后,北见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没有提前通知,没有任何预告,就像突然插入了汽车追逐中一样。“这,这……都是什么,”他质问道,“这个什么克?”

我一脸茫然。“耐克吗?噢,没什么。那是我们开发的副线,作为一种自保的方式,以防鬼冢突然袭击打得我们措手不及。”

北见当天下午就去了店里。他遇到了博克,接连不断地问了他好几个问题,像警察对付不可靠的证人一样,想让博克卸下防备。博克一直装聋作哑,至少,他后来是这么告知我的。

北见提出要去卫生间。很显然,这是一种策略。他知道卫生间肯定在商店后面的某个地方,他需要找个借口溜进后面的库房。博克没有识破他的策略,又或者他根本就不在乎。没过多久,北见就找到了库房,电灯泡昏暗的灯光照在数百双橙色鞋盒上。耐克,耐克,到处都是耐克,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北见走后,博克给我打电话。“这下完蛋了。”他说道。“发生了什么?”我问。“北见自己找去了库房,一切都完了,菲尔。”

我挂掉电话,跌坐在椅子上。“那么,”我大声自言自语道,“我们得看看离开鬼冢虎我们还能不能生存。”

此外,还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后没多久,博克就辞职了。实际上,我忘了他是自己辞职的,还是被伍德尔辞退的。不管是哪一种,他离职没多久,我们就听说博克找到了新工作。

他去了北见的公司。

“你这是自食其果。”他说。接着,他又说蓝带体育公司生产耐克鞋已经违反了与鬼冢的合同,而且他也搞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毁掉如此有利可图的商业关系,为什么我们会开创这……这……这个……耐克。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脱口而出。贾卡转过头,冲我喊道:“闭嘴,巴克!”

然后贾卡告诉北见,希望我们能好好谈一下。打官司会给我们双方公司都带来巨大的损失,和气生财。但是北见没心情和我们好好说,他起身离开,他的律师和岩野也跟着走了出去。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下来,面色缓和了些,想说些和缓的话。他打算向我们抛出橄榄枝,我感觉自己对他的态度有所软化。“鬼冢还是愿意继续雇用鲍尔曼先生作为我们的……顾问。”北见说道。

我掏了掏耳朵,没有听清他说的话。鲍尔曼摇了摇头,看向贾卡。贾卡答道,鲍尔曼今后会将北见视为竞争者、死对头,绝对不会再为他效力。

北见点了点头,问有没有人可以开车送他和岩野去机场。

我让约翰逊赶紧坐飞机过来。“坐哪班飞机?”他问。“最近的班次。”我回答。

他是第二天早上到的。我们一起出去跑步,期间两个人什么也没说。然后我们开车去办公室,把所有人都召集到会议室,大约有30人。我以为自己会紧张,员工们也觉得我肯定会紧张。如果在别的时间、别的情形下,我可能已经开始紧张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出奇地平静。

我把现在面临的情况大体讲了一下。“我们现在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昨天我们和主供应商闹崩了。”

我留给他们一些时间消化,然后看到每个人都目瞪口呆。

“我们已经警告他们,会提起诉讼索赔,”我说道,“当然他们也威胁说会起诉我们违反合同。如果他们先在日本提起诉讼,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美国起诉他们,而且要快。日本的诉讼我们不大可能赢,所以我们得在美国法院打败他们,快速拿到判决书,逼他们撤诉。同时,等一切都整理好后,我们就完全独立了,开始驶向崭新的未来。我们拥有全新的品牌——耐克,它在芝加哥受到销售代表的喜爱。但是坦白讲,这就是我们拥有的全部了。而且我们也知道,新品牌的质量也有很大问题,这和我们期望的并不一样。与日本橡胶的沟通很顺畅,日商岩井每周去一次工厂,争取把一切都处理好,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多快可以搞定。不过肯定是越快越好,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也没有任何出差错的余地了。”

我环视了一下四周,发现每个人都在沉思,姿态萎靡。我望向约翰逊,他正盯着眼前的几张纸,英俊的脸庞上有种莫名的神色,这种神色我以前从未见过。那是屈服者的无奈,和会议室的所有人一样,约翰逊也要放弃了。美国经济正在下滑,经济衰退迫在眉睫。石油问题、政治僵局、上升的失业率、尼克松的越战主张,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会议室里的每个人已经开始担心如何支付房租和电费了,现在又出这档子事儿。

我清了清嗓子。“所以……换句话说,”我又清了下嗓子,把黄色便签本往一边推了推,“我想说的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约翰逊抬头看了一下,会议桌周围的所有人都抬起头来,坐直了身子。

“现在就是个大好时机,”我说道,“现在就是我们等待已久的时机,属于我们的时机。不再销售别人的品牌,不再为别人打工,鬼冢已经压制我们好多年了。他们供货延迟,订单混乱,拒绝听取和实施我们的设计方案,我们不是都受够了这些吗?是时候面对现实了:我们的成功或失败都要按我们自己的规矩和想法来,用自己的品牌来创造。我们去年的销售额是200万美元……每毛钱都和鬼冢没有关系,这个数字是对我们的创新和努力的回报。我们不要把这次看成是危机,要把它当作解放,今天就是我们的独立日。”

“当然,困难是难免的。我不会说些谎话来骗你们。朋友们,我们肯定有场硬仗要打,但是我们已经对形势有所了解,知道现在日本的情况。这也是我内心感觉能打赢这一仗的理由之一。如果我们打赢了,当胜利来临的时候,就会看到希望的曙光。朋友们,我们依然充满活力,我们依然生机勃勃。”

我说完后,可以感觉到一股释然的氛围如凉风般拂过整个会议室,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就仿佛吹过粉色巴克特隔壁办公室的阵阵微风一样真切。有人不断点头,大家窃窃私语,脸上略带紧张的笑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开始讨论未来如何继续,如何确定合作工厂,如何让工厂之间互相竞争以保证质量最优、价格最低,以及我们怎么对新耐克鞋进行改良等。

我们的感觉很复杂,快乐之中掺杂着些许的紧张。

约翰逊说想给我买杯咖啡。“为了你的光荣时刻。”他说。

“啊,谢谢。”但是我提醒他,就像他在芝加哥做的一样,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实话实说,我说道。天晓得呢?

1972年,首次亮相奥运会

约翰逊暂时回到了韦尔斯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1972年首次举办的奥运会田径选拔赛上,它就在我们的后花园——尤金市举行。我们需要拿下这些比赛,所以我们派了一个先遣小组向所有愿意试穿我们产品的运动员分发鞋子,还在零售店设置了展览区

普雷方丹与乔治·扬的决战

比赛的重头戏当然会安排在最后一天,也就是普雷方丹和伟大的奥运会选手乔治·扬(George Young)之间的决战。

名。我常常问自己,普雷方丹的哪一点引起这么多人如此发自肺腑的关心,我也是那些人中的一个。我从未得出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天赋,有天赋的赛跑者有很多。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炫耀和时髦,爱炫耀的时髦跑者也有不少。

有人说是因为他的长相。普雷方丹蓬松的头发在风中飘扬,看上去如此流畅优美,富有诗意。他的胸膛坚实宽广,双腿修长,肌肉结实,从不停下脚步。

而且,大部分跑步运动员都有点内向,但是普雷方丹却是个无忧无虑且外向的人。对他来说,比赛并不只是单纯的跑步,他常常会投入地演出,时刻注意着闪光灯。

有时候,我认为普雷方丹出名的秘密在于他的激情。他不在乎是否会在到达终点线时死去,只要能先到达终点线就行。不管鲍尔曼和他说了什么,不管他的身体多么累,普雷方丹都不会减速,不会掉以轻心。他逼自己达到极限状态,并不断超越自己。虽然这是一个常常会适得其反的策略,有时候完全是做傻事,有时候会产生自杀式的结果,但是这种策略却会让观众振奋起来。不管什么运动,不管人们做什么样的努力,努力拼搏总会赢得人心。

当然,所有俄勒冈人都喜欢普雷方丹,因为他是我们“自己人”。普雷方丹出生在俄勒冈州,在那里的雨林中长大,我们从他还是无名小卒时就为他加油。我们见证了他18岁时打破了全国两公里长跑比赛的纪录;我们一直和他在一起,看着他一步步走下去,赢得每一场荣耀的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联赛。每个俄勒冈人都为他的跑步生涯注入了热情。

在蓝带体育公司,我们当然会对我们的热情所在投入金钱。我们理解普雷方丹不能在比赛前更换鞋子,他穿惯了阿迪达斯的鞋,但是我们确信,以后他会成为耐克的代言运动员,也许会是耐克代言运动员的典范。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比赛。我不仅全程见证了它,还参与其中。几天后,我的胳膊和肌肉还很酸痛。我从此确定这才是运动的本质和作用。像书本一样,运动可以让人们感受不同的生活,参与到别人的胜利中去,甚至体验失败。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粉丝的精神与运动员的精神融合在一起,这种情感的集合和转移,神秘主义者称其为合一(oneness)。

走回到阿盖特大街上,我知道这场比赛已成为我的一部分,将永远保留在我心中,我发誓这将成为蓝带体育公司的一部分。在我们接下来与鬼冢或其他人的斗争中,我会像普雷方丹一样,我们会赌上我们的生命来进行竞争。

因为事实上,我们的成败在此一搏。

鲍尔曼教练退休了

普雷方丹和鲍尔曼刚出发去德国,我就为华夫鞋申请了专利,申请编号是284 736,其描述为改良的鞋底有完整的多边形的鞋钉……横截面为正方形、矩形或三角形……(以及)许多提供抓地优势的扁平面,大大增加了牵引力。”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

我人生的黄金时刻。

耐克的销售量很稳定,我的儿子也很健康,我能够按时还贷。一切都很顺利,我在8月整月的心情都好到爆。

然后,不好的事情开始了。奥运会举行的第二周,8名持枪的蒙面歹徒爬上了奥运村的后墙,绑架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

一个幸存者逃到了普雷方丹和鲍尔曼所在的临近建筑。鲍尔曼听到敲门声,打开房门,一名竞走运动员走了进来,他吓得瑟瑟发抖,嘴里胡乱说着关于蒙面歹徒的事情。鲍尔曼把他拉了进来,打电话给美国领事。“赶紧派海军陆战队过来!”他冲电话那头喊道。

他们很快派出了救援,陆战队员很快就保护起鲍尔曼和美国队所在的大楼。

奥运官员对于鲍尔曼的“过激反应”做出了强烈谴责,他们称鲍尔曼越权了。在危急之中,奥运官员还抽空传唤鲍尔曼去他们总部。幸亏杰西·欧文斯与鲍尔曼一同前往,为鲍尔曼声援。杰西·欧文斯是上届德国奥运会的英雄,曾经“打败”希特勒,最终这些官员妥协了。

鲍尔曼和我坐在河边,盯着河水好长时间,一直沉默着。然后,他嘶哑的声音响起。鲍尔曼告诉我,1972年奥运会发生的事情让他的人生进入最低谷。我从没听他这样说过,从没见他这样低迷过。他一脸挫败。

我无法相信。

“懦夫从不启程,弱者死于路中,只剩我们前行。”

不久之后,鲍尔曼宣布从教练岗位上退休。

一万美金,耐克有了第一个明星代言人

最无情的是岁月。天空比以往更加阴暗低沉。那年没有秋天,我们醒来就直接过渡到了冬天。树木一夜之间从郁郁葱葱变成一片光秃。雨一直下个不停。

最终,久违的福音到来了。我们听说北面几个小时车程外的西雅图,雷尼尔国际网球精英赛(Rainier International Tennis Classic)中,一位充满斗志的罗马尼亚网球选手一路过关斩将,刷新了耐克运动员的比赛成绩。他叫伊利耶·纳斯塔塞(Ilie Nastase),又叫纳斯提(Nasty,讨厌之人)。每当他从头顶扣球时,每当他跳起准备发球时,全世界都会看到我们的Swoosh标志。

我们很早之前就知道运动员的认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想要与阿迪达斯竞争,我们需要让顶级运动员穿上耐克鞋,讨论耐克鞋,更别提20世纪70年代崛起的其他品牌,例如彪马、高乐(Gola)、迪亚多纳(Diadora)、海德(Head)、威尔胜(Wilson)、斯伯丁(Spalding)、卡虎(Karhu)、因托尼(Etonic)、NewBalance了。但是我们依然没有钱付给顶级运动员(我们那时候钱少得可怜)。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联系到他们,告诉他们我们的鞋很棒,而且以后还会越来越好,请求他们给我们优惠的价格。而现在,有一个顶级运动员穿着耐克,而且赢得了比赛,我们签下他能有多难呢?

我找到纳斯塔塞经纪人的电话,打过去向他提出了一个合作方案。我说如果他的运动员穿我们的运动装备的话,会付他5 000美元。我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他提出需要15 000美元,我最讨厌讨价还价了。

我们最终协商到10 000美元,我感觉自己被打劫了。

我的野鸭队,用一场胜利作为结局

1972年,野鸭队连续第八次输给了海狸队,我也连续难受了8次。但是现在,在这个世事无常的年代,我的母校队将穿上耐克。

野鸭队已经完全露出了獠牙,比分是恐怖的30:3。我一直叫他们我的野鸭队,但是直到现在他们才真正成为我的野鸭队。他们穿着我的鞋子,他们走的每一步,得的每一分,都是我的一部分。如果热衷于观看某项运动,那么穿运动员穿过的鞋子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个粉丝都会这么做。而运动员穿着你制作的鞋,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比赛结束后,朝汽车走去的时候,我不禁笑了起来,像疯子似的笑了起来。在回波特兰的路上,我还在一直笑。我不停地告诉佩妮,这才是1972年应该有的结局,用一场胜利作为结局。任何胜利都有治愈的作用,但是这次胜利的效果尤其明显,天啊,太美妙了!

结局。任何胜利都有治愈的作用,但是这次胜利的效果尤其明显,天啊,太美妙了!

1973,要么飞奔,要么死去

和他的教练一样,普雷方丹在1972年奥运会之后同样陷入了自我迷失的泥潭。恐怖袭击和糟糕的成绩都让他心神不宁、十分恼怒。他觉得自己让所有人失望了,他只得了第四名。

我们跟他说,按他的实力,世界第四也不是什么值得羞愧的名次,但是普雷方丹知道自己可以做得更好。而且他知道如果不那么固执,他应该可以获得更好的成绩。他没有耐心,也没有谋略。他本可以尾随在领先选手身后,耍点小聪明,得个银牌。但是,这么做却和普雷方丹的信仰相悖。因此他还是规规矩矩地跑完了全程,像往常一样竭尽所能、毫无保留。然而,最后几百米的时候他筋疲力尽了。更糟糕的是,普雷方丹的老对手芬兰人拉瑟·维伦(Lasse Viren)又一次获得了金牌。

我们努力让普雷方丹提起精神。我们向他保证俄勒冈人依然爱着他。尤金市的官员甚至计划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棒极了,”普雷方丹说道,“他们会怎么称呼它呢?第四大道?”他把自己锁在威拉米特(Willamette)河岸上的金属拖车里,好几周都不出来。

最后,在来回踱步很久之后,在和德国牧羊犬幼崽罗波(Lobo)玩耍之后,在喝了好多瓶冰镇啤酒后,普雷方丹终于露面了。有一天,我听说普雷方丹黎明时又再次出现在小镇附近,像往常一样每天晨跑16公里;罗波紧跟在他后面小跑。尽管整整6个月过去了,但是普雷方丹心中的热情之火又被点燃了。他在代表俄勒冈大学的最后几场比赛中大放异彩,连续第四年赢得美国大学体育协会联赛三英里长跑冠军,留下了华丽纪录:13′05.3″。他还去了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在5 000米长跑比赛中力压群雄,创造了一项美国纪录:13′22.4″。更棒的是,普雷方丹获胜时穿着耐克鞋。鲍尔曼最终还是让他穿上了我们的鞋,而我们的鞋也绝对配得上普雷方丹。宝剑配英雄。普雷方丹产生了价值上万的广告效应,让我们的品牌成为反叛和打破陈规的标志,而我们同时也在帮助普雷方丹恢复元气。[13]

普雷方丹开始谨慎地同鲍尔曼讨论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他告诉鲍尔曼和几个亲近的朋友,他想要救赎,他决定去夺回在慕尼黑从他手中溜走的金牌。

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却有很多的阻碍,例如越南。普雷方丹的人生和我们所有人都差不多,总是被一些数字所决定;显然,在入伍抽签时,他抽的数字很不好。他一毕业就会被征召入伍,这一点毫无疑问。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将坐在某个臭烘烘的树林里,用重机枪进行扫射。他那双受上帝眷顾的双腿,一不小心就会被炸飞。

而且,他和鲍尔曼之间也有问题。普雷方丹和自己的教练总是冲突不断,两人都非常强势,并且在训练方式和跑步风格上也各执己见。鲍尔曼喜欢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长跑运动员一般在20多岁后期达到事业的巅峰,因此他想要普雷方丹休息一下,养精蓄锐,只挑某些重要比赛参加;鲍尔曼一直恳求他,要有所保留。但是,普雷方丹果断拒绝了,他坚持凡事都必须全力以赴。他俩的关系让我想起了我和银行的关系。普雷方丹没有看到慢慢来的意义,从来没有;要么飞奔,要么死去。我挑不出普雷方丹的错,因为我和他想法一致,尽管这和教练的意见相左。

但最重要的是,普雷方丹破产了。当时美国业余运动员无知的垄断统治者颁布法令,规定奥运会运动员不得募集代言费或政府资金;这意味着我们的顶级跑步选手、游泳选手和拳击选手都沦为了穷光蛋。普雷方丹为了维持生计,有时得在尤金市做兼职酒保;有时在欧洲参加比赛,从赛事主办方那里拿点不大合法的金钱。当然这些额外的比赛可能引发很多问题,比如他的身体,特别是他的背部正因为疲劳而受到损伤。

公共事务总监,我们的第二位明星代言人

在蓝带体育公司的我们都很担心普雷方丹。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我们都经常在办公室聊他的话题。最后我们想了一个计划。为了防止他做出自残的行为,防止他低三下四地到处求人,我们决定雇用他。1973年,我们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工资不多,每年5 000美元,并让他入住凯尔在洛杉矶的海滨公寓。我还为他印了写着“公共事务总监”的名片。大家眯着眼问我什么意思,我也冲他们眯了眯眼,对他们说:“意思是他跑得很快啊!”

这也意味着普雷方丹成了我们的第二位明星代言人。

1973年,普雷方丹会成为克西那样的名人,甚至会更有名。普雷方丹自己也这样认为。“跑步是门艺术,”他接受采访时说,“不仅能让人们观赏,而且可以影响人们的理解方式。”

每次普雷方丹来办公室,我发现很多人会像我一样高兴不已。每个人都说不出话,害羞起来。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变成了菲尔·奈特,我妻子佩妮也不例外。如果我是第一个让佩妮关注田径的人,那么普雷方丹就是那个让她真正爱上田径的人。

运营反转,把2个员工放在正确的岗位上

我们身处竞争白热化的战场,在各种力量的包围中挣扎求生。日复一日,我们都尽全力筹备“军队”供给,并等着对手弹尽粮绝。为了胜利,为了生存,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是次要的。“因此,在蓝带体育公司过渡到耐克起步阶段的关键时刻……我很抱歉,但是,嗯……你们两个家伙需要交换下工作地点。”

他叹了口气。圣莫尼卡的事情再次上演。

但是慢慢地,有点苦闷地,他平静了下来。

然后伍德尔也同意了。

1972年末,俩人互换了房间钥匙;1973年初,他们对调了工作场地。对于这些具有团队精神的人,这是很大的牺牲,我对此深表感激。但是按照我的个性和蓝带体育公司的传统,我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感激之情。我一句感谢或表扬的话都没说。实际上,在很多公司备忘录上,我把这次交换称为“运营反转”(Operation Dummy Reversal)。

历史上第一次赔钱了

1973年晚春,见了投资者和债券持有人

销售额320万美元,净亏损5.7万美元

投资者们很不高兴

我们还是从岩井和银行融资比较好

每晚十公里,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我们必须尽快在美国对它违约和商标侵权提起诉讼。

那个时期,真是度日如年,在最煎熬的结尾阶段,每晚的10公里常规跑成为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马修、佩妮和我短暂的会面也会让我找回理智。我总会抽出时间和精力为马修讲睡前故事。

托马斯·杰弗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可谓磕磕绊绊。我们知道,他必须对每个词都斟酌再三。而当小马特·希斯特里为他带来崭新的鹅毛笔后,他立刻就变得文如泉涌。

每次我讲睡前故事时,马修总会笑个不停;他的笑声很清澈,我很爱听。平常他总是喜怒无常,闷闷不乐,想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很晚才开始学说话,稍大一点就显露了叛逆倾向,这让人有点担心。我非常自责,如果我经常回家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叛逆了。

鲍尔曼和马修待过一段时间,他劝我别担心。他喜欢马修的精神,并认为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叛逆者。

我每天晚上最后一件事就是给父亲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的睡前故事时间。当时,我父亲已退休离开报社,他有很多时间调查旧案和判例,从中找出可能会对豪泽上诉有利的论据。他积极参与进来,心怀公平竞争的观念,对蓝带诉讼的公正性抱有坚定信念,这些都让我重拾信心。

像往常一样,父亲会问马修和佩妮过得怎么样,然后我会问妈妈还好吗,接着他就会告诉我他在法律书上的发现。我会在黄色便签本上仔细记录。在挂电话前,父亲常会说他看好我们获胜的概率。“我们会打赢官司的,巴克。”他经常使用“我们”这个具有魔力的代词,这让我感觉很亲切。我们之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亲密,或许是因为父子关系已经回归到最本质的状态。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而我正处在人生的战场之中。

现在回头看,我发现了很多以前没发现的东西。我的官司让父亲的内心混乱找到了更加健康的发泄渠道。我法律上的麻烦、我晚上打给他的电话,都让他意识到自己必须保持高度清醒。他很少再去俱乐部的酒吧喝到深夜了。

我们会打赢官司的

我们1973年的销售额比上一年增长了50%,达到480万美元。

那年秋天,我有了个想法。为什么不去找我们那些最大的零售商,告诉他们如果和我们签署固定协议,提前6个月向我们下大额和概不退款的订单,我们会为他们提供最高达7%的折扣?这样的话,我们的交货期将变长,运输的次数则会减少,公司运转的稳定性将大幅提高,我们在银行的现金因此更有可能会产生结余。而且,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与重大客户——诺德斯特龙(Nordstrom)、金尼(Kinney)、Athlete’s Foot、联合体育用品等的长期合约,向日商岩井和加利福尼亚银行申请更多贷款,特别是向日商岩井。

当然,零售商们对我的计划是有点怀疑的。尽管我恳求再三,但他们仍然无动于衷,于是我做出了大胆预测。我告诉他们“未来计划”事关我们和他们每个人的未来,所以他们最好加入我们,越快越好。

我不顾一切地想要说服他们,耐克能突破年增长的瓶颈。但是零售商们依然不接受这个方案。我听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说道:“你们耐克成立时间太短,还不了解这个行业。这个新想法肯定不会成功的。”

我们陆续推出的新鞋迅速成为市场热点,并引发了顾客抢购,这使我被动的谈判地位突然有了转机。Bruin篮球鞋已经很受欢迎了,鞋跟和鞋面的共同作用让运动更加稳定。现在我们首次推出了加强版,使用鲜绿色小山羊皮鞋面。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保罗·塞拉斯(Paul Silas)已经同意试穿。另外,我们推出的两款新的Cortez,一款是皮革的,一款是尼龙的,都成了市场畅销款。

最终,一些零售商签字了,这个计划出现了转机。不久之后,那些当初轻视这个计划的人都开始争着抢着要加入了。

一“双”儿子

1973年9月13日是我和佩妮结婚五周年纪念日。佩妮又在半夜醒来说感觉不舒服。

开庭

然而我还是搞砸了。我的表现和我宣誓作证时一样差劲,甚至更差。

希利亚德的提问凌厉刁钻、毫不留情,我很快就招架不住了。我吞吞吐吐、结结巴巴,说每个单词时都会加上奇怪的限定词。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可能就是这短短5码缓冲区拯救了我。希利亚德如果再靠近些,他的气场将完全震慑住我。除了泪流满面,我将失去任何反抗的可能性。

在公正的詹姆斯法庭上

我对我的老教练抱有很高的期望,但他那天却不在状态。我第一次见他慌张,甚至有点害怕。原因很快就不言而喻了,他没有做任何准备。由于对鬼冢的轻视和对这个肮脏行业的蔑视,鲍尔曼决定即兴发挥。我感到很伤心,豪泽也很恼怒。鲍尔曼的证词本可以让我们在这场关司中处于绝对的上风。

那好吧,我们自我安慰道,至少他没把事情弄得更糟。

紧接着,豪泽朗读了岩野的书面证词。岩野是北见的年轻助手,曾两次陪着他来美国。我很开心,事实证明岩野是个诚实、纯洁的人,他在我和佩妮第一次见他时就给我们留下了这种印象。他诉说了事实,所有的事实,与北见的说法截然不同。岩野证实有一家公司计划破坏我们的合同,从而摧毁我们、取代我们,北见曾经公开讨论过这件事好多次。

我们随后传唤了一位著名的骨科医生,他是专门研究运动鞋对双脚、关节和脊柱的影响的专家。他解释了市场上各个品牌和型号的运动鞋的区别,并描述了Cortez、Boston和鬼冢产品的不同之处。他说道,Cortez是首款能让阿喀琉斯[16]松一口气的鞋。这是颠覆性的,他说道,将会引起运动鞋革命。在作证时,他展示了好几双鞋,并把它们拆开。

撒谎的北见

鬼冢公司陈述案情时,传唤了他们的第一位证人鬼冢先生。他的指证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他声称自己不知道蓝带体育公司和北见之间的冲突,对北见背后中伤我们的计划也毫不知情。北见会见了其他的经销商?“从来没有人告诉我。”鬼冢说道。北见计划把蓝带体育公司剔除出去?“我不知道。”

然后是北见出庭作证。他走到证人席上时,鬼冢的律师站起来告诉法官他们需要一名翻译。我竖起了耳朵。一名什么?北见的英语很棒。我想起了他吹嘘自己用磁带学英语的事情。我转向豪泽,眼睛都要瞪出来了;但是豪泽只是伸出了双手,手掌朝下,让我放松。

接下来的两天,北见在证人席上利用翻译或自己一次又一次撒谎。他坚称自己从未计划破坏我们之间的合同。他只是发现我们开始制作耐克鞋后,才有此打算。他承认在我们生产第一批耐克之前曾经和其他经销商联系过,但只是在做市场调查。他说鬼冢收购蓝带体育公司还有待商榷,但是这个收购方案却是菲尔·奈特自己提出的。

我们胜诉了!

埃克塞特,秘密工厂

第二天,在埃克塞特一家酒馆我们见到了詹彼得罗。只需要几分钟我就知道他和我们是一类人,一个真正对鞋痴迷的人。詹彼得罗当时大约50岁,但是头上却没有一点灰发,像涂了黑色亮光剂一样。他讲话时带有浓重的波士顿口音,除了鞋子之外,他只提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是第一代美国人,父母都来自意大利。他父亲在意大利时就在做补鞋匠。詹彼得罗表情平静,双手和工匠一样布满老茧。他穿着标准的工作制服,并且以此为豪:脏兮兮的裤子和粗棉布汗衫,袖子卷到胳膊肘上。他说有生以来除了补鞋匠没干过其他职业,而且自己对其他事情也没有丝毫的兴趣。

稍后,我和约翰逊一起跑步时,他问,我们连詹彼得罗的牛排钱都很难付得起,哪来25万美元搞工厂呢?我平静地告诉他,疯子似的平静,我会让日商岩井来付这些钱。“为什么日商岩井会给钱让你去开工厂呢?”约翰逊问道。“答案很简单,因为我压根儿不会告诉他们。”

普雷方丹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在我们的付款名单中,日商岩井永远排在第一位。这是我的早课、晚祷,是我认为的头号大事。这是我每天都会再三嘱咐智多星海斯的事。我总是说,在偿还银行贷款之前,在偿还所有人的借债之前……先付钱给日商岩井。

这算不上什么必要的策略。日商岩井的钱就像净资产。我们在银行的信用额度是100万美元,而且我们还能赊欠日商岩井100万美元;日商岩井愿意在公司清算时,排在偿付名单的第二位,这让银行感到更加安全。如果没有日商岩井的话,这些都有可能脱线。因此,我们需要让日商岩井高兴,坚定不移地把日商岩井放在首位。

但是,先支付给日商岩井并不容易。其实,付钱给任何人都不容易。我们的固定资产和库存都在大幅度增加,这让我们的现金捉襟见肘。虽然这是任何公司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典型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增长速度比一般公司要快,比我知道的所有公司的增长速度都要快。因此,我遇到的问题也是空前的,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在很多观察家看来,这是一种鲁莽且危险的做生意方式。不过,我对自己的鞋信心十足,因为它的市场需求量远大于我们所能提供的数量。而且,多亏我们的“未来计划”,80%的订单都是已经有主的、有保障的。显然,我们正在全速行驶中。

但是1975年皇突然不再负责我们的业务了。因为我们的账户变得太大,皇没法一个人说了算了。我们的业务改由负责西海岸信贷业务的经理铃木千尾接手,铃木千尾一般在洛杉矶办公,他直接向波特兰办公室的金融经理伊藤忠行汇报工作。

联邦调查局,我会进监狱吗?

霍兰说,“我们已经冻结了你们的资金,将不会兑现你们以此账户开出的支票。”

“菲尔,”他说道,“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我们已经通知联邦调查局(FBI)了。” “我们觉得……你们好像涉嫌欺诈。”

“全要看日商岩井了。”

“汤姆·皇?”

“还有他的老板们。”

我走到书房,查阅《宅地法》。还好政府不会没收这套房子,我松了口气。他们什么都可以拿走,但是这座150平方米的小避难所不行。

秘密工厂曝光

星期一早上,日商岩井的人要过来,于是我们讨论了具体策略。伊藤和皇打算先研究一下我们的财务报表;虽然无法预料他们会如何看待我们的财务状况,但是有件事是确定无疑的。他们马上就会发现我们没有用从他们那儿借的一大笔钱从海外买鞋,而是用来在埃克塞特开了一家秘密工厂。最好的情况是,这会让他们十分生气;最差的情况是,这会让他们失去理智。如果他们认为我们的财务障眼法是彻底的背叛,他们也会放弃我们,甚至比银行的速度还要快。那样的话我们就会破产,就这么简单。

全美国的债主都想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们的支票被银行拒付了。

皇站起来伸展了一下身体,好像要出去抽根烟。他走向我说:“要谈一下吗?”我们穿过大厅去了我的办公室。“恐怕这次审计要比你想象中的更糟。”皇说。“什么,为什么?”我问。“因为,我推迟了……我有时候没有及时把发票给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

皇有点惭愧地解释说他一直很担心我们,想通过把日商岩井的发票藏到抽屉里来帮我们度过信贷危机。他会把发票扣下,不交给他的会计人员,直到他觉得我们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这也相应会让日商岩井账本上的信用风险比实际低很多。换句话说,一直以来我们承受巨大压力来及时还清日商岩井的欠款,实际上却从未按时还清过,就是因为皇没有及时给我们开发票。他觉得这是在帮我们。“这太糟了!”我对皇说道。“是的,”他重新点上了一根好彩香烟说,“很糟,巴克,非常非常糟糕。”

我和皇回到了会议室,一起把这个情况告诉伊藤,他当然也很惊讶。他起先怀疑是我们让皇假装的。我没法指责他,这一切看起来确实太像阴谋了。我要是在伊藤的位置上,我也会这么想。但是,皇看起来好像要跪倒在伊藤面前,用生命发誓全是他一个人干的,他做了浑事儿。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伊藤质问道。

“因为我觉得蓝带体育公司可能会大获成功,”皇说道,“也许最终将变成2 000万美元的账户。我和普雷方丹握过很多次手,也和鲍尔曼握过。我和菲尔·奈特先生去看过很多次开拓者队的比赛。我甚至在仓库里打包过订单。耐克是我生意上的孩子,能看到自己的孩子成长总是很开心的。”

“所以然后,”伊藤说道,“你藏起了发票,因为……你……喜欢这些人?”

皇非常羞愧地低下头。“是的,”他说,“是的。”

红色警戒,愤怒的大债主们来了

几个小时后,日商岩井的人离开了。伊藤当时已经接受了是皇按照自身意愿单方面藏起了发票,而我并不知情。他已经原谅了我的过错,包括我的秘密工厂。“有野心是不错的。”他说。

带上你的FBI,消失吧

“如果这样的话,”伊藤说道,“日商岩井愿意全额付清蓝带体育公司的账单。”

伊藤转了下椅子,用极其冰冷的眼神扫了对方所有人一圈。“还有一件事,”他说道,“我知道你们银行正在洛杉矶进行协商想要成为日商岩井的开户银行?”

“对。”霍兰说道。

“那么,我必须告诉你们,你们再继续协商也是浪费时间。”

我看着坐在霍兰两边的西装男。“先生们,先生们。有时候商场就是这样,带上你的FBI,消失吧。”我站起来说。

当我们走出银行时,我向伊藤鞠了一躬。我其实更想亲他一口,但是我却只鞠了个躬。海斯也向他鞠了一躬,我以为他是在释放过去三天的压力。“谢谢,”我对伊藤说,“你将不会后悔为我们辩护的。”

他整了整领带。“多么傻。”他说。

起先我以为他是说我,随后我意识到他指的是银行。“我也不喜欢这些傻帽儿,”他说道,“人们对数字过于关注了。”

史诗般的回归

星期五晚上,我和佩妮开车去尤金市,在普雷方丹喧闹尖叫的7 000名粉丝中找到座位坐下。5 000米比赛异常激烈,普雷方丹的状态不佳,每个人都能看出来。肖特领先进入了最后一圈。但是在最后一刻、最后200米,普雷方丹像往常一样反超了。他充分调动起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欲望。伴随着海沃德观众的助威和摇摆,普雷方丹加大马力,最后以13′23.8″的成绩获胜,比他最好成绩慢了1.6秒。

普雷方丹最为人称道的名言是,“有人可能会打败我,但他们必须付出心血和努力。”1975年5月最后一个周末观看的这场比赛,使我对他的敬佩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而且对他也感觉更加亲密了。我告诉自己,有人可能会打败我,某个银行家、债主或竞争对手可能会阻止我,但是他们必须付出心血和努力。

再见,普雷方丹

日商岩井借给我们数百万美元,这层关系本来就不错,由于最近的危机还变得更加坚实。“他们会是你最好的合作伙伴。”查克·鲁宾逊是对的。但是想要跟上需求、继续成长,我们还需要好几百万美元。新银行正在借钱给我们,这很好,但他们只是一家小银行,我们的贷款已经达到了他们的法定限额。1976年的某天,我、海斯以及斯特拉瑟开始探讨最具逻辑性的解决方案:上市。从个人情感上说,让我接受这个方案是非常困难的。

灵魂靠山要退出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想法很完美,上市之后会马上带来大量资金。不过,这同时也伴随着很高的风险,因为上市之后公司的控制权会变得很脆弱。这也意味着要给某人打工,突然要对股东负责,他们是成百甚至上千的陌生人,其中更有很多大型投资公司。

上市可能会让我们面临很多自己厌恶的事情,而我们终生其实都在极力躲避这些事。

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个考虑,一个语义上的问题。由于我过分害羞和太注重隐私,所以发现上市(going public)这个短语本身就让人很不高兴。它的字面意思是去公共场合。不去,谢谢了。

而且,在每晚跑步时,我有时会问自己,你的一生是不是存在某种联系?投奔鲍尔曼,背包环游世界,开办公司,和佩妮结婚,在蓝带的核心结交了一群好兄弟,这些事情难道都是在为上市铺路吗?

最后,我们一致决定不上市。上市不适合我们,所以我们决不会上市。

会议结束。

所以我们还得想其他办法来筹钱。

一个办法主动找上门来了。俄勒冈第一州立银行请我们申请一笔100万美元贷款,这笔贷款将由美国小企业管理局(U.S.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做担保。这是一个漏洞,是小型银行逐渐扩大信贷额度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发放担保贷款的额度比发放直接贷款额度要大。所以我们申请了,为了让银行的日子好过些。

一般都是这样,事情的过程总是要比起先看到的复杂得多。俄勒冈第一州立银行和美国小企业管理局要求我和鲍尔曼作为大股东,分别以个人名义对贷款进行担保。我们在第一州立银行和加利福尼亚银行都这样担保过,没有出过什么问题。我已多次把全部身家都拿来担保了,再多一个又如何呢?

但是鲍尔曼有点犹豫。他退休了,拿着固定工资,前些年的创伤让他意志消沉,普雷方丹的死更是雪上加霜;他不想再承担任何风险了,害怕把老本都弄没了。

鲍尔曼没有做出个人担保,却主动提出将他三分之二的蓝带股份低价出售给我。他想要退出。

我不想要这样。我不是没钱购买他的股份,我只是不想失去公司的基石、我灵魂的靠山。但是鲍尔曼非常坚决,我知道他心意已决,就没再说什么。接着我们一起去找贾卡,请他帮忙做见证人。贾卡依然是鲍尔曼最好的朋友,而我也把他当作一个亲密好友,我始终都很信任他。

我和鲍尔曼说,我们不要完全解除彼此的合作关系。虽然我勉强同意购买鲍尔曼的股份(低首付,5年付完),但我求他保留一定比例的股份,留下做我们的副总裁和小董事会的一员。

耐克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华夫鞋凭借独特的外底、柔软的中底以及超低的市场价格(24.95美元),继续获得大众空前的关注。这款鞋不仅感觉独特,脚感舒适,而且整体外观很有颠覆性:亮红色鞋面、奶白色Swoosh商标,从美学上看简直是一种革命。这款鞋的外观吸引了无数新顾客开始购买耐克鞋,而其良好的性能又让他们对耐克鞋更加信任。这款鞋的抓地力和减震效果保证它可能横扫所有对手。

1976年见证了这款鞋从流行运动装备演变成为文化产物,我冒出了一个想法:人们可以穿着这种鞋去上课。

去上班。

去杂货店。

去走过他们每天的生活。

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想法。阿迪达斯通过Stan Smith网球鞋和Country跑鞋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在日常生活中穿运动鞋了。不过,这些鞋都不如华夫鞋新颖、受欢迎。因此我让工厂制作了蓝色华夫鞋,这种颜色更容易和牛仔裤搭配,从此华夫鞋才开始迈入传奇之路。

我们生产的量远远不够。零售商和销售代表都跪下恳求购买我们运来的所有华夫鞋。销售数量的飞涨改变了我们公司,也对整个行业产生很大影响。我们开始逐渐理解各式各样的数据,并根据它们不断重新定义我们的长远目标,因为它们给了我们过去一直缺失的东西——一个身份。耐克不仅仅是个品牌,而且正成为家喻户晓的词语、非常受欢迎的词语。为此我们不得不用耐克替换了原来的公司名称——蓝带。我们决定顺其自然,把公司合并为耐克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让这个新创品牌保持活力,继续增长,为了在美元不断贬值的环境下能够生存,我们需要一直快速提升产量。销售代表在祈求,但这种情况并不会长久。我们需要在日本之外寻找更多的制造基地。我们在美国和波多黎各的工厂会有所帮助,但是这远远不够:这些工厂太旧,数量太少,成本太高。所以在1976年,我们最终选择了中国台湾。

雅典娜公司

我选了吉姆·戈尔曼去中国台湾先行调查一番。

我选了吉姆·戈尔曼去中国台湾先行调查一番。吉姆是一名非常重要的员工,对耐克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热爱。吉姆在许多个寄养家庭长大,加盟耐克让他体验到了从未感受过的家庭温暖;而且他是一名优秀运动员,具有极强的团队精神。例如,1972年我们与北见在贾卡会议室彻底摊牌后,是戈尔曼开车送北见去的飞机场。这显然是一件没人愿意干的倒霉差事,但他毫无怨言地完成了。戈尔曼从伍德尔那里接手了尤金市的店,这又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1972年奥运会选拔赛上,戈尔曼还穿着当时质量还不算好的耐克钉鞋,参加了各种田径比赛。在上面每一个例子中,戈尔曼都出色完成了工作,并且没有一句怨言。他似乎是试水中国台湾的绝佳人选。但首先我需要给他报一个有关亚洲的速成班,所以我安排了一次考察,只有我俩参加。

在出国的飞机上,戈尔曼就像一个学生或一块海绵一样。他仔细询问我的经历、意见和看过的资料,用笔记下我说的每个字。我感觉好像回到波特兰州立大学教书一样,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据说加强某一方面知识的最好办法就是和别人分享,所以我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有关日本、韩国、中国的东西分享给了戈尔曼,这样我们两个人都会受益。

我告诉戈尔曼,制鞋商全都放弃了日本。他们现在转移到了两个地方: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两个地方都擅长生产廉价鞋,但是韩国选择建立几家大型工厂,而中国台湾则兴建了数百家小型工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台湾的原因:我们的需求很大,但是我们的购买量对于大工厂来说又太少。而在小工厂里,我们将会占据主导地位,我们说了算。

当然,最大的困难是挑出一些工厂来升级他们的质量水平。

当时,我们还面临着政局不稳定这个持续的威胁。我告诉戈尔曼,蒋介石刚刚去世,他在任25年后,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另外,还需要考虑两岸长期以来的关系。

在我们穿越太平洋的过程中,我的嘴巴一直没停过。戈尔曼在记各种各样笔记的同时,也会提出一些新问题;这会使我产生一些新见解,思考一些新事务。到达第一站台中市时,下飞机的那一刻我感到很欣慰。这个人非常热情、有活力,渴望开创一番事业。我很骄傲能成为他的导师。

不错的选择,我告诉自己。

但是,当我们到达旅馆后,戈尔曼有点失望。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参观了24家工厂。大多数条件都很差,又黑又脏,工人弯着腰一脸茫然地走来走去。但是就在台中市之外一个被称为斗六的小镇,我们发现了一家有希望的工厂。这家工厂名叫丰泰,负责人是王秋雄,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虽然工厂面积不大,但是干净,有一股积极向上的氛围,王秋雄本人也很阳光,是一个住在工厂的鞋狗。我们发现工厂楼梯后面有个小房间禁止进入,我问这是什么地方。他说:“是我家,这是我和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住的地方。”

我想起了约翰逊,我决定让丰泰成为我们布局中国台湾的基石。

我仔细地听着,做着笔记,像飞机上的戈尔曼一样。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想:这就是一场表演,谢在演出,想要向我们自我推销。但他没有意识到,比起他对我们的渴望,我们更需要他。

谢终于进入了主题。他告诉我们只要一点费用,他可以帮我们联系当地最好的工厂。

这无疑很有助于充分挖掘本土的潜力。我们可以雇用当地人来帮我们开路,进行推介,帮助戈尔曼适应新环境。一个亚洲的詹彼得罗。我们对于每双鞋子的佣金进行了商讨,过程非常友好。最后我们握了握手。

成交了吗?成交。

我们又坐了下来,起草了一份建立中国台湾子公司的协议。我们应该称它为什么呢?鉴于两岸的紧张关系,我不想使用耐克这个名字,如果我们以后想要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话。虽然这只是个模糊的愿望,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梦想。最后我选择了雅典娜这个名字,带来胜利的希腊女神。雅典娜公司就这样诞生了。因此我保存了耐克商业版图上没有标记的、没有门牌号的天堂之路,或者说鞋狗心中的天堂。

我让戈尔曼先回去。我告诉他,离开亚洲之前,我需要在菲律宾马尼拉短暂停留一下。“有点私事。”我含糊地说。

我去马尼拉拜访了一家鞋厂,这是一家很棒的工厂。然后,为了完成一个旧循环,我当晚住在了麦克阿瑟将军入住过的套间。

打破常规者,人恒敬之。

也许吧。

也许不会。

前三名奥运选手都穿着耐克

那一年是美国成立200周年,也是美国文化史上的奇怪时期。一整年都有出色人物的自我检查和公民教育,而且还会在午夜放烟花。那一年从1月1日到12月31日,不管你调到哪个台,都会看到有关乔治·华盛顿、本·富兰克林或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电影或纪录片。爱国节目中少不了会有很多植入式内容,这可以算另外一种“200年时刻”。在迪克·凡·戴克(Dick Van Dyke)、露西尔·鲍尔(Lucille Ball)或加布·卡普兰(Gabe Kaplan)讲述“大革命时期的今天”发生的逸闻趣事时,总会插入一些公益广告。一天晚上可能是杰西卡·坦迪(Jessica Tandy)讲述自由之树的砍伐,第二天晚上则可能是福特总统劝告所有的美国人“继续发挥1776年的精神”。这多少有点陈腐、感情用事,但是非常感人。整整一年爱国主义的熏陶让我内心深处对祖国产生了强烈的热爱。高大的船只驶进纽约,《权利法案》和《独立宣言》的背诵,对于自由公正的热烈讨论,这些都让人更加感激自己能成为美国公民:享受自由,不受禁锢。

1976年奥运会选拔赛又一次在尤金市举行,耐克获得一个好好表现的绝佳机会。凭借达不到顶尖水准的鬼冢虎钉鞋,我们绝不可能得到这次机会;凭借耐克第一代产品也不可能获得这个机会。一个新时代终于开始了,我们有了自己的产品:顶级的马拉松跑鞋和钉鞋,而且非常棒。我们兴奋地离开波特兰。最后,我们说,要让一支奥运队伍的所有运动员都穿上耐克鞋。

奥运会选拔赛前三名都穿着耐克!

寒暄了几分钟后,鲍尔曼开始大喊,大声抱怨没有从耐克获得任何尊重。我们已经给他建了一个家用实验室,并为他提供了一台钳帮机,但他说向埃克塞特要原材料却一直没有结果。

根本就不是鞋面和鞋底的事,而是退休的事。时光就像普雷方丹一样,它不会听命于鲍尔曼。“我再也受不了你们的胡说八道了!”他愤怒地冲了出去,只留下摇晃的大门。

肖特脚上穿的是……鬼冢虎。

我惊恐地看着耐克的代言人穿着竞争对手的鞋出发了。

显然,有人说服肖特相信耐克鞋不大结实,不能坚持跑完整个42公里(尽管耐克鞋在奥运会选拔赛上有良好表现)。也许是因为紧张,也许是因为迷信,肖特想要穿以前常穿的鞋子,跑步运动员在这一点的表现都很搞笑;所以他在最后一刻无论如何都坚持换回1972年摘金时穿的鞋子。

肖特最后没有获胜,一名东德选手超过了他,并获得了金牌。当然,我也会骗自己,这件事非常重要,与失望和失去市场机会无关。如果看到肖特穿着别家的鞋出发深深触动了我,那么就不得不正视这件事了:耐克不仅是一个鞋的品牌。不再简单地是我创造了耐克,耐克也在改造我。如果我看到运动员选择其他鞋子品牌,这不仅仅是拒绝了耐克,也是对我的一种拒绝。我告诉自己要理性,不可能世界上每个人都穿耐克。这不是说每次在街上看到有人没穿我们鞋子,我都会伤心。

但这件事还是应该被记入公司历史。

我不喜欢它。

晚上的时候,我打电话给霍利斯特,他也极为震惊,声音中带着愤怒。我很高兴,我想要我的职员能够和我同样感受到这种深入骨髓的被拒绝感。

976年初,我们4个人试探性地讨论过上市方案,但后来搁置了。现在,到了1976年末,我们再次更加严肃地提出了这一方案。我们分析了风险,权衡了反对意见,认真考虑了支持意见,最终再次决定不上市。

当然,我们很希望能快速得到资金。用这些钱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租好几家工厂!我们可以雇用人才!但是上市会改变我们的文化,让我们对别人感恩戴德,使我们沦为一家工厂。我们一致认为,这不是我们的风格。

几周后,又缺钱了!我们的银行账户余额变为零了。我们又重新考虑了上市问题。

然后又一次否决了。

为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我把它列为我们一年两次的会议的首要问题,这是一次我们喜欢称作“恶棍”(Buttface)的务虚会。

“恶棍”,绝不上市

我们觉得是约翰逊自己创造了“恶棍”这个习惯用语。在我们早期的第一次务虚会期间,他喃喃自语道:“有几家百万美元级的公司,你大声喊出‘嘿,恶棍’后,整个管理团队都以为是在叫自己呢。”大家都笑了起来。然后它开始流传起来,最终成为了我们公司内部语言的关键部分。“恶棍”既指务虚会也指参加务虚会的人。它准确捕捉到了务虚会上流行的非正式语气;在这里任何想法都可以被嘲弄,任何人都可以被奚落。它还能概括公司的精神、使命和气质。

我能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站在会议桌前面大喊大叫,别人也冲我大喊大叫,彼此放声大笑直到笑不出声来。我们面对的问题非常重大、复杂,似乎无法解决,而且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相距近5 000公里,无法快捷迅速地交流更让情况雪上加霜。但是我们还是一直在笑。有时候,在一阵痛快的放声大笑后,我环视四周,发现自己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友情、忠诚、感激,甚至是爱,当然还有爱。我当时会冷不丁被震惊到,这些人竟然是我聚集起来的。这些人是销售额达到数百万美元的跑鞋创始人。这些人当中和我共同点最多的是……约翰逊,这个发现让我精神抖擞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约翰逊总是理智的那个,当别人都在欢笑放纵时,他会静静地坐在桌子中间看书。

我常说伍德尔是让火车准时出发的人,海斯却是铺设铁轨的人。海斯创建了所有的精密财务系统,如果没有这些系统,公司将会停滞不前。当我们刚开始从手工财务向自动财务操作转换时,海斯获得了第一台原始机型,用他的大手不断修理、改进、敲打,让机器保持了超乎寻常的精准。当我们刚开始在国外做生意时,外汇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所以海斯创建了一套巧妙的货币对冲系统,从而使我们的扩张更稳定、更加可预测。

虽然我们狂欢作乐,虽然我们有怪癖,虽然我们身体上有限制,我依然可以说,1976年我们是一个强大的团队。几年之后,哈佛大学一位著名教授在研究过耐克之后给出了同样结论。“一般来说,”他说道,“如果公司有一位管理者能有战术、有策略地思考问题,它的前景就会不错。你太幸运了!过半数‘恶棍’的成员都是这样的人

不可否认的是,在一般人眼中,我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是注定玩不久的杂牌军拼凑的。然而,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明显大于差异点,而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的目标和努力能融为一体。我们大多都是来自俄勒冈,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天生需要证明自己,向世界展示我们不是乡巴佬。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残忍的自我厌弃者,这阻止了我们自我意识的膨胀。没有什么所谓的鹤立鸡群。海斯、斯特拉瑟、伍德尔和约翰逊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是每个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最聪明。我们的会面充满着轻视、鄙弃和谩骂。

怎么谩骂?我们彼此之间都直呼外号,互相之间经常进行言语攻击。当我们分享或否定某个想法时,当我们讨论如何消除对公司威胁时,最不会考虑的就是别人的想法,也包括我的,特别是我的想法。我的战友,还有我的员工们一直都叫我记账员巴基(Bucky the Bookkeeper)。我从来没试图阻止他们这么叫。我比他们更清楚,如果你显示出任何软弱,任何感情用事,你就死定了。

我记得有一次“恶棍”大会上,斯特拉瑟说我们的方法不够“有闯劲”,公司里有太多斤斤计较的人。“所以在会议开始前,我想要先插点别的话。我这里准备了一个被否定的预算,”他晃了晃手中的大文件夹,“这里面写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公司的钱。”

当然,每个人都想看看金额有多少,特别是数字狂人海斯。当我们看到数字并没有加总时,都开始大叫起来。

斯特拉瑟拿过文件夹。“这是我理解到的精髓,”他说道,“没有很具体的东西,只是精髓。”

喊叫声更大了。所以斯特拉瑟抓起他的文件夹,朝墙上扔了过去。“你们这些家伙都去死吧!”他喊道。文件夹撞开了,纸飞得到处都是,大家都笑了起来,笑声震耳欲聋。斯特拉瑟自己都忍不住了,也跟着笑了起来。

斯特拉瑟的外号是轰天雷(Rolling Thunder);海斯的外号是世界末日(Doomsday);伍德尔是负重(Weight),总负重(Dead Weight)的简称;约翰逊是四因子(Four Factor),因为他总是很夸张,所以他说的事情都只能相信四分之一。没有人会对此较真儿,“恶棍”会议上唯一无法忍受的就是脸皮薄。

还有节制。一天结束后,每个人都因为谩骂、大笑和解决问题而声音嘶哑。当黄色便签本上写满了想法、解决办法、行情,一列又一列、密密麻麻,我们会转移到旅馆里的酒吧,继续喝酒开会。喝很多很多的酒。

酒吧的名字叫作“猫头鹰小窝”。我喜欢闭上眼睛回忆:我们从入口涌进,分头跟酒吧的客人打招呼,或者和他们交朋友。我们会请整个酒吧的人喝杯酒,然后占用一个角落,继续激烈讨论某些问题、想法以及轻率的计划。为什么中底没能从A点运到B点。我们喝了一轮又一轮,不管叫到或点到谁的名字,那个人都会立马发言,而且都尽量在酒桌上大声、有趣、清晰地回答。对于猫头鹰小窝里的人来说,对其他公司来说,这样做的效率很低而且也不恰当,甚至有点丢脸。但是在酒吧打烊前,我们已经完全搞明白了这些中底为什么没能从A点运到B点。负责人非常懊悔,获得一个警告处罚。我们会自己想出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

唯一没有加入深夜狂欢的人就是约翰逊。他通常会出门跑步,以便让头脑清醒一下,然后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看书。我觉得他连猫头鹰小窝都没有进去过,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酒吧的地址。第二天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约翰逊通告他不在时我们做的决定。

美国建国两百周年这一年,我们被一系列麻烦事儿搞得焦头烂额。我们需要在东海岸找个大一点的仓库,我们需要把分销中心从马萨诸塞州的霍利斯顿(Holliston),转移到公司在新罕布什尔州格林兰镇新建的3 800平方米的建筑里,这肯定会让物流暂时变成噩梦。我们需要雇用一个广告代理来负责日益增长的印刷广告。我们需要整改或关闭一些表现不佳的工厂。我们需要改进“未来计划”的瑕疵。我们需要雇用一位营销主管。我们需要成立一个职业俱乐部(Pro Club),一种针对NBA选手的奖励系统,以此促进他们对于耐克的忠诚度,让他们一直穿我们的鞋子。我们需要审批新产品,例如Arsenal,一种足球和棒球通用的钉鞋,皮质鞋面,聚氯乙烯泡沫鞋舌;还有一款Striker,一种为足球、棒球、橄榄球、垒球和陆上曲棍球运动员设计的多功能钉鞋。我们还需要确定一个新商标。除了Swoosh标志,我们的鞋上还有一个小写的nike,这经常会引起误解,许多人会把它认成like或mike。但是现在让公司再改名字已经不现实了,所以必须找到一种让每个字母都能看清楚的方法。我们的广告公司创意总监丹尼·斯特里克兰(Denny Strickland)设计了一个黑色粗体的“NIKE”,每个字母都大写,移到标志的里面。我们对此用了好几天的时间考虑和讨论。

首先我们需要彻底确定上市的问题。在最初的几次“恶棍”会议中,我们慢慢达成了一致,如果我不能保持成长的话,我们就无法生存。尽管我们有所畏惧,尽管存在风险和弊端,但上市是保持成长的最好办法。

但是,在多次激烈讨论中,在公司历史上最费力的几年里,这些“恶棍”会议只是一种消遣。在太阳河度假村度过的时光,没有一分钟感觉是在工作。我们在反抗这个世界,那还是在我们没有被这个世界惹怒的时候,我们还因此对世界感到该死的遗憾。每个人都被误解、错判和摒弃。当相貌和天生的风度耗尽之时,你会被老板开除、被好运抛弃、被社会拒绝、被命运捉弄。我们原先都经历过失败,我们每个人都曾为自己定下一些目标,都曾试图去获得社会的认可或找出人生的意义,但是最终都无功而返。

海斯因为太胖而无法成为一个合伙人。

约翰逊不能适应这个所谓常规世界朝九晚五的生活。

斯特拉瑟曾是一个讨厌保险和律师的保险律师。

伍德尔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失去了所有的儿时梦想。

我被棒球队开除,心碎到不行。

虽然每次我都认为“恶棍”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是天生失败者,但是我依然相信聚拢在一起的我们肯定会获得胜利。我虽然一直不能完全明白胜利除了不输之外,还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发现当更接近某一个关键时刻时,自身的问题将得以解决或该问题将被更清晰地阐明。也许上市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

也许上市能最终保证耐克可以继续下去。

如果人们对1976年蓝带的管理团队有任何疑问的话,那么大多数应该是针对我的。我对待“恶棍”们的方式真的合适吗?我几乎没给他们什么指导,当他们干得漂亮的时候,我只是耸耸肩,然后用“不错”两个字当最高赞美。当他们犯错的时候,我只冲他们吼上一到两分钟,然后抛到脑后。每一个参加“恶棍”会议的人都不怕我,这样好吗?不要告诉别人如何去做事情,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然后他们就会用成果带给你惊喜。这对巴顿将军和他的士兵来说是个不错的策略,然而这对“恶棍”也有效吗?我有点担心。也许我应该更加亲力亲为一些。也许我们应该更加有组织一些。

但是接着我又想:无论我做什么,都必须有可行性,因为他们没人真的想造反。实际上,自从博克之后,没有人为任何事情真正发过脾气,甚至他们对自己的报酬是多是少都不关心,无论在任何公司这都是闻所未闻的。“恶棍”们知道我不会给自己太多,他们也信任我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回报他们。

很明显,“恶棍”们喜欢我营造的氛围。我完全信任他们,不会严密监视他们,这就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互相信任。我的管理方式对那些每一步都需要引导的人是没有效力的,但这个团队会觉得自由和被充分授权。我让他们做真实的自己,让他们自己动手,让他们自己犯错,因为我一直就想要别人这样对待我。

1977 永无止境

“气垫鞋”,里程碑式的产品

他叫弗兰克·鲁迪(M.Frank Rudy),曾经是一名航天工程师,非常有创造力。有人说他是一位古怪的专家,虽然直到几年后我才发现他古怪的程度(他连自己的性生活和排便都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他有一个商业伙伴,名叫鲍勃·博格特(Bob Bogert),也是一个聪明而勤奋的人。他们有一个疯狂想法,并且想要和我们一起合作。1977年3月那个早上,当我们坐在会议桌周围时,我才知道的这一切。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联系上我的,或者说他们如何安排的这次会议。

“好了,诸位,”我说道,“亮出你们的宝贝吧。”

鲁迪靠在会议桌边缘微笑着说:“奈特先生,我们已经想出了把空气注入运动鞋里的方法。”

我皱了下眉,放下了手中的铅笔。“为什么?”我问。

“为了更好的缓冲,”他解释道,“为了更好的支撑,为了终身的腾空。”

我说道,人类自冰河时代就开始穿鞋,在过去4万年间,鞋子的基本设计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自从19世纪鞋匠开始分别打磨左右脚的鞋楦、橡胶公司开始制作鞋底之后,鞋子就没有什么大突破。时至今日,从未见过如此新颖和具有革命性的鞋子。“气垫鞋”对我来说就像是喷气背包和自动人行道一样,是漫画中才会出现的东西。

鲁迪没有气馁,依然坚持着,他看起来毫不慌张、一脸严肃。最后他耸了下肩,说他明白了。他也曾经向阿迪达斯推销过这个,也受到了怀疑,说他是胡言乱语。这才是我想听到的。

我问他能不能先将气垫安装到我们的运动鞋试验一下。“还缺一个调节器,”他解释道,“没有那个会让它们会变得松散和不稳定。”

“我不在乎这个。”我说道。

我把这个鞋垫塞进自己鞋子里,然后又穿上鞋子,系上鞋带,上下跳了跳。“感觉还不错。”我说道。

我穿着它跑了近10公里。鞋垫的确还不稳定,但它真的让我有腾空的感觉。

我跑回办公室,满头大汗地径直找到斯特拉瑟。我告诉他:“我想我们可能有新发现。”

那天晚上,我、斯特拉瑟、鲁迪和博格特一起共进晚餐。鲁迪又更加详细地解释了气垫背后的科学原理,这一次听起来好像感觉有点道理了。我告诉他们我们有可能会和他们合作,然后我让斯特拉瑟详细地和他们谈。

我以前雇用斯特拉瑟是因为他的法律头脑,直到1977年,我才发现他真正的天赋是谈判。刚开始我偶然几次请斯特拉瑟去和体育经纪人来敲定合同。面对这些世界上最难搞定的谈判对手,他每次都能成功,我很惊讶,经纪人同样也很震惊。每次斯特拉瑟得到的结果都会超出我们的预期。没有人能把他吓跑,几乎所有人最后都会屈服于他的意志。1977年,每次谈判我都会信心十足地派斯特拉瑟出马,就好像我派出了美国第82空降师一样。

我想斯特拉瑟的秘诀是他不在乎说话的内容、方式以及如何改进。他完全诚实,并在任何谈判中都采取激进的策略。我回想起斯特拉瑟和华盛顿子弹队(Washington Bullets)全明星队员埃尔文·海斯(Elvin Hayes)的一次较量,我们当时十分想再次签下他。埃尔文的经纪人告诉斯特拉瑟:“你应该把整个公司都给埃尔文!”

斯特拉瑟打着哈欠说道:“你想要吗?请便。我们银行里只有10 000美元。最后一次出价,要么接受,要么拉倒。”

经纪人最终接受了。

鉴于“气垫鞋”的巨大潜能,斯特拉瑟向鲁迪提议,我们每卖出一双鞋给他10美分。鲁迪要求20美分。经过几个星期的讨价还价,他们最终确定了一个折中的数字。随后我们把鲁迪和他的合伙人送到了埃克塞特,那里已经成为我们实际上的研发部。

当约翰逊见到鲁迪时,他和我一样,也把气垫塞进跑鞋里,慢跑了近10公里。然后打电话给我。“这会是个大发现。”他说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

不过,约翰逊担心气垫会引起摩擦。他的脚感觉到了发热,并起了一个水泡。他建议直接在鞋底夹层注入空气,这样会让脚底受力更均衡。“不要和我说,”我说道,“和你的新室友鲁迪先生说。”

签下大学篮球队

召回LD-1000

一方面,我们不断同运动员、教练和古怪的专家签约;另一方面,我们的LD-1000鞋快要面世,这是一种以细腰型鞋跟为特点的跑鞋。鞋跟外倾得非常多,实际上,从某个角度看起来很像滑水橇。其原理是细腰型鞋跟可减小腿部的力矩,这样就可以降低膝盖上的压力,从而减小了腱炎和其他与跑步相关的疾病的发病几率。这款鞋由鲍尔曼设计,足科医生维克西也投入了很多精力。顾客非常喜欢这款鞋。

刚开始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奔跑者没有正确着地,细腰型跟会导致脚内翻、膝盖问题或其他更严重的问题。我们公开召回了这款产品,但仍害怕会引起大众反感。但大众没有对我们有怨言;相反,我们听到的只有感激。其他制鞋公司都没有尝试新东西,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无论成功与否,都值得尊重。所有发明创造都是在向进步和前瞻思维致敬。正如失败无法阻止我们一样,失败也不会减少顾客对我们的忠诚度。

但是,鲍尔曼自己却很失落。我提醒道没有他就没有耐克,试着借此来安慰他,并鼓励他应该继续无所畏惧地发明创造。LD-1000就像文学天才的一部未完成小说。大多数小说家都会遇到这种情况,这不是让他们停止写作的理由。

我的这些鼓舞士气的话并没有起作用,然后我又错误地提到正在研发的气垫鞋。我告诉鲍尔曼鲁迪的充气创新。他嘲笑道:“什么气垫,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巴克。”

他的语气听起来有点嫉妒?

我觉得这是好迹象。他内心的竞争意识又一次被激发了。

我们不仅是个品牌,还是一种态度

很多个下午,我会和斯特拉瑟坐在办公室,想要搞清楚为什么有些生产线的产品卖得好,有的卖得不好;这种讨论经常会扩展到人们如何看待我们及其原因。我们没有专门小组或市场调研人员,因为我们没多余的钱,所以我们只好依靠直觉、占卜和看茶叶的方式预测未来。很显然,我们认为人们喜欢我们鞋的外观。很显然,他们喜欢我们的故事:一群俄勒冈体育怪人的发家史。很显然,他们喜欢耐克代言人对我们产品的看法。我们不仅是个品牌,我们还是一种态度。

其中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好莱坞。我们在那里有一个人负责将耐克送给明星;各种各样的明星:大明星、小明星、冉冉升起的新星,以及风光褪去的明星。每次我打开电视都会看到热播节目里某个角色穿着我们的鞋,例如电影《警界双雄》(Starsky&Hutch)、电视剧《无敌金刚》(The Six Million Dollar Man)和电影《绿巨人》(The Incredible Hulk)。想尽各种办法,我们的好莱坞联络员把一双女款Cortez鞋送到了法拉·福赛特(Farrah Fawcett)的手中,她穿着这双鞋出演了电影《霹雳娇娃》(Charlie’s Angels)。最重要的是,一个镜头快速扫过法拉脚上的耐克,第二天中午之前全国每家商店的Cortez女款鞋都会卖光。很快,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啦啦队员都开始穿“法拉鞋”跳操了。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更多需求以及需求带来的更多问题。我们的制造基地在不断变大。除了日本,我们在中国台湾有好几家工厂,在韩国有两家小一点的工厂,再加上波多黎各和埃克塞特的工厂,但是这些工厂的制造能力依然跟不上需求。而且,我们开的工厂越多,对我们资金造成的压力就越大。

有时候,我们的问题和现金没关系。例如在韩国,五大工厂太过强大,他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残酷,我们知道自己的工厂很快就会关门大吉。果不其然,一天我收到了一种耐克气垫鞋的高仿品,连标志都一样。模仿是一种恭维,但是名牌仿制品就是一种盗窃,这种行为非常恶毒。尽管没有我们技术人员的任何指导,但仿制品的细节和做工都堪称完美。我写信给仿制品工厂的老板,要求他们停止生产,否则我会让他坐100年的牢。

“顺便问一下,”我补充道,“你想要和我们一起工作吗?”

1977年夏天,我和那家工厂签订了一份合同,暂时解决了仿制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增强了我们的生产能力;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迅速提升产量。

我们终于可以完全摆脱对日本的依赖了。

永无止境,新一轮广告战役

为了强化大好形势,我们展开了新一轮的广告攻势,使用了感性的新标语:“永无止境”(There is no fnish line.)。这个想法出自我们新广告代理公司的CEO约翰·布朗(John Brown)。约翰刚在西雅图开了自己的商店,他很年轻、阳光,具有运动员所有积极向上的特点。这些正是我们当时招聘员工的要求。除了约翰逊和我自己,耐克对需要运动的人来说是一个避难所。布朗构思了一场运动和一个能完全体现耐克理念的品牌口号。在他的广告中,一名跑者孤单地站在体育场跑道上,周围都是高大的花旗松树,很显然,这里就是俄勒冈。广告语这样说道:“赢得比赛相对比较简单,而战胜自己却需要不断努力。”

我周围的每个人都觉得这则广告既大胆又新鲜,没有将重点放在产品上,而放在了产品背后的精神上,20世纪70年代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广告。人们因为这则广告向我祝贺,仿佛我们做出了什么惊天大事。对此,我耸了耸肩,毫不谦虚地说,我根本不相信广告的力量。我想,一个产品能不能在市场上立足,最后还是质量说了算。我根本不相信广告活动会证明我的观点错误或改变我的想法。

当然,我们的广告人员不断反驳我,认为我的观点大错特错。但是我一次次质问他们:“你敢确定地说顾客是因为你们的广告才购买耐克的产品吗?你能用白纸黑字的数字来展示给我吗?”

一片沉默。

“不,”他们会说,“我们没那么确信”。

“让我对此充满热情有点困难,”我会说,“对吗?”

又是一片沉默。

负债90%的日本贸易公司

1977年第二个季度时,我们的危机是债券持有人,他们突然嚷着要兑现。一直以来,对债券持有人来说变现最好的办法是在市场上公开出售,我们努力向他们解释这样做不是好选择,但是他们根本听不进去。

我又一次找到了查克·鲁宾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曾在一艘美军战舰上当海军少校,并立过战功。他修建了沙特阿拉伯首个炼钢厂,还参与过与苏联的粮食贸易谈判。查克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了解生意场的冷酷,长期以来我都想得到他的建议。但是在过去几年,查克是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手下的二号人物;按照贾卡的说法,他对我来说有点“高不可攀”了。现在,吉米·卡特新当选美国总统后,查克回到了华尔街。我又可以找他咨询了,于是我邀请他来俄勒冈。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查克来我办公室的第一天。我向他简单介绍了过去几年公司的发展情况,感谢他对于日本贸易公司的宝贵建议。然后,我向他展示了我们的财务报表。他草草翻阅了下,就开始笑了起来,而且根本停不下来。“整体看来,”他说,“你们就是一个负债90%的日本贸易公司!”

“我知道。”

“这样不可能长久的。”他说道。

“呃……我想这就是请你来的原因。”

作为合作的首要事项,我邀请查克加入我们的董事会。令我惊讶的是,他竟然同意了。然后,我向他请教关于上市的看法。

他说上市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要做的事。他认为我需要解决现金流问题,攻克这个问题,把它打倒在地。否则,我会失去整个公司。他的评估虽然让人害怕,却十分必要。

我第一次把上市当作无法避免的命运,除了接受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个现实让我有点伤心。当然我们一直在坚持赚更多的钱,但是赚钱却从来不会影响我的决定,它对我的影响远不如“恶棍”们。因此,在接下来的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个想法,并向大家转述了查克说过的话,我不是想再一次争论这个问题,只想进行一次投票。

海斯支持。

约翰逊反对。

斯特拉瑟也反对。“这会毁掉我们的企业文化。”他一遍又一遍地说道。

伍德尔中立。

有一点我们都一致同意,上市路上没有什么障碍,我们销量惊人、口碑不错,也没惹上什么官司。我们虽然负债,但还周转得开。

2 500万,对手的把戏

顿(特区)。打开信件后,我的手开始抖了起来,里面是一张2 500万美元的账单。

我仔细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能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是,联邦政府声称耐克从三年前开始欠缴关税,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一种古老的估定关税方法即所谓“美国市价”(American Selling Price)造成的。

我们在美国的竞争者匡威、科迪斯(Keds)及几个小工厂,换句话说,美国鞋业还仅存的企业,都在背后插了一脚。他们在华盛顿展开游说活动,企图减慢我们的发展势头;而他们的游说起作用了,甚至比他们希望的结果要好很多。他们设法让海关官员实施这个美国市价来阻挠我们。美国市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贸易保护时期,它的出现主要是为了促使美国走出经济大萧条;不过,有人认为正是它加重了大萧条。

根据美国市价的相关规定,尼龙鞋的进口关税为该鞋子制作成本的20%,除非在美国国内有竞争对手也生产“类似的鞋”,这种情况下,关税税率将变为竞争对手产品市价的20%。因此,我们所有的竞争对手只要在美国国内生产很少的鞋,然后对外声称是“类似的”,并把价格定得很高、高得离谱,这样就会使我们的进口关税猛涨。

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了。我叹了口气,告诉斯特拉瑟:“我们得拼尽一切进行战斗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危机对我的精神打击比其他危机都要大。我试着一遍遍告诉自己,我们曾克服过很多困难,这次危机肯定也能平安渡过的。

但是,这次危机与以前的感觉都不一样。

我想和佩妮聊聊这个,但是佩妮说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只是小声咕哝,看着某个地方发呆。

我又点点头。“这就是墙竖起来了!”佩妮说,她十分恼怒,又有点担心。我应该曾经对她说过,这是人们准备战斗时的反应,他们会竖起围墙,拉起吊桥,把护城河注满水。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竖起围墙。1977年,我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伴随自己的不是沉默就是对自己的愤怒。深夜,和斯特拉瑟、海斯、伍德尔或我父亲通完电话后,我看不到一点出路。我只能眼睁睁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打造的事业被搞垮。我会把怒气发泄到电话上,不再轻轻挂掉电话,而是把话筒使劲摔了又摔;一次比一次用力,直到摔得粉碎。有好几次,我甚至把电话都敲出油来了。

这么干了三四次后,我注意到电话公司的修理工一直盯着我。他换好电话后,又仔细确认了里面是否有按键声。收拾工具的时候,他非常温柔地对我说:“这样做……实在是……幼稚。”

我点点头。

“你应该像个成年人一样。”他说。

当一名电话维修工都觉得自己有必要教训你时,我告诉自己,也许你的行为可能真的需要改正。那一天,我对自己许下承诺,我发誓从那时起我要学会冥想,深思熟虑,每晚跑20公里,尽我所能使自己不要过分情绪化。

“Swoosh”,值得敬佩的耐克标志

不情绪化和当个好父亲是不同的。我经常自己许诺,我会成为儿子的好父亲,要比我父亲做得更好;这也意味着,我需要给他们明确的认可和更多的关注。不过,1977年年末,依据自己和儿子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以及在家时和他们的疏远程度,我给自己打了个很低的分数。如果用严格的数字来表示,我只比我爸爸称职10%。

至少,我是个更好的养家者,我告诉自己。

至少,我坚持给他们讲睡前故事。

1773年4月,波士顿许多愤怒的殖民者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加重他们喜爱的茶叶的进口关税,马特和特拉维斯偷偷登上波士顿港的三条船,然后把所有的茶都倒进了大海。

孩子们闭上眼睛后,我会偷偷溜出房间,坐到躺椅上,拿起电话。“喂,爸。”“嗯!”“你还好吗?”“我吗?还可以。”

在过去的10年中,这一直是我临睡前的放松方式,是安抚自己灵魂的手段。但是现在,比过去更加重要,我靠这个活着。我渴望得到只能从老爹那里得到的东西,虽然我自己也很难说明白到底是什么。

安心?

肯定?

安慰?

1977年12月9日,突然之间,我得到了上面说的全部东西。毫无疑问,一切都起因于运动。

那个晚上,休斯敦火箭队对阵洛杉矶湖人队。下半场开始时,湖人队后卫诺姆·尼克松(Norm Nixon)错失了一个跳投,他来自艾奥瓦州的队友凯文·库内特(Kevin Kunnert)与休斯敦火箭队的科米特·华盛顿(Kermit Washington)争抢篮板。在争抢过程中,华盛顿把库内特的短裤给扯下来了,库内特用肘部反击。华盛顿接着使劲打了库内特的头。一场打斗开始了。因为休斯敦火箭队的鲁迪·汤姆贾诺维奇(Rudy Tomjanovich)跑过来支援队友,华盛顿转过身使劲一击,打折了汤姆贾诺维奇的鼻子和下巴。汤姆贾诺维奇的脸部骨头都快要被打散架了,他像是中枪一样倒地,巨大的身躯落地时发出令人恐怖的声响,这个声响回荡在洛杉矶体育馆的上方。汤姆贾诺维奇一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身下鲜血一片。

那天晚上和父亲打电话之前,我对此事一无所知。父亲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我则很惊讶他竟然会看这场比赛;不过,那一年波特兰的每个人都对篮球很着迷,因为我们的开拓者队正在争夺NBA冠军。父亲并不是因为比赛而喘不过气来。在给我描述了这次打斗之后,他大喊道:“哦,巴克,巴克,这真是我曾见过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然后他停顿了很久,接着补充道:“摄像机一直在拉近,你能看得十分清楚汤姆贾诺维奇鞋上的Swoosh标志!他们一直在对Swoosh拉近镜头。”

父亲话语中有我从没听过的自豪感。当然,汤姆贾诺维奇被送到了医院抢救,很不幸,他脸部骨头散架了。不过,菲尔·奈特的商标却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那一晚,父亲才开始对“Swoosh”这个耐克标志有了更真实的感受。他没有用“骄傲”这个词,而是用了“值得敬佩”。但是挂断电话后,我已经感觉到了他字里行间的自豪感。

我告诉自己,这让一切几乎都是值得的。

几乎……

人生中最艰难的谈判

自从几百双Valiant被一抢而空之后,耐克每年的销量都按几何级数增长。1977年末时,销量有点涨疯了,销售额达到了近7 000万美元。所以我和佩妮打算买所大点的房子。

我们还在和政府进行殊死的斗争,却还要买房子,真是有点奇怪。但是我喜欢将这称作举重若轻。

命运总是青睐勇敢,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

1978 不要在一双鞋子里塞进12种创新

斯特拉瑟是我们的五星上将,我时刻准备着追随他进入任何战场,任何枪林弹雨。我们在和鬼冢打官司的时候,他的愤怒让我感到欣慰,并给我支撑,而且他的思想已经成为强大的武器。在这次和联邦政府的斗争中,他毫无疑问又被激怒了。很好,我想道。斯特拉瑟在办公室里跺着脚,像是被惹怒的北欧海盗一样,但是他的跺脚声在我听来却是美妙的音乐。

但是,我们都知道只是愤怒是不够的,只有斯特拉瑟一个人也不够。我们正在与美利坚合众国对峙,我们还需要找一些优秀的人来帮忙。因此,斯特拉瑟找到了一位年轻的波特兰律师,也是他的朋友,名叫理查德·维奇库尔(Richard Werschkul)。

大体上说,我们都很欢迎维奇库尔,因为他身上有我们喜欢的那种积极活跃的感觉。这是我们一直寻找的专业人才:斯坦福大学本科毕业,现在在俄勒冈大学学习法律。他的性格也非常引人注意,是一个存在感很强的人。维

在我们派维奇库尔去华盛顿的同时,我让海斯去埃克塞特检查工厂的情况,顺便也看看伍德尔和约翰逊相处得怎么样。他此行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购买一个橡胶研磨机(rubber mill)。据说它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改进外底和中底的质量。而且,鲍尔曼也需要一台橡胶研磨机来进行试验,我的政策是鲍尔曼的需求至上。如果鲍尔曼需要一架谢尔曼坦克,我也会告诉伍德尔,不用问怎么弄到手,直接打电话给五角大楼。

海斯在拍卖会上没有找到橡胶研磨机,却喜欢上了拍卖场地,这是位于萨柯河中小岛上的一家旧红砖厂。这地方很像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笔下的场景,却没有吓倒海斯;工厂好像会和他说话一样。我想一个迷恋推土机的人也会对一座生锈的工厂产生迷恋。令人惊讶的是,这家工厂恰好也在出售,价格是50万美元。海斯给工厂主出价10万美元,最终他们以20万美元成交。

我坐了下来,甚至没有感到抓狂,因为我太伤心了,根本没力量发狂了。美国联邦政府逼我上缴我根本拿不出的2 500万美元,而我的伙伴们却在全国闲逛,开出数万元的支票,连问都不问我一下。突然我冷静了下来,进入半麻木状态。我告诉自己,谁在乎呢?当美国政府的人过来,当他们收回所有的东西,封存、装箱、运走,让他们来苦恼怎么处理缅因州萨柯这家废弃工厂吧。

过了一会,海斯和伍德尔打了回来,说他们只是开玩笑说买下了工厂。“别紧张,瞧把你急的,”他们说道,“但是你得买下这家工厂,你必须买。”

“好吧,”我疲倦地答道,“好吧,只要你们这些傻瓜觉得这样做是最好的。”

高度警惕,我快要精疲力竭了

1979年,我们逐渐走入正轨,销售额达1.4亿美元。更让人欣喜的是,我们的质量也在快速提升。行业内部的人写了很多文章,称赞我们“终于”生产出比阿迪达斯好的鞋。就我看来,这些内行人认识到这一点太晚了。除了早期一些小失误,我们的质量在数年间一直名列前茅,而且我们从未停止过创新(鲁迪的气垫鞋还正在研发中呢)。

除了和美国政府的斗争外,我们当时整体情况很不错。

好像有句话说的那样:除了时刻都在排队等待死亡外,人生还是非常美好的。

另外一个好迹象是,我们的总部在不断扩大。我们那一年又搬家了,在比弗顿我们自有一座面积3 700平方米的建筑,那里将成为我们的新总部。我的私人办公室整洁有序,而且非常大,比粉色巴克特酒吧隔壁的第一个总部还要大。

不过,内部看起来总让人感觉有点空荡荡的,室内设计师决定采用日式极简抽象主义,利用每个人认为是搞笑的元素创造出一种荒诞感。设计师觉得为我的办公桌配个像巨型棒球手套的真皮座椅,一定感觉非常不错。“现在,”她说道,“你可以每天坐在那里,思考关于运动的事情。”

我像个界外球一样坐在手套椅子上,凝视着窗外。那一刻我应该陶醉,尽情享受其中的幽默和讽刺。被高中棒球队开除是我人生中最大的痛苦,而现在我却在一间华丽的新办公室里,坐在巨型棒球手套椅上,管理着一家向专业棒球选手出售“运动产品”的公司。我们没有过分重视已经走了多远,而是更看重我们还需要走多远。我的窗户外面正对着一排美丽的松树,我肯定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当时,我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但是现在我知道了。数年来积攒的压力开始爆发了。如果你只能看到问题,你就不会搞清楚这些问题。在这个时候,我需要高度警惕,我快要精疲力竭了。

请一个会计开发一条扎实的服装线

1978年我组织了最后一次的“恶棍”大会,在会上做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演说,想要调动起大家的热情,特别是我自己的。“先生们,”我说道,“我们这一行由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组成!明年……终于……其中一个小矮人要穿白雪公主的裤子了!”

怕大家不理解这个比喻,我解释道阿迪达斯是白雪公主,我大喊道:“我们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但是首先我们需要开始出售衣服。数字能清晰地揭示现实:阿迪达斯出售的衣服要比鞋子多,服装给了它心理上的优势。服装帮助它吸引更多的运动员签署代言合同。阿迪达斯会指着它的衬衫、裤子和其他装备对运动员说:“看看我们都能给你些什么。”当它和运动装备店坐下谈的时候也会这么说。

而且,如果我们已经解决了与政府的纷争,如果我们想要上市,如果我们仅是一家制鞋公司的话,华尔街不会给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需要多样化,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开发一条扎实的服装线路,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找个合适的人来负责。“恶棍”会议上,我宣布这个人就是罗恩·尼尔森(Ron Nelson)。

“为什么是他?”海斯问。

“呃,首先,他是一位注册会计师……”

海斯在头顶上挥了挥手。“刚好是我们需要的,”他说道,“又一个会计。”

他说得很对。我好像总是雇用会计和律师。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会计和律师有特殊好感,我只是不知道还能从哪些行业寻找人才。我不只一次提醒海斯,没有鞋类学校,也没有鞋类大学让我们可以招聘员工。我们需要雇用有敏锐头脑的人,这是我们的首要考虑;会计和律师至少能证明他们可以掌握某一门复杂的科目,通过了很难的测试。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显示出基本的能力。如果你雇了一个会计,你知道他计算能力还行;如果你雇了一个律师,你知道他语言能力不错。当你雇了一个市场专家或产品开发员,你能知道些什么呢?一无所知。你无法预测他可以做哪些事或不能做哪些事。如果是传统商学院的毕业生呢?首先,他也不愿意从卖鞋开始;其次,他们没有任何经验,所以你需要根据他在面试中的表现来赌一把。不过,我们没有时间在别人身上赌一把了。

而且,作为一名会计,尼尔森非常出色,仅用5年就成了经理,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高中毕业时,他是致告别词的毕业生代表(唉,我们不久后才发现他在蒙大拿东部上的高中,他们班只有5个人)。

不好的方面是,他如此迅速地成为一个会计,这使得尼尔森有些太年轻了。让他来掌管像服装这样大的部门,似乎不是太稳妥。不过,我告诉自己,他的年轻并不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服装产品线在开始时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毕竟这里面不会牵扯到技术或物理等专业知识。斯特拉瑟有一次俏皮地说道:“这里面不会有气垫短裤。”

在我雇用了尼尔森之后,通过和他的几次会面,我发现他一点时尚感都没有。我越是打量他,从头到脚观察他每个细节,越发现他是我见过的最不会打扮的人,甚至还不如斯特拉瑟。有一天我在停车场看到尼尔森的车都是很丑的褐色。当我把这个发现告诉尼尔森时,他笑了起来,勇敢地承认他开的每辆车都是这种褐色。

“我也许对尼尔森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我向海斯倾诉。

你需要穿西装、打领带!

虽然我也不是一个穿着时髦的人,但我知道如何搭配一身体面的西装。因为我的公司正在开发一条服装产品线,我现在也开始更加注意自己的穿着以及周围人的穿着。观察之后,我周围人的穿着让我心惊胆颤。银行家、投资人、日商岩井的代表,各式各样我们必须给他们留下好印象的人,都在穿过我们的新大厅;当他们看到斯特拉瑟穿着他的夏威夷衬衫,或者海斯穿着他的挖掘机司机服,他们都三缄其口。有时候,我们的古怪行为会让人觉得好笑。福洛克(Foot Locker)的一位高管曾说过:“我们把你们当作神一样的人物,直到我们看到你们的车。”但更多时候是尴尬,甚至有潜在的破坏作用。所以在1978年感恩节前后,我制定了一项严格的公司着装要求。

大家的反应不是很热烈。“公司这个混蛋。”许多人小声议论道。大家都不大尊重我,大多时候是忽略我。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斯特拉瑟开始穿得更加怪异了。有一天当他穿着宽松的百慕达式短裤,好像要去沙滩遛狗一样,我再也忍不住了。这是在向我抱怨、示威呢。

我在大厅拦下他,把他叫了出去。“你需要穿西装、打领带!”我说道。

“我们又不是要穿西装、打领带上班的公司!”他反击道。

“我们现在是了。”

他从我身边走开了。

接下来几天,斯特拉瑟继续故意穿便装来挑衅我。所以我对他进行罚款。我告诉会计员从他下月的工资单里扣除75美元。

他当然为此大发脾气,并秘密计划着什么。几天后,他和海斯穿着大衣、打着领带来上班,不过却是十分可笑的大衣和领带:格子条纹,带有圆点花纹,全部是人造涤纶……还有粗麻布?他们把这个作为一场闹剧,也是一种示威,一种不合作主义的姿态。我没有心情教这两个时尚界的甘地穿衣服了。我没有邀请他俩参加下一次的“恶棍”大会。然后我命令他们都回家,什么时候能像个大人一样做事、打扮之后再回来。

“你又被罚款了!”我冲斯特拉瑟大喊。

“你也去死吧!”他也冲我喊道。

就在那时,就在那一刻,我转过身。尼尔森冲我走过来,穿得更糟糕:涤纶喇叭裤、粉色丝绸衬衫。斯特拉瑟和海斯这么穿就算了,但是为什么这个新人也不遵守我的着装要求,而且是在我刚刚雇了他之后?我指着门口,也让他回家了。他的表情从困惑变成了害怕,我意识到他不是在示威,而只是天生不时髦。

我的新服装部门的负责人!

那天我重新坐回到棒球手套椅上,盯着窗户外面看了很久、很久,一直想着运动的事情。

我早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且,还真的发生了。

几周后,尼尔森站在我们面前,对首批耐克服装进行正式展示。他的脸上充满骄傲的笑容,有些激动地把所有新衣服都摆在会议桌上:脏兮兮的运动短裤、破旧的T恤、皱巴巴的卫衣。每一件都破得像是被捐赠过或从垃圾箱捡来的一样。尼尔森从一个肮脏的棕纸袋里扯出了每件衣服,不知道的人肯定会以为里面装的是他的午餐。

刚开始,我们都惊呆了,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有人咯咯地笑了起来,可能是斯特拉瑟。然后有人大笑了起来,可能是伍德尔。然后大家都绷不住了,每个人都大笑了起来,笑得来回晃动,从椅子上摔了下去。尼尔森看到后,呆住了,慌忙把衣服又塞回了纸袋。纸袋破了,大家笑得更大声了。我也笑了起来,比任何人都要大声,但我感觉应该随时开始哭泣了。

那天之后不久,我把尼尔森换到了新成立的生产部,在那里他出色的会计天赋帮助他出色地完成了工作。然后,我悄悄把伍德尔派到了服装部。他像往常一样毫无瑕疵地完成了工作,打造了一个获得行业快速关注和尊重的服装品牌。我问自己,为什么不让伍德尔来做所有的事情呢。

当然,也包括我的工作。也许他可以回到东部,帮我摆脱政府的纠缠。

Tailwind,12种发明都在上面

在所有这些混乱之中,在未来所有的不确定之中,我们需要鼓舞士气。1978年末,我们最终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最终推出了Tailwind跑鞋。这款鞋在埃克塞特研发,日本制造,是弗兰克·鲁迪的智慧结晶。它不只是一双鞋,更是一个后现代的艺术品,突出明亮的银色,置入鲁迪研发的气垫,拥有12项不同的创新点。利用引人注目的广告活动,我们对这款鞋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宣传,而且我们在火奴鲁鲁马拉松比赛上搞了首发活动,为的是让更多选手穿这款鞋。

我们为了这次首发来到夏威夷,结果却变成了一次狂欢和对斯特拉瑟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嘲笑。我把斯特拉瑟从他熟悉的法律部门调到了市场部,让他离开自己的舒适区。我时不时会对我的员工这样做,以防他们丧失动力。Tailwind是斯特拉瑟的首个大项目,所以他觉得自己像点金胜手迈达斯(Midas)一样。“搞定它!”他一直在说。有人嫉妒他,因此认为他老是装腔作势。Tailwind首次亮相大获成功,并迅速成为销售黑马。我们估计10天内这款鞋就可能让华夫运动鞋黯然失色。

各种报道蜂拥而至。顾客们却纷纷把鞋子退回给商店,大批顾客抱怨鞋里的东西老是爆炸,变得四分五裂。对退回的鞋子进行检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致命的设计缺陷。涂着银色油漆的金属碎片与鞋面进行摩擦,会像是微型剃须刀一样,将纤维逐渐切片、撕碎。我们发出了召回通知,对有问题的鞋子进行全额退款,过半数的第一代Tailwind都被扔进了垃圾箱。

一开始提升士气的东西最后却成为打击我们信心的祸首。对此,每个人反应都不相同。海斯开着推土机疯狂地转了一圈又一圈,伍德尔在办公室待的时间更长了,我恍惚地游荡在棒球手套椅和躺椅之间。

最后我们都同意假装这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从中得到有价值的教训,不要把12种发明都塞到一款鞋上。这个技术对鞋的要求很高,对设计团队的要求更高。我们想到,有这样一个荣耀的说法:“回到设计图重新开始”。我们都想起了鲍尔曼毁掉的许多华夫饼机。

接下来的一年,我们都声称小矮人会超过白雪公主。

但是,斯特拉瑟过不去这个坎儿。他开始酗酒,每天很晚才上班。他的穿衣风格现在反而算不上问题了。这可能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失败。我还一直记得那些沉闷的冬季早晨,他摇摇晃晃地进入我的办公室,告诉我Tailwind的一些近况。我看到了一些苗头,他也逐渐精疲力竭了。

唯一没有因为Tailwind而沮丧的人是鲍尔曼。实际上,这款鞋灾难性的首次亮相让他走出退休以来的颓废消沉。他非常喜欢和我交流,喜欢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早就和你说过。”

《维奇库尔对美国市价之看法第一册》

那一年我们在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工厂还在运作,在赫克蒙德怀克(Heckmondwike)、英格兰和爱尔兰又新开了几家工厂。行业观察员依据我们的新工厂、销售量,认为我们是无法阻挡的。没人认为我们会破产,也没人会想到我们的市场总监正处于消极情绪中无法自拔,或者我们的创始人和总裁会坐在巨型棒球手套椅上,脸拉得很长。

一股精疲力竭的氛围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办公室蔓延。当我们都累瘫之前,我们在华盛顿的同事却突然爆发了能量。

维奇库尔已经完成了我们交代的所有事情,他总是硬着头皮和各种政治家打交道。他满怀热情地恳求、游说,为我们的案子辩护,有时候会有点不大理智。日复一日,他在国会大厅跑上跑下,送出免费的耐克鞋(鉴于法律规定国会代表收取超过35美元的礼物时需要进行报告,所以维奇库尔每次都会开出34.99美元的发票)。不过,每个人都会给他同样的答案:“给我一些书面材料,孩子,一些我们可以研究的材料。再给我一个你们案子的分析报告。”

因此,维奇库尔花了数月时间来写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些精神错乱了。这个分析本应该是一个总结摘要,却演变成了“耐克帝国衰亡史”,竟然有几百页之多,甚至比普鲁斯特、托尔斯泰的小说还要长,大部分都很有可读性。它甚至还有一个标题,铁人维奇库尔毫不迟疑地将其命名为《维奇库尔对美国市价之看法第一册》(Werschkul on American Selling Price, VolumeⅠ.)。

当你开始思考时,当你真正地开始思考时,“第一册”这个词会让你心惊胆颤的。

我派斯特拉瑟去东部监控维奇库尔,如果需要的话把他弄进精神病房,只要能让那个孩子平静下来。

1979 第一家耐克城

1979年夏末,维奇库尔帮我和俄勒冈参议员马克·哈特菲尔德(Mark O.Hatfeld)安排了一次会面。哈特菲尔德备受尊重,社会关系也很广,而且是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主席。他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联络到海怪官员的上司,并让他们取消2 500万美元的不合理费用。所以我花了好几天为会议做准备和研究,并与伍德尔还有海斯在一起商讨了好几次。

“我们需要哈特菲尔德站在我们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件,”海斯说道,“他总是两边都不得罪,有人叫他‘圣人马克’。他一向不同意滥用权力。他在水门事件中和尼克松对峙过。为了给哥伦比亚的大坝筹措资金,他像老虎一样凶猛地奋斗。”

“听起来他像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伍德尔说道。

“也许是我们最后的选择。”我说道。

明天可能就化为泡影

我连忙坐飞机回家去出席两个重大事件。在波特兰市区我们新开了一家1 000多平方米的零售店,这立即吸引了大批顾客。收银台前面排起长龙,人们都在嚷着要试穿……连我都得过去搭把手。当我回到父母家的客厅时,我还在想着测量脚码,给客人选择合适的鞋。这就像一个进球,一次爆炸,一次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干这行的及时提醒。

然后我们又换总部了,我们需要更多的空间,于是找到了一幢4 200平方米、设施齐全的大楼,其中有蒸汽房、图书馆、健身房和数不过来的会议室。签完租赁合同后,我想起与伍德尔一起出去兜风的那些晚上。我摇了摇头,自己并没有什么胜利的感觉。“这一切明天可能就会化为泡影。”我自言自语道。

1979年,我飞去华盛顿,与海怪官员进行第二次会面。这一次,他没有烦躁不安。哈特菲尔德已经和他联系了。俄勒冈另外一位参议员鲍勃·帕克伍德(Bob Packwood)是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主席,他已经对财政部监督机制进行了检讨。“我很不舒服……也很累,”海怪官员说道,用他的一根触手指着我,“因为受到了你那些身居高位的朋友的指责。”

“啊,抱歉,”我说道,“肯定不会好受的。但是你会一直听到他们的指责直到这件事情解决。”

“你有没有意识到,”他不屑地说,“我根本不需要这份工作?你知道我妻子很有钱吗?我根本不需要工作,你知道吗?”

“对你来说很不错啊,还有她。”我想,你越早退休越好。

但是海怪官员绝不会退休。在未来的几年中,经历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交替执政,他依然坚守在岗位上,屹立不倒,就像死亡和赋税一样。事实上,也许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他会成为官僚中的小集团成员,这些人将为派遣联邦执法人员进攻韦科(Waco)的化工厂开出灾难性的绿灯。[17]

中国专家张大卫

海怪官员感到慌张之后,我暂时能够把我的注意力转向其他威胁:生产。日本也因为相同的原因而陷入困境:浮动的汇率,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政府的不稳定性。这些因素也开始影响到了亚洲其他地区。又到了寻找新工厂、新地区的时候了,这一次我们想到了中国大陆。

问题不在于如何进入中国大陆。一家制鞋公司尝试进入后,其他公司最后都会快速跟进。问题是怎么抢先进入,第一个进入的公司将会得到持续数十年的竞争优势,这些优势包括利用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开拓其市场,以及与中国大陆各级政府构建良好关系。多么好的一条妙计。在刚开始讨论中国大陆的会议中,我经常会说:10亿人,20亿只脚。

在我们团队中有一位非常诚恳的专家,他就是查克。除了曾经与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起工作过之外,他还是艾伦集团(Allen Group)的董事会成员。该集团是专门针对中国市场成立的汽车配件制造商,其CEO是沃尔特·基辛格(Walter Kissinger,亨利·基辛格的兄弟)。查克告诉我们,艾伦集团经过对中国大陆的详尽调查后,发现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通,名叫张大卫(David Chang)。查克了解中国大陆,也认识了解中国大陆的人,但是没有人比张大卫更了解中国大陆。

“这么说吧,”查克说道,“当沃尔特·基辛格想要进军中国而无法做到的时候,他没有打电话给亨利·基幸格,而是打给了张大卫。”

1980年 上市

我们齐聚在会议室,张大卫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他出生于上海,在富有家庭中长大;他祖父曾是中国北方第三大豆酱生产商,他父亲则在中国外交部任过职。当张大卫十几岁的时候,他们一家移居美国洛杉矶,在那里张大卫进入了好莱坞高级中学读书。他一直以为自己会回到中国,他的父母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和中国的亲戚朋友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母亲则与宋庆龄女士关系很好。

后来,张大卫考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建筑,并搬到了纽约。他在一家不错的建筑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主要致力于莱维敦项目(Levittown Project)。接着,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挣了不少钱,事业也蒸蒸日上,就是感觉有点无聊麻木。他没有获得任何乐趣,没有感觉到真正的成就感。

有一天,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朋友向他抱怨没法办理去上海的签证。张大卫帮助这位朋友取得了签证,并且帮他搞定了几个商务合同。他发现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作为一个使者,一个中间人,他更好地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和天分。

即使有张大卫帮忙,事情也没那么简单。他还是警告我们,进军中国大陆十分困难,过程相当费劲。“你不能只是简单地申请出访中国的许可,”他说道,“你得正式请求中国大陆政府发出邀请。这一点官方并没有讲明。”

我闭上眼睛想象了一个画面,在世界的另一边,一个中国版本的海怪官员。

我还想起了很多美国退役军人,他们在我24岁的时候曾给我解释过日本的商业。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并且一直不折不扣地遵守,从未后悔过。因此,在张大卫的指导下,我们做了一个书面陈述。

这份陈述很长,几乎堪比《维奇库尔对美国市价之看法第一册》。我们同样把它装订好。

我们经常会互相提问:“有人真的会读这个吗?”

“好吧,”我们说道,“这是按照张大卫的要求做的。”

我们把陈述寄往北京,心里没抱多大希望。

“one line”,我们使出了大招

在紧接的那次“恶棍”大会上,我解释了A股和B股的概念,所有人都和我的反应一样,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但是我警告他们:无论这是不是解决办法,我们都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彻底解决我们的现金流问题,因为突破瓶颈的窗户正在关闭。我能看到即将到来的大衰退。市场只留给我们6个月,最多一年的时间,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时间再上市,市场给予我们的将远低于我们的自身价值。

我请大家举手表决。上市……都同意?

大家意见都一致。

只要我们摆平与竞争对手及美国联邦政府长时间的冷战,就会立即提出上市申请。

900万,“冷战”结束

1962年的疯狂想法

夏初的时候,我们收到了回信。中国大陆政府欣然邀请我们去参观……

我花了一周时间决定去中国大陆的人选。那必须是一支精英团队,所以我坐在座位上,把黄色便签本放到膝头,先列出一排名字,再一个个排除,然后再列新的。

张大卫,当然要去。

斯特拉瑟,毫无疑问。

海斯,还用说吗。

我通知每个参加这次出访的人,让他们都准备好文件、护照和其他用品。然后,临走前我花了好几天时间领着他们恶补中国历史:义和团运动、长城、鸦片战争、明朝、孔子、毛主席……

真可恨!就好像我是唯一的学生一样,我为旅行团的每个成员都制作了一个教学大纲。

1980年7月,我们登上了飞机。北京,我们来了。不过,首先要去东京。我觉得沿途在日本逗留一下是个不错的主意,只需办理转机手续。日本市场的销量又开始增长了。而且,先去日本也有利于大家在进入中国大陆前有一个缓冲,因为去中国大陆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佩妮和戈尔曼让我学到了很多,事情要一步一步来。

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首家美国鞋商

接下来的12天,我们在接待人员的陪伴下游览了中国各地。他们带我们去了天安门广场,我们在毛主席纪念堂停留了很长时间。毛主席在4年前已经去世了。他们还带我们去了故宫、十三陵。我们被深深地吸引了,都非常好奇。接待人员都被我们一连串的问题弄得不舒服了。

在某次停留时,我环视四周,发现有好几百个人都穿着中山装和不结实的黑鞋。这些鞋好像是由建筑用纸制成的。不过,还有些孩子穿着帆布运动鞋,这给了我希望。

当然,我们最想看的是工厂。接待人员不大情愿地同意了。他们带我们坐火车去了离北京很远的乡镇,在那里我们看到了许多大型的工业综合设施,就像是工厂都市一样,一个比一个落后。这些工厂破旧不堪、锈迹斑斑,相比而言,海斯买下的萨柯旧工厂看起来简直就像艺术品了。

最重要的是,这些工厂非常脏。鞋子会从生产流水线上滚下来,沾上污渍,而且是大片的污渍,没有任何预防措施。工厂根本没有整洁的总体感觉,也没有真正的质量监控。当我们指出一只有瑕疵的鞋子,管理工厂的官员们会耸耸肩说道:“照样能穿。”

他们从来不关心所谓的美学。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尼龙或帆布在一双鞋中非得左右脚完全相同。在这里,左脚浅蓝、右脚深蓝是很常见的。

我们见到了很多工厂的管理者、当地官员和各种各样的高官。我们受到了多次款待、宴请、质疑和议论,总体来说,他们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吃了好几公斤的海胆和烤鸭,在很多站我们甚至吃到了松花蛋。我可以品尝出这几千年的每处沧桑。[18]

当然,我们还喝了很多茅台酒。去过几次台湾之后,我的酒量大了不少,我的肝也逐渐适应起来。不过,我还是没有想到海斯竟然会这么喜欢茅台酒。每喝一口,他都会舔一下嘴唇,再要一些。

访问快结束时,我们坐了19个小时火车去了上海。我们没有坐飞机,因为我坚持要坐火车。我想感受一下乡村。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大家就都开始抱怨了,因为气候非常炎热潮湿,火车上又没装空调。

我们的车厢角落里有个旧风扇,不过连周围的尘土都吹不起来。为了凉快,中国乘客习惯性地脱到只剩下内裤,海斯和斯特拉瑟觉得他们也可以入乡随俗。如果我能活到200岁,我都不会忘记这两个庞然大物穿着他们的T恤和内裤在火车上走来走去,估计那天火车上的中国乘客也不会忘记的。

在离开中国大陆之前,我们在上海还有一两件事要办。第一件是与中国田径协会确定一份合同,这也意味着与体育管理部门签订合同。与在西方世界,与每个运动员各自签合同不一样,中国的体育管理部门会为所有运动员签订代言合同。因此,我们前往上海的一所旧学校。那里有一间教室里面摆放着75年的老家具,墙上还挂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斯特拉瑟和我在此见到了部委代表。刚开始几分钟,中国田径协会的代表先讲了讲社会主义的好处,并一直说中国愿意和“思维相似”的人做生意。斯特拉瑟和我对视了一下,思维相似,什么意思?这个代表向前探着身,用低沉的声音问道:“你打算赞助多少?”这让我突然觉得他是中国版的城市代理利·斯坦伯格(Leigh Steinberg,20世纪90年代著名体育代理人)。

用了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谈成了。在4年后的洛杉矶,中国田径队首次穿着美国的鞋和热身服走进了奥林匹克运动场。

更准确地说是耐克的鞋和热身服。

我们最后与中国对外贸易部相关人员会面。和前面几次会面一样,开始之前先有好几轮的长篇演说,主要是官员来演讲。在第一轮的时候,海斯就烦了;第三轮的时候,他都想自杀了。他开始玩弄涤纶白色衬衫前面的线头,并拿出了打火机。当外贸部副部长称赞我们是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时,突然停了下来,显然,副部长看到海斯已经开始往身上点火了。海斯用手拍打火焰,想要熄灭它。这破坏了会场的气氛,也打断了演说者的喋喋不休。

这都不重要。在登上飞机回家之前,我已经和两家中国大陆的工厂签了合同,正式成为过去25年内能在中国大陆合法做生意的首家美国鞋商。

把这个叫作“生意”好像也不对。所有忙碌的日子和无眠的夜晚,所有伟大的成功和绝望的挣扎,好像无法用这个平淡无奇的词语“生意”来概括。我们实际做的要远远超出这个范畴。每当新一天到来时,都会有50个新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50个艰难的决定需要我们立即做出。我们都十分清楚,一次轻率的举动、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让我们走到尽头。容许犯错误的余地从来都是越来越小,但利益却从来都是在慢慢增加。我们都坚信这里的“利益”不仅仅是“金钱”。从某种角度上看,我觉得生意就是最大程度地追求收益、周期和结果;而对我们来说,生意就像人类制造血液。没错,人类的身体需要血液,需要生产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并流畅地及时平均分配到合适的地方。但是人类身体的日常工作并不是人类的使命,它只是一个生存的基本过程,而人总是努力超越这个基本过程从而实现更高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时刻,我也是这样做的。我重新定义了胜利,对我原来认为“获胜就是不输,就是活着”的看法进行了扩展。原来的看法已经不足以支撑我或我的公司。我们想和所有大企业一样,想要创造,想要奉献,我们敢于把这些大声说出来。当你创造了某项事物;当你改进了某样东西;当你传递了某种思想;当你为陌生人的生活增添了一些新事物或服务,让他们更加开心、健康、安全和满意;当你干净利落地按照理所应当的方式解决上述问题,而其他人做不到,你就会更多地参与到宏伟的人类大舞台上。只是活着还不够,你还要帮助其他人活得更加充实,如果这算生意的话,那么,请叫我生意人。

也许这个想法会不断加深对我的影响。

我自己占有46%

新股发行并不是都会成功。相反,如果承销不利或不当,公司就会粉身碎骨,所以说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一个关键决定。查克曾经在库恩·勒布集团(Kuhn, Loeb)工作过,现在依然和那边的人保持密切联系,他觉得库恩·勒布集团是最适合的。我们面谈了几家公司,但最后还是决定听从查克的直觉。目前为止,他对我们的指引还没有出过错。

接下来,我们需要编写招股说明书。草稿整整改了50次,招股说明书的形式和内容才符合我们的要求。

最终,那年夏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所有纸质文件都上交给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9月初,我们做出了正式声明。耐克将发行2 000万股的A股和3 000万股的B股。我们告诉公众,耐克股票的发行价格将是每股18~22美元,具体还有待商榷。

在合计发行的5 000万股中,将近3 000万股将留作储备,大约有2 000万B股将向公众出售。在剩下约1 700万A股中,原始股东或内部人士,包括我、鲍尔曼、债券持有人以及“恶棍”大会上的其他人,将占有56%。

我自己占有46%。我们都一致同意这个份额,因为不管发生什么,公司都需要一个人来管理,用坚定可靠的声音与其他公司交涉。这个过程中不存在拉帮结伙、内讧或操纵的问题。虽然在外部人士看来,股票的分配可能有点不成比例、不均衡、不公平;但对“恶棍”们来说,这却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从来没有人对此提出反对或抱怨。

盛大路演

我们开始上路了。正式发行股票的前一阶段,我们开始了一系列路演,向潜在投资者推销我们的产品、公司、品牌以及我们自己。从中国大陆回来后,我们都不想再出远门,却又没有办法。我们必须举行华尔街口中的“盛大演示”(dog-and-pong show)。一周内要去12个城市。

第一站,曼哈顿。我们与一屋子挑剔的银行家举行午餐会议,他们代表着成百上千的潜在投资者。海斯先站起来,说了些开场的话。他简单地总结了一下数据,冷静而富有说服力。约翰逊紧接着站起来,开始谈论鞋子本身,以及是什么让它们与众不同、让它们变得如此富有创造力。他表现得棒极了。

最后,我来结尾。我谈到了公司的发展历史、灵魂和精神。我有一张写有提示词的卡片,但是我一次都没看。我非常确定自己要说什么。尽管我不确定是否能在一屋子陌生人面前介绍清楚自己,但是介绍起耐克来我却毫不费劲。

我先从鲍尔曼开始,我谈到了在俄勒冈为他跑步,然后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和他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我谈到了他的头脑,他的勇敢,他设计的神奇华夫鞋。我还提到了他的陷阱邮箱,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故事,每次都能把人逗乐。而且这里面有个要点:我想要这些纽约客知道,虽然我们从俄勒冈起家,但也不容小觑。

懦夫从不启程,弱者死于路中,只剩我们前行。先生们,女士们!是我们。

第一个晚上,我们在曼哈顿中城一场正式晚宴上做了同样的介绍,听众比银行家要多一倍。晚宴前提供了鸡尾酒,海斯有点喝多了。这一次当他起来演讲时,他决定即兴表演,自由发挥。“我已经和这些人相处了很长时间,”他大笑着说道,“这家公司的核心,你们可能知道是谁。我在这里告诉你们,哈哈,他们都是长期没人雇用的人。”

一阵干咳。

后面有人在清喉咙。

周围只有蟋蟀的叫声,然后蟋蟀也不叫了。

后面某个地方有人像傻瓜似的笑了起来。直到今天,我还觉得这个人就是约翰逊。

对于这些听众来说,钱不是可以用来搞笑的东西,如此大规模的上市发行并不适合开玩笑。我叹了口气,看了一下我的提词卡。即便海斯开着推土机穿过这个房间,情况都要比现在更好。那天晚上过后,我把海斯叫到一边,告诉他最好什么都别说了。约翰逊和我来负责正式的演示,但我们还需要他来负责问答环节。

海斯看着我,眼睛眨了一下。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我还以为你会让我回家呢!”他说道。“不会的,”我说,“我们需要你参与进来。”

我们接着去了芝加哥、达拉斯、休斯敦、旧金山、洛杉矶和西雅图。每增加一站,我们就更加疲惫,感觉累得快要哭了,特别是约翰逊和我。一种奇怪的多愁善感慢慢向我们袭来,在飞机上、旅馆酒吧里,我们都在讨论年轻时候的事情。约翰逊曾寄出过数不尽的信件,请我回些鼓励的话语,而我始终都没回应。我们谈到了耐克这个名字出现在约翰逊的梦里。我们谈到了他的章鱼、詹彼得罗、万宝路男人以及我拉着他穿梭于各个国家的那些时光。我们还谈到了约翰逊当时差点被埃克塞特的员工给弄死,因为他们的支票被拒绝兑现。“经过这一切,”某一天赶向下场会议时,约翰逊坐在林肯城市轿车的后座上说道,“现在我们是在华尔街广受赞誉的人了。”

我看着约翰逊,一切都变了,但是他没有。他把手伸进包里,掏出一本书,开始看了起来。

直到感恩节之前,路演才告一段落。我模糊地记得火鸡、蔓越莓,还有陪在我身边的家人。我模糊地记得那天是某件事的纪念日,我第一次坐飞机去日本就是在1962年的感恩节。

吃饭的时候,父亲对于公司上市提出了成百上千的问题。母亲却没有任何的疑问。她说自从买了一双7美元的Limber Up鞋之后,她就一直觉得公司上市是必然的。父母很理解我,也很能感同身受,他们向我表示祝贺。但是我很快就让他们安静了下来,求他们不要高兴得过早。游戏还在继续,比赛还在进行中。

我们选定在1980年12月2日正式发行上市,最后一个障碍就是协商股票发行价格。

上市前一天晚上,海斯来到我办公室。“库恩·勒布集团建议将价格定为20美元每股。”他说道。

“太低了,”我说道,“感觉有点侮辱人。”

“但是也不可能太高,”他警告道,“我们需要把这个该死的东西卖出去。”

整个过程令人十分抓狂,因为非常不严密,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问题只是跟看法、感觉和销售有关。销售是我过去18年里一直在做的事情,我已经感到厌倦了。我不想再卖东西了。我们的股票每股价格22美元,这就是那个数字,我们值得这个数字。我们有资格处于价格区间的顶端。一家叫作苹果的公司也要在同一周上市,每股卖22美元。我们的每股价值和他们一样,我告诉海斯。如果华尔街那帮人不这样认为的话,我随时准备撒手不干。

我盯着海斯。我知道他正在思考。我们又一次面临这种情况:先付给日商岩井。

每股22美元,就是这个数字

第二天早上,海斯和我开车去律师事务所。一位职员把我们领进了高级合伙人的办公室。律师助手拨通了纽约库恩·勒布集团的电话,在按下了免提键后,他把电话放在了核桃木大桌子上。海斯和我盯着话筒。空洞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其中一个声音逐渐变大且清晰起来。“先生们……早上好。”

“早上好!”我们也回道。

这个大一点的声音首先给我们仔细解释了库恩·勒布集团采用这个股票价格的原因。完全是胡说八道。同时,这个声音还说道,我们不可能超过21美元。

“不行,”我坚持道,“我们给出的数字是22美元。”

我们听到了其他声音在小声嘀咕。他们把价格升到了21.5美元。“这恐怕,”那个大一点的声音说道,“是我们最后一次出价了。”

“先生们,22美元是我们心中的价格。”

海斯盯着我,我盯着话筒。

一阵沉默。我们可以听到沉重的呼吸声、碰撞、摩擦和纸张翻动的声音。我闭上眼睛,任由这些声音将我淹没。我在人生中的每一次谈判时都会想起那个场景。

所以,爸爸,你还记得我在斯坦福大学时的疯狂想法吗?

先生们,我是俄勒冈波特兰蓝带体育公司的代表。

听着,多特太太,我爱佩妮,而且佩妮也爱我。如果事情照着这样发展下去,我们肯定会共度一生。

“我很抱歉,”那个大一点的声音生气地说道,“我们会再打给你的。”

然后挂断了电话。

我们坐在那里,什么都没说。我深深吸了口气。职员的脸色慢慢缓和了下来。

5分钟。

15分钟。

海斯的前额和脖子上都是汗水。

电话响了起来。职员看了一下我们,确认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我们点点头。他按下了免提键。

“先生们,”那个大一点的声音说道,“我们成交,贵公司的股票本周五将会投向市场。”

什么都没变

我开车回家。我还记得当时孩子们在外面玩,佩妮在厨房里。“今天还顺利吗?”她问。

“呃,还好。”

“那就好。”

“我们得到了想要的价格。”

她笑了:“你肯定没问题的。”

我去跑了很长一段路。

然后洗了个热水澡。

接着快速吃了晚餐。

然后坐到兄弟俩的床上,给他们讲故事。

那是在1773年,海盗马特和特拉维斯在华盛顿将军的领导下正在进行战斗。他们的制服已经破成碎片,又冷又累又饿。他们在宾夕法尼亚福吉谷安营扎寨,度过冬天。他们睡在树林里,在快乐山脉和痛苦山脉之间生活。从早上到晚上,凛冽的寒风穿过山脉,穿过森林。食物非常缺乏,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鞋穿。

每当他们出去的时候,都会在雪地上留下左脚的血脚印。

终于,春天来了。士兵们听说英军已经撤退了,法军来对殖民者进行支援。从那个时候开始,海盗马特和特拉维斯就知道他们可以经受一切,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

故事结束。

“晚安,孩子们。”

“晚安,爸爸。”

我打开灯,走过去和佩妮在电视前坐下。我们两个人都不是真的在看电视,佩妮在看书,我在脑海里自己计算着。

下周这个时候,鲍尔曼将有900万美元的身价。

凯尔是660万。

伍德尔、约翰逊、海斯和斯特拉瑟,每人600万。

如梦似幻的数字,没有意义的数字。我从来不知道数字竟然可以在同一时间既意义非凡又毫无意义。

“睡觉吧?”佩妮问。

我点点头。

我在房子里走了一圈,关上灯,检查了一下门。然后我上床和佩妮一起睡觉。我们在黑暗中躺了很长时间。一切还没有结束,远远没有结束。我告诉自己,这只是第一步,仅仅是第一步。

我问自己: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没有开心,也没有松一口气。要我说感受的话,应该算是……遗憾?

上帝,我想道。是的,就是遗憾,

因为我真的希望能重来一次。

我睡了几个小时,醒来后,天气很冷,而且正在下雨。我走向窗边,看到树叶正在滴水。所有的一切都是雾蒙蒙的。整个世界和昨天一样,和一直以来的样子相同。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包括我自己。我的身价将会是17 800万美元。

我冲了个澡,吃了早餐,开车去工作,我比任何人都要早到公司。

夜晚

永远不要停止

我们喜欢看电影,也经常去看,但是今天我们有点进退两难。我们已经看过了佩妮最喜欢看的所有暴力电影,所以我们不得不走出我们的喜好范围,尝试别的电影,喜剧也许不错。

我翻了一下报纸。“世纪影院的《遗愿清单》(The Bucket List)怎么样?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和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美国演员、导演,多次获得奥斯卡提名)主演的。”

佩妮皱了一下眉:“好吧。“

那是在2007年的圣诞假期。

遗愿清单

结果,电影《遗愿清单》根本不是喜剧,而是一部关于死亡的电影。尼科尔森和弗里曼扮演的两名主角都患了非常重的癌症,于是决定用剩下的时间来尝试所有有趣、疯狂、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把死之前每一分、每一秒都充分利用起来。电影都开始一个小时了,大家一次都没笑。

这部电影与我的人生也有一些奇怪的、让人不安的相似之处。首先,尼科尔森总让我想起小说《飞越疯人院》,让我想起克西,把我带回到俄勒冈大学的读书岁月。其次,尼科尔森的遗愿清单中有一项是登喜马拉雅山,这也让我想到了尼泊尔。

最重要的是,尼科尔森这个角色雇了一名私人助理,类似于干儿子,名字叫马修。他甚至看起来有点像我儿子,都留着脏兮兮的山羊胡。

电影结束后,灯打开了,我和佩妮如释重负地站起来,回到现实中的光明世界。

电影院位于大教堂市(Cathedral City)市中心位置,就在棕榈泉(Palm Springs)的外围,是一个新建的拥有16个影厅的庞然大物。那个冬天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在这里消磨时光,来躲避俄勒冈寒冷的冬雨。穿过大厅,等着眼睛适应阳光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两张熟悉的面孔。刚开始我们没有认出他们,我们脑海中还在浮现着尼科尔森和弗里曼的身影。但是这两个人也同样非常眼熟,也很有名。现在我们认出来了,他们是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

我们走了过去。

我们和他俩都不是多亲密的朋友,只是在社交场合和会议上见过几次。我们都有相同的事业、相同的爱好,还有一些共同的朋友。“真没想到在这里能看到你们。”我说道,身体同时蜷缩了一下。我刚才竟然那样说了?我见到名人后还依然会害羞尴尬吗?

“我刚才还想到你呢。”他们其中一个说道。

我们握了握手,一起在周围闲逛,谈论的话题大多都是关于棕榈泉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棒?能在这里躲避严寒是不是很舒适?我们还谈到了家庭、生意和运动。我听到后面有人在小声议论:“嘿,你瞧,是巴菲特和盖茨,另外一个人是谁?”

我笑了笑,情况本就是这样。

我忍不住在脑海中计算起来。这个时候,我身价100亿美元,这两个人的身价都是我的五六倍。这么一比,我立刻变得脚踏实地起来。

佩妮问他们电影看得怎么样,他们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说道,还不错,虽然有点让人沮丧。你们的遗愿清单是什么?我差点儿就问出口了,但是忍住了。盖茨和巴菲特好像已经完成了人生中想要做的所有事情。他们当然不会有什么遗愿清单。

这也让我不禁问自己:我呢?

6453,3546

回到家后,佩妮开始刺绣,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顺便拿出黄色便签本浏览事项提示和明天的行程。长久以来第一次……本子上一片空白。

我们坐在客厅看晚间11点新闻,但我的思绪却飘远了,它飘向远方,到处游荡,来来去去,在时间中穿梭。这和最近的感觉很像。

小时候,我愿意花大把的时间四处走动。不知为何,我想起了我的爷爷邦普·奈特(Bump Knight)。他一无所有,一穷二白。但爷爷还是通过省吃俭用,买下了一辆崭新的福特T型小汽车,他用这辆车载着妻子和5个孩子从明尼苏达州温尼贝格(Winnebago)一路经过科罗拉多州,最终到了俄勒冈州。他告诉我,他连驾照都没有,就是跳上车就开走了。汽车咔哒咔哒地开到了落基山下,车前盖一直在震动,爷爷一直骂骂咧咧的。“咳,咳!你这个狗娘养的!”这个故事我从爷爷、叔叔、姑姑及堂兄弟的口中听到过很多次了,我感觉好像身临其境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样。

邦普后来买了一辆小卡车,他喜欢让孙子孙女们坐在后面,载着我们去镇上玩耍。在路上,他经常在萨瑟琳面包店停一下,给我们买上一打撒满糖霜的甜甜圈,每人一个。只需要抬头看看蓝色天空或者白色天花板(或者任何空白屏幕),我就会想到自己在爷爷的车厢上晃着脚丫、舔着热甜甜圈上的糖霜的情形,仿佛会感觉到清新的绿风拂过我的脸庞。如果没有这种感觉、这种安定满足的感觉,我还会冒这么大的风险,还会如此勇敢地让企业走在安全和灾难的边缘吗?我觉得肯定不会的。

40年后,我已从耐克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上卸任,并把公司交给得力助手来管理;公司现在发展良好。我们2006年的销售额是160亿美元(阿迪达斯是100亿美元,但是谁在乎呢)。我们的鞋子和衣服在全球5 000家商店出售,我们有10 000名员工。我们仅在中国上海运营的店铺就有700家(现在,我们的第二大市场中国大陆已经成为我们最大的鞋产地,我想1980年对中国大陆的访问终于获得了回报)。

我们位于比弗顿的全球总部有5 000名员工,地处伊甸园般的园区中,它是81公顷丛林茂盛的林地,有溪流从中穿过,原始的球场点缀其中。各幢大楼都以为我们做出重大代言的人命名,例如琼·贝努瓦·萨缪尔森(Joan Benoit Samuelson)、肯·小葛瑞菲(Ken Griffey Jr.)、米娅·哈姆(Mia Hamm)、泰格·伍兹、丹·福茨、杰瑞·赖斯(Jerry Rice)、史蒂夫·普雷方丹,他们都扩大了我们的知名度。

作为董事长,我大部分时间依然要去办公室。我向四周看了看这些大楼,看到的不是大楼,而是一座座坟墓。如果你愿意的话,每幢大楼都可以看作一座坟墓。我常常想起24岁时的那次重要旅行。我想起自己站在雅典高处,凝视着帕特农神庙,总会感觉到时间流淌的痕迹。

在园区建筑之间,沿着园区走道的两边,挂着几个巨大的横幅,上面有超级运动员的动态照片,他们使耐克的内涵远远超过了一个品牌。

乔丹(Jordan)。

科比(Kobe)。

泰格(Tiger)。

又一次,我忍不住想起了以前去世界各地的旅行。

约旦河(River Jordan)。

神秘的神户(Kobe)。

鬼冢的第一次会议,向高管们申请鬼冢虎(Tiger)的销售权。

这些难道都是巧合吗?

我想到了耐克在世界各地数不清的办公室。不论在哪一国家,每一间办公室,电话号码都是以6453结尾,因为在键盘上这4个数字可以拼出NIKE。更巧的是,从右到左3546在键盘上可以拼出普雷方丹在一英里赛跑中的最好成绩3′54.6″,精确到0.1秒。

虽然我说这很偶然,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我可不可以把某些偶然不仅仅看作巧合呢?如果我想,我希望宇宙或者母体程序一直推着我,对我窃窃私语,或者只是和我一起玩耍,我会得到宽恕吗?除了在俄勒冈一个山洞内发现了一双9 000年前的凉鞋,其他的事情真的算侥幸吗?

难道真的和1938年我出生时发现的那双9 000年前的凉鞋无关吗?

72精神

每当我开车穿过耐克园区内以耐克创始人命名的主要街道的交叉口时,我总会感到一阵激动,像打了一剂肾上腺素一样。每一天前门的保安都会给游客们指相同的方向:你应该沿着鲍尔曼路一直开到海斯路……我还非常喜欢去园区中心的绿洲,即日商岩井日本花园散步。从某种程度上看,我们的园区就是耐克发展历史和成长的地图;换句话说,这里是我一生的写照。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里也是人类重要情感的生动表达,也许重要情感中仅次于爱的就是感激。

耐克最年轻的员工好像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充分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非常关心街道和大楼上的那些名字,以及那些过去的日子。就像马修求着我给他讲睡前故事一样,这些员工也嚷着要听听公司以前的故事。当伍德尔或约翰逊来访的时候,他们会聚集到会议室。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讨论小组、一个信息智库来保存那些创新的最初灵感。他们称自己为72精神,这种精神也牢固地位于我的心中,填满了我整个心房。

不只是我们内部的年轻人非常尊重公司的发展历史。2005年7月份某项赛事举行期间(具体的名称我忘了),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想和我私下聊一下。

“菲尔,能和你聊一会儿吗?”

“当然可以。”

“我刚开始和你们签约的时候,”他说,“我不大了解耐克的历史,所以我专门研究了一下。”

“哦?”

“你是创始人。”

“联合合伙人。是的,这一点让很多人大为吃惊。”

“耐克诞生于1972年。”

“呃,诞生——?我想,应该没错。”

“对,所以我去找我的手表商,让他们帮我弄到了一块1972年的劳力士表。”

他把手表递给我,表上刻着:感谢给我这次机会。

和往常一样,我什么都没说,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和机会没有多大关系。他已经非常接近真相了。但是,在人群中寻求机会,这一点他说得没错。你也可以说,这是一切的关键。

我们做到了

我起身去厨房,又倒了一杯红酒。坐回到我的躺椅上,我看着佩妮绣花边,脑海中的影像开始翻滚得越来越快,好像我也在为记忆绣花边一样。

我看到皮特·桑普拉斯(Pete Sampras)在一届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中战胜每一位对手。等到最后一分后,他把球拍朝着看台上我的方向扔了过来(他扔过了,砸到了我后面的人,但是谁又会在意呢)!

我看到皮特的对手安德鲁·阿加西(Andre Agassi)赢得了美国网球公开赛,他在最后一轮比赛后毫无预兆地来到我的包厢里,满眼泪水地说:“我们做到了,菲尔!”

我们?

当泰格在奥古斯塔球场(或是圣安德鲁斯球场?)完成了最后的击球入洞后,我面带微笑。泰格拥抱了我,停留了好几十秒,比我预期的要长很多。

我把思绪转移到我和泰格、博·杰克逊(Bo Jackson)、迈克尔·乔丹的那些私密时光。在迈克尔芝加哥的房子里,我拿起客房床边的电话,发现电话那头有个声音:”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原来是客房服务。客房服务热情诚恳、全天在线,可以为你提供想要的所有服务。

我放下电话,嘴巴还张着。

他们就像儿子、兄弟和家人一样。泰格的父亲厄尔(Earl)去世时,堪萨斯州的教会葬礼只有不到100个人参加,我很骄傲自己也在其中。当乔丹的父亲被杀害后,我飞到北卡罗来纳州参加葬礼,很惊讶地发现竟然我的座位在第一排。

当然,这些又让我回想到了马修。

我想起他花了很长时间艰难地寻找意义、寻找认同。对我来说,他的寻求过程常常看起来非常熟悉,虽然马修没有我的运气、我的专注,或者我们的不安全感。也许如果他有更多的不安全感的话……

为了找寻自我,马修从大学辍学。他敢于尝试,玩乐、叛逆、争论、逃避,但是都没什么用。最后,在2000年,他似乎很享受作为一个丈夫、父亲和慈善家的感觉。他参与建设了萨尔瓦多(中美洲)的“我家就是你家”项目(Mi Casa, Su Casa),这是一座为孤儿修建的慈善建筑。一次,他去萨尔瓦多,经过几天让人辛苦却满足的工作后,他打算放松一下自己。他和两个朋友开车去了深水湖伊洛潘戈(Ilopango),戴着水肺潜水。

不知为何,马修想知道自己可以潜多深。他决定冒一下险,而这个风险是他那冒险成瘾的父亲都绝不会尝试的。

在约46米水深的地方发生了某种故障,我的儿子失去了意识。

第二天早上,这个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网络、广播、报纸、电视都在报道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佩妮和我拉上了百叶窗,锁上了门,与外界切断了联系。但是不久之后,我们的侄女布兰妮(Britney)搬来和我们一起住。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是布兰妮拯救了我们的生命。

每一位耐克运动员都给我们写信、发邮件和打电话,每个人都联系了我们。但是第一个联系我们的是泰格,早晨7点半他就打来电话了。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绝不会允许任何人在我面前说泰格的坏话。

另外一位比较早打来电话的是阿尔贝托·萨拉查(Alberto Salazar),他连续三次穿着耐克鞋赢得纽约市马拉松比赛,是一名非常有竞争力的长跑运动员。一直以来我非常喜欢他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关心。

我一直在想电影《遗愿清单》中的一句台词:“你在衡量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衡量你。”我忘了是尼科尔森还是弗里曼说的了。这句台词说得很对,非常对。正是这句话让我去了东京,去了日商岩井的办公室,我不久前还拜访过那里。电话响了。“找你的。”日本前台说道。他把电话递给我。电话那头是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Johnson),他曾三次获得金牌,是200米和400米短跑比赛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他取得这些成就时,穿的都是耐克。他当时恰好也在东京。“我们一起吃个晚饭?”他问。

我有点受宠若惊。但是我告诉他不行,因为日商岩井要宴请我。我邀请他一起参加晚宴。几个小时后,我们一起坐在地板上,桌子上放着日本涮锅,用日本米酒一杯接一杯地互相敬酒。我们大笑、欢呼、碰杯,有某种东西在我们之间穿过,与我和大多数共事的运动员之间的一样,一种移情,一种友情,一种人脉。它非常短暂,但是经常发生,我知道这就是我1962年环游世界时想找寻的东西。

忘记自己才能真正看清自己。我家就是你家。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模子或形式的统一,这就是我所见过的每个人都在追求的。

我想起那些没有走这么远的人。鲍尔曼于1999年圣诞前夜在化石镇过世。他已经回到了故乡,这也和我们一直想的一样。他仍然拥有校园山上原来的房子,但是他决定放弃那里,搬去和鲍尔曼夫人一起住在化石镇的养老院。他需要回到开始的地方,他曾经告诉过别人这一点吗?或者他一直把这个想法埋藏在了心里?

我记得上大二的时候,我们学校和华盛顿州立大学在普尔曼(Pullman)有场对抗赛。鲍尔曼让大巴车司机绕道化石镇,以便可以向我们炫耀。当我听到他躺在床上长眠不醒时,立刻就会想起大二时的事情。

这个消息是贾卡打电话告诉我的。我当时正在看报纸,圣诞树一闪一闪的。人很奇怪总会把某些时刻的细枝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拿着电话突然像窒息了一样。“我一会儿再打给你。”然后我走到楼上的小书斋,打开所有的灯,闭上眼睛,脑海中回放着无数个画面,包括很久之前在都市大酒店的那次午餐。

成交?

成交。

过了整整一个小时,我才下楼。那个晚上我没有用面巾纸,而是把一条毛巾搭在肩膀上。这个举动是我从另外一位挚爱的教练约翰·汤姆逊身上学会的。

1993年,斯特拉瑟也突然因为心脏病复发过世了。他还如此年轻,真是一个悲剧。更糟糕的是,我们之前闹翻了。斯特拉瑟帮助我们签下了乔丹,帮助我们创立了乔丹这个品牌,并为鲁迪的气垫鞋四处奔波。乔丹气垫鞋改变了耐克,把我们提升到了新高度,但是这也让斯特拉瑟有所改变。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听命于任何人,也包括我,特别是我。我们发生了好几次冲突,最后他辞职了。

如果他只是辞职还好,但他随后去了阿迪达斯。这是让人无法忍受的背叛。我永远不会原谅他(我很开心骄傲地雇用了他的女儿艾弗里。她22岁加盟耐克,专门从事特别活动,据说很有潜力。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公司名录上,我感到很幸运、很开心)。我希望能和斯特拉瑟在他死之前冰释前嫌,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我们都生来就有很强的竞争意识,我们都不太擅长宽恕。对于我俩来说,背叛就好比加强版的氪星石一样。

当耐克的海外工厂(即所谓的“血汗工厂”)出现了各种状况时,我感觉到了相同的背叛感。记者说一家工厂的工人很不满,但是却从不提工厂的现状要比刚和我们合作时好许多。这些记者也不提我们与工厂合作做了多少努力,为的是让工厂更加安全、整洁。他们不会说这些工厂根本不属于我们,我们只是租了场地,是很多承租人中的一个。这些记者只是做了简单的调查,然后发现一位工人在抱怨环境,他们就利用那位工人来诽谤我们,而且只有我们,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可以获得巨大的关注。

当然,我对危机的处理只会让它更糟。一旦我感到气愤、受伤,我常常用自以为是、狂怒暴躁来应对。在某种程度上,我自己也知道我的反应非常不利于解决事情,而且常常适得其反,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当你自认为在创造工作机会,帮助贫穷国家实现现代化,让运动员能够创造辉煌,某天醒来却发现有人在你家乡的零售旗舰店外焚烧你的肖像,这个时候想要保持平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公司的反应和我一样,非常情绪化。每个人都晕晕乎乎的。深夜,你会看到比弗顿总部所有灯都打开了,在很多会议室和办公室里正在上演真诚的自我反省。我们知道多数指责都是不公正的,耐克并不是真正的犯人,它只是一个象征、一只替罪羊。然而,这些都无关紧要了。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告诉自己:我们必须要做得更好!

然后我们告诉全世界:等着瞧吧,我们会让我们的工厂成为大家的光辉榜样。

丛林中的能手

我们做到了。在虚假报道和骇人听闻的揭露之后的10年内,我们已经利用这次危机彻底改造了整个公司。

例如,制鞋厂工作条件最差的部分就是橡胶房,也就是把鞋帮和鞋底粘在一起的地方。那里散发的废气让人喘不上气,具有毒性,而且还会致癌。我们发明了一种不会产生废气的水性黏合剂,从而消除了空气中97%的致癌物质。我们把这项发明分享给了我们的竞争对手,给了所有需要的人。

他们都用了这项技术,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在用这项技术。

这只是许许多多例子中的一个。

我们已经从改革的众矢之的变成了工厂改革运动的主力队员。今天,这些工厂让我们的产品跻身世界前列。联合国一位官员最近这样说道:“耐克是我们衡量服装公司的黄金标准。”

“血汗工厂”危机还衍生出了“女孩效应”。耐克付出了巨大心血来打破世界最荒凉地区贫穷的世代循环。与联合国、其他公司和政府合作者一起,大家计划投入数千万美元用于一项明智但艰难的全球运动,让年轻女孩能够接受教育、改善生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更别提我们的内心,都告诉我们在很多国家年轻女孩在经济方面最容易处于弱势的地位,这是经过人口统计学仔细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因此,帮助她们就是帮助所有人。无论是努力结束埃塞俄比亚的童婚,或者在尼日利亚为年轻女孩打造安全空间,还是开办一家杂志和广播节目,向年轻的卢旺达人传播强有力而鼓舞人心的消息,“女孩效应”正在改变上百万人的生活。我每年、每月、每天最好的时光,就是从活动前线收到热情洋溢的捷报的时候。

我愿意做任何事来回到过去,重新做出不同的决定,那些可能会避免“血汗工厂”危机爆发的决定。但是我不否认,这场危机在耐克内部和外部都引发了不可思议的改变。对于这一点,我必须心怀感激。

当然,工资的问题一直都存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人的工资相较于美国人来说低得不可思议,这一点我理解。但是,我们在每个国家和经济体的范围和体系内运营,所以不能随心所欲地付薪水。在某一个国家,这里就不具体说哪里了,当我们想提高工资时,却受到了斥责,被传唤到某政府高官的办公室,要求我们停止。我们破坏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系统,高官说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他坚持道,也是不合理的,制鞋工人的工资竟然比医师的要高。

变化来得总比我们想得要快。

我不断回想起20世纪60年代环游世界时看到的贫穷景象。我那个时候就知道解决贫困的唯一办法就是初级工作,提供很多初级工作。这个理论并不是我自创的,而是我从俄勒冈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所有经济学教授那里听说的,随后我看到和读到的一切都很好地支持了这个理论。国际贸易总会让贸易双方都受益。

从这些经济学教授那里听到的另一句古老箴言就是:“当货物不会穿过国际边界时,战争也就不远了。”虽然我一直将生意场视作没有硝烟的战场,但是它同时也是阻挡真实战争的完美壁垒。贸易是共存合作的途径。和平是以繁荣为基础的。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因为越南战争有些忧心忡忡,却还是想某一天能在胡志明市内或附近开工厂。

1997年,我们已经开了4家。

我非常自豪。当我得知越南政府把我们评为本国外汇五大创造者之一后,我感觉需要去越南一趟了。

多么痛苦的一趟旅行。我不知道是否能够正确对待自己对越南战争的深度憎恨,直到停战25年后又回到这里,直到我与曾经的敌人开始握手。越南的接待人员亲切地问我们需要些什么,这让我的旅程变得特殊而难忘。我喉咙中像堵了什么东西一样。我对他们说,我不想麻烦他们。

但是他们十分坚持。

好吧,我说道,好吧,我想要见见86岁的武元甲将军,越南的“麦克阿瑟将军”,曾单枪匹马地打败了日本、法国和美国。

接待人员听后有点惊讶,默默盯着我。他们慢慢站起来,说了声抱歉,然后走到一个角落,用越南语疯狂交谈着。

5分钟后,他们回来了。他们说,明天一个小时。

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开始默默倒数距这次重要会面还有多久。武元甲将军进入房间后,我首先注意到他的体型。他是一位杰出的战士,是曾经组织了春节攻势的天才战略家,他还曾经规划了数公里的地下隧道。就是这位历史的巨人,此时正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也许身高约有1.62米。

他非常谦逊,嘴里没有叼着玉米芯烟斗。

我记得他穿着深色西装,和我的很像。我记得他笑起来也和我一样,害羞、模糊不清。但是,他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我曾经在很多伟大的教练、公司领导和精英中的精英身上见过这种自信的光芒。不过,我从来没有在镜子里看到过。

他知道我有问题要问,等着我开口。

我的问题很简单:“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我好像看到他的嘴角微微上扬。微笑?可能吧?

他想了又想。“因为我是丛林中的能手。”他说道。

明年,它们会长高一尺

一想到亚洲,我就常常会想起日商岩井。如果没有日商岩井,没有其前CEO速水优,我们会走向何方呢?耐克上市之后,我和速水先生变得很熟。我们情不自禁地相互吸引:我是他最赚钱的客户,他酷爱的门生;而他也许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

和其他聪明人不一样,他从智慧中获得了平和,而我从这种平和中汲取营养。

20世纪80年代,我每次去东京的时候,速水先生都会邀请我去他热海(Atami)附近的海滨别墅过周末,热海被称为日本的“里维埃拉”(Riviera,南欧一个沿地中海的地区)。我们常常会在星期五晚上坐火车离开东京,路上喝一杯法国白兰地。一个小时内我就会到达伊豆半岛,停下来找家非常棒的餐厅吃晚餐。第二天早上,我们打打高尔夫球,晚上则在他家后院进行日式烧烤。我们会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或者我把我的问题告诉他,他帮我解决。

每次旅行快结束时,我们都会躺在热水浴缸里泡一会儿。我回想起,充满泡沫的洗澡水,还有远处大海拍打海岸的声音。我回想起,凉爽的微风穿过树林,里面有成千上万棵沿海树木,很多品种在俄勒冈的树林都没法发现。我回想起,当我们在讨论上帝的时候,丛林里的乌鸦在远方尖叫着。我向他抱怨生意上的问题。即使公司已经上市,还是面临着很多问题。“我们有很多机会,但是却没时间能找到可以抓住这些机会的管理人员,我们试着从外部招人,但是招来的人都失败了,因为我们的公司文化非常与众不同。”

速水点点头。“看到那些竹子了吗?”他问。

“嗯。”

“明年……你来的时候……它们会长高一尺。”

我注视着,然后恍然大悟。

回到俄勒冈后,我努力培养和扩大现有的管理团队。我让自己慢慢来,用更多耐心,做更多训练和长期计划。我把眼光变得更宽、更长远。这样做真的起作用了。下一次我见到速水的时候,把结果告诉了他。他几乎没有点头,调转了视线。

大约30年前,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开始研究耐克,与其他大学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这给了我很多机会去参观不同的大学,参加令人兴奋的学术讨论,继续学习。走进校园是一件很令人开心的事情,而且也非常振奋人心,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学生比我那个年代更加聪明能干。当然,我还发现他们更加悲观了。有时候他们会沮丧地问我:“美国将走向何方?世界将走向何方?”“有没有年轻的企业家?”或者“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不是注定会给孩子一个更加糟糕的未来?”

我告诉他们1962年我看到的满目疮痍的日本。我告诉他们,瓦砾和废墟从某种程度上造就了速水、伊藤和皇这样的智者。我告诉他们,不管是天然还是人工的未开发资源,都由大自然自己支配,它有很多方法来应对各种危机。我告诉学生,我们能做的就是学习、工作,工作、学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换句话说,我们都要成为丛林中的能手。

我关上灯,走到楼上去睡觉。佩妮的旁边有一本打开的书,她已经迷迷糊糊睡过去了。我们之间相濡以沫的感觉,从初级会计学课程第一天开始的感觉,依然存在。我们之间的冲突和其他人差不多,主要来自如何处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寻找一种平衡,定义“平衡”这个词语。在我们努力尝试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尽力从那些自己最钦佩的运动员身上汲取经验。我们坚持过,也有过压力,总而言之我们成功地维系了这一段关系。

我小心翼翼地钻进被窝,以免吵醒佩妮。我还想起了和我们关系不错的其他人。海斯住在图拉丁谷(Tualatin Valley)的一座农场,他拥有1 000亩高低起伏的土地,并很荒谬地收集了很多辆推土机和其他重型设备(他的最大骄傲和乐趣是约翰迪尔公司JD-450C型收割机,机身颜色是像校车一样的黄色,和一间单卧公寓一样大)。海斯自己有很多健康问题,但是他都用推土机推平了。

伍德尔和他的妻子生活在俄勒冈中部。数年来,他开着自己的私人飞机,如果有人说他没用,就立马向他们竖起中指(毕竟,开私人飞机意味着他不用再担心航空公司弄丢他的轮椅了)。

伍德尔是耐克历史上最会讲故事的人。我最喜欢的自然是我们上市那天的故事。他让他父母都坐下,告诉他们这个消息。“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小声说道。他解释道:“这表示你们最初借给菲尔的8 000美元现在价值160万美元。”他们互相看了看,又望向伍德尔。“我不明白。”他妈妈说道。

如果你对自己儿子为之奋斗的公司都无法信任,你还能信任谁呢?

伍德尔从耐克退休后,成为波特兰港的主管,负责管理所有的河流和机场。一个行动不便的人指挥着所有的交通运转,这非常有趣。他还是一家成功的小啤酒厂的股东和董事,他非常喜欢他的啤酒。

我们一起聚餐的时候,他总会告诉我,自己最大的乐趣和最骄傲的成就就是他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丹。

伍德尔的老对手约翰逊生活在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美国诗人)诗中那样的地方,新罕布什尔州的某片荒野中。他把一个旧谷仓改造成为一座五层的别墅,将其称为“孤独城堡”。他离过两次婚,房间里放了好多把读书椅和好几千本书,他通过详细的卡片目录来记录所有的书籍。每本书都有自己的编号和索引卡,上面写着作者、出版日期、内容简介以及在房间里的具体位置。

当然,在约翰逊周围跳来跳去、跑来跑去的是野生火鸡和花栗鼠,他还给几乎每一只起了名字。他十分了解这些小动物,当某一只冬眠晚了的话,他可以立即告诉你是哪一只。在远处一片草丛茂盛、枫树摇曳的土地上,约翰逊已经建了第二个谷仓,一个神圣的谷仓。他仔细粉刷,涂上油漆,布置家具,在里面装满从他私人图书馆带来的东西,外加在图书馆拍卖时买的二手书籍。他称这个图书乌托邦为“Horders”,而且他让这里一直保持光亮,对外24小时免费开放,为需要地方阅读和思考的人提供场所。

这就是一号全职员工。

在欧洲,有人告诉我有衬衫上写着“杰夫·约翰逊在哪里”,就像在安·兰德(Ayn Rand,俄裔美国女作家,其作品的销量和影响仅次于《圣经》)那句著名的开场白“谁是约翰·高尔特(John Galt)”。答案就是,在他应该在的地方。

当事情不断向前发展的时候,金钱对我们所有人都产生了影响。影响不是很大,而且持续时间也不长,因为我们都没有被金钱控制。但这是金钱的本质,无论你是否拥有,你是否想要,你是否喜欢,金钱都会对你的生活进行定义。我们的任务就是阻止它。

我买了一辆保时捷。我尝试收购洛杉矶快船队(Los Angeles Clippers),了结了与唐纳德·斯特林(Donald Sterling)的官司。无论在室外还是室内,我都戴着太阳镜。有一张我戴着宽边牛仔帽的照片,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什么时候、为了什么而拍的。我需要把所有抛到脑后。甚至佩妮也无法幸免,为了补偿她童年时的不安全感,她外出时常常在钱包里装上几千美元。任何日常用品她都会像买厕纸一样,一次性买上好几百个。

不久之后,我们就恢复正常了。现在我们都不考虑金钱了,把精力放在了更特殊的事业上。我们每年都会捐赠一亿美元,当我们过世后,将会捐出绝大多数财产。

现在,我们在建设俄勒冈大学闪闪发光的新篮球设施建筑,即马修·奈特体育馆。球场半侧的标志将会是马修的名字,做成鸟居门型。从世俗到了圣域……我们还有一个运动场要建设完工了,这个是为了纪念我和佩妮的母亲:洛塔和多特。在入口旁边会坚立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因为母亲是我们的启蒙教练(Because mothers are our first coaches)。

如果我母亲没有阻止足科医生动手术去除我脚上的肉瘤,让我整个赛季都瘸着腿走路的话,谁又会知道事情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或者如果她没有告诉我我能跑得很快,或者如果她没有买第一双Limber Up而让父亲哑口无言呢?

每次回到尤金市,走在俄勒冈大学校园里时,我都会想起母亲。每当我站在海沃德田径场外面,都会想起母亲与我脚上肉瘤的无声比赛。我想起了我们每个人曾经跑过的各种比赛。我倚在栅栏上,看着跑道,聆听风的声音,想起了领结吹到了背后的鲍尔曼,想起了上帝挚爱的普雷方丹。转过身,回头望去,我的心脏在跳动。街道对面是威廉·奈特法学院,一座看起来非常严肃的建筑。没有人在那附近搞怪。

我睡不着,总是想起那部该死的电影《遗愿清单》。躺在黑暗里,我一遍遍问自己,你的遗愿清单是什么?

金字塔?已完成。

喜马拉雅山?已完成。

恒河?已完成。

所以……没有了?

我想起了几件想要做的事情。帮助几所大学改变世界,帮助发现一种癌症的治愈方法。除了这些,我能说出的事似乎并不多,当然也许还有些说不出的愿望。

讲述耐克的故事是很不错的事项。别人也讲过或者试着讲过这个故事,但是他们只了解一半的事实,根本说不到要领。反之亦然。我可能总是带着遗憾开始这个故事或者结束这个故事。糟糕的决定有数百个甚至上千个。我曾经把魔术师约翰逊称为“找不到自己位置的选手,在NBA永远不会成功”。我曾经认为莱恩·利夫(Ryan Leaf)是比培顿·曼宁(Peyton Manning)还要优秀的四分卫。

这些很容易就一笑而过了,其他的遗憾却要深刻得多。岩野辞职后,我没有给他打电话。1996年没有和博·杰克逊续约,还有乔·帕特诺(Joe Paterno)。

我没有成为一位不裁员的好管理者。10年内一共裁员三次,一共涉及1 500人,现在我还对此耿耿于怀。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后悔没有花更多的时间陪我的两个儿子。也许,如果我做到的话,就能够解开马修·奈特的密码了。

但是我知道这个遗憾与我秘密的遗憾存在激烈的冲突,那就是我无法从头再来。

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将所有的事情重来一遍。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希望能和人分享经验,分享其中的起起落落;希望一些年轻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相同的试炼和磨难,也许会受到鼓舞或抚慰,或者得到警醒;希望一些年轻企业家、运动员、画家或者小说家可以得到前进的动力。

这些都来自同样的动力,同一个梦想。

能帮助人们避开一般挫折是很好的事情。我想告诉大家要按下暂停键,花时间努力思考一下要如何度过一生,想要和谁一起度过剩余的40年。我会告诉20岁左右的青年不要因为一份工作、专业甚至职业而安定下来,一定要寻求内心的冲动。即使你不知道其中的含义,也要坚持追寻。如果你追随自己内心的冲动,将会更能忍受疲惫,每一次失望都会成为你的动力,需要攀登的高峰也会变得微不足道起来。

我想要提醒他们,那些破除陈规者、创新者和反叛者后背上都有一个靶子,他们越是成功,就越容易受到别人攻击。这并不是一家之言,而是自然规律。

我还想提醒他们,美国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是企业家的香格里拉。自由企业往往会惹怒那些只会阻挡和反对的巨人们,他们会说这样不行,抱歉,那样也不行。事实一直是如此。企业家们一直被压制,而且寡不敌众。他们需要一直努力奋斗,但是面临的都是前所未有的高山。美国已经变得不像以前那样适合企业家发展了。哈佛商学院最近的研究表明,按照企业家精神对所有国家进行排名,美国排在秘鲁之后。

那些要求企业家永不放弃的人就是一群骗子。有些时候你需要放弃。有些时候知道何时该放弃并重新尝试新事物也是一种天赋。放弃并不意味着停止。永远不要停止。

运气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是的,我要公开承认运气的作用。运动员需要运气,诗人需要运气,做生意也需要运气。努力固然至关重要,智力和决心也很宝贵,但是有时候运气却会决定最终结果。有些人也许不会把这称为运气。他们可能把这个叫作“道”“理”“智”“法”“圣灵”或“上帝”。

这样说吧,就是你越努力,你就越接近“道”。因为没有人曾经清楚定义过何为道,现在我把这个普及给大众。我会告诉你们:相信自己,也要相信命运。不是别人的命运,不是你自己定义的命运,而是在你内心,对命运的自我定义。

我将以什么形式来讲述这一切呢?回忆录?不,回忆录不行。我无法想象,所有这些事情以一种统一的叙述方式写出来会是什么样。

小说也许不错,或者演讲,或者一系列演讲。也许只是一封写给我孙辈的信。

我在黑暗中眯起眼,也许这也是我遗愿清单中的一个?

又一个疯狂想法。

突然间,我的大脑急速运转起来。我需要打电话联系一下相关人员,我需要看些资料。我需要联系上伍德尔。我们需要确认一下约翰逊写的信有没有备份。有好多事要做!在我父母的房子里,现在是我妹妹乔安妮居住的地方的某个角落,肯定有一个箱子装着我环游世界的投影片。

要做的事有很多,要学习的内容也很多,我对自己人生不了解的地方也很多。

现在,我真的睡不着了。我起身,从桌上抓起一本黄色便签本,向客厅走去,坐到躺椅上。

我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月亮,多年前,古代禅宗大师也在相同的月光下得到无忧万物的启示。在这永恒澄澈的月光下,我开始列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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