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岛屿 内陆岛屿 8.0分

《文学报》宋阿曼专访

想好文化
2018-02-06 看过
《文学报》记者袁欢 x 宋阿曼

Q:袁欢
A:宋阿曼


Q:先来谈一谈首部短篇小说集《内陆岛屿》,十二个故事,写的都是人生的幽微之痛、细腻而真实的内心挣扎,你没有给出是与生活和解还是继续抗争的回答。这些小说的创作动机是怎样的?

A:人不可能在持续的混沌中写作,当现实世界的晦暗不明在我身边铺开,我越来越感到对死亡的严肃思考有着积极的紧迫性。人的终极命运是大同的,从我们初次被告知“人都是会死的”开始,自我就在这种紧随的虚无感中逐渐建立了起来。生活和死亡似乎是所有复杂命题的开端,相比死亡的虚幻,生活是一个更艰巨、更无限的神秘体。在我看来,认知死亡是思考生活的必要前提,这部小说集的许多篇目正是在这种认知过程中诞生的,在《越界者》《公孙画梦》《她从谜楼逃散》等小说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其中的人物都在各自的困境中寻求突围。人生中许多不容易被体察的幽微、隐秘之物都潜藏在日常生活流、情感流之下,人们总是在“我之外”的事物上用去过剩的时间与精力,却忘了留出多些时间去认识自己。我以前只想在小说中提出问题,或者给读者指明通向问题的小径,觉得这些问题不该由作者给出答案。但随着创作的进行,在深入探求死亡是什么的前提下,我可以更成熟地去寻求生与活,所以在之后的创作中我会尝试着去提供更多明朗的可能,或者说给出一条疏途。


Q:在这些作品中,你对人生做了诸多思考,尤其婚姻与爱情,你似乎对这类题材有点偏爱?而故事的主角又好像具有相似的精神气质,可能是孤独,可能是期待救赎。

A:在思考上述有关生死冲突的紧张与缓和中,性欲、爱欲和介于二者之间的秩序显得尤为耀眼,这似乎也是许多生存境遇的滥觞。我在写作中的确比较关注人的情感和精神状态,婚姻提供一种最基本的秩序,而处在其中的人(绝大多数人)正是在本能和对本能的克制中显得尤为复杂。无论写何种题材,重点还是落在人物身上,毕竟人是在关系中行走的。你说的比较准确,我通读这些小说时也有相似的感受。独处和沉默是人生活中最朴素的状态,有人安于此,有人不安于此,我笔下的人大多是前一种。


Q:《普通乘客》一篇讲的是被童年原生家庭影响的而无法保有自我的男子的生活。读过的人大多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会用这个题目?

A:之前有几位读者做出自己的解读,都挺有意思的,解释更应该是由读者去做的。我也只能提供一种我自己的理解:这是一种隐喻的表达,男子曾经将“有秘密”的父亲视作自己的敌对面,后来他也用自主的行为将自己放在了自己的敌对面。他曾对父亲深恶痛绝以至于亲手架上导致父母婚姻彻底破产的最后几根稻草,阴错阳差中,作为孩子他眼中难以容忍的事后来竟也发生在自己身上。在命运列车上,他们都是极为平凡的乘客……也许,年少时的他欠父亲一个醒悟和弥补的机会。有个读者曾经说:“可是这一切又无法弥补,就像他妻子的名字一样。”


Q:《午餐后航行》中的何溪、王灿灿和贝姨,三个女人似乎是三种人生选择,再如《领灯》里的云珍。小说中的女性面貌远比男性要清晰得多,能否请你谈一谈你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你在这些角色上寄予了那些思考?

A:任何生存状态下的女人都是值得关爱的,她们带着神性的光晕,她们最接近生活,她们孕育生命,她们在纯粹的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摇曳,女性似乎天然就是文学性的。我喜爱我笔下的女性人物,但在塑造她们时却非常冷静,不同人有着不同命理,有各自的来路和去路。《午餐后航行》中的何溪,她对自己的身体经历了一个从认识到接纳再到反叛的过程,她的独特性使她不属于人群;自由意味着可以放弃自由,她选择爱情并为此限制自己纯粹的欲望,可她在爱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尊严最终还是崩塌了,她由爱欲转向死欲,在最后一刻她宽恕了自己,随后在一个聋哑人弹奏的钢琴声中得到平静与退潮。宽阔、自由、消除成见,这是可能的,要望见,再落笔。


Q:你似乎很在意文字所能形成的画面感。这种画面感也许是电影改编需要的,你对自己的作品改编电影有怎样的期待?

A:我并非格外留意画面,只是在写作中追随我大脑中快速流动的场景,它们常常不可思议的生动、具体,我只要尽可能将它们再现出来。是否能拍成电影我不知道,如果能,我在各方面还都蛮多想法的。


Q:你的语言的第一感觉是一定程度上是诗化的,文字带着朦胧感,从一些意象描写中也可以清晰地窥得。这大概跟你写诗有关,同一题材,面对诗歌和小说两种类型时,你会作何选择?二者又如何相互影响的?

A:诗歌写作对语言的淬炼是存在的,但两者又是各自成全的,并非哪一个对哪一个产生作用。目前而言,我写诗歌和小说是两种思维,我很少用诗歌完整叙事,在小说中很少纯然抒情,似乎也不存在题材选择上的困惑。


Q:在你的第一篇创作谈《要有我,要有人》中你谈到了自己的创作上的一些观点,我将这句话换个说法,“要有人”实际指向的是作家如何处理日常经验;“要有我”则涉及作家如何在作品中呈现“我”的问题,距离这篇创作谈已经过去一年,对这两个问题,是否有一些新的思考?

A:我后来的确对这篇创作谈做过反思,“有人有我”意味着向外、向内的两条探索路径,这种探索一定是越向前,越宽敞,越看清楚自己(更多人)。作品的底色一定是作者的生命底色,好的作家一定是将自己建立起来的,像上面提到的对生活、死亡、欲望、爱等的思考也就是一个“有我”的过程。“要有我”不是指作品中要有作者的经历,而是指要有无形的“我”的在场,即使在一些作者隐匿的作品中也总有某个或某几个人是在表达作者,而这种在场是一种积极的给予姿态,需要下很多写作之外的功夫,这不容易。


Q:年轻作家现在被称为“经验匮乏的一代”,同上一代作家前辈们相比,没有那么壮阔的历史与丰富的现实,你觉得自己或者90后写作者如今处在一个怎样的书写环境中?你如何寻找小说素材?

A:我曾经也为类似“经验匮乏”而感到短暂的悲观,但越写越感到这项活动似乎和你当下身处何种现实关系不是很大。“壮阔的历史和丰富的现实”是很重要,但和这种壮阔与丰富保持距离也很重要,俗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有道理的,用作品去反思历史现实需要时间距离和一些客观的社会条件。再者,写作应更趋于自由和多元,许多写作者放弃书写大的、厚重的现实题材而转向一些细微的、个人化的写作,甚至将写作看作一种“装置艺术”,这是中西现当代艺术流通的可喜之处。换个思路而言,我们非匮乏一代,而正是处在丰富之中。我的小说素材出现得很偶然很碎片,我常被日常生活中的“人性时刻”所吸引,有大体立意之后再顺着事件或某种感觉深究下去。


Q:最后聊一聊自己如何与文学邂逅?如果要设一个目标,请谈一谈以后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作家?

A:我和文学更像是作伴的关系,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阅读给我的充足使我成长为一个健康的儿童。我写作,不算偶然,我觉得或迟或早都会发生的。其实我没有用某种“生涯”来规划过自己,相比以后我更看重此时此刻,我希望此时此刻写下的文字不会在未来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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