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近线文学访谈 x 钱佳楠(转载)

中信大方
2018-02-05 14:15:35

渐近线文学访谈 x 钱佳楠

时间:2018年1月

Q:Wald & Foldii

A: 钱佳楠

钱佳楠,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读于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曾获第34届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组别评审奖,出版有短篇集《人只会老,不会死》,译有《粉红色旅馆》。自2016年起,钱佳楠离开就职数年的高中及生活多年的上海,继前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后再次旅居海外,前往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读书生活。在作家、老师、学生三个角色中不断辗转的钱佳楠,其首部长篇小说《不吃鸡蛋的人》于近期正式上架。新书来临之际,我们也有幸与钱佳楠聊了聊她的近况。(Wald/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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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近线文学访谈 x 钱佳楠

时间:2018年1月

Q:Wald & Foldii

A: 钱佳楠

钱佳楠,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读于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曾获第34届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组别评审奖,出版有短篇集《人只会老,不会死》,译有《粉红色旅馆》。自2016年起,钱佳楠离开就职数年的高中及生活多年的上海,继前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后再次旅居海外,前往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读书生活。在作家、老师、学生三个角色中不断辗转的钱佳楠,其首部长篇小说《不吃鸡蛋的人》于近期正式上架。新书来临之际,我们也有幸与钱佳楠聊了聊她的近况。(Wald/文)

Q: 你经常在微信公号里给匿名的“你”写信,这个“你”是谁,你有没有心目中的理想读者?

A:最初是有这样一个具体的“你”的存在的,为的是让自己可以比较舒放自在地表达一些微妙的情感。现在,这个“你”已变得非常模糊,但是舒适的写作距离已经建立,所以无妨。

我应该有心中的理想读者,但这个人群可能一直在发生变化。年轻时因为争强好胜,理想读者会是年长我不少的大学老师或批评家,很希望得到他们的肯定。而今,我大概更希望通过我的写作寻找与我经历着相同的困境,孤独以及挣扎的友人,在写作和阅读中构建一种遥远但却有力的联系。

Q: 为什么喜欢书信体的形式?

A:可能是生性孤独内向,所以很喜欢写信,觉得唯有信件才能满足自己倾诉的需求。我也喜欢读作家的书信,尤其是情书或者具有情书特质的集子:沈从文的《湘行散记》,王小波的《爱你就像爱生命》,勃朗宁夫妇的信件往来,还有美国南方作家尤多拉·韦尔蒂和侦探小说家罗斯·麦克唐纳长达十多年的通信。

Q: 你从复旦中文系毕业后去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深造,一段时间后你从亚非学院退学,回国工作五年后, 又申请去了美国爱荷华留学。学校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恨在哪,爱又在哪?

A:我一直不喜欢学校,但讽刺的是我又很擅长读书和考试。不喜欢学校是因为那是个非常狭小的世界,但是对于很多从未离开过校园的人而言,那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比如,大学里,会有很多同学为保研之类抢破脑袋,或者觉得延期毕业就是天大的事情,但我好像从来没这么想过,可能是因为我的小学里有不少朋友后来成了街头混混,通过他们看到了那个真实的生猛的社会。所以,我固然喜欢这种安稳的可以浸润于知识的短暂时光,但我同时会提醒自己,这只是一座象牙塔,时间一到,我必须回到真实的世界。

Q: 除了上学,在伦敦做过的最夸张的事情是?

A:大概就是卖画吧。今天听起来好像很浪漫,但当时真的是因为穷困潦倒。英国人办事效率太慢,银行卡迟迟没有批下,我带在身边的汇票用不了,口袋里的现金大概不到50镑。所以我就带着自己的画去找高校学生活动中心的老师,原本想问怎么能申请到街头艺人许可证,但他看了我的画以后,说:我给你一张桌子,你就在这里卖。然后,生意真的不错,基本能供养我的生活。

Q : 记得你讲过自己很讨厌当老师,但最后在上海世界外国语学校当了很长一段时间高中文学老师,并且现在也在继续为外滩教育录制网课。你教的这门IB中文课是一个什么样的课程,它为什么能吸引你去做这个事情,和普通高中的语文课有什么不同?

A:我需要解释一下所谓的“讨厌当老师”,这里有两点,第一,我的厌恶来自于我学生时代对自己所接受的应试教育的憎恨,我不希望自己成为这套理念的维护者;第二,我对这份职业的不喜欢还是在于我认为学校这个场域过于狭小。

但是我很喜欢我在世外教的IB中文课,这是曾经的我无法想象的“奢侈”,可以在中学时代,和同学老师一同研读张爱玲,鲁迅,加缪,马尔克斯等等,所有的诠释没有标准答案,一切以文本为依据,你可以有自己的见解,只要能找到证据来支持。我觉得这是进入文学的正轨,所以我很享受世外的课堂,很享受学生进入IB后发生的改变,也很享受在离开世外后通过外滩教育继续把这一理念带给更多的学生和家长。

Q: 你曾写过毕业后回去看中学语文老师后产生的恐惧,谈到他们很多还是很善良,但他们的知识面和阅读生活似乎已经停止了。对那些中文系毕业后去当了中学语文老师,但扔想拓宽自己生活可能性的同学有什么建议?

A:其实无论从事什么,最后都会面临生活圈的狭窄(我想,可能唯一能够例外的职业是记者),作为写作者,生活的狭隘必然导致写作的重复。我一直在摸索要如何突破这个困境,所以我会去做一些采访,自己的或者与媒体合作的,旅行应该也是个办法(虽然我怀疑那种纯粹吃喝玩乐踩景点的旅行能有多大帮助),我还会关注一些在地的实践活动,定海桥的艺术实践帮了我很多。而后,发现这些都没有带给我足够的改变,我只能离开上海。

Q: 通常认为,如果一个人写的书卖得足够好,是不必去学校里当文学老师来养活自己的。但在国外不仅普通作家,很多著名作家如玛丽莲·罗宾森,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等都曾长期在学校里教书。对你而言教书和自己的写作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A:我觉得这个“通常认为“是不现实的,如果是严肃作家,没有其他工作扶持,几乎是很难生存的。美国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才有了各种文学基金,大学驻校项目供养作家的传统。目前我也在教本科生文学写作,但我希望自己的未来不会是个被大学圈养的作家。应该这么说,我很愿意分享自己的心得,但我也更希望自己能够不停地挑战自我和探索自我,即便是教学,如果老师能有更多的经历,才能带给学生更多的启迪。

Q: 之前你在上海开展定海桥故事创作班,这是一个什么计划,而做这个计划的初衷是什么呢?实践的状况怎么样?

A:如果问我最想念上海什么?我想是定海桥的艺术实践项目。这是由艺术策展人陈韵最初在这个社区设立的艺术展,曾获上海当代艺术馆青年策展人金奖,而后,陈韵几乎凭她一己之力继续租下这个基地,邀请全球各地的艺术实践者来这栋简陋的小楼分享经验,也开放给任何来上海的艺术家发挥他们的创意。

我的故事创作班就是这里面一个微不足道的实践。我原本想聚集定海桥的老人,启发他们写故事,主要是看了秀英奶奶的《胡麻的天空》,希望写作能带给他们晚年精神上的慰藉和鼓舞。但后来和定海桥的在地联络人赵伊人一起挨家挨户地去邀请,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根本不现实。我之前只想到很多老人不识字,后来才发现他们眼睛也不好。所以就变成由老人来说,年轻人来写的活动。虽然是个失败的实践,但我们参与的人还是经历了不少心灵受到冲撞的时刻——如我们的同情心会被“利用”;也发现上海比我们想象中更多元丰富——50年代这里还有我们口中的“红头阿三”给工厂看门!这就是我说的真实的世界,完全没有剧本,不安,多变,但是有趣,我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在这个空间里。

Q: 最喜欢的上海的街道是?

A:我最喜欢的还是作协附近,陕西南路,巨鹿路一带。每次回上海,我都会沿着陕西南路一直走,走过黄陂南路,走到人民广场。我也不买东西,就是凑在这熙攘的人群里,感受着浓浓的烟火气。

Q: 如果“上海”是一个人,你会怎样形容他/她?

A:我觉得王家卫已经把上海“人化”成一个经典了,不是《花样年华》里的张曼玉,而是他几部电影里都出现的那个也穿旗袍,操一口老派上海话的中年阿姨,那也是我的上海——优雅,温情,也有一点十三点。我更觉得上海是个婀娜的女子。但如果是男子,我会想象他是个裁缝,是《爱神》里王家卫片段《手》中的张震(虽然我知道那是老香港的故事)。

Q: 有哪些喜欢的上海本土作家?

A:金宇澄,夏商,王安忆,年轻一代的作家中我特别敬佩我的学姐张怡微

Q : 你曾提到自己中学时根本没想过以后会跟文学扯上关系。那第一次被文学触动大概是什么时候?因为哪几部作品?大学时代开始创作以及决定继续写作分别是因为什么契机?

A:我写作不是因为作品的触动,而是生活的触动。在我大学二年级那年,我敬爱的祖父辞世,在那个过程中我目睹了种种荒诞的人生场景,家人对陪伴祖父这件事感到疲惫,我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他们渴望祖父早点死掉,丧礼上那些我从没见过的远亲哭得比谁都夸张……我把这些故事写成了最初的集子《西村外》,在复旦拿了个文学奖。而此后,写作一直是我用来质疑(你也可以说逃避)生活中光怪陆离的方式。

Q: 现在无论什么东西,都讲究“野生”,世界对于作家的期许似乎也不例外。“野生”在某种理解里可能是指一种原生的属性和状态,它只能自由顽固的生长,不能被外界篡改。之所以选择写作,而不是其他,每个作者一定多少都有自己“野生”的原因,你觉得自己身上不能被篡改的东西是什么?

A:这是个好问题,但是我身上没有不能被篡改的东西。我理解的“野生”更多不是自己身上的特质,而是不服规训。

Q: “野生”的对立面也许是指体制,指享受福利或接受训练。在中文语境里,“作协”或“作家班”这些词汇似乎形成了一种标签和话语,好像“一…就...”啦,你怎么看这种话语的形成?从穷学生,到上海作协的签约作家,到美国著名作家班的成员,身份的标签有没有带给你的写作生活带来过困扰?此外,每个国家都有类似于作协的机构,很多外国作者的书上也都会写着“感谢xxx作协奖金fellowship的资助”。我比较好奇加入中国的作协,除了我们熟知的吃吃喝喝,作为作者你从作协得到了什么样的帮助?

A:中国的作协和西方的同类机构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作协沿袭的是前苏联的传统,作协和文联都是政府部门,而西方则不是。回到所谓“享受福利”和“接受训练”的问题。首先,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作家,无论在任何地方,也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很难依靠写作为生的(写畅销作品的除外),所以,这些资助显得非常有必要。其实过去也是,多数音乐家,画家都需依靠贵族的供养。再说作家班的“接受训练”,在美国,创意写作是个传统,几乎所有作家都有在作家工作坊学习的经历。所以,我觉得这些体制的存在本身无可厚非。大家非议的点或许在于这些作家是否最后会被“规训”,这也是我之前所说的,会有部分作家就此完全生活在高校内部或协会内部,失去了和更广大世界的联系——他笔下的群体永远是作家,教师和知识分子。

我不会过多受到标签的困扰——星座也是标签,我们生活在彼此用标签互认的时代——但我只是希望有了这些扶持,我可以更勇敢去尝试新的道路,而非安逸于“舒适区”。一个作家最后还是靠作品说话,如果这套话语最终在这个作家身上适用,那我会视其为对这个作家的批评和鞭策。

Q: 作为一个已经较成熟的中文作者,是什么使你决定出国,读写作项目并用英文创作呢?

A:主要是因为生活的闭塞和狭小。我有稳定的工作,我很少离开上海,如果不结婚,我的父母甚至不允许我独自搬出去住,我可以预测到自己20年后的生活可能还是和眼前一样——这是很恐怖的一幕。所以,我知道,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打破自己过往生活的当口。既然决定“彻底打破”,那么离开自己的国家,甚至离开自己的语言,或许才能迫使自己“重生”。

Q: 你能讲讲爱荷华写作班上的同学都是怎样的人吗?年龄、种族分布,以及他们都是全职作者,还是也会有各种职业?

A:每一届都不太一样。但是自从Sam Chang执掌爱荷华项目之后,工作坊比较diverse,会有不少少数族裔,也偶有我这样的外国人,年龄上,既有刚从本科毕业的学生,也有已经四五十岁的同学拖家带口来的人。职业也不能一概而论,自由撰稿人自然居多,但也有不少是曾经在商界或者媒体打拼多年想要寻求改变的人。

Q: 爱荷华的写作MFA上课的形式是怎样的?MFA和MA,PHD有什么区别?

A:我们没有MA和PHD,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区别。爱荷华作家项目的最大好处是懒散,只有每周一次的讨论彼此作品的工作坊课是必须参加的,其他课都可以自行决定去或者不去,甚至修或者不修。其实主要是提供给有志写作的人至少两年时间,让你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写作。

Q: 这两年里你都选了哪些课,老师是怎样的? 你觉得决定一门课收获大不大的因素有哪些?

A:我们会有一些seminar,我有时候会去,就是一同阅读一些作品,然后讨论这些作品中值得注意和借鉴的地方。我也有去旁听本科生的美国历史课,有去上非虚构MFA的研讨课。但让我收获最大的还是翻译课。我刚开始做翻译的时候,以为要贴紧原文才能保证对中文的“忠诚”,但后来才从一个个字词的选择和推敲中懂得两种语言don’t function in the same way,很多时候I need to move away in order to get closer.

Q: 帮感兴趣的读者问一句,申请国外的写作MFA容易吗,录取的依据主要是什么?你当时做了些什么准备?以及,在国外读写作MFA一年需要花多少钱?

A:不容易,说实话,当时我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录取。准备就是留学寻常的准备,文书,标准化考试,还有申请作品。对于MFA,和所有艺术项目一样,最重要的是你的sample writing,也就是你的作品。

我知道有很多项目是收钱的,但是我所在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坊不需要花钱,学费全免,会提供生活费,在这个相对生活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可以衣食无忧。其他学校我不知道,我当时择校的一大前提就是自己不掏钱。

Q: 到目前为止,你在workshop里有遇到过什么因文化背景不同,而没法得到很好的沟通或理解的问题吗?

A:没有碰到无法解决或沟通的问题,但只是感到中西方的审美取向很不同。美国人喜欢冲突,他们眼中的饱满的人物必须要自己能做出选择,行动,回应,但是我从自己非常东方的审美看来,冲突常常很廉价,因为日常生活中直接的对抗很少,更多是潜在的风暴,不回应,不行动的人也可以是饱满的,因为很多人就是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的——这是美国人无法理解的。但其实没关系,你永远可以选择不接受他人的建议。

Q: 之前在高中开的课算是文学课,现在你在爱荷华也给本科生开写作课。大概都讲了什么?

A:就说爱荷华的课吧。就是创意写作,面向非英语母语的本科生,3个学分。我的课大概会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会给5-10分钟的微讲座,给一些英语写作的指导,比如如何通过选择恰当的动词来避免使用副词;第二部分我会和学生一起讨论前一周布置的阅读作业,阅读量不轻,大概每周有两到三个短篇,会有一个主题,比如我们会专门讨论小说如何结尾,如何选择叙事角度之类,这个过程中我时而会加一些游戏,给学生一个删去结尾的故事,让他们写,然后讨论他们写作时候考虑哪些因素;第三部分就是workshop,每周我们会一起看其中两到三位学生的作品,然后给出具体的反馈,我会给每个作者写信。

Q: 你觉得在使用不同的语言里,会有不同的人格吗?

会,完全不同。我在中文里更多是个上海女性的声音,但在英语里可能是因为这是新的语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尝试,所以我会写很多过去从来不会尝试的题材,也可以很大胆地写性,看过我第一个英语小说的朋友会说:“你怎么到英语里变成了莫言?”但这个英语人格的好处是她还是个孩子,很不稳定,有无限的可能,在这种意义上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Q: 用英语写小说时,你是怎么解决register和tone的问题的?

我在公号里写这个问题:第18封信|登山的人,不问峰顶在哪儿

Q: 有没有过写不下去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

A:我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只有写不出来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大概是阅读,足够的输入才能产生输出。

Q: 自己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写作习惯?

A:我很麻烦的事情到现在为止还是会想一口气把小说写完,所以我的小说结尾常常会出问题,你可以感到我就是想快点收尾。我尽量在改,但是收效甚微。

Q: 最近你在《Shanghai Literary Review》上发表了你翻译的朱岳的小说,此前你也译过英文小说《粉红色旅馆》,你觉得中翻英和英翻中有什么不同的体验?

A:我现在双向翻译都做。英译中我主要是看到真的很棒的国外的短篇或文论会忍不住介绍给国内,我把这项工作更多看成是“分享我喜欢的东西”,当然我会尽量使我的诠释匹配原作的水准。中译英在“分享我喜欢的东西”这一点是一致的,朱岳是我非常着迷的小说家,而且我也觉得这个当代中国的文学声音是英语世界没有听到的(他们把来自中国的一切都政治化),另外这个过程也在帮助我把英语表达不断臻于完美。

Q: 关于虚构和非虚构讨论非常多,有人说Non-fiction是一种New-Fiction,你到美国之后对非虚构有了什么新的认识?有没有喜欢的非虚构作品?

A:其实所有除小说或诗歌之类的虚构文学而外都是非虚构,这个概念是很大的,历史,学术性散文,都在这个范畴内,而国内可能是因为这个词比较“热”,运用的是一个很狭隘的概念——更多像过去的报告文学。

我很喜欢美国的非虚构,倒不是回忆录之类的,而是科学写作,自然写作,或者异域的记者发回的文化批评。我之前看了一本书叫《树的秘密》,就是探索树之间如何“恋爱”,如何“长寿”之类,把可见的树的外观(如树叶,年轮)转化为树的语言。还有一本书我只是感兴趣,还没看,将一个鸡蛋如何从肯塔基的农场转送到大城市,出现在超市和餐厅里的。我喜欢这些非虚构!最近还读到一本在土耳其生活了八年的美国记者写的Notes on a Foreign Country非常棒,是少有的美国人站在外国人的角度对自身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思。

Q: 你在爱荷华有什么神奇的朋友吗?小镇生活是怎样的?如果可以不考虑任何外界因素,你会选择在大城市生活,还是在小镇生活?你更喜欢安居在一个地方还是不停的去不同的地方?

A:好像没有很神奇的朋友,大概是因为我既没有养宠物,也没有养娃。爱荷华城是大学城,除了日落也没有其他自然风光,所以基本是没有生活。

我仍然是喜欢城市,城市的好处是会看到一个人的轨迹,就是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人基于个人的诉求和各种偶然出现在这里,每个外来者都是有故事的人,也因此城市富于生机。如果不用考虑外界因素,我很想回伦敦——但我对自己许下承诺,我必须以作家的身份回去。我希望自己的生活是可以不断寻找不同的文学驿站,不是两三个月的旅行,而是在每个地方住上一两年。

Q: 你有没有什么会反复读的书?

A:有,曾经身处中文世界的我每年都会读一些自己珍爱的日本文学作品,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迁徙到英语后,目前还在不断汲取新的养分,尚未找到能让我反复读的书——但我的Audible循环播放的是契佛的小说。

Q: 前段时间大家都流行晒18岁的照片,因为最后一批九零后已经成年,也大概是说八零后已经进入中年,新书《不吃鸡蛋的人》算是对过去生活的一种告别吗?如果你能穿越,会给十年前的你说点什么?

A:是的。我知道这个选择很奇怪,已经成长和改变的我出了一本两年前的作品,但是这个作品对我的整个轨迹有决定性意义,这一定是我对过去的告别——是这个告别给了我赶赴新生活的勇气,所以我觉得(或者我希望)它能带给境遇相仿的读者以同样的勇气。这本书也很可能是我对上海题材的告别(至少我希望如此)。我倒没有什么希望对十年前的自己说的,我的人生中没有后悔,也不需要自己的人生重来。

Q: 你提到自己对过去的告别,让我想到《人只会老,不会死》里似乎也有许多对你个人成长经历的呼应。如何看待小说家的自我书写和“与原有身份决裂”式的书写?

A:《人只会老,不会死》不太一样,这是一个我自19岁开始写作到26岁那年的短篇集,所以没有一个有意识的自我书写,事实上,里面还有不少实验小说。

《不吃鸡蛋的人》反而是一个有意识的对成长经历的回望。我不认为自我书写有问题,有可能和重读伍尔夫夫人有关,其实《到灯塔去》等都带有浓烈的自传色彩,我也不认为地域书写有问题,尤多拉·韦尔蒂一直以密西西比为小说实验的容器。所谓的“与原有身份决裂”更多的在于我不满足于自己太贴近现实的层面,太陷于自己闭塞的生活,所以才有这种期望以决裂推进自己改变的尝试。

Q: 就你的体会而言,你觉得当代美国的作家和中国的作家分别会面临些什么不同的考验或压力?

A:其实我觉得两国的作家面临的考验是很相似的,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体制的规训,二是商业的规训。体制的规训我们在这个访谈的前半部分有提到,各种协会,高校等等的圈养,当然美国的这些基金扶持不会干涉你写什么,但是圈养本身就会致使眼界的狭小;商业的规训也是一大问题,尤其在纽约,洛杉矶等地方,作品是有“套现”的诱惑在的——成为畅销书,向非英语国家贩售版权,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作家也有成为“名人”,沉溺于“名利场”的可能,这也是一种可怕的规训——让作家迷失自我。

Q: 有没有想过下一部作品计划写什么?

A:这个真不知道,我连下一部作品会用什么语言写也不知道。但我现在觉得这种不确定性是好事,是无限的可能。

既然朱岳老师已经升我作秃顶会北美分舵主,我要用他的话来激励自己也和所有写作者共勉:“写作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等,这一方法运用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说部之乱》后记)

△《不吃鸡蛋的人》新书选读

术前医生循例要告知家属手术的风险,那个年纪轻轻的住院医师说得好恐怖,碰到左边的神经眼睛要瞎掉,碰到右边要失忆,碰到脑干则要永久性全身瘫痪。他还说,有两套方案,如果第一套方案能成,那就最好不过,万一不行,要开第二刀,开了第二刀,就要打钢钉,这些钉子全是进口的,要多少多少万,周允听了脑袋一片轰鸣。

父亲那边的亲戚都在,她们像一群火烈鸟一样围住周允爸,问他,要这么多钱,你想清楚没有?不动手术,现在还来得及!

周允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幕,大伯母凑得最近,她叫周允爸不要一时冲动,可以再想一想的。最主要,这些钱你有准备吗?

大伯母的父母在郊县的私房前不久动迁,她一人就分得两套半的商品房,她怕因为她手里捏了房子,他们都在想她的钱。

周允看到父亲在犹豫,他的脸上沁出汗来,因为他犹豫,周允更肯定,他和她妈之间是没有爱的。周允预备上前给他一个口令,动手术,签字。她拨开那群火烈鸟,还有一个人和她一同拨开这群火烈鸟,是她的姨妈,她说,不够先问我借,我家还匀得出一些,救人要紧。

于是他的右手才不抖了,签了字。

母亲因为“老朋友”回家休养一周,然后重回到病房里,重新剃头,抽血。病房的人洗牌一样重新换了一波,没有人在乎这里原先住过谁,或者死过谁。床单一换,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新一拨人带来全新的气象,手术都是顺利的,没有听说什么意外,周允母亲说,看来风水还是有讲究的。

她母亲的隔壁床还住着一个十岁的小女孩,他们喊她小青青,她的头被肿瘤撑得异常的大,可她眼睛也好大,扑闪扑闪,喜欢笑,讨人喜欢。她是从江西农村来的,她的父亲每天中午和她一起吃一大盒豇豆拌饭,大家都为他们感到苦,她却笑嘻嘻地说,她最喜欢吃豇豆了。她痛起来会握两个小拳头当榔头使,拼命敲自己的头,可是她似乎不痛的时间多,永远咧着嘴笑,这笑容像湖水一般明净。

她的手术也很顺利,手术做完的第二天,护士来催手术费,她的父亲中午吃过饭后便出去取钱,请他们这些病友的家属帮忙照看他的孩子,他很快就回来。他一直没有回来,十二点刚过就走了,到下午四点还不见回来。旁边开始有人揣测,会不会付不出钱,把孩子索性扔医院里了?他一说,四周的人就开始附和,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他们家不是已经养了个弟弟吗?肯定就是做好这个打算了。

他们说话的声音不响,可已经足够清晰地传进小青青的耳朵里,她坐起来,腰板挺直,像一只獴那样,盯着病房的门口,一有人影进来,她就浑身一紧。四点半了,还没有回来,小青青的脸充着血,可她没有哭。五点,还没有回来,旁边的人说,五点钟了,银行都关门了。她还是盯着门口,没有哭。

五点半,就在谁都以为这个孩子将被抛弃的时候,她父亲回来了,说银行人太多,排了很长时间的队,然后回来的时候又迷了路,问了很多人才找到。小青青一把抱住他,哭了。他或许都不知道小青青嚎啕的真正原因。

周允恨这些说三道四的人,他们为什么偏要说这些话?倘使有一天小青青的爱逐渐变异为恨,都是因为她听了这些话,而这些说三道四的人却无须担责。

新安排的手术日恰好和周允的生日撞在一起,她母亲万万不肯答应,她说这怎么可以,这对周允太过残忍,周允告诉她,不会有事的。

那群火烈鸟隔天就来,来了就唧唧啁唧唧啁叫个没完。大姑妈说,唉哟,你看我对你多好,我给你带了几只猕猴桃,猕猴桃营养好,你不要不舍得,你吃哦。大伯母说,我帮你带好东西来了,海参,很贵的,我自己也舍不得买的,来,你吃。小姑姑说,我帮你熬了点乌骨鸡汤,我一早起来熬的,你看,我多想得到你啊。

呵呵。

周允母亲担心自己过不了这一劫,她在手术前一天硬是要和周允单独出去散个步。她们从华山路走到美丽园再走回来,十指紧扣,她母亲不知怎的,忽然低声对她说:“其实我可能不是你外公的女儿。我可能是我叔父的女儿。也不知怎么回事,叔父在我家住过一阵子,那时候你外公正巧出差。

“一趟你外婆外公吵起来我才知道。填高考志愿表的时候要写父母的名字,我没写。

“后头想起来,六七岁时我回常熟老家,叔父非常宝贝我。回乡下要过一座老陡的拱桥,天下雨,桥上有烂泥,很滑,他提着大包小包,又牵着我,只有一把长柄伞。他就让我撑着伞立在原地别动,他淋雨把东西先拎过桥,搁在那头,再回过来抱我,其实我可以自己走路,但他硬是要抱我过去……”

周允不知道母亲为何要对她说这些,叔父和外公都已经故去了,前脚后脚走的,得的都是肝的毛病。那晚周允走之前,她说,妈舍不得你,妈是十九岁就没了爹,我不希望你也一样。

她还说,妈怕明早来不及,妈先祝你生日快乐。

周允强忍着泪,走出住院大楼外才敢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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