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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活着的记忆

巨木
2018-02-05 看过

撰文/渠魁

2017年10月,当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关于甲骨文这一“天书”离我们到底有多远的疑问。毕竟有太多的人只知文字,而不知甲骨文之于中国汉字、之于中国历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也并不能责怪当下的许多人不了解甲骨文,毕竟在数千年的历史上,甲骨文一直都是被湮没在地下,消失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它的现世并被人知道也不过是100多年前的事情。

相遇:历史的契机

公元前12世纪,商王决定占卜问天事。于是,包括巫觋等宗教人物在内的大量臣子开始忙碌了起来。他们选出南方呈贡上来的龟甲(放置数十年,变得坚硬,亦散去了味道),沿甲桥锯开后,打磨光滑,再在某种液体中浸泡软化,晒干后再凿出一些圆形或细长的凹槽(卜骨的准备工作更加繁复。肩胛骨要被攻治,去掉残存肉渣)。占卜仪式开始了,在商王的监督下,占卜者在凹槽的底部加热,待到在甲骨的另一面制造出细如发丝的裂纹便停止了加热。这一次商王决定不通过“卜人”来解读,他要亲自解读这些裂纹,以得到向祖先问询问题的答案。

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居住在中国北方的人们就最早开始使用动物肩胛骨进行占卜(通过灼烧兽骨并释读其裂痕)。到了商代,这种占卜方式达到巅峰。

占卜仪式结束。“贞人”用铜刀在龟甲上刻下占卜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及答案,涉及筑城、征战、狩猎、巡游等多个方面。商代宫廷有一个档案库,专门收藏这些刻字的甲和骨。商朝亡后,这些档案成为殷墟的一部分被湮没在了地下。

就这样,商王朝精彩的历史消失了3000多年。历史也就这样过了3000多年,没有人知道甲骨文字的存在,一切都在黑暗的土地之下漫漫地等待着。

知道甲骨文的人多少也都听说过一个故事。据说,1899年晚清士人王懿荣患有疟疾,治病的药方中有一味龙骨。一位房客刘鹗(《老残游记》的作者)碰巧看到这些购来的残片中有文字,觉着蹊跷,便告知了王,两人认定这是从未被人所知的古代文字并开始追寻其来历。这样的故事听起来非常具有传奇性,当然也具有相当的流传性。只是这样的故事却终难以让人完全信服,许多老一辈的古文字学家也都不认可这样的说法,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如果是买药,怎么这么巧买来的“龙骨”是完整的,还能看到文字。当然以传奇性的故事拉开认知甲骨文的大幕也未尝不是一种让人喜闻乐见的事情。

虽然发现甲骨文的故事多少有其传奇性,不过在这个的故事中,我们还是可以读到一些其他信息。比如在晚清的时候,甲骨文已经在民间以药方“龙骨”的方式一直在流传着,它的特殊性、神秘性显然会让一些有识之士起疑,大约它也一直等待着一个能认识到其价值的人出现。所以在这样的现实下,我更愿意把甲骨文出现在王懿荣的眼前看作是有人的一次积极尝试,希望它能引起这个学者的重视。

这样解读有一种“蓄谋已久”的意味,或许把“蓄谋已久”换作“渴望”可能是一个更为合适的表达。李济先生在《安阳》这本书中提及,“在乾隆、嘉庆(1736—1820)学风的影响下,中国古文字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急需寻找和研究新材料、新观点的阶段。此时,千余年来《说文》加于中国知识界的桎梏已完全松弛乃至解脱”。所以当一种新鲜事物突然地出现的时候,我想知识界一定是兴奋的,当然也有一些无处可寻的无奈,这相当于人们似乎发现了一种面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途径,却无法向前迈出一步。

当然,这里务必要说一下的是,关于1899年我们与甲骨文相遇的故事,还有许多其他的版本,董作宾就曾经在文字中记下了五个略有不同的故事。无论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关于甲骨文的历史也终于打开。而接下来面要解决的,以及我们所要认识的是:甲骨文从哪里来,如何找到它?为什么找到它又是那样刻不容缓的事情?而它书写的又是哪一个朝代的事情?

考古:时代的使命

甲骨文的出现可谓沉寂环境下的一声响雷。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局面:在一个字卜骨出现的市场上,一个商人正被中国甲骨文的研究者询问其来源,西方古生物学者也向商人打探消息,当然也少不了想趁机捞一笔的盗墓者围拢过来。兴许当时的商人对突然火爆的“龙骨”还有着惊诧之情,他们大概还不知道这“龙骨”是何方宝物吧。不过到了20世纪20年代,也到了无论如何都需要考古挖掘甲骨文的时候了。如果说这是时代的使命,我想也并非夸大之词。

民国初期,现代考古学传入了中国。尤其在1916年,农商部奉政府之命在北京组织了“地质调查所”,这个调查所的首要任务是寻找铁、煤矿床及其他重要金属。但是后来调查工作也逐渐扩大到了古生物学和后来的史前考古。不要小看这一调查所的成立,它意味着当时的知识界已经接受了科学观念,进化理论也已经深入到了他们的意识之中了。

20世纪20年代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关键年代。以年轻的学者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产生了怀疑,他们不仅怀疑“三皇五帝”的存在,还怀疑“三代”的前两代(夏朝、商朝)的存在。早在“疑古派”之前,就有德国考古学者的摩根在其《史前人类》中断言中国文明只能上溯到公元前七八世纪,这与“疑古派”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相合。其时这种学说风头正健。不过甲骨文的出现可以说是以不可辩驳的证据填补了古史的空白,“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万能良药”(张光直语)。尤其到了1928年,中央研究院和它下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以及其后9年的时间里,董作宾、李济先后主持了安阳殷墟的15次挖掘(在一定程度上制止殷墟一带私人任意盗掘的混乱局面),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真正建立。

安阳殷墟挖掘,在小屯发掘12次,在侯家庄西北岗商王陵墓发掘3次,均有重大收获。15次发掘发现了商王宫廷遗址、平民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商王陵墓和较多的一般性墓葬,获得了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玉石器、陶瓷器、骨蚌器等珍贵文物,为探明殷墟布局、为以后的殷商考古和殷商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共有12次发掘获得了带字甲骨,总数达24902片。此时期出土的甲骨文都有明确的坑位和层位记载,并有伴出遗物,因此更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其中第13次发掘到完整的龟甲300多版,而且不少龟甲上刻满了卜辞,其中还见有用毛笔朱色墨书写出的文字(此实乃惊人的发现)。不过,以上所及28500多片在抗战之前发掘的有字甲骨,大都在1949年以前转运到了台湾。

现存在大陆的甲骨文多是1949年之后考古人员新的考古成果,其中以1973年小屯南地考古(发掘出卜骨、卜甲7150片)、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窖藏坑考古挖掘(该坑集中出土甲骨1583片)为主要成就。

源头:文字的信仰

《淮南子》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其意是传说时代的仓颉造字成功,那一天白日竟然下粟如雨,晚上听到鬼哭魂嚎。这当然是非常怪异的事情,却也说明文字的肇始即有着翻天覆地的意义,就像张光直先生所说:“文字记录掌握着统治全世界的秘诀;铭刻文字与其所记载的信息一致,因为自从有了文字,文字本身就是至关重要的交通天地活动的工具。”

我们说甲骨文的出现是一种时代的使然,它在证明商王朝存在之余,更为重要的是它把中国成熟汉字的出现上溯到了商朝。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书造字法甲骨文中都有了,由此我们可以说甲骨文是我们所知的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从王懿荣起的古文字学者在面对甲骨文的时候所采取的释读方法多是利用已知的字形关系来认知甲骨文,这样一种解读方式也说明中国文字内在的延续性,虽然迄今我们所见商代文字与后世字书中相对应的可释字形计约1240个,加上正在同源分化的字形和主要的通假用字,隶释字数达1490个,更多的甲骨文因为时代的变迁已经不可释读,真正地成为了“天书”。

虽然可以解读的文字并不是很多,不过我们依然可以认识到商朝成熟的文字系统、权力系统。尤其商王朝的卜筮也出现了一个掌握书写的“中间人”,当这个“中间人”用铜刀在动物的肩胛骨或龟甲上刻下一个个文字的时候,一方面是在展示着祖先的智慧,另一方面也在展示着属于“中间人”的权力。虽然说,卜筮在中国政治的运作中的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不过书写的传统却传递了下来,尤其传统中国把掌握读书、书写的知识阶层与政治始终保持着契合性,也有着一定的独立性,所以中国的文字书写一直在知识阶层(统治阶级)中存在,也成为民间崇尚的群体,并延续下这种对知识的崇拜,形成书写的传统,乃至是对文字的信仰。

散文家祝勇在《永和九年的那场醉》曾这样阐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历代文人,为什么对一片字纸如此情有独钟,以至于前赴后继地参与到一项重复的工作中?写字,本是一种实用手段,在中国,却成为一种独特的视觉艺术——西方人也讲究文字之美,尤其的古老的羊皮书上,西方字母总是极尽修饰之能势,但他们的书法,与中国人相比,实在是简陋得很,至于日本书法,则完全是从中国学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像中国这样陷入深深的文字崇拜。这种崇拜,通过对《兰亭序》的反复摹写、复制,表现得无以复加。

祝勇这篇美文洋洋洒洒地从多角度解读《兰亭序》,其实无非是想说,文字之于中国人是有着特殊的情节,我们说的对文字的信仰,在祝勇这儿甚至有一种审美的宗教。当然,这种文字的情节,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可寻觅的出处,那就是甲骨文。

记忆:共同的过去

虽然甲骨文并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但却是已知最为成熟的文字。我们且把甲骨文作为成熟文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华文明的土地上,或者把甲骨书写作为一种书写文明的出现的话,那么它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也加快了社会变迁的速度,其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无疑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其后的历史当然就是我们认知更多的周王朝,其中包括被称为“轴心时代”的文化大繁荣时期。

文明的发展,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曾经历过强化文明自身的文化意义的活动。社会学家S.N.艾森斯塔特曾认为“轴心时代”文化的共同特征是把辨别词汇当作文化记忆的关键组织形式。这样的说法对非轴心文明的国家多少是不太合适的,尤其是古埃及,但是之于中国则自始至终都是可行的。比如说,商尚巫,而卜筮之后的书写则意味着神圣仪式的一种完成,也意味着政治权力最后的决定实施,且具有不可置疑的约束力。这应该是从商开始形成的关于汉字书写的精神,甲骨是我们所知成熟文字精神的承载者之一(也包括竹简,可惜没流传下来)。随着时代的变幻,这种承载者也发生着变化,譬如简帛、纸张,甚至网络,不过我们却传承下上古时期文字精神的认同感,或者说是关于文字的文化共同回忆。

而古埃及文化是一个以文字和文献为依托的仪式文化,不过他们拥有准则意义的文献却是刻在神庙中的,由此神庙也就成为了古埃及人用石头构筑的共同记忆。在这样的历史下,在波斯人和马其顿人统治下的历史晚期,当古埃及人面临被掌握统治权的外来文化的同化的危机的时候,他们选择把神庙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所以今天的埃及可以说是一种断裂文化下的不同文明,它没有一个承载文化的仪式或载体,当然也没有了民族的共同记忆,这是属于古埃及的悲哀。

我们再回望古代的中国,商灭,继之而起的周王朝与商截然不同。相传“夏尚忠、商尚质(鬼)、周尚文”,这样的说法看起来讲的是王朝的不同质地,可我们大约可以看出在商与周之间文字所起到的一种隐秘而彰显的关系吧。

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曾经讲述“过去”:“它是一个社会建构物,其本质决定于当下对意义的需求及其参照框架。过去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由文化创造。”中国的文化是有着鲜明特征的文化,如果要在这一文化之中找出我们记忆起点,甲骨文是最合适的存在。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我们需要过去,作为一个拥有成熟且延续的书写文明的国家,它就像一条充满生机的河流,是构成中国与其他文明最为根本差别的存在,我们今天讲述它,当然也是为了让自己在面对自己和世界时找到方向。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学者李凯、北京社科院的青年学者陈光鑫对本文的帮助。本文还参考了李济、李学勤、张光直、王蕴智等多位学者的著述。)

本文刊发于《世界遗产地理》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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