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治的分析与建构》修订版后记

hinterhof
2018-02-03 09:18:57
完成第一版著作时,我曾经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至少可以暂时地离开这个话题。但往后几年的研究和思考,却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理论研究总是与某个具体时代人们的生活和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脱离具体时代的理论研究。哪怕柏拉图的著作,虽然能够产生穿透时空的永恒效力,使得现代人仍然觉得柏拉图并不仅仅是一个古人,而是一个对现代人的情绪和欲望都了若指掌的当代人。但我们要走进柏拉图的世界,了解柏拉图生活和思考的那个时代的事件,仍然是必要的。因此,任何一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行走和思考的人,无论理论的翅膀是多么的雄壮有力,展翅高飞的躯体总是不能离开那片大地的引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那种完全西化的法理学研究的趣味和路径。中国的法理学研究并不能仅仅成为英美法理学、欧陆法理学或者国际法理学研究的某种网状结构的一个支点或者“空间站”,而是必须扎根于这片土地,呼吸这片土地的空气,获取这片土地的历史感,体会到这片土地上所生存的人们的欲望与痛苦,希望与挣扎。这并不是反对阅读和消化西方法理学的经典成果。重点是,我们不能也做不到,完全以西方学者的方式讨论规则与原则,法的开放性与封闭性,法官的自由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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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第一版著作时,我曾经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至少可以暂时地离开这个话题。但往后几年的研究和思考,却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理论研究总是与某个具体时代人们的生活和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脱离具体时代的理论研究。哪怕柏拉图的著作,虽然能够产生穿透时空的永恒效力,使得现代人仍然觉得柏拉图并不仅仅是一个古人,而是一个对现代人的情绪和欲望都了若指掌的当代人。但我们要走进柏拉图的世界,了解柏拉图生活和思考的那个时代的事件,仍然是必要的。因此,任何一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行走和思考的人,无论理论的翅膀是多么的雄壮有力,展翅高飞的躯体总是不能离开那片大地的引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那种完全西化的法理学研究的趣味和路径。中国的法理学研究并不能仅仅成为英美法理学、欧陆法理学或者国际法理学研究的某种网状结构的一个支点或者“空间站”,而是必须扎根于这片土地,呼吸这片土地的空气,获取这片土地的历史感,体会到这片土地上所生存的人们的欲望与痛苦,希望与挣扎。这并不是反对阅读和消化西方法理学的经典成果。重点是,我们不能也做不到,完全以西方学者的方式讨论规则与原则,法的开放性与封闭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无法完全以西方学者的方式,畅言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批评法的封闭性。即便是我们发表了无数的SSCIQ2区以上的论文,中国法学的品质,也永远无法得到真正提升。这永远不是西方法学理论资源参与中国实践的正确的方式。

    真正的问题永远是,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这片土地所生活的人们,以及这片土地上所经历的这个时代。有人以为久远年代流传下来的某个传统可以代表这一切。有人则在某种激情的驱动下从某些眼前的现象中得到了某些判断,以为那就是上述所有的这一切。而真相却是,当我们不了解这片土地所处的整个世界时,我们甚至都无法认识发生这片土地的一切事情。
   
    中国已经进入大规模陌生人群的治理的阶段,这是理解和分析当代中国法治问题的基本现象基础。此种现象基础对中国的法治模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并且更新了我们对法治问题的理解。这也是中国法理学有可能做出世界性贡献的基础,此前西方的人群治理都没有达到如此大规模人群治理的经验。这种大规模的陌生人群的治理,并不仅仅是指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以及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形成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人群的集中居住的模式,同时还具有更深远的内涵和意蕴。一方面,这意味着,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成功地解决长期困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稀缺经济时代,大量的问题都聚焦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问题,因此都可以通过经济的发展得到解决。但是当经济基础的制约被缓解后,当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被满足后,人民群众的需求就开始变得多元起来。需求的多元化带来了利益的多元化问题。从而给国家的治理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也就是说,大规模人群治理的一个新内涵,就是人本身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

    但这还不是中国大规模陌生人群治理问题的全部问题。大规模陌生人群治理的另外一个维度是,对人际交往地理空间限制的根本性突破。传统中国法律治理的经验,更多的偏向于小规模人群治理,强调的是在小型熟悉人群之间纠纷的解决。但大规模陌生人群的治理,向此种小型人群治理的法治经验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例如,传统的法社会学研究关注农村熟悉人群的纠纷解决问题,强调的是法律规则的分散性与差异性,即不同地区法律规则的地方性特征。但在大规模人群治理的社会中,不同地区人群之间,通过抽象的商品经济,被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商品的使用和消费,我与商品生产者、销售者、与商品的生产与销售相关联的保险公司、相关商品质量的监控者、质量标准的制定者等等陌生人之间产生的关系,可能远远超越我居住社区的某个或某些邻居们。我们可能与居住在同一社区的邻居们永远不发生实质性的关系,我们也丝毫不关心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喜好与道德的倾向,但我们会关心我们使用和消费的商品的质量是否达标,是否隐藏着潜在的安全风险。传统的以社区内部纠纷解决为核心的法律并无法承担这样的功能。这需要一种全新的,具备体系性特征的法律来承担此种功能。就此而言,法律系统构成了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世界”的基础架构之一。通过经济改革和全国性的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交通、通讯、互联网等各种基础设施的架构,我们已经生活在此种大型的陌生人社会中。我们的身体虽然局限于某个具体的时空之中,但这些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交通、通讯、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已经将我们之间相互链接起来,并且相互之间形成某种抽象的、肉眼不可见,但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却日益增强的相互关系。

     此种关系的协调必须对法律的功能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从而要求我们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法律观念。因此,法律必须在“纠纷解决”的功能之外,承担起全新的功能。此种全新的功能就是远程陌生人相互信任机制的建立。而要实现此种远程的和抽象的陌生人相互信任的关系,法律就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此种远程的、抽象的陌生人相互之间的双重偶联性问题。只有这个双重偶联性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远程的、抽象的陌生人之间才能够建立起正常的交往关系。

    为了承担和实现这种功能,法律系统内部必须建立起某种程度的体系性和稳定性。法律的地方性因此变成了法律的第二位的特征,而法律的体系性,因此构成了法律的首要特征。这并不是说法律的地方性就不重要了。而是说,地方性必须在尊重体系性的前提下,才是有意义的。那种潜在瓦解法律系统自身体系性的地方性,将是高度危险的,因此会被这个作为至少是全国性的,远程的陌生人社会的基础法律架构所压制和排斥,并且此种压制和排斥是正当的。那些能够通过此种全国性的法律基础架构所吸收和消化的那种地方性,即能够通过法律系统内部的运作,通过法律系统内部语言所表达和转化的地方性法律经验,才是有意义的。而这些地方性法律经验一旦通过法律系统内部的运作,被表达出来,就必然在相当程度被普遍化了。这就是地方性法律经验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可普遍化效果。卢曼用“运作”和“认知”两个层次的区分及其相互关系说明此种“普遍性”与“地方性”的关系问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这就像基于苹果IOS平台建立起来的各种app。不同的app的建立,是为了满足不同群体的功能需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是高度地方性的。但此种高度地方的功能需求满足,必须是基于IOS系统,通过IOS基础平台的代码要求,才能够制造出来。这实际上也改写了地方性的空间意涵。互联网经济的长尾理论,强调小众人群的价值,这里的小众,就是突破了地理空间局限的新型“地方性”。互联网突破了地理空间的地方性,又用自己的方式制造出了新类型的地方性。这对于我们理解法律的普遍性与地方性是非常有帮助的。

    社会转型时期法律的此种功能转变与内部结构的转变,带来的另外一个效果,就是出现了两个层次的法律现象:法律系统内部的关系与法律系统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法律系统内部的关系,着重强调的是对此种全国基础性法律基础架构的日常维护、升级和改造。法律系统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则着重法律系统作为一种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和架构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服务。哈特通过“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的区分,以及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的区分来描述者一点。卢曼则通过系统与环境的区分来揭示这一点。

    本书第一版出版两年以后,笔者曾经参加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的一次名为“抉择与推进:十字路口的法治中国”的研讨会。席间有人笑称,“十字路口”的隐喻,像极了中国法治的现状:我们明明有交通规则,但我们硬是发明了一个中国式的过马路,就是仗着我们人多的优势,冒着生命的危险,不断地向路中央前进,从而三五成串地开辟出一条无视红绿灯的过马路方式。这虽然是个玩笑话,但却非常形象地刻画出了国人的规则意识与我国法治现状的某些重要面向。

    北京市出行高峰期的交通状况及其规则与秩序的生成演化过程,是观察中国法治秩序生成与演化过程的一个极好的案例。笔者从写作本书初稿起,每次交通高峰期乘坐公共交通时都会留心观察周边的人群与秩序,既能够留意到北京市公共交通部门为了应对大规模人群问题而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也发现在经历了长期混乱和压力之后,虽然情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但已经发生了很多有趣的变化。大规模人群并不必然意味着交通的拥堵,东京等超大型城市的交通秩序,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我们仍然无法直接复制这些国际上超大型城市的现成做法。所有这一切,与作者在本书中对中国法治的演变过程所做的很多观察是有类似性的。因此,对于超大型城市交通问题的比较与思考,对于我们观察中国法治的转型,也是很有借鉴与启发意义的。当然,中国的法治转型的问题,要远比中国城市交通问题的改善复杂得多。但我对大规模人群社会中法治的生成和演化,仍然保持同样的乐观态度。

    感谢中国法制出版社的厚爱与鼓励,使本书能够在五年之后修订再版,从而使得我们得以在一个全新的语境中,重新阅读、思考和检验五年之前的若干思考与观察。尤其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侯鹏先生,正是他的督促与高质量的编辑工作,使得本书整体上焕然一新,焕发出某种新鲜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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