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误导了王小波,王小波又误导了谁

低端喵
2018-02-02 看过
王小波年轻的时候,看到一部剧本的一个段落,登时下了这样的决心:“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
 
这个剧本就是萧伯纳的《芭芭拉少校》,后人总结了众多类似于“王小波推荐的xx本外国文学”“影响王小波的xx本书”的书单,都不可避免地把这部戏剧列入其中。这个段落是其中父与子围绕“明辨是非”的辩论。王小波写在《沉默的大多数》序言中的这句话,被后人无数次引用,也被无数次断章取义地误用。
 
读到这个段落的时候,年轻的我也像年轻时的王小波一样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那个段落是这样的:

军火大亨父亲准备给儿子斯蒂芬谋一份差事,斯蒂芬从小受过良好的贵族式教育,上了昂贵的私立贵族中学和剑桥大学。

父亲提出了一大串提议,包括文学、哲学、表演、法律、医学等等,但是斯蒂芬没有一个擅长或者感兴趣的。

父亲气恼地问:那你说你到底爱干什么,擅长什么?斯蒂芬说自己有一样强项,就是“明辨是非”。

父亲被逗乐了:“匪夷所思!没有生意头脑,不懂法律知识,没有艺术细胞又不懂哲学,你却懂是与非,那是世上最难的事,无数哲学家律师商人艺术家都想不明白的事。你可真是个天才!”

儿子辩解说:“明辨是非是任何一个正人君子与生俱来的品质。”

父亲嘲笑道:“他一无所知,却以为自己无所不知,这充分说明,他适合从政。”
 
青年王小波正是看到这个段落之后,发出了“这辈子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的感慨。
 
而我所受到的冲击在于,我并不觉得斯蒂芬值得嘲笑,他只是一个受过良好的通识教育而没有太多实际技能、有强烈的道德感而不屑于父亲发战争财的年轻人。但是父亲的嘲笑又显得那么合情合理,令人羞愧难当。
 
看过王小波的这句评价,看到很多文章引用王的话以证明“明辨是非”的无用和虚伪时,我更加疑惑——明辨是非真的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吗?比起掌握某项技术、拥有某种才能,明辨是非相对地不重要吗?
 
后来我发现,王小波的这句话其实是在很多情境下被断章取义地误用和滥用了。
 
王小波在那句话后面还说了这样一句容易被忽略的话:“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在之后他又说:“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
 
文章的最后一段他写道:

“在萧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谢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话都编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这话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力,他已经不战而胜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
 
他承认自己整本书在做的,都是“明辨是非”的勾当,因为在这个世道中,如果不竭力地去论是非,就不会有自由求取新知和享受乐趣的权利。
 
羽戈在一篇文章《说理者王小波》中指出:“青年王小波受了《芭芭拉少校》的误导,痛下决心,不想做明辨是非的人,后来他改悔了,反其道而行之,以至他所写作的杂文,篇篇都在明辨是非。”我认为羽戈对王小波意思的理解,更完整,更接近他的本意。
 
如果说年轻时的王小波是受了萧翁作品的误导,那么今天,喜欢断章取义地摘抄名人名言,作为座右铭或者加以引用的朋友,又将这种误导传递了下去。
 
我想王小波所表达的对“一无所能而只能明辨是非”的担忧和批评,主要来源于文革记忆。

那种不分青红皂白,自以为掌握宇宙真理,可以轻易评判是非对错的年轻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红卫兵的形象。还记得《三体》里红卫兵小将和叶哲泰的那场关于物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精彩辩论吗?小将们从知识到逻辑被叶教授全面碾压,但是他们有明辨是非的革命觉悟,就有资格举起专政的皮鞭。这种“明辨是非”无疑是灾难。

正所谓,“接受一个伦理的(或宗教的)体系比接受一个真理的(或科学的)体系要容易得多”。凭情绪化的公式来判断是非,比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和科学依据再做判断,要容易得多,也粗暴得多。
 
但是我认为,如果从红卫兵式的明辨是非引申到斯蒂芬式的明辨是非,并且等而化之,就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
 
《芭芭拉少校》中斯蒂芬式的明辨是非,和红卫兵式的明辨是非,是有所不同的。我想为王小波的表述做一些增补。前者应为“一无所能而只能明辨是非”,后者应为“一无所知而能明辨是非”。真正可怕的,是成为“一无所知而能明辨是非”的人。
 
“知”和“能”的区别在于,“能”是具体的职业技能和才能,如剧本中军火商父亲提到的艺术、文学、法律、医学等等,而“知”不一定是“能”。我们提倡的大学的通识教育、常识教育,不正是与职业技能教育相区别的吗?
 
斯蒂芬受过良好的通识和常识教育,所以你不能说他一无所知;而他缺乏职业技能,你可以说他一无所能。

然而像《三体》中的红卫兵小将,问题出在一无所知,缺乏知识和常识,那么所谓的明辨是非就很可能是被强行灌输了一套简单的观念,也就是“洗脑”的结果。
 
明辨是非在“知识”之后,才是安全的。但是和“能”比起来,明辨是非更重要。毕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虽然掌握了不少职业技能,但是由于通识教育的缺失而毫无常识,从而缺乏基本的是非观和判断力。
 
斯蒂芬所受的教育,带给他这样的是非观:人道主义、同情穷人、精英阶层的社会责任感是好的,战争、杀戮、拜金和无底线地圈钱,是坏的。萧翁设置了黑色幽默的结局结——现实让斯蒂芬轻易丢弃了这套是非观。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制造战争的军火商赞助了帮助穷人的事业,而帮助穷人的宗教帮助罪恶的军火商培养听话的工人,是和非之间竟然存在循环的反哺关系。
 
斯蒂芬为什么丢弃了他的是非观?因为他的是非观是僵硬的,没有弹性的,没有自我修复和补充的能力。斯蒂芬的蠢,不是蠢在“明辨是非”,而是蠢在“一成不变”。当看到不符合自己既有观念的事实,就彻底否定自己的观念,而转投到别的信仰门下。人道主义是虚伪的,就转去信仰金钱和战争,难道金钱和战争就不虚伪了吗?这样下去,迟早会变成虚无主义的丧家之犬。
 
也许斯蒂芬让我们登时下的决心,不应该是不做一无所能只能明辨是非的人,而是别那么轻易让自己的是非观屈服于现实吧。
 
王小波说自己论是非“开始得太晚了”。的确,写完那篇文章后一个多月,他就猝然长逝。我想,这是非,他一定还没论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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