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 娱乐至死 8.6分

莫让娱乐“愚”了大众

霍小彪
2018-01-31 22:38:00
1931年阿道司•赫胥黎写著的《美丽新世界》描绘了600年以后的未来:物质生活丰富、科学技术发达,人类的欲望随时随地可得到满足。然而,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将不再自发的阅读书籍、身陷各类真假难辨的信息中无法自拔、痴迷于微不足道的事情……

十余年后,乔治•奥威尔却在他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中持有与赫胥黎不同的看法,甚至袒露了对这个世界深深的担忧:充斥观点与意见的书籍将被禁止、我们获得信息的权利终将被剥夺、真相被隐瞒、文化被禁锢……

显然,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更支持阿道司•赫胥黎的论调。尤其是书中的那句警示危言——“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其威慑力和警醒阅读此书的读者的效果不容小觑。然而,放眼当下,无论是赫胥黎还是奥威尔的观点,作为读者的我,都不能完全的否认和全部的赞同。因为,“预言家”不是万能的,显然他们对于当下的预测似乎只猜对了一部分。

【的确,人们更钟情于他们所热爱的】

尼尔•波兹曼说:“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于是,在本书的第一、二章,作者用大段的论述向我们阐明了以下道理:
①媒介是文化的载体,甚至大多数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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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阿道司•赫胥黎写著的《美丽新世界》描绘了600年以后的未来:物质生活丰富、科学技术发达,人类的欲望随时随地可得到满足。然而,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将不再自发的阅读书籍、身陷各类真假难辨的信息中无法自拔、痴迷于微不足道的事情……

十余年后,乔治•奥威尔却在他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中持有与赫胥黎不同的看法,甚至袒露了对这个世界深深的担忧:充斥观点与意见的书籍将被禁止、我们获得信息的权利终将被剥夺、真相被隐瞒、文化被禁锢……

显然,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更支持阿道司•赫胥黎的论调。尤其是书中的那句警示危言——“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其威慑力和警醒阅读此书的读者的效果不容小觑。然而,放眼当下,无论是赫胥黎还是奥威尔的观点,作为读者的我,都不能完全的否认和全部的赞同。因为,“预言家”不是万能的,显然他们对于当下的预测似乎只猜对了一部分。

【的确,人们更钟情于他们所热爱的】

尼尔•波兹曼说:“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于是,在本书的第一、二章,作者用大段的论述向我们阐明了以下道理:
①媒介是文化的载体,甚至大多数时候媒介的形式、对于文化的传播方式,会对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②当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就会控制某种文化,并由此影响我们对某种文化的认知。例如,我们的语言即媒介,而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世界观”的不同,即,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言结构差异的影响。

的确,如尼尔•波兹曼所言,媒介输出的某种文化左右着人们的认知。就像是电视时代,广告大肆盛行,无论是生活日用品,还是饮品、橡皮糖,我们对这些产品的第一印象,大多来自于电视画面中对他们的描述。例如,在没有使用过“高露洁”时,即便我们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来描述它的好与坏,但如果要达到预防蛀牙的效果,“高露洁”或许可以被消费者考虑在内。毕竟,那句“没有蛀牙”定义了绝大多数人对于“高露洁”的认知。

然而,“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甚至是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这样的结果,真的是媒介衍生、进化的过错吗?真的是电视、微博、微信的过错吗?当然不是,媒介仅仅是载体,并没有应该传播什么、阻断什么的选择权利。这就如同凶手用刀子杀人一样,我们无法指责这是刀的过错,更无法指责这是制刀匠人的过错,因为一把刀的出现,其本质是为了提供生活上的诸多便利,并非伤害。而这把刀最终沦为什么,是“凶器”还是家庭主妇的“得力助手”,更在于拥有它的人的需求。

在没有电视、互联网的时代,人们难道就不追求娱乐了吗?那诗歌、戏曲缘何而来,那小说、戏剧缘何而来?我们不能否认,比起文字,人们更喜欢图片;比起历史,人们更喜欢明星;比起死气沉沉的枯燥论调,人们更热爱那些不用思考就能获取欢愉的东西。所以,娱乐,其实是人的本性使然;更是人的需求所在。尤其是在生活节奏之快的当下,人们更需要娱乐化的东西让压力得以宣泄,让一直焦虑于某件事的注意力得到转移。而媒介的发展,仅仅是为这样的需求提供了更多、更便利的渠道,仅此而已。当然,渠道的低门槛、大众化的确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控制,也会被唯利是图的人所利用,这就会出现书中所说的“过去,人们会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断搜寻信息;但现在,人们却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然而,仅仅因为上述问题,就要干涉人们对于媒介的使用,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尽管,在电视盛行的时代,曾有很多文明国家通过立法限制电视播出的时间,以此来弱化其在大众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但,这似乎又容易陷入另一种极端,运用尼尔•波兹曼的话来讲,“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另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

【然而,人们也有思考和选择的权利】

人比动物高级的地方在于,他们懂得思考与选择。所以,即便是在泛娱乐化、信息爆炸的当下,我始终相信人们仍旧能够在理性的认知中选择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不是;辨别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浮于表面的。因此,比起娱乐让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我更担心的是娱乐变成一种操控大众的手段,没收了公众“知”的权利,彻底的“愚弄”了大众。

赫胥黎的“娱乐占领”论是不带任何目的性的,奥威尔的“文化禁锢”论是没有娱乐参与的。但这两种情况在当下都是无法单独成立的,因为人们是可以在娱乐信息中寻找对自己有意义的,也能通过更多、更便捷的媒介渠道去获取已知的信息,只要他们有这种意愿和倾向。然而,事实上,结合如今发生的诸多事件,显然,娱乐已经成为一种工具。人们对于娱乐的需求成了可被无声无息利用的弱点,轻而易举的就被转移了事件的聚焦点、舆论的大方向。例如,比起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的直接责任人的处理结果,可能我们更关心双宋去哪儿度了蜜月;比起江歌案,可能我们很容易就被李小璐和某嘻哈歌手的桃色绯闻说吸引……或许,这是尼尔•波兹曼从来都没有想象过的场景——电视之后,互联网、新媒体的时代,却是一个被赫胥黎、奥威尔双双预言的时代。娱乐虽然不会取代我们的文化与文明,但娱乐却终成为真相掩埋、思想控制的“帮凶”。

尼尔•波兹曼担忧原本应该严肃的事情也会变得过度娱乐化,甚至认为“人们感到痛苦的将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然而,按照今天事情的发展逻辑来看,人们痛苦的源泉或许不是认知上的障碍,而是娱乐剥夺了我们原本就拥有的知情权。微博的热搜上永远都是哪个明星坚持带病拍戏、哪个明星得了厌食症、哪个明星出轨或出柜了……即便我们想关注那些带有社会属性的,公共事务的,恐怕也因为触及了一些“敏感”与“底线”而搜而不得。

如今看来,尼尔•波兹曼担忧的方向似乎与社会的发展有些偏差。他说“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物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的命运就在劫难逃。”然而,让公共事物形同杂耍的并非娱乐,人们也并非真的拎不清什么事情应该严肃,什么事情应该嬉笑。只是,当媒介受控于带有某种属性的一类人,其输出东西的本质则反映了这一类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娱乐或者别的什么,只是面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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