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欲望”下的卡夫卡式“异化”人

井方
2018-01-31 13:37:04

卡夫卡小说给人的标签始终便与孤独、异化、自我等主题纠缠不清。众多评论家认可的是,《变形计》反映了资产主义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是人的物化与非人化;《城堡》、《审判》大致可以归为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或者说人自身的异化。来自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的“异化”为卡夫卡的自我探寻找到了一个理论出口,在思考人与世界关系上,即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世界之间的关系,确实提供了很好的视角。而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勒内•基拉尔却认为,“马克思主义被客体蒙住了眼睛,他们的唯物主义相对于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进步是有限的。”

从人的自我主体来看,探索人类心灵潜意识的弗洛伊德,以力比多作为行动的根本动力,主体在这种欲望动力牵引下自动趋向客体。显然,马克思强调的是客体世界,弗洛伊德更突出主体自我。但他们都以二元对立的方式,从主体趋向客体的过程是直线式进程,而基拉尔的“三角欲望”理论却是对这种直线式的颠覆,主体与客体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强大的“介体”制衡作用。我认为,理解卡夫卡自我的“异化”问题,不应简单地“弗洛伊德化”,或者粗暴地将责任推向荒诞的世界。从基拉尔的“三角欲望”理论来理解卡夫卡小说人物的“异化”性,好像也有一些相通之处。

一、“孤独”和“超脱”的“地下人”

基拉尔的“三角欲望”似乎是作为拉康欲望学说的一部分,而径直应用于文本分析中的理论。他竭力反对浪漫主义批评家的“自主性”,认为人的欲望即是对他者的模仿,称之为欲望介体(mediation),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欲望,实际不过是欲望的介体而已。主人公约瑟夫•K和K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卡夫卡本人对自我探寻的介体,而超强的他者——介体的存在,时刻引诱着主体对他的滑稽摹仿,且其形式变换多样。

基拉尔通过对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于连、普鲁斯特的攀附者,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的欲望的分析发现,介体又可以分为内中介和外中介,主体与介体相距较远且永远不能接近,成为外中介;反之称为内中介。自《红与黑》至《地下室手记》的过程,是介体不断向主体的进攻、融合阶段,主体对介体既崇拜又仇恨,他们之间存在着利益竞争,共同争夺客体。19世纪陀氏的“地下人”便是内中介的最高形式。那么,二十世纪开现代派小说先河的卡夫卡的“自我”又是处于什么样的处境?这不能仅“异化”来简单化主体,如果说与介体争斗难分难解的“地下人”已经由于反向作用,变成了一个有自由的“自发”人物,那现代派小说的这些人物,贝克特的流浪汉,萨特的罗甘丁,加缪的莫尔索,是否真的完全幸免于这种形而上的三角欲望,是主体自主的选择?结果不得而知,但可以说,存在本身就是悖谬的卡夫卡应该是处于二者的中间阶段。有人说,卡夫卡的世界和他的艺术除非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话,否则是无法解释的。因此我认为,卡夫卡所建构的自我形象,实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走出地下,打上领带,穿上西装现身于各个办公室的机构人员。一方面与群体分离,是孤独的,另一方面生活在个体的精神世界中,又是超脱的。同时,卡夫卡的小说也不能简单地归入内中介和外中介的任何能量圈,毋宁说处于内与外之间的模糊地带。对于这一点,基拉尔的认识更为确切:

“形而上欲望将它的受害者引至诱惑的一个模糊地带,处在对欲望事物的真正超脱和密切相关这两者的正中间,卡夫卡探索的就是这个不同寻常的区域:一条界线分开孤独和群体,与孤独和群体等距,又排斥前者,又排斥后者,受到诱惑,却又想瞒住别人并且瞒住自己的人,必须假装按照前者的方式抑或后者的方式生活,只有这两种方式能与他吹嘘享有的自由和自主相容。”(《浪漫》P250)

作为“说德语的奥地利人”(German-Speaking Austrian)这一身份的悖谬,也是K身份的悖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却又是一个与犹太社会决裂的犹太人,卡夫卡对自身犹太属性不彻底性的憎恨、也是对作为他者的犹太人的憎恨、土地测量员与村庄人的憎恨。他者的拥有与自我的不完整激发主体,不断追寻自我。K不断徒劳地追寻身份的认可,实际是来自于介体的欲望摹仿,正是这些介体的肢解,才使主体得以如此“孤独”又“超脱”。

二、介体对自我的肢解

讨论作为“地下人”后裔的孤独者是如何变为这一“异化”效果的,就不能离开对讨厌的他者——介体的探寻。卡夫卡曾说:“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而我的手杖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如果这个欲望三角何以把它分成三组两两相互对立的关系来解读,那么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对立程度实在不如插在当中的第三者介体的阻碍力度。如同恋爱关系的两方,有时须得有一个第三者加入竞争才能激起主体更加强烈的求取之心,甚至有的人真正所爱并不是自己的情人,而是一起加入的情敌。在外中介时期,堂吉诃德与包法利夫人都有一个神圣的崇拜者(介体),到于连•索莱尔开始,介体已经加入,主人公不得不经历苦修,掩藏起欲望,代之以冷漠,避免介体的竞争。

然而到了卡夫卡的“孤独者”阶段,他们一生都在经历磨难,同时又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形而上欲望的残害,竞争者已然十分强大,掩饰已经没有必要,于是自我面临的唯一结局就是——被介体肢解。我们可以看到K是怎样一步步努力让自己融入村庄的生活,即使知道可能文件弄错的情况,也要徒劳地期待可以通过这种苦修,通往到城堡的道路。然而,条条道路通城堡,他还是不能进入城堡。如果将城堡看做K想要达到的客体,那么村庄里的人便成了中介者,尽管他们并不具有明显的竞争冲突,然而一个介体的道路行不通,主体感到绝望后必须马上更换另一介体,“主人公从一个欲望到另一个欲望,始终被至高无上的最高境界所吸引,无法解脱。因而他始终向着自我毁灭迈进。”(《浪漫》P157)在这一过程中,他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主体姿态变得愈来愈谦卑,主人逐渐向奴隶过渡,其实,《变形记》中的孤独者格里高尔·萨姆沙的非人化,《审判》里约瑟夫•K被非人对待,更明显地证实了丧失自我的主体的奴性特征,他们面临的都是身份归属被剥夺的问题,这正如福柯所说的主体被“客体化”建构的问题,鲍德里亚所说的“客体的反攻与复仇”。从欲望角度来说,却是主体被介体肢解的问题。萨姆沙永远有个强力的父亲(在犹太社会里,通常把上帝作为父亲)这一强大的他者,K永远有机构里其他的人,他们拥有“我”所没有的。“我”对他们既崇拜(掩饰的)又憎恨,对“我”来说,趋向欲望客体的最终结局是毁灭,也并非死亡,或者说结局就是没有结局,他们有如摩西,永远看不到乐土,就像K的死并不能自我解脱一样。

三、人互为上帝——自我的本体病时期

第三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可以用基拉尔所谓的“双重中介”来解释。20世纪是个焦虑的时代,是主体间差异逐渐消失的时代,三角欲望的扩张可能侵入了更广阔的空间。可能在斯丹达尔、福楼拜的世界里,还没有领教到三角欲望强大的摧毁能力,是他们的悲剧可能还仅仅涉及到个体,他们还没预见到20世纪灾难性的而又毫无意义的冲突,没有料到这个时代会有大悲剧。(P130)但是可以说,卡夫卡正是这一悲剧的承受者和揭示者。

我们以“荒诞”作为卡夫卡小说的基本特征,殊不知卡夫卡所写的却是真正的真实。他的好友勃罗德曾说,他作品中的奇特与荒诞只是表面现象,揭示的无一不是真实。卡夫卡的真理持存于生活之中,看似平庸、乏味的生活表象之下,荒诞只是真相洞穴里的影子而已,在这个洞穴里,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在这个所谓“人互为上帝”的时代,人与人,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互为欲望之源。一方面,已死的上帝以求在人类身上复活,得到昔日的神圣地位;被轻慢、压抑的人渴望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他们都被这种具有传染性的欲望相互缠绕,都感染了这种对自我欲望的“本体病”,这种病引导患者去寻找加重病情的治疗方法,以致相互毁灭,这就是双重中介的作用。

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矛盾又孤独的弱者形象,似乎正是这种本体病病入膏肓的结果。卡夫卡说:我什么都不缺,我只缺我自己。我们一直以为的欲望征程是一条无线的直线(主体--客体),小说家们却说,所谓的直线其实是一个圆,它不可抗拒地把我们带回我们自身,想想爱因斯坦空间的相对性。基拉尔说:小说家就是治愈了形而上欲望的主人公,他战胜了这种欲望,然后在回忆中进行比较。最后他回到了自身。可以想象,卡夫卡在短短一夜之间写出《审判》之后是何等心情。他将写作视为生命,视为向上帝祈祷的方式,这也能够理解,为何生活中的卡夫卡看起来如此乐观。也许,尽管卡夫卡是个不折不扣的“精神裸体者”,在这个理论观念大行其道的多形态世界,他对任何理论都不感兴趣,任何一种理论的解读都不能真正到达卡夫卡的自我,我们也都是看风景的人,是土地测量员,永远不能到达城堡。每一种解读的尝试都是读者的西绪福斯式欲望的转移,这个欲望的动力结构也是空间下落的物体,由于落体加速度,形式不断变化、深化,然而地面永无终止。

一篇课堂作业充数。

参考:

1、(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三联书店,1998年。

2、(奥)马克斯•勃罗德:《卡夫卡传》,叶廷芳,黎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3、叶廷芳主编:《论卡夫卡》,(热那多•波吉奥里《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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