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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的圣人

啦啦坂
2018-01-31 10:19:50
圣克莱尔·麦凯尔维(St. Clair McKelway)是《纽约客》杂志黄金时期(好吧,是众多黄金时期之一)的一名撰稿人。他的作品很久前就已经绝版,因而大多鲜有人知,当然这也是现今大多数优秀作品的共同遭遇,所以也不足为奇。20世纪40年代他在美国空军太平洋战区担任公共关系长官,并晋升至中校军衔。除此之外,从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他一直是《纽约客》的后备撰稿人。那时他对于《纽约客》的订阅者来说可谓家喻户晓,就像现在更为人所知的那些作家一样——读者们熟知并珍视他,就如同熟知和珍视雷伯林、米契尔、怀特以及一些(用前苏联的流行语来说)依靠读者投票和出版商的后瞻性而恢复了名誉的作家那样。
      写评论、讲故事、描传略,麦凯尔维都不在话下。他尤其擅长改写对别人而言颇为棘手的内容;说句题外话,也正是这种天赋拯救了了不起的A.J.雷伯林在《纽约客》的职业生涯。但最令麦凯尔维声名鹊起的还是他关于奇特犯罪和罪犯的文章,冒名行骗者、流氓无赖、盗用公款者、江湖骗子、造假之流都是他笔下的人物。那时人们头脑都更加清醒,出版商愿意出版朴实无华、鲜有修饰的杂志文章合集,丝毫不会佯装这些文章有什么统一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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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克莱尔·麦凯尔维(St. Clair McKelway)是《纽约客》杂志黄金时期(好吧,是众多黄金时期之一)的一名撰稿人。他的作品很久前就已经绝版,因而大多鲜有人知,当然这也是现今大多数优秀作品的共同遭遇,所以也不足为奇。20世纪40年代他在美国空军太平洋战区担任公共关系长官,并晋升至中校军衔。除此之外,从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他一直是《纽约客》的后备撰稿人。那时他对于《纽约客》的订阅者来说可谓家喻户晓,就像现在更为人所知的那些作家一样——读者们熟知并珍视他,就如同熟知和珍视雷伯林、米契尔、怀特以及一些(用前苏联的流行语来说)依靠读者投票和出版商的后瞻性而恢复了名誉的作家那样。
      写评论、讲故事、描传略,麦凯尔维都不在话下。他尤其擅长改写对别人而言颇为棘手的内容;说句题外话,也正是这种天赋拯救了了不起的A.J.雷伯林在《纽约客》的职业生涯。但最令麦凯尔维声名鹊起的还是他关于奇特犯罪和罪犯的文章,冒名行骗者、流氓无赖、盗用公款者、江湖骗子、造假之流都是他笔下的人物。那时人们头脑都更加清醒,出版商愿意出版朴实无华、鲜有修饰的杂志文章合集,丝毫不会佯装这些文章有什么统一的主题;因此麦凯尔维的文章得以见于书籍和杂志中。事实上,我正是因一本旧版的《犯罪与罪恶史册中的真实故事》(True Tales from the Annals of Crime and Rascality)(他1951年的文集)而第一次发现了他。这本书是当时《纽约客》“城中话题”专栏的主笔人马克·辛格借给我的,我那时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刚刚开始书写“话题”。
      当时有那么多的“麦凯尔维犯罪故事”,它甚至成为了一种标志性文章,就像现在的特里林谋杀故事一样火。麦凯尔维的文章之所以那么惊人、那么精彩[它们比赫伯特·阿斯伯里(Herbert Asbury)的浪漫犯罪故事要棒多],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报道真实可靠,依靠搜集拼接事实碎片来呈现事件原貌,笔调也富有独特的魅力。麦凯尔维的文章全面却不枯燥,诙谐但不失力道;它们是剔除了戏剧性情节和夸张感情的犯罪报道,用精明的反讽、风趣的妙语、精准的细节和对人性悲哀现实的感怀替代了小报单调无聊的报道。正如评论家们所言,麦凯尔维的文章虽然基于事实,但又像虚构文学一般带给读者兴奋与惊喜,只是它们类似的不是大部头的虚构文学,而是如奥哈(O’Hara) 的作品那样的精致短篇。麦凯尔维的故事全部以纽约为背景,都揭露出人物身上暗藏的怪异性格,并将这些边缘的、少数的经历视为生活的常态。
       麦凯尔维用清晰、冷酷的笔锋描写法律传票递送员、保险推销员、盗用公款者和冒名行骗者,使读者不由得对这些人物产生一种奇特的同情。纵火狂的确是危险的,我们必须控制住他们;但除此之外他们也是普通人,只是恰巧酷爱观赏仓库燃烧而已。“无论如何,他都是个非常好的人,只是有个怪癖罢了。”《老谋深算的威尔比》的妻子如此描述挪用公款的丈夫,而读者们也接受了这一评价。麦凯尔维真正的主题则是更高、更奇异的怪癖,他明白那些显著的怪癖不过是古怪的性格罢了,而生活恰恰充满了这些怪癖怪事。
       麦凯尔维笔下的纽约总体上说仍是由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组成的,警察、法律传票递送员、消防检查员实际上和江湖骗子、骗保者和纵火狂来自同一个由爱尔兰、意大利和犹太移民组成的群体。这简直就是达蒙·鲁尼恩(DamonRunyon) 诗中描述的梦想世界的散文现实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麦凯尔维的故事称不上是 “三维”的,因为它们像卡通那样清晰,又像速记那般优雅(这些也正是它们魅力的一部分),但它们之于鲁尼恩的诗作或者小报新闻报道就像彼得·阿诺(Peter Arno) 的卡通画之于报纸的连环漫画一样。换句话说,它们看似简单实则深刻,绝不是纯粹虚假的玩意儿。
      正如乔·米契尔(Joe Mitchell) 在创作城市寓言方面独具天赋,麦凯尔维的天才则在于书写短小而意味深远的寓言。他的故事并不解说现代犯罪或现代生活方式的趋势或潮流。他理所当然地相信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基本上会有同样多的纵火狂、伪造货币者和疯狂的将军,这些人除了他们“行当”的怪异,在其他方面与我们无异。杂志中典型的、所谓指明“趋势”的文章几乎总是向读者传达这样的错误信号:“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这做!”而经典的麦凯尔维文章则精确地指出“只有极少数人在这么做,而正是因为他们人数极少才使他们显得分外有趣”。这种对于事物本身的信仰是麦凯尔维那一辈《纽约客》文字工作者们的共识。这一信仰使他们的作品独具平静沉着的气度,即使到今天仍使它们优越于绝大多数其他新闻作品。这一辈《纽约客》人的作品全都如实呈现稀奇古怪、表里不一和政治腐败,也呈现好的友谊、同志情怀和略带讽刺的鉴赏来加以平衡。总之,他们的文风既没有改革派的愤怒,也没有反动派的厌恶。
      《880号先生》或许是麦凯尔维所有犯罪故事中最著名的一篇,它后来被改编成了一部(相当不错的)电影,堪称麦凯尔维风格的绝佳代表。故事的主人公是个货币伪造者,此人的野心出奇地小,手法也极其粗糙——他伪造1美元纸钞,并且还拙劣地将华盛顿的名字误拼成了“华兴顿”。联邦特勤局开始了对他的搜寻,这一找就是二十年;令人抓狂的是,他们竟然找不到他,因为此人实在太过渺小,其罪行又是这么刻意地不起眼。在文章中,麦凯尔维对老年人的孤独和坏钱(和好钱)的历史进行了思考,最后以一则优雅的难以置信的反语结束了他的故事。
     (请读者诸君允许我在此加入一段插曲。在这个故事中,美元可能,我再强调一遍,只是可能,是哈克·费恩 所说的“担架”。麦凯尔维在他可爱的、带有告解色彩的故事《凤头鹦鹉》中承认,他早期发表在报纸中的文章差不多是捏造的,虽然这么做也没什么害处。此外,在麦凯尔维的文章中也常常有精心安排的讲故事的痕迹和活泼生动的对话,这似乎掩盖了故事的真实性。事实是,麦凯尔维那一辈的撰稿人有一个共识,即可以对一个故事进行人为加工,但前提是这种处理适当并且是为了达到正当的目的。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带有祝福的语调,一部分是因为它们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它们所描写的对象。即使在长篇的杂志文章中,也只能用最短的篇幅和类似漫画的手法来揭露人物。卡通画家认为自己有权用黑色勾勒清晰的轮廓或描出夸张的眉毛,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手法不会被恶意使用。但多年后当其他作家也要求行使类似的权力时,这项权力却被废除了。)
      麦凯尔维写得最棒、最长的关于“恶行”的文章描写的是哈莱姆 的圣人(或称温柔的骗子),人称“圣父”。就是凭借这篇文章,他拯救了雷伯林的事业,也对《纽约客》杂志乃至整个美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雷伯林事后承认,当时他的工作陷入了困境,他的文章全是短小有力的段落和带有当地色彩的玩笑,是自作聪明的报纸专题文章的风格,这很难适应杂志的要求。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似乎面临着两条路:要么主动离开,要么被辞退。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他报道了圣父的故事,最终他悲哀地发现自己提交的实际上是一份关于比较宗教学的论文。(尽管他能够写成这样一篇文章这一点恰恰是他有别于其他撰稿人之处。)麦凯尔维把雷伯林的文章拿了过来,改写成叙述文,使它成为了一篇佳作,拯救了雷伯林在杂志的事业,也给雷伯林提供了一个模板,让他认识到如何将博学和细节升华成讲述故事的风格,而不是弃置一旁、一无是处。当然,在我们现在看来,圣父这个人物更为可信,毕竟我们明白这个人除了是个大骗子,同时也保持着尊严,对白人统治进行着无声的抵抗。而这一点雷伯林和麦凯尔维当时只是有所暗示而已。只要读过当代文学评论的人都会对圣父的语言做出回应,它的语言与文学评论非常相像,也体现出纯粹的文字的力量能够引领读者走得很远很远,这从下面这段话便可见一斑:“上帝不仅被人格化、物质化,而且一次次被重新人格化、物质化。同时他也使其他事物重新物质化。他重新物质化他物,也可被重新物质化。他重新人格化他人,也可以被重新人格化。”
       无论是《880号先生》还是《此荣誉之王何许人也?》,麦凯尔维对于主题和人物的选择总是恰到好处。但是,和所有值得一读的作家一样,真正重要的是他文字的质量和语句的水准。他的散文风格是老《纽约客》故作天真的动人实例——狡黠而清醒,在作者恭敬而优雅地呈现的文字下面蕴含着更多的内容和信息。怀疑的嘲讽镶嵌着温和的反语,嘲弄者的好奇和共谋又使嘲弄言论的锋利棱角显得慷慨。这些散文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怪人,都有怪癖,但只有其中一些怪癖能够得到允许。纡尊降贵和过于愉快的语调是风险,而讽刺的智慧和对黄金比例的感觉则是奖赏。下面这段摘自《880号先生》的文字就是细节与趣味相融合的典范:
 
      造假这种有利可图的欺诈方式史前就有了。在古代,人们产生了关于钱的概念,同样也打起了制造假钱的念头。钱的概念自然比假钱的概念出现得早,但或许并没有早多少分钟。有证据表明,在人类最早有记载文明中,人们既使用真货也用假货冒充,并且可以确定在尚无文明记载的原始部落中既存在好钱也有坏钱。似乎在一些人意识到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使用诸如兽皮和粮食等货币替代物来代表难于处理的财产之后,很快就有另外一些人醒悟到他们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用其他货币替代物来代表同样用来代表财产的初级货币替代物。这两个想法彼此紧密相关,几乎可谓是双生子;正如这两个想法的产物,它们也是不可分割的。倘若没有假钱,钱的故事可能单纯而美好。但事实上,钱与假钱命中注定地纠缠所形成的格局必然是错综复杂、奇异怪诞的。

在这段文字中,调查研究与平铺直叙可爱地(或者用他的话说,命中注定地)相互纠缠,看似简单明了,实则极为用心,这便是《纽约客》黄金时代最为经典的风格。它所表述的内容再清晰明了不过,但妙就妙在它有意识地将百
科全书中的词条变成了娱乐。它们仿佛在说:让我们来轻描淡写那些人人都认为庄重严肃、耸人听闻的事情吧。就散文创作而言,这是个简单的想法、谦逊的想法,但也是个很有效的想法。它激怒了当时的一些人,甚至至今仍有人对此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文章纡尊降贵的笔调让他们觉得低人一等,轻松愉快的文字对令人发指的事情无动于衷,却对庄重严肃的事情恶意相向,这在他们看来实在是专横无礼。但是这些文章也着实令不少读者感到满意。在一句话中(比如上文关于造假的一句)浓缩了许多书本知识、经济理论和人类学史,这样的句子不仅简单明了,且寓意深刻,使读者获益良多。令人望而生畏的、错综复杂的人类学被简化成了一系列的格言警句。你根本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表达方式!再来看看下面这段《老谋深算的威尔比》中的文字,它描绘的是债券
在员工与老板关系中扮演的暧昧角色:

当纽约的报纸首次披露拉尔夫·马绍尔·威尔比从诺特公司贪污了386 921.29美元的公款时,这些报纸文章一次又一次地称他是“备受信任的员工”。所有的报道都反复强调这一点。和本时期的所有贪污案一样,在威尔比的案件中,这样的陈词滥调都是不准确的,人们依旧这样说着是因为他们对会计员和老板间的关系仍抱有老式的、浪漫的幻想。但丑陋的事实是,一个会计员在公司会计部门爬得越高,他在老板心目中的可信度也就越低……威尔比在诺特公司有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和许多人一样,此人似乎对威尔比赞赏有加,同时他也是公司的财务主管,即凯西先生。正是凯西先生一路鼓励和扶持威尔比从巡回审计员升到了首席会计师兼财务主管助理的位置。但也正是这位凯西先生,从公司的利益出发,以一种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冷酷到可憎的方式,与旅行者保险公司(这家公司给除旅行者之外的任何人提供保险)下了赌注,赌未来某一天威尔比会贪污公司资金。而旅行者保险公司则赌威尔比不会那么做。赌注为30万美元的债券,条件是只要威尔比没有贪污公司的任何财产,那么诺特公司必须向旅行者保险公司支付数千美元的年度保险费。

       诸如此类的经典的麦凯尔维式段落详尽地传达出大量信息,但同时语句当中必须有什么在提醒读者,信息不是为了堆砌而堆砌的。细节在那里不可否认,小到那29美分。但当麦凯尔维既玩世不恭又巧妙狡猾地解释员工债券的真实含义时,重磅炸弹爆炸了——他指出债券实际上是公司就自己的员工下的一系列赌注,而这笔赌注又反过来由保险公司加在了员工身上,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阐释更聪明呢?所有这些耐心的、哄骗的解释最终在“旅行者保险公司则赌威尔比不会那么做”这句话中获得了喜剧性回报。可见,经典的《纽约客》风格便是将论点变成装饰,将报道变成妙语。(坏的《纽约客》风格则是尽职尽责地堆砌事实,乍一看是篇佳作,实际上却乏善可陈;那些作家学会了如何清醒地把文章主体组合起来,却忘了要在结尾来个峰回路转、画龙点睛。)经典的《纽约客》风格追求的那种简明质朴就如同一个躺在火烧岛 海滩上、穿着印字衬衫和老式格子沙滩裤的人,而不是一个刚搬到佛蒙特州 、穿着吊带工装裤的家伙。(确实,当E.B.怀特 真的搬到缅因州、穿上工装裤时,他的写作风格变得更具乡土气,而不那么敏感、清晰了。)麦凯尔维的个人经历比他的写作风格更让人为难。在长篇故事《凤头鹦鹉》中,麦凯尔维尝试着表露自我。在该文中他描述了自己的早年经历:出生于华盛顿特区的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父亲的过早辞世导致这个儿子不怎么安分,终日对学校生活不满,并且梦想着能够成为新闻工作者(这在当时可是个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工作)。文章接着详细描述了他在军队中的经历:他在人称“疯狂轰炸机”的柯蒂斯·勒迈将军的手下工作,当时的勒迈将军一心只想着打败日本而非毁灭世界,因而仍备受敬仰。(麦凯尔维对勒迈将军向数十万日本平民投放凝固汽油弹的计划感到非常得意,尽管这种态度在当时完全说得通,现在却让我们颇为不安。)
       然而,在得意快活的文字下面涌动着更深的愁苦。麦凯尔维结了五次婚(尽管拿此开玩笑吧),并且常常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他的文风是那样欢快,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忽略欢快文字之下隐含的痛苦。他创作时常常豪饮,那时他为酗酒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酒精能够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让他忘掉现实(如今那些沉溺于冰毒等毁灭灵魂、破坏生活的毒瘾中的男男女女亦是如此)。麦凯尔维在某些文章的创作中酗酒的情况极其严重,知晓真相的读者的惊骇程度恐怕不亚于发现自己的父亲在凌晨五点臂缠橡胶止血带,正欢快地向静脉中注射海洛因。
       例如那篇精彩的《虚惊爱丁堡》,表面上看起来类似加里·格兰特(CaryGrant) 主演、希区柯克 执导的惊悚片,故事结构冗长而杂乱。然而,这个精心呈现的阴谋的全部意义在于它完全是无稽之谈——原来这桩“劫案”只是麦凯尔维醉醺醺的幻想。当读者目睹文中一个又一个苏格兰人沦为牺牲品,又接二连三光顾一家又一家可爱温暖的苏格兰酒吧,他们终于意识到作者本人实际上是个有偏执妄想的醉鬼。(描写酗酒者必须记住一点:他们坚信自己只是在社交性地饮酒,直到恍然发现只剩下自己一人在胡言乱语,还奇怪同伴们都去哪里了。)
       麦凯尔维和他的其中一任妻子(美丽但注定不幸的作家)玛弗·布伦南(Maeve Brennan) 之间自我毁灭的竞赛至今仍是杂志界最悲伤的故事。布伦南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嫁给了麦凯尔维,她为《纽约客》杂志“评论”板块撰写的《啰唆女士》系列文章成为了都市俳句的典范,近年来她的作品重新流行起来,还有人为她撰写了传记。她原本像《蒂凡尼的早餐》中的霍莉·戈莱特丽(HollyGolightly) 那样果敢刚毅、无忧无虑,后来却沦落到疯狂和孤独的境地,这实在比文学故事更加令人心碎。然而,她和麦凯尔维的作品叠加在一起,最完美地展现了20世纪中期纽约的生活图景。布伦南的作品痛彻人心、充满诗意也稍带癫狂,描写市中心的意大利餐馆、薄暮时分起飞的鸽群;而麦凯尔维的作品则滑稽诙谐,痴迷于下层生活,描写廉价游乐场和在时代广场上嬉戏的孩童。
       当然,夫妇俩的饮酒方式就像是中了凯尔特人的诅咒,当麦凯尔维苏格兰式的狂饮遇上布伦南爱尔兰式的豪饮时,新的纪录便诞生了,时至今日人们仍会谈及此事;当然,这些纪录都分外悲伤,而悲剧也是酗酒行为的唯一结局。[约翰·厄普代克在辞世前几个月曾对一位友人承认,使他的作品有别于菲利普·罗斯(Phillip Roth)的作品的所谓勤勉和才能,不过是滴酒不沾的结果,他甚至不需要花时间去戒酒。]然而,麦凯尔维竟然能够很好地利用自己饮酒的习惯,使我们觉得在《虚惊爱丁堡》一文中偏执的幻想和巧妙的作品之间的分界线那么精细,几乎根本不存在。(詹姆斯·“耶稣”·安格尔顿会是个完美的麦凯尔维式主人公。)你也不得不嫉妒麦凯尔维所享有的特权,因为现在没有人会发表《爱丁堡劫案》这样的文章,这种文章的所有乐趣(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更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阅读的快乐源于文章巧妙的叙事节奏,其文字似乎时刻预示着将有危险或重大的事件发生,但每个句子和每个段落结束之时总又能让人松口气、定定神。
      很奇怪,像雷伯林、米契尔、怀特和瑟伯这些“重要”人物或次级重要人物很难被当作典范,因为他们的成就完全依赖于他们的个性和经历,所以你若想像他们那样写作,你就必须成为他们。写一句雷伯林式的句子,像他那样把高雅文学和底层生活或者巴黎式的娴雅和赛马场上的精明以巴洛克风格编织在一起,你必须像他那样生活,并且具有和他一样的大脑。但麦凯尔维以及沃尔科特·吉布斯(Wolcott Gibbs) 那一辈不该被遗忘的《纽约客》撰稿人却是全体作家真正的楷模。他为全体读者带来了快乐,因为他作品的精华全在作品之中。尽管我们无法将他的风格简化成一条条规则,却可以把它总结成一些经验:寻找不可思议的数据和有趣的事实,将它们精心组合;倾听所谓怪人的声音,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诉说;像卡通画家一样处理文字但不要像他们那样装模作样;信赖简单的文字的力量,但也别惧怕大想法或者复杂的历史,只要你能让它们听起来像是无意中获得的知识。尤为重要的是,让你自己的声音时刻盘旋于你的文字之上,不是“颠覆性地”衬于文字下方,也不是笨拙地在文字一旁,而是要轻松愉快地位于其上,恰到好处地距离书页几英寸。倘若有人认为麦凯尔维对于怪人的钟爱和对欢快文风的精通不过是书写奇思怪想的窍门,那么别忘了,纳博科夫 曾经对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 强调,一切优秀的作品说到底都是奇思怪想,而那些最棒的作品是不会被长久埋没的。
(侯凌玮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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