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帕·拉希莉:和“遥远印度”的想象性对话

云中君
2018-01-29 11:52:41

(原刊于《文艺报》2018年1月5日)

裘帕·拉希莉,这位美国当代女作家,不仅是最年轻的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更重要的是,她靠处女作摘得。很多人反感这种“信息”,认为它就是腰封广告;评论文章这样开头,也像凉白开(然而世界本就是平铺直叙,没必要“看起来”精彩)。事实上,从“最年轻”和“处女作”两条,却能窥见两点:一是天赋,二是起点就是高峰。这类作家,大多有早熟天成感,倾泻喷薄,并非缓慢精进;往往直觉狠切敏锐、情感深阻莫测。这可以称为“作家型人格”,后天能炼的只是技艺,人格却学不来。萨冈、杜拉斯、张爱玲都算此类。

一个作家要善于洞悉自己的控制力――到底是擅以长篇杠鼎,还是靠短篇取胜,正如歌手对他最好的音域,抱有自信。拉希莉的获奖履历说明,她天生就是“短篇圣手”,包揽了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纽约客》杂志年度最佳处女作、美国笔会/海明威文学奖最佳虚构处女作等奖项,可谓“短篇大满冠”作家。处女作《解说疾病的人》就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它充分呈现了作家创作的风姿和特质。如果概括一下,就是透过私情和异域,书写诱惑与隔阂。

拉希莉的父母来自印度,移居美国,属于典型的第二代移民。就像大批美国犹太裔移民作家一样,他们总在文化、身份和价值的板块裂缝中生存。一方面,是“本土化”背后的“美国梦”,“移民梦”,小说人物迫切渴望成就,获得认同,创立家业,安身立命。另一面,是文化基因潜藏的“异质性”,它来自“迁出地”若有若无,模棱两可的的父辈记忆和族群归属。这在拉希莉笔下,尤为鲜明,她的故事大多是美国和一个“遥远印度”的想象性对话。

拉希莉觉得,“印度文化于我是相当远的,尽管我在小说里努力写了许多印度文化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在印度长期生活过,从本质上来说,我和印度是相当分离的。我和印度文化的所有维系只是定期的访问,以及从小接受的家庭、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坚持不懈地保持着的印度传统的生活习惯”。小说里的二代移民与作家情形高度契合。他们对印度的理解停留在符号之上,缺乏“原生性认知”,仅有一种“二手”借来的经验:父母的讲述,家族的消息,日常的习俗,返乡的旅游。印度完全是陌生的他者,充满诱惑的“异域”,一种“遥远的目光”。这是《解说疾病的人》所收故事共有的语境基调。

只不过,作家把这种类似“东方学”的后殖民意识,完全消匿在家庭的日常,男女的私情之中。这就有了隐喻的“层次感”和“互文性”。一种是生在印度,迁移到美国的父辈们,遭遇到的失落隔阂;一种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的二代移民,他们被“异域的影子”诱惑,充满了探寻欲。这是美国和印度,文化层面的诱惑与隔阂。在微观末梢上,故事又展现家庭生活,男女情欲上的孤独和互不理解。在我看来,拉希莉最优秀的地方,在于写尽人物尝试理解时的愁怨、困惑和倦怠。那种质感就像指甲抓挠墙皮时的痛苦摩擦,艰涩、煎熬。

某种意义上,拉希莉围绕了一个“转译”的主题。不仅文化、语言需要转译,私人情感更需要。因为,它是维系亲密生活的基础。然而,所有忧伤故事都源于转译的无力、无解和谬误。她自言,“集子里收的许多小说试图道出为了交流沟通,人们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的徒劳、困惑与艰难”,“即便是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同名短篇《解说疾病的人》,表面看就是一对儿美国小两口带着孩子回印度,探亲加旅游的故事。再稀松平常不过,旅行中导游的讲解,游客的攀谈,这些场景好像除了“宰客”与纠纷,就没啥好牌可打,波澜可写。

然而,拉希莉却从百无聊赖的尘埃里捕捉“一闪而过的情感”,稍纵即逝的情愫,它微妙,变化,无以名状。在慵懒倦怠的生活里原来一直就潜藏着能量的压抑,对秩序(表面平静生活惯性)的狂乱颠覆。达斯先生和太太米娜带着孩子们去太阳神庙游览,开车接送的是兼职导游卡帕西先生。卡帕西提供了一种观察的视角,评价目光。在他看来,“这一家看着像印度人,却是外国人打扮,孩子们穿着色调鲜亮的紧身衣服,戴着半透明帽舌的太阳帽。”而达斯夫妇三十不到,缺乏为人父母的素养,就像是“大号的孩子”。“他们简直就像一群兄弟姊妹”,“似乎也就这么一天他们需要管管孩子,很难相信他们能为任何人负起长久的责任来。”

作家不经意就透露出一种优越感,那种不知从哪儿随身自带的“西方自信”。“‘我和米娜都是美国出生’,达斯先生朗声回答,忽然透出一股自信,‘那里生,那里养。我父母回来了,就住在这儿。他们退了休。我们隔两年就回来看看’。”这种描写是富于暗示的――他们已不是移民,他们是美国“土著”,长着印度面孔的美国人。从而,整个故事的调子你就闻到了毛姆那种“南太平洋故事”的气味儿。印度不过就是他们眼中的“异域景观”,如同小说里不断冒出的“哈奴曼”(猴子们),满足着他们的好奇想象。“一个赤脚男人戴着赃头巾,坐在那堆麻袋顶上,人和牛都瘦弱不堪。达斯先生拍了张照片”。

这些描写细想,都恰到妙处,耐人寻味。更有意思的是,最终,卡帕西先生也成了米娜的“猎奇对象”。所谓“解说疾病的人”,就是医患之间的翻译,把语言不通的病人症状解释给医生听。这种寻常无聊的工作,却被米娜视为“浪漫的”。它既要转译各种症状,又不能像词典罗列释义,只能精确选择一种“义项”描述给医生。“你可以告诉医生那是烧灼似的痛,不是吸管的刺痛。病人不知道你向医生说了些什么,医生也不知道你在瞎说。所以说责任重大。”达斯夫人的兴趣和赞语颠覆了卡帕西对自己庸常生活的认知。解说疾病与外交使节平息民族纷争,向恋人家人表述私人情感,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靠精准的沟通。

然而,达斯夫妇之间却失去了这种“浪漫的能力”。微妙就在那一刻后发酵。卡帕西在一个“年轻人妻”那儿得到了赞许,他情不自禁地想和米娜通信,独处,给她留下小纸条,细心写上通讯地址。米娜则向卡帕西透露了出轨产子,给了丈夫“绿帽”的最大隐秘。她控诉着早婚早育的不知所措,夫妻难以交流的煎熬,拘于家庭喂养孩子的烦躁……那个美国家庭表面的慵懒平静,背后却压抑着对家庭的厌弃和诅咒。两个原本以为能袒露、理解的陌生人,不过换来一次误解。卡帕西错以为是个人魅力吸引了米娜。其实,她只是渴望这个解说疾病,像父辈的男人提供一个劝慰说法。然而,卡帕西建议她应该坦白,诚实才是最佳的策略。这种强烈的道德训诫感激怒了她。那张留有地址的纸片随风而逝,便是深沉象征:你永远抵达不了一颗异域的灵魂,无法完成交互理解的愿望。

在《停电时分》里,也有相近的故事形态和格局。你也许会发现,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都有一种苍白无力感,不是自然学科的老师,就是还在上学的“老博士”。他们大多有些共同特点,比如在家庭生活中“失位”,在情感交流里“失语”,在两性关系里缺乏照料与情趣。《停电时分》讲了一对小夫妻生活情感的磨蚀和褪色,从身体的性爱激情到青春的悄然逃逸。胎儿的早产夭亡,成了横亘在夫妻内心深处的“铁幕”,压迫婚姻的最后稻草。因为,妻子修芭待产的时候,丈夫不在身边,在开学术会议。晚上停电维修的契机,给了他们在黑暗中默默沟通的场景。他们玩起了互相坦白秘密的游戏,这让他们享受彼此的释然,重拾沉醉的须臾。就在看似找回热恋的代入感时,妻子却道出了真相,游戏只是为了最后告诉“她的决定”:她要另寻房子分居。故事陡然成了一种报复的刺痛感,就像穿过丝绸的针尖,平滑间却被扎到。痛和爱总是相伴相生,丈夫用更残忍的事实震颤着妻子,他告诉了她永远不想知道的答案:死掉的胎儿是男婴。

拉希莉的故事有一种魔性,就是能在故事里把握重释一个“形容词”的感觉。就像《解说疾病的人》里提到的“浪漫”,《性感》则描述了性感的精神体验――那就是“喜欢上一个陌生人”。从而,原本一个男人婚外出轨,情人幽会的烂俗故事,突然变成一个心灵体验和文化追寻的内核。我很叹服作家的手笔,故事完全是以女性和孩子的视角,反思了出轨做爱,喜欢一个陌生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二十二岁的麦蓝达在商场购物时邂逅一个印度裔男人德夫,一见倾心,成为周日的伴侣。麦蓝达忍不住他的三重诱惑,一是来自肉体和相貌,一是对他妻子形象的好奇,还有一层是对他背后异域文化(神秘印度)的想象憧憬。她可以一边听着闺蜜对姐夫出轨的诅咒吐槽,一边勾引着有妇之夫,尽享欢愉。然而,当一个小男孩说出和德夫一样的耳语“你很性感”时,她彻底震颤失落了。性感原来并不是“专利”,它就是喜欢陌生人的欲念,和大长腿、容貌美艳并没有必然联系。

《森夫人》则透出了作家与印度隐约暧昧的亲缘联系,那种文化上的感应、同情。故事都以儿童的视角展开,也别有特色,因为他们还没有思维的定式,文化的成见,能够以真纯的目光看待异域。这或许也是作家渴求的一种姿态。森夫人是一个负责接送托管的保姆,她的家族在印度,保持着所有和印度有关的衣食起居。她的疏离、失落感是每个离开故国,重建新生活的移民们共有的不适。她被迫要自己学会开车,吃不到新鲜的整鱼,家信的稀罕,丈夫的无暇顾家,更加剧了怀乡之情。作家精于在无事的轻逸里写出愁绪的沉重,擅长捕获那种短暂情感,那些来自异域搭伙的过客,出轨幽会的情人。这种调子就像长镜头一样露着生活原态的木纹,琐屑日常的肌理温度。毫无夸饰的矫揉,叙述与描写无不流动自然,微澜起伏就像音乐里的“主题再现”。但是,故事又从不缺乏“重音”,突转和高潮总是冒出一下,复归悠长愁绪的况味。就像用针挑破的“脓尖”,总会结痂吸收一样。拉希莉写出了一种“生活的痊愈感”,痛苦和煎熬无法阻碍继续生活的惯性,因为无奈和感伤就是日常底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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