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海上贸易

書蠹
2018-01-29 看过

文/王绍贝(自由撰稿人,汕头)

《耶稣会士与晚明海上贸易》一书是戚印平先生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亚天主教史研究”专题的论文结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16世纪以降耶稣会士在中国及邻近地区的传教活动并非单独的个别现象,而是天主教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晚明即大航海时代之后,世界进入了中国,而中国也融入了世界,全球一体化进程由此展开。之所以选择这个书名,此书作者承认与时下的学术热点有一定关系,但更多是源于历史面貌本来如此,而以往的相关研究还不够充分。

澳门是晚明葡萄牙大航海贸易的重要枢纽,耶稣会士也跟随葡萄牙贸易步伐将澳门发展为远东的重要据点,针对中国和日本长期开展传教工作。

首先,在信仰、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度传播基督教,经费来源是个极大的问题,在传教初期信徒很少,不像欧洲的教会有非常多贵族、商人可以提供捐款、赞助,传教士要自己设法解决经费问题。

其次,欧洲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东方传教与到美洲传教不同,美洲当时文明落后,传教士借助文明的暴力手段即可强迫土著改宗,而在中国、日本这种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度,传教士不得不采用曲折的手段达成目的。类似耶稣会范礼安神父就制定并执行了“文化适应政策”,调和基督教思想与当地文化之间的矛盾,面对统治上层的禁教压力,主张走从上而下的传教方向,注重与统治上层打好关系,进而赢得统治者的认可,减少传教的阻力,并期望通过上层统治者的改宗来影响平民百姓改宗。为了打通统治上次的关系,耶稣会士常常采用赠送礼品的方式,这也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尽管耶稣会总会定期提供一些拨款给远东教会,但杯水车薪远远不足。耶稣会向葡萄牙国王提出帮助缓解教会财政困难,国王就把某次“加比丹”(海上总督)的特许航海权授予耶稣会,人们将葡萄牙国王的海外政策归纳为“为了胡椒与灵魂的拯救。”贸易与传教有着一种相辅相成的效应,从某种程度上说,贸易为传教士提供资金,传教士为贸易打通当地上层关系,提供方便。

范礼安

最后,耶稣会士为了筹集到足够的经费可以在日本、中国长期传教,只有亲自下海经商,而从日本统治者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更看重贸易带来的好处而非基督教义。

据戚印平先生的研究,耶稣会士涉足晚明时期的海上贸易有多个方面,其中澳门与日本的生丝贸易占的比重最大,耶稣会不止入股,还亲自参与买卖、议价的全过程。1579年耶稣会东印度教区的负责人范礼安神父在首次视察澳门期间,与澳门葡萄牙商会组织“阿尔玛萨”订立正式契约,从运往日本的中国生丝中获取稳定的份额,从而堂而皇之地正式成为澳日贸易的大股东和合作者。从澳门售往日本的生丝采用“总括议价”的批发销售策略,由于需求生丝的日本商人聚集在定期商船停泊的港口,所以代理人并不逐一交涉,小批量地出售生丝,而是与全体商人或被选出来的少数大商人缔结契约。长期居留日本的传教士更了解操作方式,在语言沟通方面也比葡萄牙商人更有优势,于是耶稣会士常常充当了代理人的助手,神父们直接参与到总括议价的商议,并协助确定价格。这些交涉与竭力压低总括议价的日本商人、领主,以及尽可能抬高总括议价的葡萄牙人的利害关系极大。耶稣会士也因此被方济各会士指责他们操纵生丝贸易,并从中取利。尽管耶稣会士竭力避免贪婪与利欲熏心的指控,但他们从不回避参与生丝贸易的事实,范礼安在写给总会的报告中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如果没有生丝贸易就无法解决传教经费的困难,卡瓦略神父更是直言不讳地宣称:“如果天使出手经商,也只能考虑生丝贸易。”长期担任耶稣会日本管区代表、“通辞”一职的教士陆若汉可以说是这方面典型的代表人物,他运用高明的手腕和语言能力,取得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两代日本统治者的信任,成为耶稣会、葡萄牙商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桥梁,海上贸易不仅解决了传教经费问题,而且商业活动的现实利益也可成为日本禁教困境中的生存筹码。

除了生丝贸易,耶稣会士还涉足丝织品贸易和黄金贸易等海上贸易,由于丝织品贸易没有办法采取“总括议价”的办法,销售起来只能零星售卖,容易显得过于招摇,危险比较大,需要更高的经商手腕与才智,万一被同行发现容易受指责。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炼,耶稣会士不仅在生丝贸易大显身手,而且也在丝织品贸易中长袖善舞了。

晚明时代的中国采用银本位制度,白银一旦流入中国就很难再出去,黄金在中国远比日本便宜,而日本则是银子相对低廉,于是日本成为当时一个主要的世界白银生产国和出口国。对比生丝和丝织品贸易,黄金贸易具有“不动声色、较为隐蔽”,体积小、不引人注目,悄无声息便可进行交易的特点,因此也被耶稣会士视为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行为,并积极地参与其中。由于黄金交易明显违背基督教教义,传教士在投资黄金交易时总不那么光明正大,既要以此赚取传教经费,又必须维护福音宣讲者的道德形象,谈到此事时只能含糊其辞、遮遮掩掩。

总之,澳日贸易与耶稣会士(或者说商业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与保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也是大航海时代国际贸易的重要特征。澳日贸易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葡萄牙人的海外扩张密切相关,而且与耶稣会士在日本及远东地区的传教活动紧密相连,互相促进,并最终结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当日本江户幕府最终下决心将传教士逐出日本之后,曾经兴盛一时的澳日贸易也难免池鱼之祸,在1639年黯然落幕。取而代之的是日本与荷兰的贸易,荷兰为什么能取代葡萄牙的地位?因为荷兰人信奉新教,只作贸易,不进行传教活动。

原文刊于《南方都市报》2018年1月28日A2叠11版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18-01/28/content_6822.htm#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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