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 特权 8.4分

人造精英

单眼皮也是眼皮
2018-01-28 21:38:36
“为什么一边是不同的社会机构对他们过去排挤在外的人群开放起来,一边是不平等的问题仍在加剧”?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一方面信奉开放的民主原则,但另一方面不平等程度也与日俱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西莫斯·可汗(Shamus Rahman Khan)在《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中回答了这些问题。

该书为2011年赖特·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 Award)获奖图书。赖特·米尔斯奖为美国社会学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由社会问题研究学会(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颁发,每年仅评选一名获奖者,要求获奖作者“展现出优秀的社会学研究能力,并且继承赖特·米尔斯这位杰出社会学家的对于人与社会的深刻理解力”。
作者西莫斯·可汗为少数族裔出身;父母分别在巴基斯坦和爱尔兰的偏远地区长大,通过奋斗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一分子;其中学就读于美国著名的私立学校——圣保罗中学。因为少数族裔以及新中产阶级的身份,他对少数族裔宿舍的存在感到吃惊,也在面对精英同学时感到不适,并由此产生了对于“不平等”这一问题的好奇:“……反复有人告诉我们,这儿的学生是万里挑一,好上加好,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好学生’都从有钱人家来?”对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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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边是不同的社会机构对他们过去排挤在外的人群开放起来,一边是不平等的问题仍在加剧”?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一方面信奉开放的民主原则,但另一方面不平等程度也与日俱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西莫斯·可汗(Shamus Rahman Khan)在《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中回答了这些问题。

该书为2011年赖特·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 Award)获奖图书。赖特·米尔斯奖为美国社会学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由社会问题研究学会(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颁发,每年仅评选一名获奖者,要求获奖作者“展现出优秀的社会学研究能力,并且继承赖特·米尔斯这位杰出社会学家的对于人与社会的深刻理解力”。
作者西莫斯·可汗为少数族裔出身;父母分别在巴基斯坦和爱尔兰的偏远地区长大,通过奋斗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一分子;其中学就读于美国著名的私立学校——圣保罗中学。因为少数族裔以及新中产阶级的身份,他对少数族裔宿舍的存在感到吃惊,也在面对精英同学时感到不适,并由此产生了对于“不平等”这一问题的好奇:“……反复有人告诉我们,这儿的学生是万里挑一,好上加好,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好学生’都从有钱人家来?”对于不平等问题的探究,即该书的写作初衷。

为进行研究,西莫斯·可汗以教师身份重返圣保罗中学,用一年的时间记录了学生、其他教师,以及员工的一言一行。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该书的田野点为圣保罗中学,但其研究结论并不仅适用于教育领域,“像圣保罗……这样的院校看上去越来越不像一个排外的游艇俱乐部,而是越来越接近我们多样性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个包含细致具体的社会规则的微观世界”。

书中将圣保罗中学的精英学生分为老派精英与新精英。与老派精英们恪守于血统的传承、用种种高尚情趣和优
势资源建筑起隔离外界的壁垒不同,新精英们并不排斥其他阶级,相反,他们愿意以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心态去审视其他群体:他们与某些校内职工建立起私人友谊、主动了解饶舌音乐、既学习《贝奥武夫》也学习《大白鲨》……。他们坚信自己的地位不是因继承而取得,而是天分以及后天的不懈努力使其最终赢得了享有特权的优势地位,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抓住世界上的机会(人人都能有的机会)”。
然而问题在于,新精英们实际上是“人造”出来的,其看似自然而然的获得特权的过程实质上得益于这种体制: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但同时“机会开放”;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机会开放”并不意味着平等,不平等依旧存在,只是变得自然。“一个人社会地位最好的指南针”依然“是他的父母”,“社会变得越来越仁慈”不过是个错觉。西莫斯·可汗创造了“民主化不平等”这一词汇,用以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他提出,民主化不平等事实上是特权的一个“把戏”,“阶级、排外和继承的贵族标记受到抵制。对个体拥有自己公平待遇的民主化进程接近完成,制造的差异将以人与人之间能力的区别来解释”,“一部分人的成就被自然化,而且其他人的失败也被内化了”。

在项目构思阶段,西莫斯·可汗受到了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代表作之一《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La Noblesse d’ État. Grandes écoles et esprit de corps)的启发。其中,布尔迪厄向世人阐述了看似平等的法国社会是如何通过精英教育的选拔机制促成不同阶级间的实质不平等的,精英们由于其阶级所赋予的得天独厚的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而在竞争中取胜。(不过,与布尔迪厄的观点不同,西莫斯·可汗发现,圣保罗中学的学生无论背景如何,都要在学校里从头学起,真正重要的是在学校中的亲身经历。)在研究中,西莫斯·可汗则采用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该方法与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在民族志经典《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中,研究工业城镇“汉默镇”里十二名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儿从毕业前十八个月到工作后半年内学习生活经历的方法相类似。

虽然与上述两本著作有相通之处,但该书绝非仅仅重现布尔迪厄以及威利斯的研究成果。该书更多地阐述的是新精英是如何视不平等为公平的。精英学校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而认同这种安排的学生利用这种等级制度,将其所获得的经历和经验刻印在自己身上,通常,这种经历的烙印使新精英们表现出了“在所有社会情境下”的“淡定和开放”。然而,之所以能够有游刃有余地和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接触各种文化和知识的机会,是因为新精英的父母有财力为他们购买更多的福利,圣保罗中学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个人成就被内化,新精英们“从把自己作为一个凝聚的群体、一个有而别历史和品位的阶级,到把自己看作是美国最有天分和最努力的一群人”。

因为我国社会相对于之前更加开放,所以不平等的存在被模糊,使得底层群体弱势地位的成因有时被内化为“不努力”或“无能”。选取西莫斯·可汗在结尾的一段话作为反驳:“贫穷不是穷人的一个特点或属性,而是穷人之于社会中其他人的一种关系。精英也是同样的道理。精英之所以为精英,不是因为他们是谁,而是因为他们和社会中其他行动者与机构之间的关系。精英是被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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