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中的方向

八日水
2018-01-28 08:51:36

这是北大乐黛云教授针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背景和现状等主题做出演讲的文集。

全球化的‘帝国’统一趋势一方面激发了地球公民社会的想象,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民族国家的、种族的和宗教的抵抗,要消除这些抵抗,就得借助更无情的统治,其尖端就是文化原教旨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的激烈冲突[亨延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美国对国内不能提倡多元(独特的美国文明的退化和瓦解),对国外则必须提倡多元]。

因为人类生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时空巨变(信息技术革命),人存在的意义、人性的自我定义都受到了根本的挑战,也就是说过去有关‘意义’、‘常规’的领域都将全面受到冲击。高度的文明与高度的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别的。

现代性始于理性,现在看来极端的理性却通向极端的非理性。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佛教经济学必然与现代实利主义经济学大有区别,因为佛教徒认为文明的真谛不在于需求增多,而在于人格纯净。

从自然环境、科学发展、社会需求等各个方面来看,人类都面临着一个空前巨大的转折。要平安度过这个转折,首先就是要改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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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大乐黛云教授针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背景和现状等主题做出演讲的文集。

全球化的‘帝国’统一趋势一方面激发了地球公民社会的想象,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民族国家的、种族的和宗教的抵抗,要消除这些抵抗,就得借助更无情的统治,其尖端就是文化原教旨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的激烈冲突[亨延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美国对国内不能提倡多元(独特的美国文明的退化和瓦解),对国外则必须提倡多元]。

因为人类生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时空巨变(信息技术革命),人存在的意义、人性的自我定义都受到了根本的挑战,也就是说过去有关‘意义’、‘常规’的领域都将全面受到冲击。高度的文明与高度的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别的。

现代性始于理性,现在看来极端的理性却通向极端的非理性。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佛教经济学必然与现代实利主义经济学大有区别,因为佛教徒认为文明的真谛不在于需求增多,而在于人格纯净。

从自然环境、科学发展、社会需求等各个方面来看,人类都面临着一个空前巨大的转折。要平安度过这个转折,首先就是要改变人类现有的人生观、世界观,重构人类的精神世界,这就是21世纪新人文精神所追求的核心价值。

现代性的两个主要特征(经济增长万能和个人绝对自由)受到质疑。J.里夫金所谈论的‘美国梦’(最大自由区挣最多的钱)和‘欧洲梦’(有生活质量的可持续性文明)并不是指地缘的区别,而是指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是指不同时空中、不同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

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是那些与物质积累没有什么关联,却和我们对同胞的热爱,作为个体与人类的关联,与所居住的星球的关联息息相关的时刻。

世界文学并不如歌德所想,只是各种优秀作品的互不相关的聚合,而是互识、互证、互补的,带有比较文学意味的、有机的结合;世界文学也不如马、恩所想,是融多种文学为一体的新的合金,而是保持着、发展着各自特点,从其他文学吸取着营养,也为其他文学不断做出独特贡献的各不相同的文学的共同体。世界文学不是孤立存在的。某种文学必须通过另一种文学的接收、诠释甚至变形才有可能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因此重要的是要以某种文化底蕴作为出发点。世界文学就是在不断变动的世界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学。

在这个建构性的后现代思潮所开启的平台上,过去相对孤立的国别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有机的世界文学因素,比较文学的互为主观、互为参照、双向阐发等理论不可阻挡地突破了国别文学的自我设限。

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诠释,过去一般都属于逻辑学认知方式(归纳和演绎)。互动认知与此不同,主体和客体都是在相互认知的过程中,发生变化,重新建构自身,共同进入新的认知阶段。

‘熵’的观念在美国文学中引起很大的反响,特别是在小说界。整个世界发展趋势来看,由于能量的耗散,全世界可以做功的总能量越来越减少,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会变的陈旧、已知、无序;新鲜的、未知的、偶然的、有特质即按特殊秩序排列的事物越来越罕见,也就是不可抗拒的‘熵’越来越大的状态(从最小可能性的状态移向最大可能性的状态,从差异与形式存在的组织与可区分的状态到混沌与相同的状态)。要防止熵量的增加,就必须突破隔离封闭的体系,不断增加信息量,不断与外界交换能量,不断改变主体的结构以适应新的情况。

比较文学也不再局限于过去的框架,而是着重研究不断变化的各国文学之间的理论、关系和动态,即侧重研究变动不居的‘文学间性’、‘文化间性’和异质空间等新问题。西方学术界原来互不相干的三个学术圈子(汉学研究、理论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正在迅速靠拢,并实现互补、互识、互证。

文学涉及人类的感情和心灵,较少功利打算,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中的共同话题总是十分丰富的,不同文化体系的人们都会根据他们不同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有了对话的自觉,还要有对话的善意和胸襟(对话中常常遇到四种难解的悖论:普遍与特殊;保持纯粹与互相影响;他者与自我;沟通的话语的可解与不可解)。

中国需要真诚的文化自觉:改变过去一味封闭地崇尚‘国粹’,而致力于从当前世界文学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审视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特别是研究在当前的文化冲突中,中国文化能做出何种贡献和与他者对话中对自己重新再认识。

比较文学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欧洲正式诞生,代表第一阶段的法国,开创了以文献实证为特色的传播和影响研究;代表第二阶段的美国比较文学,突破了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定位为文学关系史的学科藩篱,提倡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和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

中国的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核心价值、不确定性与在混沌中生成的宇宙观、人与社会的关系)一向文史哲不分,琴棋书画、舞蹈、戏剧想通,为跨学科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方位性的各种可能。它接受了法国学派的传播与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受到了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影响。

中西比较文学起源之不同:西方比较文学发源于学院,中国比较文学则与政治和社会上的改良运动有关,是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西文化相触和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结果。

中国比较文学从小说的翻译和研究(夏曾佑、王钟麒、辜鸿铭)开始,在翻译小说的讨论中,谈得最多的往往是以西方小说为参照,找出中国文学在发展中的特点或弱点以求更大发展。

王国维指出,中国最完备的,是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国诗歌中多充斥着‘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却很少有对自我灵魂的追问,更少超越现实利害的自我内心痛苦的描述;中国戏曲小说亦‘往往以惩劝为旨’,以至‘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中国文学的弱点就在于太多地强调了‘微言大义’、‘寄托讽刺’‘兴观群怨’之类的以文学作为政治教育、改良社会之工具的要求,而忽略了文学作为超脱利害关系、类似于游戏的独立本性。文学的目的是对灵魂的叩问,回答人生的根本问题,求得人生痛苦之解脱(《红楼梦》为杰出代表)。

而早期的鲁迅主要接受了进化论(优胜劣汰)积极的方面,对进化论的消极方面从来都是采取批判态度。

朱光潜则以西方文学为主题来评判中国文学(《诗论》为代表),认为一切价值都是比较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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