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潢贵胄 天潢贵胄 7.6分

機會主義下的宋代宗室

厓山之後無中國
2018-01-27 15:59:27

宗室是皇權的基礎。宗室規模的大小,一方面證明皇帝及整個皇族的生育能力,一方面也反映政權的穩定程度。但是對於皇權政治來說,宗室既是源於血緣關係而應該最被信任的群體,又由於是皇位的潛在競爭者而被廣泛懷疑和壓制。

宋代的宗室史幾乎沒有跳脫出這個歷史規律。所以我在讀本書時所自帶的題目是“研究宋代宗室史的意義何在?”基本上講,宋代宗室在整個兩宋政治史當中並不起眼,所以研究的成果不多。賈志揚的研究可以說填補了這個領域的空白,雖然他對中國史料的理解和把握能力還有待加強。不過我幾乎是忽略他的錯誤而從整體上去尋找我的答案。

所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我以為宋代的宗室史充滿了機會主義色彩。

北宋在它的大部分統治時期都禁止宗室分享政治權力,這與它的前代唐朝的做法顯著不同。唐代不僅願意在政府中廣泛起用宗室,而且還委以高官。北宋的做法則是“有名無實”,宗室在享受高官厚祿之外卻無實際的參政議政的權力。這應該源於太宗皇帝飽受質疑的繼位過程和隨之產生的合法性問題導致他本人對兄弟子姪的猜忌。宋代宗室由此走上與前代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最初階段,宗室雖然與社會和政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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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是皇權的基礎。宗室規模的大小,一方面證明皇帝及整個皇族的生育能力,一方面也反映政權的穩定程度。但是對於皇權政治來說,宗室既是源於血緣關係而應該最被信任的群體,又由於是皇位的潛在競爭者而被廣泛懷疑和壓制。

宋代的宗室史幾乎沒有跳脫出這個歷史規律。所以我在讀本書時所自帶的題目是“研究宋代宗室史的意義何在?”基本上講,宋代宗室在整個兩宋政治史當中並不起眼,所以研究的成果不多。賈志揚的研究可以說填補了這個領域的空白,雖然他對中國史料的理解和把握能力還有待加強。不過我幾乎是忽略他的錯誤而從整體上去尋找我的答案。

所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我以為宋代的宗室史充滿了機會主義色彩。

北宋在它的大部分統治時期都禁止宗室分享政治權力,這與它的前代唐朝的做法顯著不同。唐代不僅願意在政府中廣泛起用宗室,而且還委以高官。北宋的做法則是“有名無實”,宗室在享受高官厚祿之外卻無實際的參政議政的權力。這應該源於太宗皇帝飽受質疑的繼位過程和隨之產生的合法性問題導致他本人對兄弟子姪的猜忌。宋代宗室由此走上與前代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最初階段,宗室雖然與社會和政治隔絕,但是在發展個人愛好和禮儀方面的作用,讓他們能夠在享受奢華生活之外越來越接近於精英階層。只不過,在宗室規模膨脹階段,政府一度在“有服”與“無服”政策之間徘徊。最終建立的無服宗親資助制度,與其說是皇帝顧及血緣關係的親情表現,不如說是士大夫們成功勸說皇帝以宗族式的認同感來對抗社會中土地所有權分散的現象在宗室政策中的體現。同樣的機會主義出現在神宗皇帝的改革雖然削減了宗室的特權,讓許多宗室成員面臨生存危機,卻也讓某些人能夠期待在政治上能夠有所突破。

到了徽宗時代,從王安石變法就顯現出來的國家主義傾向貫徹於蔡京的宗室改革方案當中。這種由中央掌控一切資源的改革既讓處於兩個衛星中心的大批宗室逃脫金人的俘虜,又讓無服宗室事實上成為皇位的潛在候選人。可以說這次機會主義式的改革卻宿命般地拯救了帝國。

在兩宋交替之際的戰亂年代,機會主義再度降臨在宗室身上。這當中無論演繹的是勇敢和忠誠(趙士珸、趙不試、趙士嶐等),還是不忠和謀逆(趙子崧),或者僅僅是流露出對權力的渴望(信王趙榛),都可以被視為宗室集團在政治上長期被打壓以後的機會主義選擇。

到了南宋政權初定的高、孝兩朝,宗室通過學校和教育,特別是考試和入仕的方式,大量流入官僚集團,這需要從南宋政治史的角度去考察。一個最直接的原因是孝宗出身於宗室,又在競爭帝國繼承人的過程中擔憂被退回宗室,所以他本能地對宗室抱有認同感。更重要的是宗室的受教育程度已經證明他們的儒家化和精英化。而基於儒家和精英的理念既可以為宗室帶來保護貧弱、與不公正抗爭、不惜犧牲個人利益的美名,又可能接受權力和財富的誘惑。這中間的灰色地帶給宗室的機會主義分子以真正的機會。而人在機會面前只有極少數能夠經受誘惑的。

宗室的儒家化和精英化必然導致參政的需求,反之參政的宗室必然更加趨向於儒家化和精英化。這是北宋時代宗室“廢物”形象的反正。但宗室的參政非但沒有身份上的優勢,反而繼續被排除出最高執政的序列。這種只能擔任普通官員和地方官員的現實催生出南宋時代宗室發展的另一次機會主義:地方化。加之宗室規模的不斷擴大國家不堪重負,泉州的海外貿易基地地位成為國家解決宗室供養問題的地方之一,促使宗室直接參與海外貿易。這種逐利行為既與天潢貴胄的身份不符,又反過來促進了宗室的地方化。

宗室的地方化是宗族化的第一步。歷史證明,趙氏在厓山之後轉變為宗族並繼續繁盛,有二十多個族系存續到現代,並對他們的皇家先祖抱有很大的興趣,舉行了許多紀念活動。更重要的是,這些現象背後,即宋代宗室制度的成功運行,不僅給後世王朝提供了如何在處理宗室問題上避免陰謀、叛亂和爭位的案例,而且也反映了宋朝“反暴力化”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態。這是“宋代是中國近世化開端”的重要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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