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与外,变与不变

六月飞霜
2018-01-27 看过

包罗万象。近代史论及中外关系的复杂辩证层面,精炼地很深刻。民国时期人口、工业、农业等指标的考证数据分析着实枯燥,缺少基于推理的归纳总结,对读者不太友好。思想史偏晦涩,但总体能感受到梁启超、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排名分先后)的深邃哲思发展和亲力亲为行动,以及梁漱溟、冯友兰等偏传统保守主义的回归。相比之下,文学史更贴近世俗大众,纵有鲁迅郁达夫留名至今,然而更多的有被政治操纵利用之嫌。袁世凯一家独大、军阀混战、国共此消彼长的叙述更显主线难寻,可能主要是受纪传体记史主导的模式难以改变的弊病。更主要的是丰富了人物轮廓,袁并不只是醉心权术,主要仍是在探索振兴民族国家;孙并非将为公一贯之,而是和日英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蒋清共的早见。最后的书目整理,再次叹为观止。

“中国的现代调整问题是一个占优势的成年文明突然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处于未成年地位的问题。”

“帝国主义的存在成了比以往更为团结的革命努力的目标,但这一革命努力本身却代表了其他的外国势力,革命总有外国支援者。孙领导的同盟会是在1905年日本的推动下,在东京的青年中组成的。苏联革命的使者既推动了中共的建立,又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因此这场革命是利用外国人、他们的援助、思想和方法去打击外国创建的事业,把它当作国内革命的目标。”

“人类思想的奥妙一般来说似乎是靠大量运用类比,如在确定时间时用“前”和“后”来表达,这两个词原是用来指空间的位置。在时间的阶梯上,我们“看到了”“前”“后”依次发生的历史事件。类比的和形而上学的思维导致我们根据比较熟悉的事物去想象较不熟悉的事物—总之,为了逾越大洋之间的鸿沟,我们不得不主要用我们头脑中已有的一切事物去思考。因此,我们发现一个个中国爱国者不但被文化自豪感所激励,而且他自己的思考过程也使得他在中国寻找他在外国看到的相似物、同类物,或中国的对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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