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摘要】支配的概念与类型

法妹
2018-01-22 01:55:19 看过

支配的类型

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一章:正当性的基础

1、支配的定义、条件与种类,正当性

支配的定义为:一群人会服从某些特定的(或所有的)命令的可能性。每一种真正的支配形式都包含着最起码的自愿服从之成分。也就是对服从的利害关系的考虑,而这种考虑可能是因为别有用心,也可能是基于真心的诚服。[1]

如果统治者为数颇多,支配的行使便须借助管理干部。这个特别的团体通常受委托执行一般性的政策和特殊指令。管理干部的成员对支配者的服从,可能是基于习惯,可能是由于感情的连系,可能由于物质利益,也可能由于理想性的动机。作为支配的基础,单靠习惯、个人利害、纯感情或理想等动机来结合仍不够坚实。除了这些之外,通常还需要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正当性的信念。[2]

2、支配的三个纯粹类型

理性的基础:确信法令、规章必须合于法律,以及行使支配者在这些法律规定之下有发号施令之权利。

传统的基础:确信渊源悠久的传统之神圣性,及根据传统行使支配者的正当性。

卡理斯玛的基础:对个人、及他所启示或指定的道德规范或社会秩序之超凡、神圣性、英雄气概或非凡特质的献身和效忠。[3]

在法制型支配中,一个人之所以服从是由于他服膺依法制定的一些客观的、非个人性的秩序。他也因此服从因正式法律而占据某项职位、行使支配的人。但服从范围只限于该职位的管辖权。在传统型支配中,支配者个人因据有传统所认可的支配地位而得到他人的服从。不过支配者的支配范围也由传统所限制。[4]在卡理斯玛支配中,据有卡理斯玛特质的领袖,受到所有相信卡理斯玛禀赋者的服从,因为人们确信其启示、英雄气概以及其非凡的禀赋。[5]

第二章:具有官僚制管理干部的法制型支配

3、法制型支配:纯粹类型

1)任何一个法律规范都可以根据目的理性或价值理性的基础,经由协议或强制的手段来建立,并且至少可以要求该组织的成员对它服从。2)任何法律体系基本上都是由一些抽象规则依首尾一贯的系统所构成。3)准此,典型的支配者,即“上级”,自身也得服从于一套无私的法令和程序。4)服从支配的人是以组织的“成员”身份而服从的,他所服从的,也只是该组织的“法律”。5)与第三点相应的是,组织的成员之所以服从一个支配者,并非服从他个人,而是服从一个无私的秩序。[6]

以下是理性的法制型支配的基本类别:

(1)有持续不断受规则所约束的行为与正式经营。

(2)有明显范围的权限:A.执行因为系统分工而分化出来的特定功能的义务。B.赋予在职者某些必要的权力。C.有明确规定的必要强制手段,以及使用这些强制手段的明确限制。[7]

(3)各种职位的组织是依照官职层级制的原则;

(4)节制一个职位行为的原则,可能是:a.技术性的法规;b.规范;无论是何种情况,这些原则而得运用与实施必须有专业的训练,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的地步。

(5)就理性的组织而言,原则上行政干部的成员必须绝对地和生产工具的所有权,或管理的所有权分离。

(6)在理性类型的组织中,在职者也不可能占有该正式地位。

(7)行政措施、决议和规令都以文字的形式提出及记录。

(8)法制型支配的实施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典型的为官僚制。

5、法制型支配:纯粹类型(续)

法制型支配的最纯粹执行方式,是通过一个官僚制的管理干部。只有组织的最高行政首长是由占有、选举或继承的方式而享有支配地位。而即使是他的支配亦只限于法律规定的管辖和权限。在最高权威地下的整个管理干部,以最纯粹型而言,乃由个别任命的官员组成。他们组成一个“一元制”而非“合议制”组织。[8]这些官员有以下行为标准:

他们在私人生活方面是自由的,惟有在公共领域里,才有服从支配的义务;

他们以清楚界定的职位阶层制组织起来;

每一个职位的权限都由法令清楚规定;

职位基于契约;

人员的选择根据专业的资格;

他们的报酬是货币形式的固定薪资;

职位是在职者唯一,或至少是最重要的职业;

职位即前途;

官员与行政工具的所有权完全分离,而且不得据该项职位为己有;

在办理公事时,他必须遵从组织严格、有系统的纪律和控制。[9]

注意:

1. 官僚制广泛存在,企业规模越大、官僚的角色越重要;政党的情况也是如此。

2. 如果使用人员的主要原则是以任命的方式,那么这个组织将最接近官僚支配的理念型。由民选官员构成的阶层组织不可能存在。

3. 以契约来任命行政人员,使得自由选择成为可能。如果一个层级化的组织对管辖和权限有着无私的规定,可是却由非自由的行政人员组成,即使他们依官僚系统的方式版式,我们仍称此类组织为“家产官僚制”(Patrimonialbrokratie)。

4. 专业能力在官僚组织内扮演的角色日渐重要。[10]

5. 行政官员通常获得定额的、常规的薪资。

6. 哪些不构成在职者主要职业的“职位”,特别是一些“荣誉”性质的职位,属于其他范畴。官僚制官员以其职位作为主要职业。

7. 至于官员与行政工具所有权两者之间的分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

8. 合议制的机关逐渐被一元的首长支配取代。

9. 现代军队里的军官,是一种任命的官员。

5、一元化领导的官僚制

一元化领导官僚制效率最高。在明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格性及可信赖性方面,都比其他形式的组织优越。[11]在纯技术、高效率的方面,由于其他组织。“现代的”组织形式之发展就是官僚制行政组织之发展与不断的而扩散。

官僚系统之所以优越,主要是因为专业知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2]是谁掌握了现存的官僚机器?非技术专家控制官僚机器的可能性非常有限。一般而言,最高阶层的专业行政人员的意见,至终将克服其名义上的上级,后者经常不是专家。[13]

官僚制发展的原因中,资本主义制度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资本主义中,其发展造成了稳定的、严格的、密集的、可计算的行政系统之迫切需要。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近代阶段的发展需要官僚系统,虽然两者的发展各有不同的历史根源。而资本主义反过来也为官僚化的管理组织提供了最理性的经济基础,并使后者发展成为最理性的形式。[14]

除了经济基础,官僚制发展也有赖于交通和运输方面的条件。它有赖于铁路、电报和电话。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比资本主义可能需要更高程度的形式官僚化。[15]官僚化的行政系统意味着基本上是通过知识来支配,它之所以那么理性化,乃来自这项特征。一方面,专业性的知识本身即足以保证非常的权力地位;另一方面,官僚组织,或利用官僚组织的支配者,又可能以处理政治事务所累积的经验和知识,来增强其权力。[16]

一般而言,官僚支配有下列的社会影响:

1.它对专业能力的重视使人才甄选范围尽可能的扩大,因此有平等化的倾向。

2.由于专业训练倾向尽可能延长,它因此有金权政治的倾向。

3.形式化的、不受私人因素影响的精神取得主导地位。

理性官僚制的“精神”有下列几个通性:

1.形式主义。

2.另外与上述的精神明显相反的趋势。此即,行政官员倾向于从一种实质上是功利主义的观点,也就是从被支配者的福利观点,来看待其行政功能。[17]而这种功利主义倾向,一般是以形式的、规律性的措施表达出来,因此也具有形式主义的精神。这种实质理性之趋势,受到所有被支配者的支持。

第三章:传统型支配

6、纯粹类型

如果某一支配的正当性是来自其所宣称,同时也为旁人所幸福的,“历代相传”的规则及权力的神圣性,则我们成此种支配为传统型支配。[18]听命行事并非格于明文规定,而是由于某个经由传统而据有支配地位的个人。这个人的命令由下列两种方式之一而获得正当性:

A.部分由于直接限定了命令内容的某种传统,而且只有在某个限度之内被认为妥当;

B.部分由于传统在某个程度内给予支配者恣意而行的自由。

此一传统的特权主要是基于下列事实:个人的服从义务在本质上倾向无限大。从而导致双重的层面:

A.受特殊传统所约束的行为层面

B.不受特殊规则限定的行为层面

就后一层面而言,支配者可以自由一起个人喜好而施惠,特别是为了得到礼物回报。权力的实际运行是基于如下的考虑:支配者及其干部必须观察被统治者习惯上的顺从程度,并且在不致引起他们反抗的程度内行使。当反抗爆发时,其目标是针对支配者个人或他的官员,理由是他无视于自身权力的传统限制。反抗并非针对制度本身——这是个“传统主义革命”的典型。

7、纯粹类型(续)

典型的行政干部来自下列渠道:

A.与支配者已有传统型恭顺关系结合的人,我们称此为“家产制的拔举”。这些人可能是:(a)族亲;(b)奴隶;(c)家臣性质的附庸,特别是“家士”;(d)“客”;(e)“部曲”;(f)解放的奴隶。

B.选拔也可能来自“外家产制”的,包括:(a)纯粹靠个人忠诚;(b)对领主有忠诚关系的人;(c)自愿投入此一基于个人恭顺的网络中为官吏的自由人。

纯粹类型的传统型统治下,缺乏下述这些官僚制下管理干部的特质:

A.依据秉公的原则,对“权限”有清楚的界定;

B.依理性原则建立的层级结构;

C.依自由契约的规律化任用制度,以及有秩序的升迁;

D.专业训练为正式的任用资格;

E.通常有固定的薪俸,以货币支付

就a而言,因无一明确的职权范围,最初支配者往往随其喜好,任意委任及授予一些互相冲突的职务及权力。这些职权逐渐成为永久性而且经常在传统上固定下来。[19]就b而言,到底谁负责做决定?谁处理上诉案件?此一问题的答案要么是(a)按照传统处理;或者是(b)完全由支配者独断。[20]就c而言,家臣及宠幸经常是以纯粹的家产制形态拔擢出来:他们原为统治者的努力或家士。就d而言,家臣与宠幸的管制资格,极少需要理性的专业训练。[21]就e而言,家臣及宠幸通常是在其主子的家中取得生活所需。

7a、长老制、家父长制与家产制

1)、传统型支配中最基本的类型如下,在此类型中,支配者没有自己的管理干部:

A.长老制(Gerontokratie);

B.原始的家父长制

长老制指的是:只要对团体的支配时有组织的,而且统治权掌握在长者手中(长者最早指的是年龄最老的人)。此一现象普遍存在于非经济性或亲属性团体中。“家父长制”指的是:在一通常以经济及亲属为基础的团体中,有一特殊的个人——经由固定的继承规则产生——来统治。长老制及家父长制经常是并存的。

这两类统治的基本特征为:尽管支配者有其传统继承权,团体中的被支配者(“伙伴”)认为统治权仍必须以一共有权利的方式行使,而照顾到所有成员的利益,因此不能随便为在职者据为己有。为了维持此种利益,在上述两种类型的通知中,关键点在支配者没有个人(“家产制”)的干部。因此支配者仍须大力依靠团体成员的乐意执行其命令,因为他没有机构可以取代。因此,团体成员仍维持“伙伴”(Genossen)的身份,而不致完全沦为“子民”(Untertanen)。

他们成员资格来自传统,而非法令。服从是针对支配者,而非任何成文的规则。即使是针对支配者也只是因为支配者所拥有的传统身份。因此,支配者自身是严格为传统束缚住的。[22]

2)、当传统型支配开始发展出特别的行政机构及武装力量,而这两者成为支配者个人的工具时,家产制即可能发生——在最高度发展情况下,例如回教的“苏丹制”(Sultanismus)。只有到这时,团体中的“伙伴”才会被视为“子民”。原先支配者的权威明显的是属于团体所共有,现在则成为个人的权利,他爸此一权威窃为己有,正如它占有其他事务一样。[23]

家产制权力的主要外在支柱是奴隶、部曲及征发来的人民,以及雇佣来的贴身侍卫及佣兵。借着这些控制工具,支配者可以扩展其独断独行的权力,破坏家父长制及长老制结构的传统拘束而得以任意赏赐恩惠。当支配形态基本上还是传统型时,尽管权力依支配者个人意志行使,我们称此为家产制支配;如果此种支配基本上是基于支配者的独断独行,我们称之为苏丹制。这两种支配类型与原始的家父长制主要的区别是个人管理干部的存在。[24]

3)、身份制支配是家产制类型之一。在此类型之中,管理干部得以处分特定权力及与其相应的经济利益。此种处分以下列数种方式为之:a.有时处分权是由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或具有某些特征的一群特定的人控制;b.也可能由个人所控制,或者因世袭而终身享有,或者以自由所有权形式存在。

身份制支配因此有如下特点:a.支配者选择其管理干部的权力受到限制,因为职位或领主权力已被(甲)一个团体;(乙)身份团体所占有;b.经常由个别管理人员来处分。处分的范围有:(甲)职位;(乙)物质的行政手段;(丙)命令权。

当支配权力被有身份者所占有时,行政机构的费用一概由在职者从自己以及他所占有的资源来支付。掌握军权者及身份制军队的领导人得负责装备自己个人的军队。在完全占有的情况下,(1)所有的政府权力都是由支配者与其管理干部所共享,双方各有其固有权利的依据;(2)或者出现自主的权利,由支配者办法特别的命令予以规范,或由支配者与占有权力者之间的特殊妥协来规范。[25]

4)、特权授予,这也许是个人的、世袭的或自由占有的,它们可能是无条件的或必须奉行某些之物,此类特权来自:a.因为服务而获得之报酬、或“收买”其顺从;b.也许只是正式承认实际已被篡夺的权力。

5)、由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或身份集团所占有,通常这是支配者与其行政官僚间妥协的结果。此一拖鞋也有可能是支配者与一个无组织的身份团体达成的。

6)、采邑(Lehen)必须个别讨论:

8、长老制、家父长制与家产制(续)

家产制的随从大致是从下列任一方式取得其生活资源:a.居住领主家中以为生;b.从领主的仓库或账房支领其配给;c.使用某块土地的权利,其条件则为服务;d.占有某些财产收入、规费或税入;e.采邑。[26]

只要维持生计的方式是从b到d,都是根据传统模式而产生的,同时只要这些都是可为私人所占有,我们称之为“俸禄”。管理干部如果基本上是以此种方式来支持的,我们称之为“俸禄制”。

9、身份制支配与家产制支配

就纯粹类型而言,家产制支配 认为所有支配权力及伴随的经济权利均为私人所占有的经济利益。某些重要的权力虽由私人占有,形式上仍受到特别规则约束。特别是,相对于纯粹经济利益的占有而言,这些有特殊经济权利的人,都有司法以及军事的处分权,形成他们占有经济利益的法律基础。再者,就纯经济利益的战友而言,那些基本上是家产制的、与另一些基本上是外家产制的,其占有的模式仍有区别。就此而言,有关身份制支配,一项决定性的事实就是支配权及其有关的报酬都被当成私人之权利。[27]

当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其成员的特权是来自支配者所赐予的权力,并且与其支配者达成妥协时,我们成此种类型为身份制权力划分。[28]

9a.传统型支配与经济

传统型支配对经济行为的主要影响通常是以非常概括的方式来强化传统态度。在长劳之及纯粹家父长制支配下,此一情况最为明显。因为这两种政权无法利用管理机构来对抗其他的成员,也因此必须大力依赖自身的正当性,而此一正当性不管在哪方面又是必须牢牢附着在传统之上的。

1)除此之外,家产制有如下方法:a.统治者维持自给自足的“庄宅”,需要以“赋役制”为基础。B.为身份制的特权团体提供服务也有非常近似的影响。市场发展在此情形下受到限制,因为个别经济单位的财产及生产力正大大地为支配团体的需要所支配;c.再者,家产制可借诸垄断性的需求满足方式。在此情形下,市场的发展受到非理性因素的严重限制,重要的利润部门掌握在支配者及其管理干部手中。D.就个别例子而言,家产制的次啊正政策或许也可以通过有系统地开拓税收来源,及合理地组织独占机构而产生理性化的效果。

2)除了大多数家产制政体的财政措施之外,重要的是他们管理执行的一般性格,更限制了理性经济行为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a.传统主义对形式的理性规则造成严重的障碍;b.缺乏受过正式专业训练的官僚群;c.支配者及其行政部门的成员,他们实际专断的程度以及纯粹个人好恶的发挥,可以由很大差异;d.家父长制及家产制具有内在的倾向:此即用功利、福利或绝对性价值等名目来规范经济行为。[29]

由于这些原因,家产制中只有几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发展:a.商业资本主义;b.包税制、出租或贩卖官职的资本主义制度;c.提供国家所需资金,或支持战争费用的资本主义制度。D.在某些环境下,大农经营制及其他殖民式经营的资本主义制度。

然而,追求利润的企业不会出现。此种企业有固定密集的投资,合理化的自由劳动力组织,其取向为私人消费者市场购买力。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于所有法令、管理及税收上的不合理性皆太敏感,因为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会摧毁了可估量性的基础。[30]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此种形式才会有基本上的改变,那就是家产制君主,为了自身权力及财政的利益,发展处一套合理的管理制度,以及随之而兴的专业技术的官僚。要如此做,必须a.可以提供专业训练,b.必须有强烈的诱因足以推动这种政策;c.还需要一个非常特殊而必要的因素,也就是在家产制政权彼此的竞争当中,必须引入城市自治体,给予财政上的支持。[31]

第四章:卡理斯玛支配

10、卡理斯玛支配和卡理斯玛共同体

卡理斯玛这个字眼在此用来表示某种人格特质,某些人因具有这个特质而被认为是超凡的,禀赋着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质。[32]

1)被支配者对卡理斯玛之承认与否,是卡理斯玛是否妥当的额决定性因素。此种承认是由被支配者自由给予,必须由具体事实来保证。[33]

2)如果领袖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无法创造奇迹和成功;如果神或魔性及英雄性的力量似乎抛弃了领袖;最重要的,如果领袖无法继续使跟随者受益,他的卡理斯玛支配很可能因此丧失。这是“君权神授”的真正意义。

3)一个臣服于卡理斯玛的支配团体,我们称之为“卡理斯玛共同体”,以感情性的“共同体关系”为基础。一个卡理斯玛领袖的管理干部并非官员,他们也绝少具有技术上的训练。选择干部的依据在于干部本身的卡理斯玛禀赋,而非社会地位或家族内的私人关系。[34]行政官职不是一项终身事业,也没有“升迁”这类事。其中只有领袖对追随者的召唤,而其甄选的基础是后者的卡理斯玛资格。

不存在正式的规则,或抽象的法律原则,因此也没有任何以此为取向的理性的判决过程,同样的也没有导向判决先例的“睿智”。具体的判决因个别案例而有所不同,并且被视为神圣的判决或启示。[35]

由于卡理斯玛支配时“超凡”的,因此它与理性的、特别是官僚型的支配尖锐对立。它也和传统型支配对立,以上支配属于日常的支配形式,卡理斯玛支配则于此完全相反。官僚支配受到理智可解之规则的限制,官僚支配特别理性;而卡理斯玛支配则在这层意义上特别非理性,因他不受任何规则限制。传统型支配也受到规则的限制,可是卡理斯玛支配在其所宣示的领域中,根本弃绝传统。因此,卡理斯玛支配是一种特别革命型的力量。[36]

4)纯粹的卡理斯玛与经济考虑尤其无关。卡理斯玛存在时,它构成一项“召唤”。一项“使命”或一项宗教性的“任务”。对于利用神赐禀赋,以取得经济收入,卡理斯玛支配轻视并谴责这种做法。卡理斯玛并不必然永远弃绝财富或经济收入。卡理斯玛的支配,所轻视的知识如传统型支配中日常的经济运作,以及由持续性的经济活动中取得固定的“收入”。[37]

5)在传统型支配鼎盛时期,卡理斯玛乃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力量,“理性”是另一个革命力量。后者由外部造成影响:它改变人们生活的情景及难题,终至而噶变了人类对其生活及其难题的整个态度。它赋予个人以智性。而卡理斯玛,由于人们的苦难、冲突或狂热,却可能在主观上或从内部改变人的心里去向。它可能因此导致人在基本的态度及行为方向上的激烈变动,使人们对“世界”种种不同的难题有着全新的心理取向。[38]

第五章:卡理斯玛的例行化

11、卡理斯玛的例行化及其影响

卡理斯玛支配的社会关系全然是私人性的,是以个人人格的卡理斯玛特质的妥当性和实证为基础。如果卡理斯玛支配希望维持一个持久性的关系,一个由门徒、战士或跟随者组成的“共同体”,或一个政治性的教权制团体,而不只是一个过渡中的现象,那么卡理斯玛支配的基本特质必须加以改变。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卡理斯玛支配只能存在于初始阶段,它无法长久维持稳定。它终究会被传统化或法制化。[39]其动因在于:

A.维持追随者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利益,同时使共同体不断地再生;

B.为了强化管理干部之间的关系所需的、更强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利益。

随着卡理斯玛领袖的消失以及继承问题的发生,这种利益的考量特别明显。其解决方法为:

A.寻找一个新的卡理斯玛领袖。选择标准是视其人格特质是否合乎该支配地位。新的卡理斯玛领袖会受到某种标识的限制。这种标识会变成“规则”。这一过程就是传统化的过程。

B.以神意来选择新领导者。这种情况下,新领袖的正当性来自选择技巧的正当性,这是一种法制化的形式。[40]

C.由原来的卡理斯玛领袖指定继承人,并由其追随者加以承认。

D.由具有卡理斯玛特质的管理干部推举继承者,并由共同体加以成人。

E.卡理斯玛可以通过血缘而继承的观念。这就是“世袭性卡理斯玛”。在此时,追随者所承认的,不再是领导者个人的卡理斯玛特质,而是他由世袭继承所获得的该职位的正当性。这可能导致传统化或法制化方向。[41]

F.卡理斯玛可以通过某种仪式,由持有者传给另外一个人,或可以用某种仪式在一个人身上创造出来。这个观念非常神异,它意味着卡理斯玛可以和个人分离,成为一客观、可传送的实体。特别是它可能变成职位性卡理斯玛。此时,对正当性的信念不再以个人为对象,而是以某些仪式行为的妥当性,以及个人通过这些仪式所获得的卡理斯玛禀赋为对象。[42]

12、卡理斯玛的理性化及其影响(续)

卡理斯玛支配为了保证适当的继承而导致理性化,卡理斯玛型的干部则从理性化中保证利益之获得。唯有在初始阶段,而且卡理斯玛的领袖行为是独立于日常社会组织之外的情况下,他的追随者才可能共同生活于一个以信仰及狂人为基础的共同体中。[43]因此,卡理斯玛支配的例行化,除了表现在继承形式上之外,同时也表现在追随者或门徒对权力以及经济利益的占有,以及对甄选新进人员的规定上。

1)甄选人员的基础原本可能是基于个人的卡理斯玛,然而随着例行化过程,追随者或门徒可能建立某些甄选人员的规范,特别是在训练及资格鉴定方面。

2)卡理斯玛规范很容易转变成界定传统的、身份地位的规范。

3)管理干部可能为其成员寻求、创设或占有个人性的职位,并且享有相应的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化或法制化的不同趋势,可能发展处俸禄、官职、或采邑等。第一种情况导致给俸组织;第二种情况导致家产制或官僚体系;第三种情况是封建制度。

12a、卡理斯玛的例行化及其影响(续)

一般而言,例行化的过程无法免于冲突。领袖早期对其个人卡理斯玛的宣示很难被轻易忘记。职位性卡理斯玛或世袭的身份或个人卡理斯玛之间的冲突,在许多历史情况下乃成为一个极典型的过程。[44]

与经济的关系:由每一个重要层面来看,卡理斯玛例行化的过程都是对经济条件的适应。因为经济乃是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绵绵不息的运作力量。因此经济条件扮演着一个领导变动的角色,而不只是一个函数。有个人卡理斯玛至世袭性卡理斯玛或职位性卡理斯玛的过渡,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项手段,正当化了对经济财货既有的或新获得的控制权。[45]

第六章:封建制度

12b、采邑封建制

A.下列诸因素与采邑有关:a.执行支配的权力及对权利的占有。采邑式的支配形式与内容,也许仅只限于支配者家内相关的权力,但是也有可能眼神到政治组合内的权力。采邑的赠予通常是为了交换特别服务,主要是关于军事方面的,但也可能包括行政职务。B.原则上是基于纯粹个人关系,限于领主及受领采邑者有生之年;c.基于契约关系,因此,我们假定封臣为一自由人;d.如果此一封建制是奠基于采邑,则持邑者的生活样式是属于骑士身份团体;e.效忠的契约并非普通的“商业契约”,它能建立兼顾的兄弟关系,彼此有相互效忠的义务。[46]

B.如果行政机构是完全基于土地的赠与基础——采邑封建制,会包含如下特征:a.领主的支配将被缩减到只希望其封臣能维持他们有关效忠的誓言;b.政治团体完全由纯粹基于个人效忠关系的制度所取代;c.只有在“违反效忠誓言”的场合,领主才有权剥夺其封臣的采邑,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封臣对其自己的下级封臣。d.通过再分封的过程,出现一个符合采邑层级结构的社会品位层级结构。e.无法从拥有家产制支配权力或团体支配权力者手中得到采邑的人则为“隶属民”;也就是说,他们是家产制下的依附者。f.掌管家计的权力,政治集团对税收及其争取贡纳的财政权力,以及特殊的长官司法及强制兵役的政治权力等等,所有这些权力皆可以同样方式成为封建受封的内容。g.封建领主或许会诉诸下列方法来加强它的地位;h.封建统治者会以种种方式寻求实现其对政治权力管理机构的控制。I.只有当一个封君能新创或再建直接受他控制、且以适当方式组成的行政机构的情况下,他才肯恩过得并保持其权力以对抗器封臣,以及对抗其他类型占有支配权力的人。

12c、俸禄封建制及其他变型

并非每一个“封建制度”都涉及到采邑,此外最重要的是:

A.俸禄封建制:其成立的情况如下:a.俸禄依其收益,由领主估计即赐赠后而被占有;b.原则上,占有只是行之于个人服务的基础上。c.这种制度主要并非一种兄弟契约式的、个人效忠的自有关系,而是基于财政的考虑。否则,财政制度就会形成家产制。

B.城邦封建制,基于现实的或虚构的庄园领主的聚居。这些封建领主在纯粹军事生活样式上享有相互平等的权利。

C.第二种疑似封建制度的类型,是由于相反的缘故。这种制度的确有采邑存在,然而,一方面,它并非经由一自由契约的程序获得,而是由家产制君王下令赐予;此外,它也许并非以骑士的生活样式为基础;最后,上述两种条件可能都缺乏——因此,一方面有丛书骑士拥有的服务采邑;或者相反地,采邑可以自由取得,但其持有者不许服从骑士律;最后,采邑可能会赠予“客”、“部曲”或奴隶,他们受雇从军。

13、不同支配类型的混合

基本上我们得了解,所有支配的基础,以及所有服从意愿所对应的,都是一种信仰:因为须借着此一信仰力量,支配的行使实际上就像是借来的“威望”一样。[47]此种信仰的形成极少是很单纯的。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支配,一个管理干部群的存在及持续运作是及其关键性的。因为如果没有有组织的行动来指导命令的施用及执行,服从的习惯是无法维持的。[48]实际上,此种行动的存在,就是通常“组织”的涵义。为了让此种行动存在,反过来,行政干部与支配者之间,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利害一致的关系。只要此种一致性存在,当我们在了解支配者与其行政干部间的关系时,要把握的最基本要点便是:支配者的力量要强于任何个别的官员,但比他们整体又要弱些。然而为了成功地阻挠或甚至有意地对抗支配者,时期领导权无能为力,行政阶层的官僚无论如何必须达成有计划且有组织性的结合。[49]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历史的真相是一种持续地存在于统治者与其行政干部积案,为了占有权与处分权而起的冲突。几乎在所有文化发展中,最关键性的问题是:此种斗争会以何种形式解决?依附于统治者的官员阶层的特质为何?这个阶层又曾如何地帮助统治者赢得与封建阶级或其他占有权力的团体的斗争?[50]

这些斗争之所以重要,不仅对于行政史为然,对一般文化史亦然。其中一个原因是:教育的方式是由斗争的结果所决定,而教育方式又为塑成身份团体的决定性力量。[51]

第七章:非支配——卡理斯玛的再诠释

14、非支配——卡理斯玛的再诠释

卡理斯玛可以从反权威主义的角度来诠释:因为卡理斯玛支配的额妥当性完全奠基于被治者的承认,基于呈现在他们眼前的“证据”。对于一个具有卡理斯玛禀赋的人而言,上述的承认应被视为当然义务。然而,当卡理斯玛组织转向理性化的过程时,此种承认极可能不再被视为正当性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而转变成其正当性的依据,此即民主的正当性。[52]

“选举”的原则,一旦经过对卡理斯玛的再诠释而使用于领导者,也加你个扩大及于行政干部。选举产生的官员,由于他们的正当性是来自被治者的信赖,因此也可以被罢免。这是某些“民主制度”的典型。他们不属于“官僚制”的类型:因为他们的正当性尤其独立的来源,他们并不构成一个强而整合的层级结构。在相当程度内,他们的“升迁”与职务不受“上级”影响。

1)“直接诉诸民意的民主制”是“领袖民主制”(Fuehrer Demokratie)是最重要的类型,也是卡理斯玛支配的一种变型。

2)选举公职制(Wahlbeamte)的引用必然会导致卡理斯玛领袖地位的剧烈转变:他是哪些在他统治下人民的“公仆”。选举的公职人员,在一个技术型理性化的官僚组织内,是无法占一席之地的。这是由于他的职位是来自被统治者的投票,而非“上级”所任命及提拔,因此一般而言他不太关心自己是否正确及严格地遵照纪律行事,虽然如此做是很可疑应得上级的青睐。[53]

与经济的关系:1)卡理斯玛的转化过程中,反权威主义取向,通常会导向理性化的方向,如果统治者的地位必须依靠公民投票的承认,通常它会企图通过一个能循序有效运作的官僚组织,来稳固其证券。他的首要目标是摧毁传统式、封建式、家产式及任何其他形式的支配力量及特权。他的次要目标是创造出经济利益,与其证券紧密结合,以为其正当性根据。[54]

2)然而,直接诉诸民意制下的政权,也很可能采取某些会削弱经济活动形式理性化的措施。由于他们的正当性是基于群众的信赖,迫使他们在经济领域内强加实质的公道观念,因此导致司法部门独立于正式程序的规范。

3)选举公职制的出现对经济生活的形式理性化是种干扰。[55]第一,因为这些官员主要是依照政党运作关系选举出来,而非靠其专业性的技术;其次,被罢免或下次落选的顾虑,使得他们不可能追求严正客观的决策及行政管理,而毫不考虑上述后果。

第八章:合议制与权力划分

15、合议制与权力划分

不管是基于传统或理性的基础,支配可能都会收到某些特殊方式的局限与控制。

1)一般而言,家产制与封建制政权的统治常会受制于身份集团的特权。当身份制的权力划分形态存在时,此种限制会发展到最高峰。

2)官僚组织则可能受制于其他的政府机构。这些机构与官僚制的层级结构并行,而且依其自身的固有法则运用,其主要表现为:a.兼顾官僚组织是否遵照法规,必要的时候,有权力直接进行调查;b.垄断制定法规的权力。C.垄断授予行政手段的权力。

3)任何形式的支配里,其一元化的特性,都有可能因为合议制原则而被剥夺。主要表现为:

a.与掌握支配权力的独裁者平行的,还存在着一种一元化的支配。此时,我们称这一种类型为“否决式合议制”。

b.第二种类型为:非一元性支配的机关,其法令只有在经过事前的协商及表决等过程后,才可以生效。换言之,法令因此必须有大多数人的合作,才得以生效。这就是“功能性合议制”。

C.第三种与a类型密切相关。为了减弱统治权力的一元化,拥有独裁权力的官员不止一个,每个人都有用同等的权威,但其之物没有专业化。此一类型实际上是合议体中每一成员皆有力量制衡他人。[56]

d.第四种类型与b类型相关。虽然是实际上一元化支配的同侪中的第一人,他的法令通常仍须与其表面上平等的同侪协商。这就是“由最高元首的功能合议制”。

E.第五种类型与d相关。某一团体其功能在形式上附属于一元式的支配者的咨询机构,尽管在表面上而言,此一支配者只需聆听,而没有一定得接受这些建议的余数,但是万一他的政策失败,人们可能会归咎于它忽略了这些建议。

F.类型有些不同。此类型的合议体是由各特殊职务的个人所组成的。而某个议题的准备与提出,是指派给在此组织内某个特别擅长此一领域的专家负责,或者交给几个专家,每个负责此领域的某一部分,至于决策则由全体表决达成。[57]

g.合议体的成员尤其特定的职务,此一合议体可能之事一个纯粹咨询的机构——支配者可以自由决定接受或驳回他们的建议。

H.与理性专业化合议制对立最为尖锐的,是一种包含有“长老”在内的传统型何以组织。他们的作用在于保证所行的法律的确是符合传统的。

I.削弱统治力量的一个办法,是吧合议制的原则应用到最高当局。

J.家产制或封建组织内的合议体,有一大部分属于下列诸类型:身份团体占有者的合议制;家产制官员构成的合议组织;咨询机构,有时是由支配者领衔而又执行权力的组织,有时则为支配者列席或至少听取报告的会议。[58]

K.当身份集团间发生利害冲突时,支配者经由与不同集团的谈判与斗争,也许可能获取有利的结果。这就是“妥协的合议制”。

L.另外还有“票决合议制”——由原本即为自治及自律的团体所组成的合议体。此类合议体最初以投票决定事物,而构成的团体则拥有决定权。此即“兼并合议制”。

M.此外,还有一种特别的类型是选举制一会组织的“票决和意志”。其基础为:基于领导制,其成员以领导者的扈从方式存在;或者由各政治团体以合议方式组成,而不隶属于任一特别的领袖。

合议制几乎无可避免的妨碍了正确、清楚的决策。它还会妨碍迅速的决策。[59]不过,合议制有利于对行政决策做比较“彻底”的衡量。就这个特点而言,它要比精确性及速度更为重要;因此,联通前面讨论过的,这是为什么合议制至今仍会被采用的原因。再者,个人所负的责任在合议制下分散掉;实际上,在大的合议组织内,个人的责任几乎完全不存在。[60]

16、特殊化的权力划分

支配权力也有可能受制于特殊化的权力划分:

(1)特殊化的权力划分与基于“身份制”的权力划分不同,是因为前者的权力是依其功能性客观的特点来划分的。一般情形为把不同性质的措施交给不同的主管单位来处理。

(2)特殊化的权力划分并不必然是个近代的现象。

(3)立宪制的权力划分是一种不稳定的结构。

17、政治权力划分与经济的关系

(1)法制各机关的合议制,因有理性界定的功能,可能有利于管理行为的客观性,并减少个人影响力。反过来说,有相互否决权力的合议制,或者合议制的机关是源自传统式行政官僚不合理的权力分配,对经济也许会有不合理性的影响。[61]

(2)就像各种类型的支配,权力的划分确定了支配的范围,尽管这种支配也许还未理性化,它仍为行政阶层的功能引入了“可估量性”的因子。因此,权力划分一般而言有利于经济行为的形式合理化。

第九章:政党

18、定义及性质

“政党”用来指涉某种组合,其成员形式上是自由募选而来的,其行为的目的则是在组织内巩固领导者之权力,以便为其活跃的成员获取精神或物质的利益。这些利益也许可经由实现某些客观政策,或达成个人利益而获得。政党也许是短暂的组合,也有可能是持久性的行动。[62]

政治经营是在下列人的掌握之中:政党领袖及其干部;至于那些活跃的成员,在多数情况下,只有拥戴领袖的作用;沉默的选民群众,只不过是在选举期间争取选票的对象。[63]政党基金后援常常隐身幕后。

除了在政体内正式组成的法制型政党外,还有以下类型:卡理斯玛型政党;传统主义的政党;由信仰组成的政党(基于对教义的不同解释);纯粹的“占有型政党”(起自旧派任行政机构中职位问题与领导人及其行政干部发生的冲突)。

第十章:非支配性的团体行政与代表制行政

19、非支配性的团体行政与代表制行政

虽然在政策及法令的执行上,某些起码的支配权力是不可或缺的,有些组织仍可能尝试将之减到最低程度。这意味着,支配者的任何行动必须符合成员的意志。他必须使用成员所赋予他的权力,来为他们“服务”。在所有成员都能集合于一处,所有成员都互相认识,所有成员的地位都平等的小团体中,上述目标容易达成。例子为城市团体及古代城邦和某些地区性团体。达成目标的主要方法为:

简短的任期;

随时可予以罢免;

任职以轮流或抽签方式决定,每个人都有机会担任公职;

由会员大会严格规定担任公职者的行使规则,使其管辖权限清楚且具体,而非笼统一般性;

担任公职者负有向大会提交报告的严格义务;

对于大会不曾预见的不寻常问题,公职人员有将它们提交大会或代表大会的委员会议决的义务;

将权力分配于众多职位之间,每一个职位有特殊功能;

使公职成为一项副业,而非专职。

20、“名门望族”的行政

“名门望族”(Honoratioren)具有如下特征:

经济地位允许他们在组织中继续把持行政或决策的地位,但除了某些象征性的给付之外,不收受报酬;他们享有高度的社会威望,不论其来源为何,因此受成员的信任而享有公职;这些信任本来由成员自动赋予,后来演变为一项传统。

首先,名门望族的地位意味着他可以为政治而活,而无需赖政治而或。[64]这意味着名门望族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只有在政团之间互相竞争,而不发展出长久占有职位的情况下,非支配性的直接民主制与“望族行政”才可能真正地存在。如果他妈恩发展出对职位长久占有的现象,胜利一方的领导者及其干部,不论他们以何种方式获得这项权力,不论他们是否保持先前的行政方式,就形成了支配的结构。[65]

第十一章:代表制

21、本质和主要形式

在支配的结构中,代表制有几种不同的典型形式:

(1)占有型代表制:支配者欧行政干部中的一员,因占有处分权而成为必然的代表。此种类型见诸于家父长制团体和卡理斯玛团体中。在传统里能代表的权力范围则相当有限。[66]

(2)与占有型代表制相类似的是“身份型代表制”。

(3)于此尖锐对立的是“约束性代表制”。这种类型的代表制中,代表或由成员选出,或论轮替,或以抽签决定,或其他任何方式。他们得以使用的代表权力,受到以下两类严格限制:来自团体的必须服从的指令,以及团体将其罢免的权力。这种类型的代表制中,“代表”只不过是其所代表者的“代理人”而已。[67]

(4)“自由代表制”,此类制度中的代表,一般而言经由选举产生。可是他们并不受指令的约束,可以自己做决定。他唯一的义务时表达自己的信念,而且确信自己的客观公正。

[1] 第298页。

[2] 同上,第299页。

[3] 同上,第303页。

[4] 同上。

[5] 同上,第304页。

[6] 同上,第308—309页。

[7] 同上,第309页。

[8] 同上,第312页。

[9] 同上,第313页。

[10] 同上,第315页。

[11] 同上,第318页。

[12] 同上。

[13] 同上,第319页。

[14] 同上。

[15] 同上,第320页。

[16] 同上。

[17] 同上,第321页。

[18] 同上,第323页。

[19] 同上,第329页。

[20] 同上,第330页。

[21] 同上,第331页。

[22] 同上,第333页。

[23] 同上。

[24] 同上,第334页。

[25] 同上,第336页。

[26] 同上,第339页。

[27] 同上,第342—343页。

[28] 同上,第343页。

[29] 同上,第348页。

[30] 同上,第350页。

[31] 同上。

[32] 同上,第353页。

[33] 同上,第355页。

[34] 同上,第357页。

[35] 同上,第358页。

[36] 同上。

[37] 同上,第359页。

[38] 同上,第361页。

[39] 同上,第363页。

[40] 同上,第365页,

[41] 同上,第368页。

[42] 同上,第368—369页。

[43] 同上,第370页。

[44] 同上,第375页。

[45] 同上,第379页。

[46] 同上,第382页。

[47] 同上,第397页。

[48] 同上,第399页。

[49] 同上。

[50] 同上,第400页。

[51] 同上。

[52] 同上,第403—404页。

[53] 同上,第410页。

[54] 同上,第411页。

[55] 同上,第412页。

[56] 同上,第417页。

[57] 同上,第419页。

[58] 同上,第421页。

[59] 同上,第426页。

[60] 同上,第427页。

[61] 同上,第438页。

[62] 同上,第439页。

[63] 同上,第440页。

[64] 同上,第450页。

[65] 同上,第452页。

[66] 同上,第453页。

[67] 同上,第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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