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地谈论道德,或科学地谈论一切
几乎所有的科幻电影都带着灾难片的气质,这或许是类型电影的情节布置,但背后反映出来的其实是这么一种看法:无论科学技术怎么进步,人类的繁荣最终还是需要依靠道德作基础。看过《银翼杀手2049》的人对此应该深有体会。
电影之外的现实,也让人对科学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感到好奇。现如今人们大谈人工智能,背后就隐藏着这样的疑问:人工智能那么聪明,如何能叫它们行事端正不作恶?道德教化能够通过科学手段达成吗?
看上去,科学和道德之间似乎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紧张关系。
科学地谈论道德,如何可能?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科学是一桩很晚近才发生的事业,人类有史可据地生活了一千五百多年,才勉强摸索到严肃探究周遭世界的门道;相比之下,道德则是一桩公元前就已经发生的故事。要用科学来谈论道德,带着点儿科幻小说的意思,像是20世纪现代人的一时任性,稍微读过点书的人对此都会一笑了之。
这种将道德和科学截然两分的态度据说是源自英国哲学家休谟对“应然”和“实然”的区分,按照这种观点,没有任何对世界的事实描述能够给予我们该如何行动的规范性指导。举例来说,打开手机导航软件随意搜索一个目的地,你能够得到关于如何到达这一目的地的一系列事实描述:“最少步行”“最少换乘”“最短时间”“最少花费”……这些都是事实描述,但是到底“应该”选择哪条路线,还是得由你自己来决定。可能你赶时间,急着要去目的地办事儿;又或者你时间宽裕,倒愿意在路上多走走。在这里,判断和选择有赖于偏好,而偏好则意味着看重什么,视哪些东西更有价值。
在更要紧的道德言说领域,事实和价值的这种两分让许多哲学家耗尽脑力:如果我们不能依靠事实来谈论道德,那么如何才能让道德不成为海市蜃楼般的自我安慰或是自我欺骗?正如休谟所言,“直到现在,哲学还没有毫无争议地确立了道德、推论和批评的基础;它只是尽管谈论真与伪、罪与德、美与丑,可是又不能决定这些区分的来源。”(见《人类理解研究》)
休谟同时也指出了谈论这些深奥问题本身所面临的困难:轻松而明显的哲学常常要比精确而深奥的哲学更容易让人接受。而且在实践中,前一种哲学更容易进入日常生活中铸成人心和情感,而且由于它论及鼓动人生的那些原动力,因而就能够改善人们的行为,看起来也就更具实用性。
可是说到底,什么是轻松而明显,什么是精确而深奥呢?有深奥的宗教教义,也有深奥的科学理论,有深奥的哲学思辨,也有深奥的日常思考。甚至可以说任何自成体系的符号系统都可能是深奥的,也有可能是轻松的。
其实换个角度来看,评判标准并不在于这些宗教教义、科学理论、哲学思辨或日常思考本身,而在于人对它们的理解。固执、偏见、懒惰、刻板,都会成为妨碍理解的因素;相反,好奇心、求知欲以及开放的心灵,则是打开理解大门的钥匙。
科学地谈论道德,第一步就是要用钥匙打开人类理解的大门。
科学如何决定人性价值?
有意思的是,就连休谟自己也一心想用科学的方法来讨论道德,而他的着眼点则放在对人心的考察上。他将讨论人心的学问和天文学做比较,天文学家根据各种现象捕捉天体运行的规律,推定各种行星运转所依据的法则和力量;对人心的研究也该以此为参照,考察人心的各种活动是受何种秘密的机栝和原则所促动。休谟断言,如果花同样的力气来研究心理的能力和组织,也将会取得和天文学一样的进展和成就。而随着这门科学的推进,“一切自命为有学问而懂哲学的人们如果不知道它,那他们就愈可鄙了。”
不单单是休谟,霍布斯、斯宾诺莎、康德这些西方哲人都试图以某种科学的态度来言说道德。霍布斯设想把自己关于人之本性的见解当作几何学上的公理,以此为推论起点,关于国家和社会的一系列原理就可以按照几何学方法准确无误地、令人信服地推演出来。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甚至在体例上就完全是一本几何学论著,“定义”、“公理”和在此基础上对“命题”的证明构成了全书的内容。
到了康德这里,事情则又更进了一步。“道德既不为了认识人的义务而需要另一种在人之上的存在者的理念,也不为了遵循人的义务而需要不同于法则自身之外的另一种动机。”换一句能看懂的话说,道德绝对不需要宗教,它借助实践理性就能够自给自足。(见《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
最近三十年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使得这些几个世纪前提出的老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思路。神经科学家萨姆•哈里斯在加州大学的研究项目是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研究人们在相信、不相信和不确定等状态下的大脑神经活动。研究表明,人类在判断真假这样的事实命题,以及判断善恶这样的价值命题时,激活的是相同的脑区,使用的也是相同的大脑机制。
像“尊老爱幼”和“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这两个命题,虽然前者属于主观的价值判断,后者属于客观的事实描述,前者属于“应然”,后者属于“实然”。但是在大脑层面并没有对此做出区分。
由此,萨姆•哈里斯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对道德问题的启发,甚至断言科学能够而且应当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和行动。和休谟的期待一样,哈里斯认为我们在大脑的层面上对自身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明了有关人性价值的各种疑问。
在《道德景观:科学如何决定人性价值》一书中,哈里斯论证了所谓的“价值观”——即意义、道德以及生命的终极目的等——其实是关于有意识生物的幸福问题。因此,价值观够能转换成科学所能理解的事实:关于正面与负面的社会情感、报复性的冲动、具体法律和社会制度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快乐与痛苦的神经生理学。这些事实在人类的大脑中有所反映。因此可以说,人类的幸福完全取决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以及人类的大脑状态。一旦我们了解了思想与意图是如何在大脑中产生,这些心理状态又如何转化为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将对他人的经验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原则上,所有关于善恶的讨论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科学地谈论一切,如何可能?
萨姆•哈里斯的TED演讲题为《科学可以回答道德问题》,在短短二十分钟的演讲中,这位与理查德•德沃金、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和丹尼尔•丹尼特并称为“新无神论四骑士”的科学家要言不烦地指明了在公共论辩中,科学的思维方式何以能够成为一个标准,来衡量论述和观点的有效性。(视频连接https://www.ted.com/talks/sam_harris_science_can_show_what_s_right)
有些人坚持用极其狭隘的条件来界定“科学”,好像科学就是建立数学模型或获取实验数据的同义词。但这种看法其实是误把科学和极小一部分科学工具划上了等号。科学并不等同于科学研究的工具手段,科学实际上代表了我们对理解这个宇宙发生了什么所做的最佳努力。对因果联系的推测、对证据和逻辑融贯性的尊重、好奇心、对智性的诚实、对可证伪性的开放心态,凡此种种都是科学素养的组成部分。
科学地谈论一切意味着在公共交流中充分地使用理性。1784年9月30日,康德在哥尼斯堡写下《什么是启蒙》一文,成为启蒙运动的经典文献。其中最值得重温的是康德在篇首的呼吁:“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电影之外的现实,也让人对科学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感到好奇。现如今人们大谈人工智能,背后就隐藏着这样的疑问:人工智能那么聪明,如何能叫它们行事端正不作恶?道德教化能够通过科学手段达成吗?
看上去,科学和道德之间似乎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紧张关系。
科学地谈论道德,如何可能?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科学是一桩很晚近才发生的事业,人类有史可据地生活了一千五百多年,才勉强摸索到严肃探究周遭世界的门道;相比之下,道德则是一桩公元前就已经发生的故事。要用科学来谈论道德,带着点儿科幻小说的意思,像是20世纪现代人的一时任性,稍微读过点书的人对此都会一笑了之。
这种将道德和科学截然两分的态度据说是源自英国哲学家休谟对“应然”和“实然”的区分,按照这种观点,没有任何对世界的事实描述能够给予我们该如何行动的规范性指导。举例来说,打开手机导航软件随意搜索一个目的地,你能够得到关于如何到达这一目的地的一系列事实描述:“最少步行”“最少换乘”“最短时间”“最少花费”……这些都是事实描述,但是到底“应该”选择哪条路线,还是得由你自己来决定。可能你赶时间,急着要去目的地办事儿;又或者你时间宽裕,倒愿意在路上多走走。在这里,判断和选择有赖于偏好,而偏好则意味着看重什么,视哪些东西更有价值。
在更要紧的道德言说领域,事实和价值的这种两分让许多哲学家耗尽脑力:如果我们不能依靠事实来谈论道德,那么如何才能让道德不成为海市蜃楼般的自我安慰或是自我欺骗?正如休谟所言,“直到现在,哲学还没有毫无争议地确立了道德、推论和批评的基础;它只是尽管谈论真与伪、罪与德、美与丑,可是又不能决定这些区分的来源。”(见《人类理解研究》)
休谟同时也指出了谈论这些深奥问题本身所面临的困难:轻松而明显的哲学常常要比精确而深奥的哲学更容易让人接受。而且在实践中,前一种哲学更容易进入日常生活中铸成人心和情感,而且由于它论及鼓动人生的那些原动力,因而就能够改善人们的行为,看起来也就更具实用性。
可是说到底,什么是轻松而明显,什么是精确而深奥呢?有深奥的宗教教义,也有深奥的科学理论,有深奥的哲学思辨,也有深奥的日常思考。甚至可以说任何自成体系的符号系统都可能是深奥的,也有可能是轻松的。
其实换个角度来看,评判标准并不在于这些宗教教义、科学理论、哲学思辨或日常思考本身,而在于人对它们的理解。固执、偏见、懒惰、刻板,都会成为妨碍理解的因素;相反,好奇心、求知欲以及开放的心灵,则是打开理解大门的钥匙。
科学地谈论道德,第一步就是要用钥匙打开人类理解的大门。
科学如何决定人性价值?
有意思的是,就连休谟自己也一心想用科学的方法来讨论道德,而他的着眼点则放在对人心的考察上。他将讨论人心的学问和天文学做比较,天文学家根据各种现象捕捉天体运行的规律,推定各种行星运转所依据的法则和力量;对人心的研究也该以此为参照,考察人心的各种活动是受何种秘密的机栝和原则所促动。休谟断言,如果花同样的力气来研究心理的能力和组织,也将会取得和天文学一样的进展和成就。而随着这门科学的推进,“一切自命为有学问而懂哲学的人们如果不知道它,那他们就愈可鄙了。”
不单单是休谟,霍布斯、斯宾诺莎、康德这些西方哲人都试图以某种科学的态度来言说道德。霍布斯设想把自己关于人之本性的见解当作几何学上的公理,以此为推论起点,关于国家和社会的一系列原理就可以按照几何学方法准确无误地、令人信服地推演出来。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甚至在体例上就完全是一本几何学论著,“定义”、“公理”和在此基础上对“命题”的证明构成了全书的内容。
到了康德这里,事情则又更进了一步。“道德既不为了认识人的义务而需要另一种在人之上的存在者的理念,也不为了遵循人的义务而需要不同于法则自身之外的另一种动机。”换一句能看懂的话说,道德绝对不需要宗教,它借助实践理性就能够自给自足。(见《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
最近三十年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使得这些几个世纪前提出的老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思路。神经科学家萨姆•哈里斯在加州大学的研究项目是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研究人们在相信、不相信和不确定等状态下的大脑神经活动。研究表明,人类在判断真假这样的事实命题,以及判断善恶这样的价值命题时,激活的是相同的脑区,使用的也是相同的大脑机制。
像“尊老爱幼”和“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这两个命题,虽然前者属于主观的价值判断,后者属于客观的事实描述,前者属于“应然”,后者属于“实然”。但是在大脑层面并没有对此做出区分。
由此,萨姆•哈里斯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对道德问题的启发,甚至断言科学能够而且应当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和行动。和休谟的期待一样,哈里斯认为我们在大脑的层面上对自身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明了有关人性价值的各种疑问。
在《道德景观:科学如何决定人性价值》一书中,哈里斯论证了所谓的“价值观”——即意义、道德以及生命的终极目的等——其实是关于有意识生物的幸福问题。因此,价值观够能转换成科学所能理解的事实:关于正面与负面的社会情感、报复性的冲动、具体法律和社会制度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快乐与痛苦的神经生理学。这些事实在人类的大脑中有所反映。因此可以说,人类的幸福完全取决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以及人类的大脑状态。一旦我们了解了思想与意图是如何在大脑中产生,这些心理状态又如何转化为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将对他人的经验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原则上,所有关于善恶的讨论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科学地谈论一切,如何可能?
萨姆•哈里斯的TED演讲题为《科学可以回答道德问题》,在短短二十分钟的演讲中,这位与理查德•德沃金、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和丹尼尔•丹尼特并称为“新无神论四骑士”的科学家要言不烦地指明了在公共论辩中,科学的思维方式何以能够成为一个标准,来衡量论述和观点的有效性。(视频连接https://www.ted.com/talks/sam_harris_science_can_show_what_s_right)
有些人坚持用极其狭隘的条件来界定“科学”,好像科学就是建立数学模型或获取实验数据的同义词。但这种看法其实是误把科学和极小一部分科学工具划上了等号。科学并不等同于科学研究的工具手段,科学实际上代表了我们对理解这个宇宙发生了什么所做的最佳努力。对因果联系的推测、对证据和逻辑融贯性的尊重、好奇心、对智性的诚实、对可证伪性的开放心态,凡此种种都是科学素养的组成部分。
科学地谈论一切意味着在公共交流中充分地使用理性。1784年9月30日,康德在哥尼斯堡写下《什么是启蒙》一文,成为启蒙运动的经典文献。其中最值得重温的是康德在篇首的呼吁:“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 本文版权归作者 王福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有关键情节透露